第二章 文革前毛澤東最看重的封疆大吏是哪兩位？

文革以前，全國分為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六個大區。其中兩個大區的一把手，即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文革初期受到重用。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陶鑄任中宣部長、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常委，排名緊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位居第四。

當時，毛澤東為什麽選擇他們取代被打倒的彭真、陸定一，委以要職？我認為原因之一就是看中了他們和劉少奇的某些分歧，想把他們當作同盟。

據李雪峰的秘書張學忱回憶，1964年，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路，提出以縣為單位，派工作團集中優勢力量進行“四清”。中南、西南、華東都支持，但華北李雪峰有不同意見。毛澤東知道以後，對李雪峰等人說：你們南北開戰吧！毛澤東在8月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提到華北局的看法：派一萬多人的工作隊下去，傾盆大雨，是不是徑流太大？但是，當時中央還是按照劉少奇的部署，按縣派工作團。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四清”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已成為遙遠的往事。但一些當事人回憶起來，仍然痛感這場運動對基層幹部傷害太大。黨史專家李新在他的回憶錄《流逝的歲月》裏講述了他到甘肅張掖“四清”的感受：“按照桃園經驗的看法，也就是按照劉少奇的看法，把農村看成一團漆黑。”“工作組先入為主，所以看見村幹部就不順眼，總以為他們都是四不清幹部。”“工作組的權力很大，可以任意隔離審查（等於逮捕）；可以隨時審問（等於私設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了不少村幹部。”他還談到，1964年夏天，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在京高級幹部開會，要求大家下去四清，學習桃園經驗。“在這麽大熱天把這麽多高級幹部集中起來‘訓話’，人們是非常不滿的。退出會場時，我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麽，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的時候，我前麵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由此可見，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的做法，在黨內已有不少異議。

應當說，李雪峰的擔心有道理。當然，李雪峰也不可能超越當時的曆史條件，從根本上質疑這場全國性政治運動。李雪峰與劉少奇之間雖然隻是工作中的分歧，卻被毛澤東看在眼裏。

陶鑄在四清問題上和劉少奇沒有分歧，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三年困難時期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陶鑄反對。軍隊和地方一些人鼓動林彪出來講話，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吳法憲回憶錄》中說，“據我所知，這些人中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林彪起初很猶豫，不願出來講話。最後包括軍委的一些領導，也都來慫恿林彪出來講話”。

發動文革的主要目標是劉少奇。李雪峰、陶鑄在不同時段、不同問題上與劉少奇有分歧，於是在文革初期都成了毛澤東重用的對象，由封疆大吏變成中央要員。

然而，他們畢竟是保持常態思維的領導幹部。隨著文革的深入，整人越來越多，治國理政的方式越來越離譜，先是陶鑄跟不上了，1967年1月，他被打倒，成了和劉少奇、鄧小平並稱的“劉鄧陶”之一。李雪峰在北京、天津、河北又幹了三年，到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也成了階下囚。而劉少奇，則於1969年在開封病逝，晚境悲慘。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們才陸續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