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衛的軍事地位和防務

威海衛位於山東半島的東北端，與遼東半島的旅順口遙相對峙，共扼渤海的門戶。故威海衛素有“渤海鎖鑰”之稱。此地在古代本為濱海漁村，漢時稱石落村，元時稱清泉夼。明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為防禦倭寇的侵擾，曾設衛於此，名曰威海衛。衛城前臨海灣，背枕群山，峰巒連綿起伏，三麵環繞。港灣廣闊，其南北兩岸山勢險峻，蜿蜓而東，猶如兩條巨龍騰越海中，劉公島恰似一顆明珠置於港口中央，形成二龍戲珠之勢。在港灣附近，明礁暗石，森列潛藏；列島群嶼，星羅棋布。此港形勢堪稱險要。古往今來，曾有無數騷人墨客詠歎其險,如稱：“形勢天然鬼工造”注1，“巨鎮天開海國雄，屹然海際跨瀛東”。注2絕非過分的誇張。

近代以來，威海衛的軍事地位再度受到重視。一八七四年四月，日本出兵進攻台灣，侵擾達半年之久。清廷切感海防空虛，思為亡羊補牢之計。同年十一月五日，恭親王奕訢等奏稱：“有鑒於前，不得不思毖於後。”注3奏上，諭沿海各省督撫“亟應實力講求，同心籌辦”。注4於是籌備海防問題便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當時，最先

提出在威海衛建立海軍根據地的是鄭觀應，他說；“今宜以鐵甲船四艘為帥，以蚊子船四艘、輪船十艘為輔，與炮台相表裏，立營於威海衛之中，使敵先不敢屯兵於登郡各島。而我則北連津郡，東接牛莊，水程易通，首尾相應。彼不能赴此而北，又不便舍此而東，則北洋之防固矣。”第二年，山東巡撫丁寶楨在《籌辦海防折》中進一

步提出威海衛設防的具體計劃：“威海地勢……緊束，三麵皆係高山，唯一麵臨海，而外有劉公島為之屏蔽。劉公島北、東兩麵為二口門，島東口雖寬，水勢尚淺，可以置一浮鐵炮台於劉公島之東，而於內麵建一砂土炮台，海外密布水雷，閉此一門，但留島北口門為我船出入。其北口門亦有山環合，可以建立炮台，計有三砂土炮台於內，有二浮鐵炮台於外，則威海於口可以為輪船水寨。輪船出與敵戰，勝則可追。敗則可退而自固，此威海之防也。”當時，讚成此議者倒是不乏其人。但是，威海築台設防需費極巨，一時不易籌辦，故進展十分遲緩。

直到一八八一年，威海始成為北洋艦隻的屯泊之所。注5同年，清政府決定在威海設魚雷局，但未即興辦。一八八三年，李鴻章命候補道劉含芳主持，在威海金線頂建魚雷庫及學堂，並在劉公島設水師機械廠、魚雷營料庫、雷廠等。一八八六年，山東巡撫張曜專程到威海進行實地考察，接見地方名流，以征詢意見。注6次年，威海的海防工程才得以全麵展開。是年，李鴻章奏派綏、鞏軍駐威海，以道員戴宗騫為統領。戴宗騫自帶綏軍四營一哨駐威海城郊和北岸；分統總兵劉超佩帶鞏軍四營駐威海南岸。一八八八年，又調派護軍兩營駐劉公島，以總兵張文宣為統領。以上各營皆直轄於北洋大臣李鴻章。戰爭爆發後，威海海防吃緊，綏、鞏、護諸軍又各增募二營。至是，威海駐軍已達到十六營一哨。其駐地如下表（表略）：

在調派清軍駐紮威海的同時，威海港灣南北兩岸、劉公島、日島等處還修築了新式海岸炮台多座。這些炮台全係德國陸軍工程師漢納根大尉設計和修建。按照最初的設計，擬建炮台八座。後因海上防禦仍嫌薄弱，又陸續建造五座。至一八九O年，威海共建成十三座海岸炮台。所用大炮全部購自國外。其中，除劉公島西北端的公所後(麻井子)炮台和威海南口的日島炮台外，皆配備以德國克魯伯廠製造的大炮。公所後炮台和日島炮台則建成“暗台”，采用英國阿姆斯特朗廠製造的大炮。此台“藏炮地中，俗名地阱炮。敵人無從窺，炮彈不能及。其炮以水機升降，見敵至則升炮擊之，可以圓轉自如，四麵壞擊，燃放之後炮身即借彈藥坐力退壓水汽，徐徐而降，複還阱中。其法先掘一阱，藏炮於中，上施鋼蓋，適與地平，所用炮手兩人亦伏地中，以防敵彈飛墮。距阱稍遠，多築土堆，阱東土西，使敵疑惑。開炮之頃，煙焰迷天，不能辨炮在何所。又備小望台一座，略出台麵，探視敵情，測量準的。”時人多稱此台“厥製新異，足資海防”。注7一八九一年後，威海南北兩岸又建造陸路炮台兩座，以護炮台後路。戰爭爆發後，更在威海南北兩岸炮台後路增築臨時炮台多座。至是，威海共修築了各類炮台二十五座。

威海炮台工程之宏大，構造之雄偉，曾引起許多人的讚歎：“一台盡聚九州鐵，熔鑄幾費爐中煙？”“意匠經營世無敵，人工巧極堪奪天！”注8李鴻章觀察威海炮台後，也認為：各炮台“均得形勢，做法堅固”，“相為犄角，鎖鑰極為謹嚴”。並誇口道：“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注9當時，人們隻看到台堅炮利海防鞏固的一麵。而沒看到炮台設計中存在嚴重缺陷的一麵，結果產生了盲目樂觀的悄緒，從而給日後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威海海岸炮台的主要缺陷是後路空虛而無保障。注10英人泰萊即曾指出：“威海南岸之陸路炮台，其後路外無保障，敵人可由此來攻也。”注11對於炮台後路空虛的問題，炮台設計者後來辯解說：“諸凡興作之工程，皆餘構運之心計也。惟炮台形勢，隻能顧及海中，不能兼顧後路。當時曾具稟聲明，並條陳慎防敵軍由陸後犯事宜。惜有膠執成法者，妄謂但須於台後樹立木柵，已保無虞。是否懷挾私意，餘不敢知，而職此之故，遂與當事者意見不洽。”注12盡管漢納根把責任推卸給所謂“膠執成法者”，但還是承隊了炮台設計中的問題。這是後來日軍

決定從威海後路“蹈瑕而入”的一個重要原因。注13

戰爭爆發之初，李鴻章十分擔心“威海南口太敞，日多詭計，設黑夜以雷艇入襲，恐自擾亂”。丁汝昌提出：在威海南北兩口“布置水雷及製擋雷練木樁、魚網等件”。注14適稅務司德璀琳亦有同見。李鴻章便批準了這個建議。其辦法是：將長丈餘、直徑一尺半左右的木材排列海口，以大鐵索相連接，每隔一定的間距用錨固定於海底，以防風浪或潮水之衝擊。木欄附近，遍設沉雷、浮雷、電雷等各種水雷。這就是所謂“水雷攔壩”。威海南口由劉公島東端之東泓至日島設木攔兩層，布水雷五層；由日島至龍廟嘴下設木欄一層，亦布水雷五層。北口由劉公島西端之黃島至北山嘴下設木欄兩層，布水雷七層。兩口共布水雷二百四十八顆。於是，威海南口全被

堵塞，“在北口水欄中間設一活動口門，用時啟開，平時關閉。有此水雷攔壩，李鴻章相信敵人勢難越雷池一步。直到日軍已攻占威海南幫炮台時，他仍然認為：“水雷攔壩得力，倭船必不敢深入。”注15。後來事實證明，水雷攔壩並不能使威海衛口成為不可逾越的天塹。

原來，李鴻章曾經說過，威海衛海軍基地“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注16這無疑是正確的。實際上，他的主導思想始終是一個“守”字。早在一八七四年，他即提出：“中國兵船甚少，豈可往堵敵國海口？”並聲稱“欲其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廣東，沿海廣袤萬裏，口岸林立，若必處處宿以重兵，力既不給，勢必大潰。惟有分別緩急，擇尤為緊要之處……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餘各省海口邊境略為布置，即有挫失，於大局亦無甚礙。”注17後來，盡管海軍力量有所發展，他的這一恩想也未改變。一八九O年，即北洋海軍成軍後的第三年，李鴻章在驗收旅順船塢後奏稱：“將見北洋海軍規模足以雄視一切，渤海門戶深固不搖，其裨益於海防大局誠非淺

鮮。”注18直至戰爭爆發的前夕，他仍然認為；僅就現有海軍力量，“以之守口尚足自防”。注19戰爭爆發後，他又多次重申這一觀點：“蓋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餘。”注20在李鴻章的消極防禦方針指導下，威海衛海軍基地隻能成為一座待敵來攻而被動防守的要塞了。

對於北洋海軍的實力，李鴻章是有他自己的估計的。他認為，中國海軍弱於日本。當丁汝昌請求帶海軍主力出海探巡時，他說：“此不過擺架子耳！”並反問丁：“人皆謂我海軍弱，汝自問不弱否？”注21如何判定海軍的強弱？李鴻章特別強調軍艦的航速，他說；“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遲速為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由於“快船不敵”，便得出了“海上交鋒，恐非勝算”的結論。注22李鴻章看到了北洋海軍本身的弱點，有其麵對現實的正確的一麵。但是，以弱勝強亦是兵家常事，問題是要製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克敵製勝的作戰方針。而李鴻章卻提出了一條。保船製敵”的消極防禦方針。

北洋艦隊每次出海遊巡前，他總是指示丁汝昌。須相機進退”注23，“速去速回，保全堅船為要”。注24並警告丁：要對“堅船”“擔保必無他虞”；否則，“致有意外疏失，定惟水師是問！”注25這樣，便極大地束縛了海軍的手腳，使其處於單純防禦的被動挨打的境地。李鴻章的“保船製敵”之策，實際上是用虛張聲勢來嚇唬敵人的辦法。根據他本人的解釋，其辦法是：艦隊“惟不必定與拚擊，但令遊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倭尚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注26他甚至相信：“一月內必須往來兩次，則我局勢稍固矣。”注27不久，他也感到這個辦法不靈，深“恐日本大隊船尾追入北洋”注28，所以又告訴丁汝昌“此後海軍大隊必不遠出”。注29這樣一來，連“猛虎在山之勢”也談不上了。

黃海海戰後，李鴻章更是信心全無，自稱：“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自知不逮。”因此，他又提出：“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從令海戰。”注30並指示丁汝昌：“有警時，丁提督應率船出傍台炮線內合擊，不得出大洋浪戰，致有損失。”注31明確地表示要避戰保船了。

自日軍竄犯遼東以後，戰局每況愈下，旅順岌岌可危。十一月十三日，丁汝昌奉命率艦抵旅順探查，但形勢已不允許他在旅順多停留，便於當天返航威海。十四日晨，各艦魚貫駛進威海北口，定遠在前，鎮遠繼之。適連日西北風盛，又以定遠先行分水力大，航標被推向東南，鎮遠駛靠舷左側之航標而進，遂被礁石擦傷多處，傷情嚴重。注32即由上海請來外國技師趕修，連修一個多月。始勉強補塞，但已不能出海任戰。時戰局方棘，而海軍首重鐵艦，鎮遠管帶林泰曾以巨艦受傷，有負重任，憂憤自殺。楊用霖被任為護理左翼總兵兼署鎮遠管帶。鎮遠與定遠本是姊妹鐵甲，作戰時必須相互依持，如今鎮遠既傷情如此，定遠勢難獨自攻戰。這樣，艦隊更隻能困守在威海衛港內了。

在此期間，針對北洋艦隊的狀況，李鴻章擬采取一些補救措施。但是，這些措施不是不見成效，就是計劃落空：

第一個措施，是任命洋員幫辦北洋海軍提督。十一月十五日，李鴻章電丁汝昌：“頃劄馬格祿幫辦北洋海軍提督，幫同認真辦事。若遇海戰，務奮勇禦敵。……即傳諭各管駕以下員弁謹受指揮。”注33馬格祿是英國人注34，本為拖船船長，在天津大沽間駕駛拖船，對海軍戰守一竅不通。此人嗜酒如命，終日沉溺於醉鄉，以酒徒而聞名。李鴻章輕信了德璀琳的舉薦，委任他幫辦北洋海軍提督。對此，馬格祿的同事英人泰萊評論說，“以斯人而當斯任，實乃可悲之蠢事。”注35後來，到日軍進攻威海衛時，馬格祿先是毫無作為，每日求慰藉於杯中之物，後則積極鼓動投降，促成了北洋艦隊的覆沒。

第二個措施，是聘用“挾奇技來投效”注36的洋人。這就是李鴻章的顧問畢德格所舉薦的兩個美國人宴汝德和郝威(或譯作浩威)。他們在來華途中曾被日人扣留，後被釋放，與畢德格同船到達上海。畢德格極稱：“稔知其人”，而李鴻章此時正一籌莫展，徒然坐困愁城，聞之大喜，令丁汝昌察看。他對此頗寄希望，認為：“如在威(海)試果能有效，沉其快船，亦轉危之機。”於是，批準宴汝德、郝威二人經煙台去威海。他們到煙台後即“密錄十事”：“一、在口岸造炮台，精強水師不能攻入；二、運兵登岸，敵不能看見；三、打沉敵船，停泊開行皆能打沉；四、活捉敵船，使不受傷；五、經過敵炮台，使敵不能看見；六、經過敵設水雷處，無險；七、使雷艇靠近戰船，敵不能看見；八、改製商船如同精強戰船一般；九、四十八點鍾時候，能將炮台口岸布置嚴密，並不用炮台、水雷；十、能毀近水炮台。”注37並提出，中國如願聘用，須先預付一萬元美金。丁汝昌以事關重大，不敢擅自做主，請示李鴻章：

“責成太重，把握尚無，應請憲酌。”這分明是一樁醜惡的騙局，李鴻章卻認為：“無論其辦法有無把握，不妨試驗，留之必有用處。”注38宴汝德、郝烕二人被聘用後，一麵以到國外購買藥品為由，拖延試驗毀“敵船”的時間，一麵根據簡單的機械原理，搞一點噴水的試驗，以蒙蔽中國官員。其“辦法是在艇尾上建造一部噴水機，艦在海麵上行駛時就會噴出水來，可是經過試驗，並沒有什麽實效”。注39及至威海衛吃緊，宴汝德便攜巨額訂金而去。郝威自願留下，得到批準。後來，就是這個郝威提議假托丁汝昌的名義作投降書，並親自起草。李鴻章指望靠洋人的“奇技”來創造奇跡，終未能如願以償。

第三個措施，是奏調南洋水師主力艦隻到北洋助戰。戰爭初期，曾有人建議調南洋數艦到北洋聽差，以壯聲勢，李鴻章皆未采納。經過黃海海戰，北洋艦隊“失船五號，餘多被損趕修”，“暫無船可戰”，李鴻章始通過盛宣懷向翁同龢呼籲，請旨電飭南洋“暫調南琛、南瑞、開濟、寰泰四船至威，旅幫助守護，暫聽北洋差遣，以濟眉急”。注40在翁同龢的支持下，朝廷於九月二十九日批準了北洋的請求，諭“暫調南瑞、開濟、寰泰三船迅速北來助剿”。注41第二天，兩江總督劉坤一便以“東南各省為財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前敵餉源均關大局，不敢不兼籌並顧”注42為由，要求免派。清廷左右為難，隻好將此事暫時擱置起來。十一月七日，即大連灣棄守的當天，李鴻章致電督辦軍務處稱：“海船現僅修好六隻，小雷艇僅二隻可出海，力量夙單，未便輕進，致有損失。”注43清廷見局勢日危，再次電諭南洋，商調四艘戰艦北上助剿。署南洋大臣張之洞不便硬拒，便提出要北洋派人“將此四輪管帶全行更換”，因其“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練，毫無用處，不過徒供一擊，全歸糜爛而已，甚至故意鑿沉擱淺，皆難預料”。並激昂慷慨地表示：“統之率以北行，無論勝負如何，必能拚命一戰，為北洋助一臂之力。舍此四輪亦所不計矣！”注44實則此皆非由衷之言。李鴻章以此電告丁汝昌，丁複電稱：

“查南洋船所缺何項人才，未能懸揣，且往返亦需時日。該船曆年操練已久，亦非不能駕駛出洋。應請電致香帥，速飭行速炮、快四船迅將領配一切趕緊備齊，並子藥軍火多儲速配，逕駛來威。昌即酌添得力員弁，再籌會剿。”注45往返電商多日，而旅順已危在旦夕，張之洞卻頓食前言，拒絕派艦北上。當清政府籌辦三洋海軍之初，左宗棠曾經為之擔心：“若劃為三洋，各專責成，則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貽誤。”注46不幸而被他言中了。李鴻章借調南洋艦隻以加強北洋艦隊的計劃終告失敗。

旅順口陷落後，北洋艦隊局促於威海一港，所遊弋之處亦不過西至登州(今山東蓬萊)，東至山東半島東端之成山頭而已。此時，丁汝昌雖屢被參奏，然仍積極備戰。他向各艦發布了如下的訓令：

“一、現在新補炮員，技藝尚未嫻熟，各艦長務令急於練習，以至精巧，而期臨事必中。

二、各艦長公餘之時，宜悉心講求戰術，通力畫策，勿托空議。

三、各艦所需之彈藥火器，務在威海領收存貯，以備緩急。

四、各艦所需之小修理及零星要具，務於威海機廠辦之，並著該廠急製應用。

五、煤炭、淡水，各艦皆須滿載其量，以為隨時出航之準備。

六、凡有動作，皆須敏捷，勿得稍涉緩慢。”注47同時，還整飭軍紀，密緝奸細，嚴禁海軍官兵酗酒賭博，明令所有艦員非公務而上陸者處重刑。

從當時威海設防的情況看，盡管北洋艦隊力量大為削弱，但日軍要想從海上攻入還是極其困難的。威海防禦的弱點仍在陸路，而陸上炮台則歸陸軍指揮。恰恰在陸上炮台的防禦問題上，丁汝昌與威海陸軍主將戴宗騫發生了尖銳的意見分歧。他們爭論的問題有二：

一是如何防禦日軍從陸路進攻威海的問題。戴宗騫提出了“禦敵於境外”之策。他說：“卻敵於境外，尚可以戰為守，若縱敵深入腹地，彼則盡銳環攻，我則勢成坐困，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先發製人？”注48 並準備將威海陸上防務交丁汝昌兼管。戴宗騫“禦故於境外”之策並非不好，但抽調主力去打遊擊，必使後路炮台陷於危殆。

因此，丁汝昌提出“遊擊之師不得不仰仗撫軍”，並規勸他打消主意：“尊意倭逆萬一登岸，吾仲已選銳卒，以備親率迎剿前路抵禦，固為得機得勢，惟兵力過單，恐後路不足為固，誠以為慮。委以鄙人照料，臨事在海分調船艇，猶懼不能悉當，豈有餘力指揮在岸事宜？伏念威海陸路全局係於吾仲，卓宜持重，總期合防同心，一力固守，匪惟一隅之幸也。”注49李鴻章也不同意戴宗騫率隊遠出，嚴令曰：“戴道欲率行隊往岸遠處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勢必敗逃，將效灣、旅覆轍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注50但是，戴宗騫仍不願改變主張。丁汝昌已經看出這一點，因電李鴻章稱：“戴道意，敵無論何處登岸，以抽綏鞏軍隊馳往剿捕為重。惟地闊兵

單，萬一不支，後路炮壘設一有失，為賊所用，則各軍艦勢難支。”注51戴宗騫則進一步申述已見：“鑒於大連灣守兵不並力陸援，旅順諸軍不據南關嶺而株守營牆，均以失事……宗騫來往察度情形，仍求中堂俯采愚者之一得，準備因地審勢，自酌戰守。雖布近局，仍扼外險，寧力戰圖存，勿坐以待困。總之，一拚比較略有所濟，以報中

堂。”注52在他的一再堅持下，李鴻章的態度有所改變，同意他派三個營前路抵禦，說：“東軍、戴道三營均打遊擊，隻要真打，可牽賊勢。”注53無論是戴宗騫還是李鴻章，部對敵人確乏正確的估計，以區區三營之眾怎麽能“牽賊勢”呢？不過，丁、戴關於威海防禦之策的爭論，倒暴露了二人之間久已存在的不和。盡管李鴻章極力調和

其間，勸之曰：“師克在和，宜虛心和商。”注54然欲消釋前嫌，又淡何容易！

二是關於拆除龍廟嘴大炮的問題。先是，丁妝昌發現威海南幫炮台的布防存在嚴重問題：在三座海岸炮台中，皂埠嘴、鹿角嘴二台皆有長牆地溝保護，“惟龍廟嘴炮台隔在牆外，上有高岡，敵若抄後，實難守住”。因此，他與南幫炮台守將劉超佩相約，“水陸共護此台，倘萬不得已，拆卸炮栓、鋼圈底，歸鹿角嘴炮台，免致為敵

所用”。注55當日軍將迫近威海時，丁汝昌見情況危急，又“挑奮勇安插其中，暗備急時毀炮”。注56並擬先將各台備用鋼底、鋼圈取存劉公島上。因此事未商於戴宗騫，引起他的極度不滿，表示強烈反對：“威並未見敵，而怯若此！半年來，淮軍所至披靡，亦何足怪！憲諭特言台炮能回打，龍廟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輕棄？”注57“禹(廷)如此膽識，焉得不彈？“大敵當前，而海陸主將交惡，使李鴻章大為惱火，加以嚴斥：“吾令戴與丁麵商妥辦，乃來電負氣爭勝，毫無和衷籌商萬全之意，殊失厚望！吾為汝等憂之，恐複蹈旅順覆轍，隻有與汝等拚老命而已！”然而，是非難辨，他便遊移兩可，不明確表態，複電說：“陸路防務責成應在該道。然如丁言，若臨警，龍廟嘴不守，則島、艦受毀，亦不可不慮。”注58未過多久，果如丁汝昌所料，龍廟嘴炮

台先被敵占，並為敵所用。劉公島護軍統領張文宣立即電告北洋：“南幫炮台皆失，惟龍廟嘴炮台鋼底、鋼圈未下，現水師及島內均受大敵。”李鴻章始悟丁汝昌的意見是有道理的，謂：“電稱龍廟嘴台已失，餘尚無恙，可知雨[禹]廷實有先見。”注59無奈為時已晚矣！

由於威海海陸主將不和，不能和衷協商，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成為導致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戰後，有的海軍將領總結戰爭教訓說：“沿海各帶炮台，水雷營等處，須歸海軍提督節製，作為一氣，不啻唇齒相依。威海之敗，誠為此也。”注60這個教訓是多麽慘痛！

前敵將領交惡固然是一種內耗，但言官的濫施攻擊未嚐不是一種內耗，甚至是更為嚴重的內耗。自開戰以來，丁汝昌屢遭攻訐，多次被議，在內心增加了沉重的負荷。他在一封信裏充分地流露了自己不安而又異常憤懣的心情：“汝昌以負罪至重之身，提戰餘單疲之艦，責備叢集，計非浪戰輕生不足以贖罪。自顧衰朽，豈惜此軀？……惟目前軍情有頃刻之變，言官逞論列曲直如一，身際艱危尤多莫測。迨事吃緊，不出要擊，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顧，尤罪。”注61

不久，丁汝昌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朝廷降旨將他拿京刑部治罪，其罪名是：“海軍提督丁汝昌，統率海軍多年。自倭人肇釁以來，迭經諭令統帶師船出海援剿，該革員畏葸遷延，節節貽誤。旅順船塢是其專責，複不能率師援救，實屬恇怯無能，罪無可逭。”注62這對丁汝昌的打擊是很大的。據一洋員記述，當時他“惟望死於戰陣”，因此在戰鬥中“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脫”。注63此時，前敵將領紛紛致電北洋，籲懇設法挽回。劉步蟾等電稱：“丁提督表率水軍，聯絡旱營，布置威海水陸一切，眾心推服。今奉逮治嚴旨，不獨水師失所秉承，即陸營亦乏人聯絡，且軍中各洋將亦均解體。當此威防吃緊之際，大局攸關，會懇憲恩，設法挽轉，收回成命，暫留本任，竭力自贖，以固海軍根本之地，而免洋將渙散之心，實為深幸！”注64李鴻章也為之婉轉求情：“今丁既逮問，自無久留之理，惟威海正當前敵，防剿萬緊，經手要務過多，一時難易生手。可否籲恩暫緩交卸，俟遴選得人，再行具奏。”注65朝廷雖不允所請，但已鬆了口氣，寄李鴻章電旨稱：“丁汝昌著仍遵前旨，俟經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瀆請。”李鴻章揣摩旨意，立即示意丁汝昌，“查經手事件所包甚廣，防務亦在其內，應令丁提督照常盡心辦理，勿急交卸。”注66這樣，丁汝昌逮京問罪的事便暫時緩下來了。

丁汝昌雖處境十分困難，但仍力圖振作，籌商水陸戰守。當時有日軍欲撲山海關的傳聞，丁汝昌勉勵諸將說：“倭赴榆關，料不易逞誌，鋌而走險是其慣習，宜更防其回撲我境也。”提出要提高警惕，預防敵人玩弄“聲東擊西”的詭計。又曾針對清政府派德璀琳東渡一舉，要求諸將不要因朝廷求和而動搖保衛國土的信念，而更

應“紓力增備”注67及時籌辦防務。

德璀琳赴日被逐後，清政府於一八九五年一月五日派總理衙門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和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會商。張、邵尚未起程，即傳來日本欲犯山東的消息。一月九日，李鴻章接倫敦來電：“風聞日本不肯停戰。日本派兵已赴山東各口偵探，如有可以上岸之處，即將陸軍渡上。”注68這個消息的可靠性是無疑的，故引起清廷的極大恐慌，便於十三日諭李鴻章“悉心籌酌，飭令海軍諸將妥慎辦理”。當天，李鴻章電丁汝昌稱：“查倭如犯威，必以陸隊由後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遊弋口外牽製我師，彼時兵輪當如何布置迎擊，水陸相依，庶無疏失，望與洋弁等悉心妥籌，詳細電複，以憑核奏。”注69根據李鴻章的指示，丁汝昌與諸將合議，提出了一個“水陸相依”的具體方案，這個方案主要包括三層意思：一、根據敵我艦隊的力量對比，船台依輔是唯一可行之法，二、說明威海與旅順港口情形相異，回答了十三日電旨“若逼敵船逼近，株守口內，轉致進退不得自由”的說法，三、威海後路地闊兵單，全靠後路有大股遊擊之師，防敵抄襲後路，庶幾威防可固。李鴻章閱後認為：“海軍所擬水陸相依辦法，似尚周到。”注70清廷也批準了丁汝昌的“水陸相依”方案。但特別強調“海軍戰艦必須設法保全”。注71劉坤一還親至天津會見李鴻章，議定“務須保全鐵甲兵輪各船”，因為“倭計欲得我鐵甲兵輪，並欲竄擾山東，以斷南北運道，殊於大局有關”。注72隨後，李鴻章即電丁汝昌，“廷旨及峴帥(劉坤

一)均望保全鐵艦，能設法保全尤妙。”注73

在保全鐵甲艦的問題上，從清廷到內外臣工的意見都是一致的。但是，如何才能保全鐵甲艦呢？大家的認識並不一致。隨著戰局的變化，敵氛漸逼威海，彼此的意見分歧更為明顯了。朝廷主張主動出擊，諭曰：“現在賊蹤逼近南岸，其兵船多隻，難保不闖入口內，冀逞水陸夾擊之詭謀。我海艦雖少，而鐵甲堅利，則為彼所無，與其坐守待敵，莫若乘間出擊，斷賊歸路。威海一口，關係海軍甚重。在事將弁兵勇，倘能奮力保全，將登岸之賊迅速擊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嬰重罪，亦可立予開釋。”注74這道諭旨表示擔心敵艦闖入威海口內，說明朝廷對威海的防禦情況並不真正了解，因為威海防禦上的弱點在陸上，而不在海上，敵人是很難從海上進來的。另外，諭旨本身也自相矛盾：一方麵要求海軍“乘間出擊，斷賊歸路”；一方麵又要求“奮力保全”“威海一口”。實際上，海軍隻要一離開威海港，敵艦必將立即“闖入口內”這是確定無疑的。這叫丁汝昌執行哪一條呢？何況在北洋海軍艦隻減少、鎮遠鐵甲艦重傷的情況下，即使“乘間出擊”，結局亦難預卜。不過，有一點可以斷言，“斷賊歸路”是絕不可能做到的。李鴻章傾向於用衝出的辦法保全鐵艦。他先是電丁汝昌稱：“若水師至力不能支時，不如出海拚戰，即戰不勝，或能留鐵艦等退往煙台。”注75後來，到南幫炮台失守時，李鴻章再次指示丁汝昌：“萬一劉島不保，能挾數艦衝出，或煙台，或吳淞，勿被倭全滅，稍贖重愆。”注76在當時的情況下，北洋艦隊能否安全地退往煙台等處？在丁汝昌看來。挾數艦衝出，不僅艦隊將毀於一旦，而且基地亦必失無疑。所以，他無論如何也不肯這樣幹，而仍主張用船台依輔的辦法來保全鐵艦，他複電李鴻章稱，“至海軍如敗，萬無退煙之理，惟有船沒人盡而已。旨屢催出口決戰，惟出則陸軍將士心寒，大局更難設想。”注77在同一封電報中，他還提出後路速派援軍，威防方能支持。丁汝昌認為，采取船台依輔的辦法，對海上的防禦較為有利，而對陸上的防禦則無把握。因此，他特別擔心威海後路的防禦，相信隻要後路確有保障，威海必可固守，鐵艦亦會萬無一失。可是，威海後路的防務，已是他職權範圍以外的事了。

事實證明，丁汝昌的擔心是頗有道理的。威海之陷，問題就恰恰出在後路防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