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皆備可為巨商

商戰如兵戰，戰國時的白圭生活在諸侯紛爭的年代，兵戰詭道給予他很大啟發，他用“智、信、仁、勇、嚴”詮釋出了對商業領導的最高要求。如果不能做到這幾點，那麽任何經商的策略也隻能一句空話。

做人講人格，經商講商德。人無人格難立身，商無商德難立業。作為一個經商者、經營者，具備商德是經商成功的先決條件。“君子愛才，取之有道”，那種不講信譽、見利忘義的無德行為，在逐漸規範化、法製化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越來越難有生存之地。

五德皆備是孫子對將帥的最基本要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地形篇》）。此外，孫子還要求將帥們應該有良好的心理素質，要有大將風度，沉著老練、臨危不懼、處變不驚（《九地篇》）……

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商界，“將”的作用都舉足輕重。當今世界是經濟競爭十分激烈的時代，而經濟競爭實質上就是商人經營能力的表現。同樣的企業，同樣的設備，同樣的職工，有的人經營就虧損，有的人經營就盈利；有的人決策失敗將一個好端端的企業引入困境，有的人決策正確能夠給一個瀕於破產的企業帶來新生。可見，一個商人即是企業中的“將”，不“五德皆備”是不能勝任的。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五德”，是成功商人心靈深處積澱的具有儒家理想人格論的文化遺傳因子。弘揚這些優秀的思想道德品格，對於塑造商人的現代理想人格，是十分珍貴而又必要的，它對推動企業的管理與經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2000多年前，中國先賢孔子的《論語》是一部講述倫理道德的經典著作。追求物質利益與《論語》提倡的仁義道德並不是矛盾的，孔子雲：“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裏仁篇》），關鍵是取得的途徑是否正當，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篇》）。而如果經商不會計算、不懂決策，則是不合格的。

清末民初，山東出了個名聞京華的大商人——孟樂川。孟樂川是亞聖孟子的後裔，生於商人與儒家人混合的家庭，受著濃鬱的儒家文化和東方商人經營思想、原則的雙重影響。孟樂川的經營之道，深深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這就是“以德為本，以義為先，以義致利”。

老字號“瑞蚨祥就是孟樂川一手經營的，它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孟樂川在經營中始終貫穿了這種傳統的東方思想精髓和道德準則。

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主要體現了一個“仁”字。為政者，講究德主刑輔，體現了“仁”政；行醫者，講究普度蒼生，體現了“仁”性；經商者，講究的是“利市天下者，方能利己”，尤其講究取利有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還是一個“仁”字。“瑞蚨祥”的曆代當家人無不體現了“以德為本”這一思想精髓，他們的每一言、每一行、每一個舉措，首先考慮的是怎麽讓利於百姓，如何滿足顧客的各種需要，這比我們現在的商家空喊“保護消費者利益”、“顧客是上帝”等動聽的口號要實在得多。“瑞蚨祥”正是一貫恪守傳統的商業道德，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在百姓的心中樹起豐碑，才不至於在封建買辦、外國資本的重重壓迫下垮台。

“瑞蚨祥”的經營之道在齊魯商人中頗具代表性。在他們看來，作為一個企業、一個生意人，固然是要追求利的，但必須把求利的行為放到為社會、為大眾服務之後，這才是企業和生意人真正、永恒的“價值觀”。倘若違背商業道德，私欲心，製造和銷售假冒偽劣商品，坑害百姓，做出對社會、大眾不利的惡行來，終究將受到嚴厲的懲罰作為報應。

求利不貪財，這是中國商人傳統的經營思想。在商業活動中，中國商人總是把道義放在首位，競爭固然需要使用謀術，但絕不可脫離道義，“德是根本，財是末端”。他們不吃祖宗老本，追求擴大和發展，事業上兢兢業業，生活上儉樸勤勉。寧可自己勤儉節約，也要拿出積累的血汗錢多做善事，造福蒼生，為民眾施財救災，為民族大義效力。

“德”是創業者做人興事之本。具有“五德”不光是自己的內在修養，而且是良好聲譽的最切實的外在體現。具“好德之名”而經商的人，在競爭中總會勝人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