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不甚努力的好處

勞動者不能明白，過度工作會使他們耗盡自己的精力以及後代的精力，早在他們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之前他們就被耗盡了精力，被這種罪惡的勞動製度所吞噬並遭殘酷壓榨，他們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支離破碎的人；他們扼殺自身所有美麗的才幹，唯獨瘋狂工作除外，不留下任何活力給自己。

--保羅·拉法格《懶散的權利》（1883）

不久前，人類曾期待休閑新時代的來臨。機器承諾將每一個勞動者從辛苦乏味的工作中解脫出來。當然，我們或許要在辦公室或工廠裏經常地改變工作內容，一會兒監控屏幕，一會兒撥弄電話撥號盤，一會兒在發票上簽字，但餘下的時間可以讓我們閑逛或開心消遣。手頭上有這麽多時間可供支配，"匆忙"、"急速"等詞匯將最終從語言中消失。

本傑明·富蘭克林是最早預見到休息及消遣世界到來的人之一。18世紀後期，在技術突破的激發下，他曾預測，不久後人類的工作時間將減低到每周不足四小時。19世紀使這一預言顯得稚氣而荒唐。在工業革命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廠裏，無論男女，甚至兒童，每日均要工作15小時。但到了19世紀後期，閑暇時代又一次凸顯於文化的雷達屏幕上。喬治·蕭伯納曾預測，到2000年，人類的工作時間將是每日兩小時。

在整個20世紀，人類對無限休閑的憧憬從來沒有停止過。技術的神奇承諾令人目眩，普通人開始夢想著過一種在池塘邊閑**、身旁有機器人伺候的日子，機器人不但可以調配出色的馬提尼酒，還能讓經濟良好地運轉。1956年，理查德·尼克鬆曾告訴美國人，"不久的將來，他們每周將隻有四個工作日。"10年後，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被告知，2000年，美國人將每周隻需工作短短的14個小時。即便在20世紀80年代，也還有人預測，電腦和機器人技術帶給人們的空閑時間將多得令人不知所措。

他們還能比這更錯誤的嗎？如果說我們能對21世紀的某種東西有把握，那正是：關於工作之死的各種說法是誇大其詞的。今天，休閑時代看上去似乎和無紙辦公室一樣切實可行，實則大多數人更可能被要求每天工作14個小時，而不是每周14個小時。工作占據了我們大量的清醒時間。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諸如家庭、朋友、**、睡眠、業餘愛好和休假等，都不得不屈從於超負荷的工作日程安排。

19世紀中葉，在工業國家，平均工作時間開始穩步下降。當時通常的標準為每周六個工作日。但在過去的20年裏，兩種競爭趨勢占據了主導地位。美國人依舊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努力工作，而歐洲人的工作時間則稍短一些。有估算顯示，現在美國人均每年的工作時間比歐洲人多350個小時。1997年，美國取代日本成為工作時間最長的工業國家。相比之下，歐洲則像是"閑散者"的樂園。但即便在歐洲，情形也頗為複雜。為了跟上快節奏生活的步伐和連軸轉的全球經濟發展，許多歐洲人也效仿美國人，增加工作時間。

在平均統計數字背後，一個嚴酷的事實是，實際上數以百萬計的人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強度均超出他們的意願範圍，在盎格魯撒克遜人國家尤其如此。現在，平均每四位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人每周累計工作50個小時以上。相比之下，1991年，每10個人中則隻有1人有如此大的工作強度。到2002年，在30歲年齡段的人中，平均每五位英國人就有兩人每周至少工作60個小時，這還不包括乘坐交通車上下班所耗費的時間。

休閑時代究竟怎麽了？為什麽我們中還有如此多的人仍需如此拚命工作？金錢是其中的一個原因。每個人都需要謀生，但對消費品的永無止境的欲望意味著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現金。因此，生產力的提高並沒有給人們帶來更多的休閑時間，而隻是增加了他們的收入。

與此同時，技術使工作滲透人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在信息高速公路時代，人們無從逃避電子郵件、電傳和電話。一旦你能從家裏進入公司的數據庫、從飛機上接通互聯網或接到在海濱度假的老板的電話，每個人都潛在地一直處於上班狀態。我的經曆告訴我，在家工作不知不覺地極易演變為所有的時間都在工作。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工作狂》一書作者瑪裏琳稱，在21世紀，那種總是繃得很緊的壓力十分普遍。"工作狂過去指的是隨時隨地都處於工作狀態的人；現在所變化的是，隨時待命業已成為一種標準。"

大部分的工作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在經曆過改組、減員多年之後，公司希望它的雇員分擔解聘人員遺留的工作負荷。由於辦公室、工廠彌漫著失業的恐懼，很多人將延長工作時間視為證明其自身價值的最佳途徑。數百萬人即便在疲憊不堪或身體不適、效率低下的狀況下，也硬撐著去上班；更多的人則從未用完自己的休假。

這簡直是瘋了。雖然有人喜歡長時間工作，也應當被允許如此，而讓每個人都和他們並駕齊驅則是錯誤的。過度勞累無論對於我們自身還是經濟而言都是不利的。2002年在日本福岡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每周工作60個小時的人患心髒病的概率是每周工作40個小時的人的兩倍。對於每周至少兩個晚上睡眠不足五小時的人來說，危險係數則是三倍。

工作場所的壓力並非都是壞事。一定限度的壓力可以使人們集中思想、提高生產率；但過大的壓力則可能是通往身體和精神崩潰的一張單程票。最近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多於15%的加拿大人稱工作壓力已使他們瀕臨自殺邊緣。

公司也為強製推行長時間的工作措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眾所周知，生產率是難以進行估量的，但學術界認為，工作過度最終會超越最低底線，從而走向反麵。我們都有這樣的常識：當人們處於疲勞、壓力、不悅或不適的狀態下，效率就會下降。據國際勞動組織報告，比利時、法國和挪威等國的工人每小時的工作效率平均高於美國工人。英國人在工作上花費的時間也多於其他大部分歐洲國家，然而，呈現出的每小時的生產率卻是歐洲大陸最低水平之一。工作量的減少意味著工作效率的提高。

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或許已經超出了有關生產率的爭論範圍：生活究竟是為了什麽？或許大部分人會認為，工作對我們有所裨益。工作可能是一種樂趣，甚至是高貴的。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享受著工作帶來的樂趣--把工作視為一種智力的挑戰、體能的消耗、一種社交活動以及身份地位的體現。但如果讓工作支配我們的生活則是愚蠢的。生活中還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們投入時間，比如，朋友、家庭、愛好和休息等。

對緩慢運動而言，工作場所是該運動一個重要的前沿陣地。工作占據了如此多的時間，用於其他方麵的時間則隻能被擠占。即便接送孩子上學、吃晚飯、和朋友聊天等最簡單的事情都變成和時間賽跑。放慢速度的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是減少工作，而這恰恰是全世界數百萬人夢寐以求的事情。

民意測驗表明，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工作時間較長的經濟發達國家，人們都渴望減少工作時間。最近英國華威大學和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經濟學家進行的一個國際調查顯示，27個國家的70%的人表示希望在工作和生活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點。在美國，對沉迷於工作的反抗情緒正在高漲。從星巴克到沃爾瑪，愈來愈多獨特而有實力的公司都麵臨被迫在無薪條件下加班加點員工的起訴。美國人紛紛搶購生活指導用書，以了解如何更閑適地工作，生活才能帶來快樂和成功。最新的此類熱銷書包括《通往成功的懶惰之路》、《懶人成功手冊》和《懶散的重要性》等。2003年10月24日，美國為減少工作時間而戰的人召開了首屆全國"回收你的時間"會議，據估算，當天美國人的工作量同歐洲人常年的工作量一樣。

在整個工業世界，人事部經理報告，年輕的求職者已經開始提出10年或15年前可能是不可想象的問題：我能不能在晚上一個還說得過去的時刻離開辦公室？能不能用薪水換休假？我能自主安排自己的工作時間嗎？一個接一個的麵試大聲而又清楚地傳達出這樣的信息：我們想工作，但我們也想生活。

女性尤其渴望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最近的幾代人在成長過程中一直相信他們的權利和義務是擁有一切，包括家庭、事業、住房以及能帶來回報的社交。但"擁有一切"被證明是一隻有毒的高腳酒杯。通過美國散文集《房子裏的母狗》及艾裏森·皮爾森的暢銷小說《我不知道她是怎麽做的》，數百萬女性已經認識到她們的疲憊的自我。《我不知道她是怎麽做的》一書講述一位上班族母親如何在經營一家高風險投資公司和家庭之間掙紮著的故事。女性對試圖成為"超級女人"已經厭倦不已，於是她們帶頭要求重議工作場所的規則。態度在發生變化。如今，在時髦的晚宴上，女性就產假的長短彼此誇耀就如同談論獎金多少一樣。即便沒有孩子、野心勃勃的人也擁護每周四個工作日。

最近《衛報》專欄作家賈尼斯·特納注意到選擇慢節奏的生活方式對現代女性而言可謂甘苦參半，她認為："對於這一代女性而言，所受教育要求她們成功，要求她們用有目的的活動塞滿每一個小時，而最終她們卻發現，最快和最忙碌畢竟不是快樂，這是何等的殘酷；快樂通常就是放慢節奏：從給孩子講睡前故事中獲得樂趣，而不是匆匆略過數頁不讀，急著去給紐約打電話，這是多麽可怕的諷刺。"

在世界各地，渴望選票的政治家都在一窩蜂地趕"在工作中享受生活"的時髦。2003年，加拿大有人提議家有年幼孩子的父母每周四天工作日。這些承諾是否會進入法令全書還要拭目以待。許多政治家和公司隻是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嘴上說說罷了。然而他們竟然肯如此費心也暗示了文化的突變。

這種變化在日本尤為明顯。日本一度以其可怕的工作倫理讓世界感到震驚。10年的經濟停滯帶來了工作的不穩定性，隨之而來的是對工作和時間的新思維。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人在逃避長時間的工作以獲得更多的娛樂。"多年來，日本的家長衝著孩子喊：做事要快，工作要努力，多幹點。而現在人們在說：夠了，差不多了，"《慢為美》一書作者凱博·歐依瓦說道。"新一代現在已經意識到，你無須工作很長的時間，也就是說，慢一點也沒什麽不好。"現在許多日本年輕人寧願選擇做臨時工，也不願做工薪族、成為集團車輪的輪齒。權威人士專家稱之為"自由工作的一代"--這是在英語的"自由"一詞與德語的"工人"一詞基礎上形成的新詞。

不妨看看東京的24歲的研究生亞伯·信人的情形。他父親每周為銀行辛辛苦苦幹70個小時，他本人則在一家便利店做兼職，其餘時間打棒球，玩電子遊戲，或在城裏轉悠。亞伯一頭蓬亂的紅色染發，微笑著說，被工作支配的生活不是他和他的朋友所追求的。"我的朋友最終意識到歐洲人很久以前就悟出的道理--讓工作支配你的生活是瘋了，"他說道，"我們希望支配自己的生活，希望擁有慢速生活的自由。"自由工作幾乎不足以成為未來的行為典範--大部分人依仗勤勞的父母才得以維持其輕鬆的生活方式。但他們拒絕信奉對工作的狂熱顯示一種文化的轉變。即便日本的官場也在采用新的策略。2002年，政府呼籲減少工作時間，新的立法使分享就業變得更為簡單。日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減少工作時間的趨勢剛剛起步。

在減少工時方麵歐洲大陸走得更遠。例如，德國與1980年相比目前人均減少了15%的工作時間。對於削減工作時間可以將工作與他人分享從而有助於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這樣的宣傳，經濟學家拒不接受。但減少工作時間會帶來更多的休閑時間，這是大家普遍同意的。在歐洲大陸，休閑在傳統上就處於優先考慮的位置。1993年，歐盟頒布每周最長工作時限定為48小時，工人可在自願情況下延長工作時數。2003年末，法國采取了最為大膽的措施，將一周的工作時間定為35小時。

實際上，法國規定每人每年的工作時間不應超過1600小時。自每周35小時工作製的實施在公司層麵上開展討論以來，對工人的影響是不同的。許多法國人現在全年工作日有所減少，有人則每天工作時間不變，但獲得更多的休假日。一位法國中級管理人員每年可望有9周以上的休假。但某些專業人士，其中包括高級商業管理者、大夫、新聞記者和士兵，則不受35小時的工作時數規定限製，其實際結果是從此迎來休閑革命。

如今，對許多法國人而言，周末從星期四就開始，或到星期二才結束。大批辦公室人員下午3點就離開辦公桌，有的人利用額外的休閑時間或睡覺或看電視，其他很多人則利用這段時間給自己充電，拓寬視野，報名參加美術、音樂和語言班的人數猛增。據包價旅遊承辦商報告，到倫敦、巴塞羅那和歐洲其他熱點旅遊區的短途旅遊呈現繁榮景象。酒吧、小咖啡廳、電影院和體育俱樂部到處人頭聳動，休閑開支為經濟發展注入了一劑強心針。但在經濟數字以外，工作時間的縮短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增加了，朋友間見麵頻繁了，夫妻或戀人間有更多浪漫的時間了，連通奸這種法國人最熱衷的消磨時間的方式也從中受益。保羅是法國南部的一位已婚會計，他對我說："如果說減少工作量能讓人們有更多的時間用於愛情，那就是一件好事，不是嗎？"他咧著嘴，貪婪一笑。

喜歡新工作製的人當然比比皆是，艾米麗·吉馬德就是其中之一。這位巴黎的經濟學家現在除了每年有六周以上的帶薪休假外，每個月還能享受幾次三天的周末，她可以打網球，也有閑暇從頭至尾一頁頁地翻閱《費加羅報》周日刊，休長假時就到歐洲各國的博物館遊逛。"我現在有時間做一些讓生活更豐富，且我的老板和我本人都有益的事情，"她說道，"如果你能在自己的個人生活中學會放鬆和快樂，你就能更好地工作。我們當中大部分坐辦公室的人都覺得效率比過去提高了。"

很多大公司漸漸開始喜歡每周35小時工作製。除了因雇用更多的員工獲得的稅務休假外，新工作製使他們可以彼此商討更靈活的工作方法。如雷諾汽車、寶潔公司等大製造商的員工都同意在生產旺季延長工作時間，淡季則縮短工作時間。

因此警告35小時工作製將會使法國經濟徹底崩潰的預言已經證明是錯誤的：國內生產總值得到增長，失業人數雖仍處於歐盟的平均水平，但已呈下降趨勢，生產率仍保持高效。實際上，有證據顯示，現在法國許多工人的生產率得到了提高。由於工作時間的縮短，又可望有更多的閑暇，員工會倍加努力，爭取在下班打卡前完成工作。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規模較小的行業發現，每周35小時工作製對它們是一個負擔，因此許多企業遲遲不肯實施新工作製，試圖拖延至2005年的最後限期。支持新工作製的稅務休假基金造成了國家財政虧空。與此同時，商業領袖則抱怨休閑革命使法國失去競爭力。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近年來，外資對法投資放緩，原因是一些公司選擇將資金投放到勞動力更為低廉的國家，而每周35小時工作製必須為此承擔部分責任。不錯，法國的經曆加劇了采取單邊立場抵製全球化經濟漫長工作時間文化的風險。

35小時工作製並沒有成為所有勞動者的福音。很多人發現，他們的收入被削減，以抵消不斷增長的商業成本。由於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常常都雇用不到足夠的新員工，現有雇員不得不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同過去於等量的工作。藍領工人則受到的待遇尤其不合理，對超時工作的限製削減了他們的收入，很多人無權決定何時休假。對那些事實上想延長時間的工人而言，這一製度令人厭惡。

法國在35小時工作製理念上的投注非常之多，他們對時間本身的態度呈現出更急迫的特性。政府通過吹毛求疵的監察員強製實施35小時工作製，這些人下午六點後就到停車場數汽車或查找沒有熄燈的辦公室。員工喝咖啡或上廁所休息片刻都極可能招致雇主的不悅。現在，法國一些商店不得不提前打佯，以便員工能在下班時間準時離開。

新工作製有瑕疵，這點盡人皆知。2002年，法國新右翼政府放寬對加班加點的限定，從而邁出將35小時工作製恢複到標準水平的第一步。2003年9月，一項具有標誌性的民意測驗顯示，多於半數的法國公民認為法國應該恢複39小時工作製。36%的人希望這種改變是永恒的，18%的人則認為應該是臨時性的。雖然評論家稱反改革的浪潮正在醞釀中，但全麵廢止新工作製並非輕而易舉。在投入了數年的時間以及大量的金錢實施35小時工作製後，法國各公司又要就這一製度重新進行協商，令他們厭倦不已，因為當初正是一輪輪複雜的、造成分歧的協商才使35小時工作製得以成為可能。而且，對成為新工作製基礎的價值觀的支持仍十分強烈，這些價值觀包括削減工作時間、增加娛樂等。

其他國家尤其是強製式管理文化國家應從中學到的教訓是，削減一周工作時數的萬靈之計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因此別的國家會以不同的方式爭取削減工作時間。

歐洲其他國家也采用集體協商的辦法迫使私營部門削減工作時間。荷蘭常常被樹為這樣的特殊範例。今天荷蘭人的標準工作周的工作時數已經降為38小時，幾乎少於任何其他工業國家。2002年，半數勞動人口每周的工作時間為36小時。如今荷蘭1/3的勞動者選擇兼職工作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20世紀90年代荷蘭頒布的立法規定，荷蘭人享有要求雇主減少他們的收入以削減他們的工作時間的權利。勞動力市場的這些混亂的做法使正統經濟家不寒而栗，然而它確實行之有效。荷蘭將經濟的繁榮和令人羨慕的生活的改善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荷蘭人花費在交通、購物、看電視上的時間要少於美國人，但在社交、學習、照看孩子、體育鍛煉和個人愛好等方麵所花費的時間則更多。其他國家尤其是日本也開始學習"荷蘭模式"。

即便法律製定者也無意於幹預勞動力市場，人們采取個人立場反對全天候工作倫理。2002年，英國最具天才的資深公務員之一蘇馬·凱姆普，接受了他最後的職位--國際發展部永久秘書，基於這樣的認識：他每周將隻工作40個小時，一秒也不能多。何故？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每天早晨同他6歲的女兒一起吃早餐，晚上給她念故事。在大西洋，喬治·布什並不需要為他的短工作日和懶散的周末道歉。不僅野心勃勃的搶新聞頭條的人已經開始削減工作量，數百萬的普通人在做同樣的事情。雖然削減工作時數，意味著少掙錢，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種代價是值得的。英國最近的調查顯示，渴望削減工作時數的人是渴望贏得彩票的人的兩倍。美國的類似調查也表明，在兩周的休假和兩周的額外報酬之間，選擇前者的人是後者的兩倍。在歐洲，選擇兼職工作不再是恥辱之事，而是成為愈來愈流行的生活方式。1999年的調查發現，歐盟77%的臨時工選擇削減工作時數，以便有更多時間陪家人、休息或從事自己愛好的活動。

在集團食品連鎖機構的上層，越來越多傑出之士選擇自謀職業或做獨立承包人。這就促使他們一方麵工作更努力，一方麵仍有時間重新充電、享受個人愛好、同家人外出。他們中很多人是網絡公司繁榮時退出的。作為矽穀一家軟件公司的項目經理，丹每周工作長達90個小時，持續了3年。較長的工作時間給他的婚姻帶來了壓力，妻子威脅要和他分道揚鑣並帶走一對雙胞胎女兒。2001年當公司業務不景氣時，凱姆普發現自己又回到就業市場，他決定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如今，他每周工作40小時，幫一些公司管理IT係統。他仍有充裕的收入，也有足夠的時間照顧家庭、打高爾夫球。到目前為止，他也沒有察覺那些全天上班的同事對他有任何蔑視或不以為然。"如果有什麽不同的話，那就是，他們羨慕我，"凱姆普說道。

削減工時者在經濟上所遭受的影響通常比預期小。這是因為減少工時意味著減少了為上班掙錢而多出的一係列花銷，這其中包括交通費、停車費、到餐館就餐、咖啡等方麵食品、孩子護理、幹洗、醫療。收入的減少意味著繳納的稅金也相應有所減少。在加拿大的一個調查中，一些勞動者認為，用收入的減少換取工作時間的削減實際上會使每月的銀行存款增多。

為了迎合這種變革的風潮，全球各工業國家的公司已開始為員工提供機會擺脫長時間的、單調乏味的工作。即便在高速的、競爭激烈的行業，雇主們也明白了提高生產率和利潤的一種辦法就是給員工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在位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卡雷鎮的領先的軟件公司SAS總部，當工作量允許的時候，員工每周工作35小時並享受休假津貼。公司還提供了一攬子令人愉快的內部福利，包括兒童保育、保健診所、帶鋼琴演奏的咖啡廳、體育館--並鼓勵雇員使用它們。SAS定期被投票選為美國最佳雇主之一。

再往北，加拿大皇家銀行（RBC）由於認可其員工住在辦公室外因而贏得讚揚。在假定的某日，加拿大皇家銀行40%以上的員工將采用工作共享、彈性工作製、削減工時的工作生活計劃。在銀行總部，位於市中心的多倫多閃爍的摩天大樓，我見到一對40多歲的聰明、精力充沛的夫婦卡倫和蘇珊，他們自1997年開始共享一份工作以來，職位一直在穩定上升。到2002年為止，這對夫婦在負責銷售海外銀行服務部的業績一直位居第二。我們在周三見麵，這是他們一周裏唯一兩人都上班的時間。他們共用的辦公室很有家庭氣息，兩個書架上擺滿全家福，牆上懸掛著孩子手工製作的工藝品。

女人也選擇類似的職業道路。獲得MBA學位後，她們開始在集團公司往上爬，每周工作60小時。但一旦孩子降生後--她們每人有3個孩子--生活就變得沒完沒了的令人難以忍受的匆忙。因此她們決定共享一份工作，每人每周工作3天。

結果表明，收入少了40%的打擊比預期要小。當然她們都有高收入的丈夫來彌補損失。不過額外的休閑被證明是極為珍貴的。兩位女性都能有時間陪孩子，使家庭生活更輕鬆、更令人滿意。最近李伯曼6歲的兒子要求他父親開始與人共享工作。這兩位銀行高級職員也對他們的社區感覺更親近。現在他們有時間同鄰居以及當地的店主聊天，到孩子的學校幫忙，或做義工，或在家做飯。"在共享工作以前，我們在飲食方麵極不講究，"多馬拉其說道。她不願回憶過去的情形。

兩位女性都感到自己同時間的關係呈現出更為健康的趨向，渴望加快速度的念頭消失了，或至少消減了。"當你有更多的空餘時間讓自己慢下來或重新充電時，你就不會太緊張，"李伯曼解釋道，"整個身心都能得到調整，總體說來你會更平和淡定。"

對加拿大皇家銀行而言，這種平和淡定得到了回報：員工工作效率提高了，思維放慢了。"當我每周三來上班的時候，我都感覺精神飽滿。我把家裏安排得井井有條的：房子清理幹淨了，食品也購買了，衣服洗幹淨了，孩子們也愉快，"多馬拉其解釋道，"不上班的時候，我不光休息、調養，還思考問題。在大腦裏醞釀工作，所以再回到辦公室的時候，常常能做出更審慎的、更好的決定，而不總是對所有的事情現場才做出反應。"2000年，加拿大皇家銀行開始為因擴展業務需要進入美國的11萬新員工提供彈性工作製。

正式削減工作時數並不是提高工作和生活質量的唯一途徑。有時將工作時間延長往往意味著做的事情多的概念從企業文化中清理出去就足夠了。萬豪就是這麽做的。2000年，國際著名的萬豪連鎖酒店認為，經理經常在辦公室待到很晚，因為這是大家對他們的期待，但實際結果往往是士氣低落、心力交瘁。

為了應對"勉強上班"的現象，美國東北部的3家萬豪酒店啟動了試驗計劃。員工被告知不管幾點，隻要工作完成就可以下班。高級經理開始帶頭在下午五點甚至更早就毫不隱瞞地下班回家。3個月後，很顯然一場文化的革命已在醞釀中。提前離開崗位的或上班期間因個人原因請假的都不再需要麵對他人不滿的表情或玩笑的夾擊了。人們開始對同事如何安排他們的業餘時間發生極大的興趣。現在萬豪酒店的經理們每周工作時間平均減少五個小時，但工作效率卻提高了。無須為長時間工作而給予他們額外的動力，使他們能更快速、更有效地完成分內工作。負責監督機製變化的萬豪經理比爾·曼克得出每一個董事會的會議室和工廠都應繼續堅持的結論："我們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是：減少工作時間可以同樣有成效甚至有時有更大的成效。"

然而，任何反對長時間工作的措施都會麵臨某些巨大的障礙。執行總裁可以創造出世界上最富啟發作用的工作-生活計劃，但如果處於指揮鏈中的基層經理缺乏同情心，計劃就可能失敗。一家美國公司最近推行了許多得到董事會全力支持的工作生活措施。然而，一年後，登記的人卻少於預期。一項調查發現，幾個部門的領導層向員工發出警告：如果簽字的話，他們的升遷機會將會受影響。"很多人仍對工作生活模式表示懷疑，"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說到，"改變規則僅僅是開始；你還得改變人們的心理定式。"

通常給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造成障礙是自身所致，但許多男性仍對此表示質疑。在大多數公司，實施工作與生活平衡計劃的多為有孩子的女性。倫敦一家大零售公司的銷售經理約翰·阿特金斯最近初為人父，他願意削減工作時數，但卻不能報名參加平衡計劃。"每次想到此，我腦子裏總有一個聲音在說：'如果你受不了那個熱，就別在廚房待著'（承受不了繁忙緊張的工作，就退出讓給別人），"他說道。

個人情況的不同是阻礙工作與生活平衡建立的另一個障礙。一位25歲的單身男子長時間工作的困難顯然小於一位36歲、四個孩子的母親，他甚至可能願意工作時間長一些。公司需要尋找措施獎勵多幹活的人，而不是懲罰少幹活的人；也必須管住可能在同事間驟然傳播的不健康念頭。沒有孩子的員工常常會對公司為有孩子的員工所提供的工作便利反感不已。在很多公司，不同的部門根本無法提供相同的工作生活待遇，這就可能導致摩擦的產生。在加拿大皇家銀行，隻因員工開市時必須在場，資本市場部工作安排較為僵硬。

對許多公司而言，工作-生活平衡策略的長遠利益如提高效率、留住員工等可能會被短期地降低成本的壓力所掩蓋。利益計劃通常不是增加雇員而隻能是讓少數人多幹活以減低成本。競爭同樣也促使許多雇主將工作置於生活之上。一位英國經理率直地說："我們置身競爭激烈的行業，如果我們的對手每周讓他們的員工工作70個小時，那麽我們就得讓自己的員工至少幹同樣長的時間，才能保證不出局。"立法或許是唯一能製止這種工作時間上的競賽的辦法。

然而，削減工作時間隻是緩慢藍圖中的一部分。人們也希望能自行決定上班時間。他們希望能支配自己的時間，而為他們提供這種自主權的行業正在收獲為此帶來的成果。在我們這個"時間就是金錢"的社會裏，讓員工自主安排時間是違反意願的。自工業革命以來，標準的做法是以小時為單位計算勞動報酬而不是以工人生產產品的數量計酬。但嚴苛的時間安排與信息經濟不相協調，因為今天的工作與娛樂之間的界限遠比19世紀模糊。很多現代工作取決於創造性思維，而創造性思維在辦公桌上極少出現，因此這些工作並不適合擠入固定的時間表。讓員工選擇自己的工作時間，以員工的業績為評估標準，而不是以他們取得這些業績所花費的時間為尺度，這樣就能提供許多人極為渴望的靈活性。

研究表明，感覺能自主支配時間的人更放鬆、更有創意，效率也更高。2000年，英國能源公司聘請管理谘詢人員對其呼叫中心的輪班體製進行精簡。幾乎一夜之間，該部門效率驟然下降，顧客投訴劇增，員工紛紛不辭而別。新製度剝奪了員工對自身工作時間的發言權，挫傷了他們的士氣。意識到這一錯誤後，公司迅速給予雇員更多的換班自由，不久，呼叫中心的效率比以往迅速提高。很多員工說，能自主安排工作時間有助於減少他們在班上、班下的緊張匆忙感。杜馬拉茨基在加拿大皇家銀行的經曆證明了這一點："當你能自主安排時間時，無論做什麽你都更心氣平靜，自然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

我的經曆告訴我確實如此。1998年，經曆幾年自由撰稿生涯後，我加盟一家加拿大報紙，任該報倫敦站派駐記者。立刻，我便失去自主支配時間的權利。由於工作時間不固定，理論上我歸屬每周7天每天24小時都處於工作狀態的人。即便編輯不給我打電話，但這種給我打來電話的可能性無時無刻不存在。時差意味著任務常常在下午降臨我的桌前，這樣我隻有短短的幾個鍾頭的時間可以工作，就要打發兒子上床睡覺。這意味著我得瘋狂地趕活，邊給孩子讀蘇斯博士的小說，邊惦著工作上的事情，感覺痛苦不已。一份令我如此摯愛的工作為什麽會變成一大負擔？那時我竭力尋找其他理由來解釋這一切：我的編輯眼光狹小、報紙的報道方式不恰當、工作時間過長，如此等等。但當我開始對慢速運動展開調查時，才幡然悔悟：核心的問題是我失去了自主安排工作的權利。那麽這份工作我為什麽還堅持了近3年的時間呢？我的理由同那些阻止很多人辭去讓自己不快樂工作的理由是一樣的：害怕失去優厚的報酬，害怕毀掉自己的事業，害怕讓他人失望。最終，我毅然做出辭職的決定。當我所工作的報紙宣布大規模裁員時，我榜上有名--我感到幸福無比。

現在情況有了較大的好轉。我每周工作時數不變，有時甚至工作時間更長，但我和時間之間的關係比以往健康了。既然我現在能自主支配自己的時間，工作日感覺不像過去那樣慌張憤懣了。離開工作桌後，無論是給孩子講睡前故事還是準備晚餐，我都無須挖空心思找捷徑了。的確，我的收入有所下降，但這是我為享受我的工作和生活所付出的最小的代價。我唯一的遺憾是自己未能早日回歸自由撰稿生活。

當然，在工作中給予員工自主支配時間的自由首先要在思想上有一個震撼性的轉變。如果采取正確的態度，信息技術可以給我們提供幫助。我們無須借助筆記本電腦、手機來延長工作日，但可以借助這些高科技手段重新安排工作日程。很多公司已開始給員工提供更多的時間自主權。比如在英國，英國電訊、拜爾公司和勞合TSB銀行現在已允許員工自行定製工作時間表：比如，在家工作或彈性上下班。雖然自主安排時間更有利於白領工作，但現在也蔓延到藍領世界裏。瑞士一些手表廠對生產進行重新安排，允許每個班次的工人有3個小時的上、下班靈活變動時間。在格洛斯特郡，一家尼龍廠讓員工自行決定上班時間，前提是保證任何時候都有至少兩名工人當班。

減少工作時間以及在方便的時候工作，其好處顯而易見，不過現在我們不妨思考一下，為什麽有時放慢工作節奏是合理的？在現代工作場所，速度似乎是首要的。電子郵件和手機需要即刻回複，截止期總是潛伏在四周。2001年歐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基金提供的調查表明，歐盟工人所承受的壓力超過10年前。如今1/3的工人需要花費全部或大部分的時間應付最後截止期限。當然，在工作場所，速度也有一定的作用。最後期限促使人們集中思想，刺激人們去創造卓越的奇跡。問題是我們很多人總是長期遭受最後期限的困擾，沒有時間充電，沒有放鬆。各種需要放慢節奏去做的事情，諸如製定策略規劃、創造性地思考、建立關係等，在急於趕速度或僅僅是看上去忙碌的極度倉促中丟失殆盡。

歐文·海勒是減慢時間學會的一員，他在自己的慕尼黑律師事務所享受著放慢工作節奏帶來的好處。像眾多律師一樣，他過去奔波於同客戶的見麵會，用10分鍾的時間去調查推斷案情摘要，接著就著手處理案子。但他注意到過了不久，他總是要不斷給客戶打後續電話，有時由於出現方向性錯誤不得不(由原路)返回。"找律師的人心裏大多有目標，比如為錢，還有他們不願明示的，如希望被承認，或為正義、為複仇等，"他說道，"要摸清客戶的深層願望需要時間，但你必須對這些情況有所了解，以便竭力為他們做得最好。"現在，他與客戶初次麵談往往需要兩個小時以上，這期間，他要對客戶的個性、基本情況、價值觀、目的和恐懼進行充分了解。結果，這位56歲、留山羊胡子、有著淘氣下巴、性情活潑的海勒工作效率更高，他的事業也在蓬勃發展。"客戶總是對我說，其他律師隻給客戶5分鍾的時間解釋他們的需要，把材料交給他後，就得離開，"他說道，"雖然我的方法看起來緩慢而傳統，但傾聽是最好的策略，最糟糕的是草率行動。"

現在許多公司試圖在工作的快節奏與慢節奏之間找到一種平衡，這通常意味著承認技術的局限。電子郵件雖然快捷，但無法表達諷刺、語言的細微之處或手勢表情等身體語言，這會導致誤解和錯誤的發生。緩慢的溝通方式，如走到他人辦公室，幹脆麵對麵地進行交談，既省時也省錢，從長遠來看，也能建立"團隊精神"。這就是說，公司開始敦促員工在按電子郵件"發送"鍵之前好好思索的原因之一。2001年，尼古拉成為英國多家公司中首先推行周五無電子郵件日的公司。一年後，英國航空公司推出一係列以"慢一些更好"為主題的電視商業廣告。其中之一，一群商人認為他們通過電傳獲得了美國的一份訂單；但他們的對手卻花時間坐飛機過去麵對麵地談判，並最終竊取了這筆交易。

很多公司也在采取措施，使工作不那麽像一天7小時那樣單調乏味。永安國際會計公司最近通知其美國雇員，周末可以不必查看電子郵件或語音郵件。同樣地，壓力過大的行政管理人員也在采取極端措施，在辦公室以外的地方關閉手機。倫敦野心勃勃、手段強硬的投資銀行家吉爾·漢考克過去無論到哪裏，都帶隨身攜帶款式別致的鍍鉻合金諾基亞手機，甚至在度假或浪漫的晚餐中也接電話。然而，她為此付出了代價，她患了抑鬱症和慢性疲勞綜合症。當心理學家診斷她為"手機迷戀"，並敦促她不時關機時，她感到驚慌了。但最終她嚐試照辦，首先在午飯休息時間讓她的諾基亞手機處於靜音狀態，後來，在晚上和周末不太可能有緊急電話時，也關機。僅用兩個月的時間，她便擺脫了抗抑鬱藥物，她的皮膚幹淨了，現在她用更少的時間做更多的工作。在銀行，她的同事認為再也不能與她晝夜保持聯係了。有幾位同事還效仿她的做法。"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但我總是時時可以被找到，手機總是時時處於開機狀態，使我感覺精疲力竭，"她說道，"我們都需要有屬於自己的時間。"減少了工作時間也讓漢考克能騰出時間追求業餘生活中的緩慢愛好。現在她練瑜珈，另外，一周至少有兩個晚上親自下廚做一頓真正意義上的飯，而不是用微波爐對付。

為了避免出現精疲力竭，提高創造性思維，商業權威人士、臨床醫學家、心理學家不斷為工作場所開出放慢節奏的方子。在2002年暢銷書《如何在商業中取得成功》中，羅伯特·克裏格爾建議每天有規律地小憩15分鍾~20分鍾。梅奧診所健康項目執行主管唐納德·漢斯瑞博士則囑咐，"試著關上辦公室的門，閉上眼睛休息15分鍾，身體靠後，深呼吸。"

即便在高速運轉、高度緊張的行業，公司也在采取措施幫助員工慢下來。一些公司為員工提供年休假，希望加班加點的雇員的健康得以恢複，以激發他們的創造性。有的公司在工作場所提供瑜珈、香料按摩和按摩，或鼓勵工人外出進餐；有的公司則設立休閑放鬆房。在軟件巨擘甲骨文公司的東京辦公地，員工可以到隔音的靜修冥想屋，屋裏地麵上鋪設木地板，四周是平滑的鵝卵石，有東方藝術品點綴。室內燈光十分柔和，空氣中有一絲熏香的芳香。開關打開，潺潺的溪流從立體音響中飄出讓人撫慰的聲音。

佐藤健是佛教的狂熱追隨者。作為執行總裁辦公室的經理，他每天工作12小時，同時周旋於電子郵件、會議、電話、預算報告之間，當節奏太緊張時，他離開辦公室10分鍾，來到冥想屋。"有時，我突然感覺我需要慢點，放鬆下來，讓我的大腦安靜。"他對我說，"有人會覺得10分鍾是浪費時間，但我認為這10分鍾是值得投入的。能調控好我們工作的快慢節奏是極為重要的。從冥想屋出來，我的大腦更敏銳、更冷靜，這有助於我做更好的決策。"

有人則將減速發展到了極致，竟在上班時間打盹。雖然上班時間打瞌睡是最大的禁忌，但也有研究表明，20分鍾左右的午後"小睡"效果極為理想，有助於補充精力、提高效率。最近美國國家航空宇宙航行局的調查指出，閉目養神24分鍾對飛行員保持警覺和駕駛操作有著奇跡般的作用。曆史上不少精力最充沛、最成功的人士都是打盹成癖的，如約翰·F·肯尼迪、托馬斯·愛迪生、波拿巴·拿破侖、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約翰尼斯·勃拉姆斯等。丘吉爾曾發表了最雄辯的捍衛午睡的演講："不要以為你白天睡覺就少幹活了。那是沒有想象力的人的想法。你會有更大的收獲，你一天有兩天的收獲--哦，至少一天半。"

今天，很多人晚上睡眠不足，因此午休可能尤為有益。在包括世界午睡組織和葡萄牙午休朋友協會等組織的支持下，午休正處於複興階段。亞德鋼鐵公司鼓勵其在美國的六個工廠員工利用休息時間打個盹兒。公司設立了特殊的"午睡房"，一年一度舉辦集體午睡會議，並提供工作午餐和睡衣。德國北部的一個小城強烈要求公務員在辦公室或家裏的椅子上午休。從美國的車間到德國的市政廳，結果都是一樣的：午休使員工更快樂，士氣更旺，效率更高。或許將會有更多的工作場所提供午休。2001年，歐洲主要辦公室家具生產商推出一張新椅子，該椅子能打開一個水平位置，允許人們在桌子上打一會盹。

與此同時，在西班牙，午休又以現代意料不到的形式回來了。因為大部分西班牙人不再有時間回家吃午飯或睡午覺，一個名為"午休沙龍"的全國網絡現在為從銀行家到酒吧招待等不同群體提供午睡服務，每人花四歐元就可以在那裏小睡20分鍾。

位於巴塞羅那馬略卡島街的午休分部店，室內每一個細節的設計都旨在讓人放鬆。牆上塗上令人寬慰的桃子，屋子氛圍溫馨，光線柔和。不知躲藏在哪裏的歌手在演唱新時代音樂。顧客衣著齊整，臉麵朝下，跪在按人體功率學和工作環境改造學的原理設計的椅子上，享受著頭部、頸部和背部的按摩。一旦漸漸入睡後，按摩師會為他們蓋上厚毯，繼續按摩。我在椅子上坐好後，屋裏至少已有3個人發出了輕輕的鼻鼾聲。幾分鍾後，我也睡著了。

後來，在外麵的人行道上，我和一位名叫劉易斯的年輕推銷員交談了起來，他剛睡了15分鍾，正在整理領帶。他看上去和我一樣精神飽滿。"這比到體育館強多了，"他邊說邊合上公文包，"我覺得自己完全恢複了精力，做好了應對一切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