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揭秘傳奇人物 搜情報、殺叛徒：中國共產黨特科傳奇
據趕到現場的《時報》記者報道，白鑫的屍體“側身蜷臥，背靠於門，食指猶伸入扳機上，做射人勢”。特科人員迅速撤離，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後經巡捕房勘查，共射出90多發子彈，打死5人，打傷3人，而特科無一傷亡。
一個斜仰角鏡頭推上去:手槍指向角落裏的叛徒，陳賡身穿黑西裝，拉低帽簷，側麵表情冷酷。電視劇裏的場景並不完全出於虛構。1929年11月11日晚上23點，陳賡親自指揮中央特科紅隊擊斃出賣彭湃的叛徒白鑫，“子彈由前額洞穿後腦，腦漿迸裂而亡”。盡管沒有資料顯示陳賡是否親手殺死了白鑫，但這場被上海各大報紙寫成“霞飛路暗殺案”的行動，顯然是陳賡情報生涯中最震動人心的一幕。曆史比戲劇還要精彩。1928年到1931年，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甚至青幫小頭目都熟悉的名字“王庸”，從來沒有出現在陳賡自己的文字中，更沒有留下任何照片。作為中央特科情報科長，陳賡和他的同誌們保守了秘密。
中央特科沒有留下大量詳實材料的原因也許正在於此:能掌握全局的周恩來、陳賡、潘漢年、康生沒有公開任何信息，而普通情報人員當時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這個名字——他們直屬於某位領導，執行某一項任務，對其他情況一無所知。老記者穆欣作為這段曆史的最初研究者，早年曾多次采訪過陳賡和一些特科工作者，他提供的材料由此成為了解這段曆史的基礎。
早期特科
1926年9月，陳賡秘密離開黃埔軍校，到上海中共中央報到。陳獨秀派遣他和顧順章一起前往蘇聯“契卡”受訓。半年裏，他們先在伯力學習偵探、審訊;又到海參崴學習暴動、劫獄及爆破、射擊、秘密通訊等專門技術。1927年秋，周恩來向黨中央提議成立中央特務科，直接歸黨中央領導，並借鑒蘇聯經驗，規定“三項任務——打進敵人內部獲取情報，籌款，製裁叛徒;一條原則——偵查手段絕不許在黨內進行”。
初創的中央特科並沒有陳賡領導的情報科（二科），它隻有兩部分:紅隊，專門負責鎮壓叛徒;總務科，為黨中央辦理雜務，比如采買、布置會場、安置同誌。由顧順章領導的“打狗隊”當時在上海已經有了名氣，國民黨特務、警憲和租界的包探、巡捕都以為，紅隊隻有4條槍，威力卻很大。它的前身是五卅時期的“上海工人糾察隊”。美國記者羅伯特·帕克曾寫道:“紅隊由一批熟練的槍手組成，為上海全黨的高級幹部提供警衛，並負責各類會議的安全;緊盯反共的國民黨特務;但最主要目標是實施懲罰，處置那些叛變投敵的共產黨員——這為它爭得了‘打狗隊’的名稱。”紅隊具體工作安排，顧順章在叛變後，為國民黨寫的《特務工作製理論與實踐》一書中曾有所描述:“如果C.P.（共產黨）今天要在某處開重要會議，就要通知紅隊到開會的地方看看有沒有不保險的地方。他們的保護是利用電氣及武器等，萬一發生危險，他們立刻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抵抗敵人，一部分保護各要人出去，這是在房內。房外保護，有自行車隊員的巡查，還有許多做小生意的，皆負有保護使命。如果有人來破壞而發生危險，就用規定的特別記號按門鈴，通知戒備。如他們有時為保護黨的安全而殺一個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敵人家裏，因事製宜，沒有一定。內部同誌自首者，他們便要設法活捉回來審訊，看看有其他陰謀和其他小組織否，然後再殺。……此外，如果C.P.經費缺乏，就要用非常手段，或其他方法來供給黨。但不是自私自利，而是為他們的黨。”
在顧順章領導下，紅隊的行動能力很強。散發傳單之類的活動，幾乎可以半公開化。1928年春，25歲的陳賡帶著腿傷，奉周恩來之命進入特科，任情報科科長，也是顧順章的副手。
情報科長陳賡上任
陳賡一進入特科，就開辦了為期29天的訓練班，隔年又為紅隊專開訓練班，訓練項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裏弄的名稱、路線和居民住宅情況，熟悉警察、憲兵、特務機關和流氓幫會的情況;學習化裝術，以便能切實有效地隱蔽自己和對敵人進行偵察、監視;學習猜破敵人密碼，用隱顯墨水寫密函，被捕後打開自己的鐐銬，在汽油裏摻糖以破壞汽車等等。除了這些，還有槍法訓練，心思縝密的陳賡安排租船到長江口，入海學習槍法。中央特科的幾位領導人周恩來、顧順章等都是化裝高手。陳賡會說幾種方言，能根據身份變換形象，有時西裝革履，像租界的洋行買辦;有時長袍馬褂，禮帽緞鞋，扮作巨商。陳賡穿什麽像什麽。國民黨將領張克俠第一次見到陳賡，說他“一身青緞子褲褂，褲腿用黑緞帶紮緊，樣子很像上海的小開。我問他腿傷如何，他一會兒縱情跳躍，一會兒又下蹲屈腿，……我們十分知己”。“王庸先生”個性風趣親和，交遊廣闊，與國民黨特務機關、警察局、黨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聽，乃至上海各幫會地痞均有往來。有位同誌在公車上丟了文件，不到兩天就被流氓尋回。秘密工作的關係網逐漸建立起來。
到底情報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員？誰也說不清楚。在顧順章為國民黨畫出的示意圖上，中間的圓圈寫著“偵探科長陳賡”，向周圍輻射的許多小圓圈，分別寫著“某通訊社記者”、“上海警備部某女偵探”、“上海軍械局”、“青幫流氓楊安清”、“日本翻譯”、“高麗人”等許多聯絡人，這些人又再輻射更多聯係人。除了上海和南京，還有香港、滿洲的中共情報團，有些具體姓名連顧順章也不知道。但是他向國民黨供出:“第二科對於全國政治、經濟以及國際方麵得來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價值。尤其是如要破壞他們的機關，他們事先已經知道，因為每天編有一種叫《敏捷飛》的情報出來，所以消息靈通。同時又設法破壞敵方，有時製造種種相反消息，以挑撥對方內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所有特科偵探都是單線聯係，隻認識自己的直接領導者。陳賡手下的幾個得力的情報工作者，分別聯係不同的線人。也是在陳賡主持工作以後，中共發展了幾個重要的情報關係。
間諜
陳賡手裏的王牌是楊登瀛。1928年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調查科（“中統”前身），要在上海籌建調查機構，以反共為首要目的，楊登瀛得到蔣介石手諭，成為“中央駐滬特派員”，獨立於軍警和偵察機關，直屬於陳立夫。他同時又是陳賡手下陳養山的舊相識，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與張道藩有私交。陳養山發現，楊登瀛對共產黨很有好感，又不願意放棄做官的機會，將情況報告給了陳賡。周恩來和陳賡決定借陳養山拉攏楊登瀛。表明身份後，陳賡切斷陳養山和楊的關係，自己單線和楊登瀛聯係。楊登瀛要求汽車、保鏢和活動經費，陳賡請示周恩來，盡力滿足他，並要求他和上海黨部、市政府、淞滬警備司令部建立關係。上海各種警察機構之間的矛盾複雜，楊卻能得到各方信任，他獨立的身份又有權參加陪審。在政治上，楊登瀛並不可靠，據當時給他做保鏢的黨員回憶，楊官架子很大，做事情總是兩手準備，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卻需要這樣的人。1929年10月，陳賡為楊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裏對麵過街樓上成立了一個辦事處，掛牌“國民黨中央調查科駐滬辦事處”。陳賡派女黨員安娥去做秘書，楊登瀛一帶回情報，安娥就及時抄送陳賡。這裏也是楊登瀛和國共兩路人馬會合的地方，偵探和奸細都會來這裏和楊接頭，中央特科常會送來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楊登瀛的工作。隨著楊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陳賡一方麵加強對楊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麵將楊的任務轉向協助處理共產黨內部的奸細。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國民黨“投誠”的叛徒被楊登瀛“攔截”，再交由紅隊處理的，記錄在案的就有戴冰石、陳尉年、黃第洪等人。陳賡主持特科情報工作的時間裏，楊登瀛是陳賡最重要的聯絡人之一。
除去和國民黨的執法機關打交道，共產黨的工作需要更高層的政治情報信息。上層的內線更隱蔽，情報工作維係全黨安危。1975年，周恩來逝世前幾個月，才要秘書到《辭海》編輯部，說明袁世凱的謀士“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李大釗被捕後，他變賣居所，換得4500元營救，後來成為杜月笙的掛名“秘書”，多次用雪茄煙盒給中央特科送情報，晚年入黨。周恩來要求:如果《辭海》編入楊度，應加入黨員一條。上海律師界和新聞界也遍布中共眼線。周恩來和陳賡掌握了多個秘密上層聯係人。斯諾的《西行漫記》裏，第一次提到了“紅色牧師”董健吾的故事。他主持的聖彼得教堂，是陳賡常常活動的地點。董健吾當過馮玉祥家人的英文教師，又對青幫了如指掌。1929年下半年參加特科工作，代號是“周二胖子”。他每星期去宋子文家裏，陪宋氏的母親倪桂珍做禱告。陳賡把這個關係交給了情報科副科長劉鼎，劉鼎後來回憶說:“當時有好幾個牧師，陳賡自己聯係幾個，把董交給了我，那段時間主要讓他以牧師麵目，和宋子文的母親接近，了解蔣、宋情況。”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園”也是培育共產黨子女和烈士遺孤的秘密場所，毛澤東的兩個孩子——毛岸英、毛岸青都曾得到他的撫養。
營救與複仇
中央特科並不擔負營救所有黨員的任務。一般同誌被捕由郭沫若、沈雁冰領導的“中國濟難總會”營救，隻有中央負責同誌由特科負責。一般做法是買通國民黨警憲機關，掩護被捕同誌的身份，也會聘請律師。中央軍委書記彭湃的被捕，卻沒有具備任何營救的因素。叛徒白鑫曾在彭湃領導的海陸豐政權工作，後調入上海中央軍委，做彭湃的秘書，他家常被作為軍委會場。1929年8月24日下午16點，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負責人範爭波派遣警察駕紅皮鋼甲車來到白鑫家，一個一個按照姓名和照片拘捕了正在開會的5名中共黨員，但對白鑫夫婦置之不問。周恩來因故未能出席會議。陳賡得知消息，立刻讓楊登瀛調查，當天晚上查明白鑫早在一個月前就和範爭波取得了聯係，準備將中共軍委一網打盡。8月25日，周恩來部署特科人員住在偵緝隊附近，8月26日，陳賡指示楊登瀛參加對彭湃的審訊，並暗示彭湃，特科將全力營救他們。
彭湃等被捕後受到嚴刑折磨，將自己奮鬥的曆史一再向人宣傳，對黨的秘密卻無半點透露。周恩來接到密報，下令中央特科所有會打槍的人全部出動。8月28日淩晨，陳賡得到消息，彭湃等將被押往龍華警備司令部，特科迅速買來各種器具，槍支則由“三民照相館”的老板範夢菊運送。當範夢菊騎著腳踏車，將裝有駁殼槍的小皮箱運到同孚路集合處，卻發現所有槍支上都塗著一層保養用的黃油。特科人員用了約有一小時將黃油清洗幹淨，20人的救援小隊這才來到囚車的必經之路楓林橋，在卡車上放了一個三腳架，擺上攝影器材，分別扮作導演等劇組人員。陳賡當時其實沒有去現場，而是在附近的法國公園裏接應，等了半天沒有聽到槍聲，才知道耽誤了時間，囚車早已經過去了。8月30日，彭湃等4位同誌英勇就義。
白鑫被國民黨迅速保護起來，陳賡要楊登瀛嚴密監視白鑫，得知白鑫身患瘧疾。陳賡通知柯達文做好準備，果然，白鑫帶著保鏢找到了“達生診所”，請多年的老相識柯達文為他看病。白鑫並不知道，他的廣東老鄉柯達文，早年就加入了共產黨，是陳賡手下的特科人員，更不知道，“達生診所”是黨中央的會議場所，傳染病房是高層領導的會議室。盡管白鑫更加警惕，更換了住所，直接住進了範爭波在霞飛路和合坊的範公館，並讓範爭波幫其籌備去意大利躲避，但並沒有懷疑柯達文。陳賡將緊靠範公館後麵的房屋租下，派監視哨居高臨下俯瞰。大約一個月時間，和合坊新開的門麵房，範家女傭的洗衣婦朋友，弄堂口修自行車的小販全部換成了中央特科的耳目。白鑫動身的時間，乘坐輪船號，甚至範爭波送去碼頭的細節全部被周恩來、陳賡掌握。11月11日，楊登瀛陪同張道藩前往範公館，確定了白鑫晚上23點離開上海的計劃。下午，陳賡親自帶領十來名紅隊隊員陸續埋伏在弄堂裏。到晚上22點多，範爭波的汽車帶了另一輛車來接白鑫，停在弄堂口，傭人們開始往車上搬行李。23點左右，白鑫走出範公館，他身穿藏青色西褲，上身穿灰嗶嘰絨衫，旁邊還有範爭波兄弟和保鏢共7人，走向汽車。離汽車還有幾米遠，特科人員突然從黑暗中衝出來，大喝:“不許動！”白鑫被掩護著向北逃走，保鏢們和特科隊員展開槍戰，一名保鏢被打死，白鑫一邊逃跑，一邊掏出手槍準備還擊，但還沒開槍，就被特科人員逼到了角落裏，子彈射穿頭部，當場斃命。據趕到現場的《時報》記者報道，白鑫的屍體“側身蜷臥，背靠於門，食指猶伸入扳機上，做射人勢”。特科人員迅速撤離，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後經巡捕房勘查，共射出90多發子彈，打死5人，打傷3人，而特科無一傷亡。
可能改變曆史的叛變
特科領導人顧順章的叛變，曾經被親手抓捕他的國民黨特務蔡孟堅說成是“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曆史的故事”。比陳賡大8歲的顧順章，出身於上海貧民窟，他在上海工人運動中多次領導罷工和工人武裝，締造了紅隊的雛形。後來進入中央政治局，和周恩來、向忠發共同領導特科工作。他自己能徒手無聲殺人，作戰勇敢，紅隊中有一些人是他的徒弟。羅伯特·帕克寫道:“顧順章渴望在政治上和社會上得到重視，身為杜月笙青幫的一員，顧順章很快就能接觸到上海各警察隊的情報。他還經常出入夜總會，吸鴉片，以魔術家化廣奇的名字在著名的大世界娛樂中心表演。大世界是一幢高高的、像結婚蛋糕一樣的建築，裏麵提供各種形式的娛樂，從跳舞、賣**到射靶、輪盤賭。張國燾曾經說，‘顧順章的外表和習性有點像花花公子’。”這些因素讓周恩來感到不安，1931年4月，周恩來派顧順章護送張國燾去武漢。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顧順章為我服務，十分賣力。”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當，何時轉船，何時按照暗號乘坐黃包車，顧順章對張說因為他曾用化廣奇的名字多次在武漢遊樂場表演，所以朋友很多。4月8日張國燾得到安全交接，顧順章卻不顧周恩來反對，留在了漢口，在德明飯店公開表演魔術，還到處張貼“化廣奇”的海報。4月24日，一個叛徒認出了顧順章，國民黨武漢偵緝處的蔡孟堅逮捕並審訊了顧。蔡曾經寫回憶文章說:“顧一進門就說:‘我不是普通共產黨員，是共產黨中央常委，和周恩來平起平坐;共產黨黨務，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機關由我安排。這次我護送張國燾任豫鄂皖邊區的主席，你找到我，對國共兩黨都有好處，我不能多談，留下重要的問題，請你安排我與蔣委員長商談。”蔡孟堅於是決定“大方些”，盡快送他去南京麵見蔣介石。
4月25日，顧順章供出了中共在武漢的各大辦事處和聯絡點，造成十餘人被捕。顧順章要求，在他人到南京之前，絕不要向南京拍發電報，以免走漏風聲。但是武漢方麵已經向南京的中央調查科科長徐恩曾打了電報。
亮出底牌終結特科
就在這天晚上，南京中山東路5號，徐恩曾的辦公室接連收到6封來自武漢的特急絕密電報，每封都寫著“徐恩曾親譯”。當晚是星期六，辦公室隻有機要秘書錢壯飛一人。他手裏掌握了徐的密碼本，迅速譯出所有電報後大吃一驚。第一封電報說黎明（顧順章）被捕，並已自首，迅速押解至南京，則3天之內中共中央將全部肅清。第二封說將用兵艦運送，第三封則改由飛機送，因為黎明認為兵艦太慢，而且絕不能讓徐左右的人知道這個消息……
錢壯飛記下電文，又封好電報。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出“京滬路行車時刻表”，讓自己的女婿劉杞夫連夜坐特快到上海，將此事轉告李克農，再報陳賡。
將近30年後，徐恩曾在其回憶錄裏講到錢壯飛的時候，還驚駭不已地說:“我得悉捕獲顧順章的消息時，極為興奮，命令立即將其遞解南京總部。……顧順章的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驚的情報。顧說，我的手下有一個最能幹的工作人員保管著我們的絕密文件，此人實際上是一個共產黨的間諜。他是我的秘書，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個商業的無線電台時，便雇用了他，並在我手下工作近3年時間。我過去一直認為他是一個工作勤奮、忠誠、有能力的年輕人。他從不多說話，也從不打聽他工作範圍以外的事情，熟練地執行我的命令。我確實懷疑，這樣一個模範職員會是共產黨的特務。報告捕獲顧順章的密電是由他譯出的，又是他把譯出的報文交給了我。我希望顧是在撒謊，但是我派去尋找他的人回來報告說，我的職員已經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顧順章所說的話是真實的。”
4月26日淩晨，李克農在上海接到情報，立刻告訴陳賡，陳賡上報周恩來。一天之內，一切顧順章可能偵查的人員全部轉移，廢止一切顧順章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上海中央特科人員全部調換。4月27日，顧順章到達南京，先去徐恩曾中山東路的辦公室，一見到門牌，顧順章就說，“徐恩曾的秘書錢壯飛是中共安插的核心間諜……”隨即供出周恩來、瞿秋白、向忠發等所有領導人的地址和辦公網絡。盡管一網打盡共產黨的計劃未能得逞，和盤托出的顧順章還是讓中共受到了損失。當時被殺的領導人包括惲代英、向忠發、鄧演達、蔡和森等。周恩來前往廣州，上海黨中央基本撤離，陳賡隱藏在天津。中央特科由陳雲、潘漢年和康生接管，以後幾年的工作以處理顧順章叛變的遺留問題為主。繼續留在特科的陳養山曾經著文說:“負責幹部大都撤離，黨的組織均遭破壞，到1935年，上海的保衛組織已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