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絲綢之路(二)

公元前2世紀，中國的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後國力日漸強盛。第四代皇帝漢武帝劉徹為打擊匈奴，計劃策動西域諸國與漢朝聯合，於是派遣張騫前往此前被冒頓單於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帶100多隨從從長安出發，日夜兼程西行。張騫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虜，遭到長達十餘年的軟禁。他們逃脫後曆盡艱辛又繼續西行，先後到達大宛國、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市場上。張驀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氈、大秦國的海西布，尤其是漢朝四川的鄧竹杖和蜀布。他由此推知從蜀地有路可通身毒、大夏。公元前126年，張騫幾經周折返回長安，出發時的100多人僅剩張騫和堂邑父了。史書上把張騫的首次西行譽為“鑿空”。即空前的探險。這是曆史上中國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個使團。

公元前119年，張騫時任中郎將，第二次出使西域，經四年時間，他和他的副使先後到達烏孫國、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自從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向漢武帝報告關於西域的詳細形勢後，漢朝對控製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製禦匈奴，變成了“廣地萬裏，重九譯，威德遍於四海”的強烈願望。為了促進西域與長安的交流，漢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商。這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為富商巨賈，從而吸引了更多的人從事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原與西域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同時漢朝在收取關稅方麵取得了巨大利潤。出於對匈奴不斷騷擾與絲路上強盜橫行的狀況考慮，為加強對西域的控製，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漢朝設立了對西域的直接管轄機構——西域都護府。以漢朝在西域設立官員為標誌，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的時代。

當羅馬人在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後，加之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後，遠東中國傾國力向西拓展的機遇，通過絲路的交流與貿易在印度、東南亞、斯裏蘭卡、中國、中東、非洲和歐洲之間迅速發展。無數新奇的商品、技術源源不斷的輸入歐亞非三洲的各個國家。大陸之間的貿易溝通變得規則、有序。羅馬人很快就加入到這條商道中，從1世紀起羅馬人開始狂熱的迷戀著從帕提亞人手中轉手取得的中國絲綢。即便當時的羅馬人相信絲綢是從樹上摘下來的。賽利斯人們(中國人)以從他們的樹林中獲取這種毛織品而聞名於世。他們將從樹上摘下的絲綢浸泡在水中，再將白色的樹葉——梳落。(絲綢的)生產需要如此多的勞役，而它們又來自於地球的彼方，這令羅馬的少女們可以身著半透明的絲衣在大陸街上炫耀。

那時，絲綢成為羅馬人狂熱追求的對象。古羅馬的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約12兩黃金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這迫使元老院斷然製定法令禁止人們穿著絲衣，而理由除了黃金外流以外則是絲織品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絲綢衣服，如果它的材質不能遮掩人的軀體，也不能令人顯得莊重，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們沒有注意到她們放浪的舉止，以至於成年人們可以透過她身上輕薄的絲衣看到她的身軀，丈夫、親朋好友們對女性身體的了解甚至不多於那些外國人所知道的”。

不僅僅是羅馬人對來自東方的神奇玩意兒感興趣。史料記載埃及曆史上著名的豔後克利奧帕特拉也是一位絲綢愛好者。她曾經被記載穿著絲綢外衣接見使節，並酷愛絲綢製品。

97年，東漢將軍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漢朝在中亞地區的主導地位後，派甘英攜帶大量絲織品到達條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條克)，而當時安條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爭奪的國土。因而中國與埃及最早的官方溝通應當就是在這一時期。而記載中的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官方溝通似乎不止於此。《後漢書》記載了公元166年羅馬使節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並在中國建立了大使館的紀錄。

然而，當中國進入東漢時代以後，由於內患的不斷增加，自漢哀帝以後的政府放棄了對西域的控製，令西域內部紛爭不斷，後期車師與匈奴年年不斷的戰爭更令出入塔克拉瑪幹的商路難以通行，當時的中國政府為防止西域的動亂波及本國，經常關閉玉門關，這些因素最終導致絲路東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

隨著中國進入繁榮的唐代，西北絲綢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國統治者的關注。為了重新打通這條商路，中國政府借擊破突厥的時機，一舉控製西域各國，並設立安西四鎮作為中國政府控製西域的機構，新修了唐玉門關，再度開放沿途各關隘。並打通了天山北路的絲路分線，將西線打通至中亞。這樣一來絲綢之路的東段再度開放，新的商路支線被不斷開辟，人們在青海一帶發現的波斯銀幣是目前中國境內最多的，這證明青海也隨著絲路的發展成為與河西走廊同等重要的地區，加上這一時期東羅馬帝國、波斯(7世紀中葉後阿拉伯帝國取代了波斯的中亞霸權)保持了相對的穩定，令這條商路再度迎來了繁榮時期。

與漢朝時期的絲路不同，唐控製了絲路上的西域和中亞的一些地區，並建立了穩定而有效的統治秩序。西域小國林立的曆史基本解除，這樣一來絲綢之路顯得更為暢通。不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開始成為絲路東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來於絲綢之路的人們也不再僅僅是商人和士兵，為尋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們也逐漸出現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到其他國家，並接納相當數量的遣唐使及留學生，讓他們學習中國文化。同時佛教也迎來了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機會，一時間唐朝人在文化方麵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絲路商貿活動的直接結果是大大激發了唐人的消費欲望，因為商貿往來首先帶給人們的是物質(包括錢財等)上的富足，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來源地域帶給人們的精神差異的影響。絲路商貿活動可謂奇貨可點、令人眼花繚亂，從外奴、藝人、歌舞伎到家畜、野獸，從皮毛植物、香料、顏料到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從器具牙角到武器書籍樂器，幾乎應有盡有。而外來工藝、宗教、風俗等的隨商進入更是不勝枚舉。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時高門大戶的消費對象與消費時尚。相對而言，唐人的財力物力要比其他一些朝代強得多，因此他們本身就有足夠的能力去追求超級消費，而絲路商貿活動的發達無非是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而已。理所當然的就有許許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異，有錢人不僅購置奇珍異寶而且還盡可能在家裏蓄養寵物、奴伎。帝王皇族帶頭，豪紳闊戶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異域奇物為能。美國學者謝弗指出：“七世紀(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於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

受到這條複興了的貿易路線巨大影響的國家還有日本。8世紀日本遣唐使節帶來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這些寶貴的古代文物在奈良正倉院保存下來。所以，奈良正倉院被稱為絲綢之路的終點。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來的。1988年奈良縣政府在奈良市舉行大規模的絲綢之路博覽會。日本最大的電視台NHK曾從中國到歐洲以實地拍攝方式製作絲綢之路節目。

經過安史之亂後的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昆侖山北進，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戰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產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願遠行。唐以後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因而相對穩定的南方對外貿易明顯增加，帶動了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漸成為南方經濟大城。當中國人開始將他們的指南針和其他先進的科技運用於航海上時，海上絲綢之路迎來了發展的絕佳機會。北宋南方高度發達的經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經濟最為發達的北宋沒有控製以往絲路的河西走廊，這成為日後絲路上青海道繁榮的機遇。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早已無法控製整個西北。因而西北絲路的衰落日益明顯，而南方絲綢之路與海上絲路的開辟，逐漸有取代西北絲路的現象。

自唐末以來西北絲綢之路已經錯失了它發展的大部分機遇——中亞和新疆地區的草原、綠洲被連年的戰火所摧毀：這對一個以綠洲進行農業生產的國家而言無疑是致命的，而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正是古代國家立國的根本。唐代安史之亂後中國各地戰火紛飛，為絲路直接服務的北方地區經濟大受打擊，史料記載黃河流域的絲綢生產幾乎陷於停頓。當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孫們孜孜不倦的開辟著廣闊的疆土時，絲綢之路——不僅是這條西北絲綢之路，包括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都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蒙古帝國內部的交通路線。雖然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們並沒有建立嚴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權體係(這也許與其遊牧民族的特性有關)，各地並沒有統一的行政體係。

但蒙古帝國也摧毀了以往在絲綢之路上的大量關卡和腐朽的統治，令絲綢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個朝代都要方便一些。蒙古帝國和它在中國的權利繼承者，對這些從西方前來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歡迎的態度，元朝統治者甚至任命一些外國人——主要是基督教徒，擔任地方的行政長官。不過沿著絲路前進的人們，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為使命的人們，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的絲綢之路了。諸如馬可：波羅和長春真人的遊記就體現了這一點。這從側麵反映西北絲路的衰落。此外，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歐大陸進入了逐漸寒冷的階段。當絲路的曆史步人14世紀——中國稱其為“明清小冰期”的開端後，西域地區脊背上已不再適合當時的人類居住。西北絲綢之路的東端幾乎已經荒廢。而西域各古國大多已不複存在，成為流沙之中見證絲路輝煌的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