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848年大革命
和著名詩人海涅的交往
正當羅斯柴爾德人忙於處理眾多重要的金融和政治問題的時候，他們手中掌握的金錢和逐日增加的社會名望讓他們結識了許多那個時代偉大的畫家、文學家和音樂家。尤其是在當時的巴黎，那些傑出的大家們被巴黎相對寬鬆的新聞審查製度所吸引，紛紛從國外趕來。
著名的意大利人羅西尼放棄了他在意大利的家後離開維也納，特地來到了這座塞納河邊的城市。他早在維羅納會議（Congress of Verona）的時候就已經結識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同時是詹姆斯府上的常客，頻繁出席於這個家族的密友圈以及銀行家的各個盛大招待會。如果一個藝術家不僅出名，而且又是猶太裔的話，就會受到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特別歡迎。梅爾比爾（Meyerbeer）就是其中之一，他總是活躍於各大活動之間並很受歡迎。
在七月革命（July revolution）以及梅特涅（Metternich）隨即在德國和普魯士采用的所有反“自由”勢力的嚴厲措施之後，許多受到政治壓迫和監察製度控製的流亡者都逃到了巴黎這其中就有著名的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在當時他是大眾權力的擁護者，並且起來反抗“思想的檢察官和壓迫者對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的踐踏”。他認為自己是革命的兒子，終止了自己和德國的一切聯係，並在1831年5月1日永遠地定居在了巴黎。海涅的一個親戚路德維格·伯爾納（Ludwig Borne）與他政見相同，但之後卻又站在完全敵對的一方，當時也離開德國前往巴黎。
海涅很快就成功地在巴黎取得了巨大的影響力，他的詩歌“旅行樹脂”（Harzreise）出現在《雜誌兩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還有兩本書以法語譯文出版。他的名氣不斷變大，直到上升到一流的詩人行列之中，與當時巴黎最著名的詩人們平起平坐。但由於他古怪失常、似是而非、生性乖戾，人們對於這樣一個有個性的人還是敬而遠之的。梅特涅的那些專門負責察覺革命苗頭的精明人士們將他歸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無賴。
因為他的變幻無常，一篇頗有偏見的報道稱海涅“是一個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變色龍”，說他沒有任何自己的見解，有可能今天支持立憲觀點，“而明天他就會用同樣的手段極力主張讚成專製主義或是激進主義”。“他的生性懦弱，”這篇尖刻的報道接著說道，“這是一個騙子，一個會背叛自己最好朋友的人。就像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般善變，他是個十足的小人；心眼像蛇一樣惡毒，他擁有蛇般所有魅力和絢爛的外表，還有它的劇毒；他天性沒有一點的高貴和誠懇，不具有一絲的真摯情感。他渴望引人注目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但是他已經結束了，盡管他的稟賦猶在，但是沒有人會再關注他。”
海涅和詹姆斯·羅斯柴爾德的迅速結識是再順理成章不過的了，尤其是海涅的父親早已熟識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並且經常在財務問題上與他們打交道。海涅很輕鬆地就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了聯係，而伯爾納（1848年3月革命前著名的革命民主主義政論家和文藝批評家）卻仍然站在反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立場上與他們保持著距離。在1832年1月22日他從巴黎寄出的第七十二封信當中，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對這個銀行公司的態度。
在信裏，伯爾納對羅斯柴爾德和教皇的關係戲弄了一番，說路易斯·菲利浦將會在巴黎聖母院德香格裏拉股市（Notre Dame de la Bourse）加冕，而羅斯柴爾德將會擔任大主教的職位。他想象將會有一隻斑鳩飛向聖海倫娜（St. Helena），停在拿破侖的墓碑上，大笑著說它昨天看到了他的皇位繼承人，不是教皇，而是一個猶太人。
在這個辛辣的諷刺裏，伯爾納提議到如果沒有了國王，而是由羅斯柴爾德人擔任皇位的話，那麽對於世界而言將會是大大的福音。在那樣一個王朝中，永遠不會需要貸款，因為人們都知道為這些貸款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不僅如此，因為羅斯柴爾德人將會與哈布斯堡王朝保持非常好的關係往來，和平將是世界的主旋律。下一步，伯爾納打算展示為了保持這樣一個好的友誼，奧地利將要支付多麽昂貴的代價。
這些都是事實，雖然羅斯柴爾德人沒掌管皇權，可一旦皇位空缺，他們的意見將能左右誰能繼任。更為諷刺的是，所有的繼承者都是由羅斯柴爾德家族所決定，而卻不能將皇冠戴在自己頭上，這是因為如果是後者的話，他們將不得不肩負起王權的所有責任。伯爾納還說，要不是羅斯柴爾德人和別的金融巨頭用他們的金錢去支持專製主義的話，歐洲的大部分民眾早就能夠享受他們的自由了。伯爾納尖刻地描繪了羅斯柴爾德的商務運作，展示他們是如何在簽訂貸款之前下壓價格，在新的貸款協議達成之後又迅速地人為抬高市價。這些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通常耍的“伎倆”，損害他們開拓生意的國家的利益，然後富足自己的腰包。
在這種情況下，伯爾納當然就沒有詹姆斯府邸的一席之地了。海涅也會時不時地譏諷羅斯柴爾德家族。然而同時他也會討好他們，雖然大多是出於對詹姆斯在財力上對他的資助的感激。“偉大的拜仁”不僅總是邀請他到自己辦公室的私人客房進行家庭聚餐，而且還會，正如海涅自己告訴我們的那樣，邀請他參加“他的幾乎所有的更為重要的交易會，而且通常是自發地”。
然而海涅手頭上總是缺錢，他的錢總是在指縫中溜走，並且不聽從羅斯柴爾德的建議，他還從事別的投機活動，而最後弄得自己損失慘重。他並不是定期從羅斯柴爾德那兒收到匯款，但是他總是能讓他明白他有這樣或那樣的需要，對於詹姆斯而言，一來是敬仰他的才華，二來是懼怕他手中的那支筆，在他精巧的托辭下，比如又有一筆賺錢交易時，會給他寄去一些錢；而有些時候，他又故意忽視這些虛假的借口，可這卻讓他感到負疚。
當錢沒有得到時，海涅就會更深層地思考羅斯柴爾德在這個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他會作為最偉大的革命者之一——現代民主的奠基人去親自拜訪他。
海涅堅持認為詹姆斯是一個“自從他尊貴的兄弟在英國去世以後，所有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政治權威”都集中於一身的人。盡管他可能不是對所有的人都持讚賞態度，但是海涅特別敬仰詹姆斯獨具的伯樂才能，能發現任何有天賦的人，甚至是在相對較遠的西班牙。
海涅寫道：“正是因為他的這一稟賦，才使得他能與路易斯十四世（Louis XIV）相媲美，而與他的那些隻喜歡在身邊安置一大群平庸之才的同僚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詹姆斯·羅斯柴爾德總是與各行各業的貴族們有著密切的聯係。他可能對某些領域一竅不通，但他卻總是知道誰是那些領域裏的卓越人物。他也許對音樂毫無建樹，但羅西尼卻成為了他們家族最親密的朋友。亞·夏侯亞伯（Ary Scheffer）是他的宮廷畫家，卡熱蜜（Careme）是他的烹飪大師。這位羅斯柴爾德先生顯而易見就像一個雷切爾小姐（Demoiselle Rachel）一樣對希臘語隻有那麽一知半解，但是萊特倫尼（Letronne）卻是他最為推崇的學者。才華橫溢的度普伊倫（Dupuytren）是他的醫生，而兩人之間有著兄弟般的情誼。
“羅斯柴爾德先生是最早一批發現克萊繆西（Cremieux）價值的人之一，他是一位偉大而心靈高尚的律師，後來成為了羅斯柴爾德忠實的辯護人。同樣的，很短的時間裏他就被路易斯·菲利浦的政治才能所折服，並且一直與這位偉大的國家管理者保持著私下往來。他自己還發現了龐帝菲·瑪西姆斯（Pontifex Maximus）鐵路局的埃米爾·皮埃爾（Emile Pereire），並立即任命他為自己的主工程師，把修建到塞納河右岸的凡爾賽的鐵路的任務交付給他，而在那段鐵路上從來沒有發生過事故。無論是法國還是德國的詩作，在羅斯柴爾德先生眼中看來那些可圈可點的都不是當代大師所作；而他所欣賞的僅是莎士比亞、拉辛、歌德那些已去世的詩人，那些脫離凡間的偉大靈魂，那些遠離所有俗世銅臭的心靈。”
這也許就是為什麽羅斯柴爾德要為包括海涅在內的德國詩人們施以援手的原因了。盡管海涅時不時地會對詹姆斯的花銷進行諷刺，責備他的吝嗇和貪婪，但是隻要是當之無愧的地方，他還是會予以肯定。
1832年在巴黎爆發的霍亂確實引發了不小的恐慌。當時在首都流行一種傳言，說疾病的產生是由於一些毒品調劑師，他們用一種白色的粉末來毒害人們。兩個倒黴蛋剛從藥劑師那兒買來了治咳嗽的白色藥粉，當他們悄悄走出藥店時，一個老婦人大叫：“毒害大家的殺人犯在這兒！！”兩人頃刻間就被聚集而來的人們撕成了碎片。他們血淋淋的屍體殘骸被當作戰利品拿到街上遊行，群眾高呼：“這不就是霍亂嗎！”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整個巴黎都沒有了快樂的氣息。那些有能力和有錢的人都迅速逃離了這座城市。海涅告訴我們那時在市政廳就發放了12萬本護照。
他說：“當人們看到富人們逃離城市去往那些未發病的健康區域，並有醫生和酒相伴時，他們怨聲載道。窮人們現在才意識到原來錢也能保護人們免受死亡之災。大多中庸之人和財政首領也都離開，搬到他們在鄉下的別墅避難去了。然而傑出的財富代表羅斯柴爾德先生卻不動聲息地留在了巴黎，從這點就表明了他們的膽魄和高尚情操不僅僅隻存在於金融業。”
根據海涅不同的心情和財政狀況，那些讚揚同樣也會變成對羅斯柴爾德吝嗇的尖刻嘲諷。當海涅在往：“思想和念頭”（Gedanken und Einfalle）裏寫東西的時候，他往往不考慮考慮自己：“羅斯柴爾德的敵人主要是那些得不到的人；他們總是對自己說‘我沒有什麽，羅斯柴爾德都有’。隻要誰喪失了自己的財產，他就成為了羅斯柴爾德的敵人。”但是，海涅還是被那些讓人妒忌的銀行家的光輝和財富所深深吸引著。
“在巴黎那些公子哥們的世界裏，”他在1836年3月1日寫道，“昨天是一個意義非常的日子：在羅斯柴爾德的新府邸裏，在第一場舞會結束之後，我們在劇院裏首次上演了梅耶貝爾（Meyerbeer）期待已久的《胡根諾教徒》。由於我那天直到淩晨4點才走，一個晚上都沒有睡覺，我現在實在是太困了，無法向你們描述當時盛會的情境，但是那座全新的富麗堂皇的宮殿完全是按照文藝複興時期的風格建造的，賓客們在裏邊漫步著，不斷地表達他們的驚歎和欽佩之情。就像以往羅斯柴爾德家舉辦的所有的招待會一樣，這一次的賓客也是按照他們的社交地位嚴格挑選的，男賓們都以他們無比高貴的稱謂和地位而備受景仰，而女賓們以她們的美貌和典雅受到尊敬。
“至於宮殿本身的布置涵蓋了所有16世紀的構想的精髓和19世紀所能用錢買到的物品。在那裏，藝術的奇才和羅斯柴爾德的精英們談笑風生。兩年的時間都花在了這座宮殿和它的裝飾上，而在上麵所花的錢也數額巨大。當被問到具體數額時，羅斯柴爾德先生也隻是笑而不答。凡爾賽在當時具有至高無上的金融統治權。這一切不得不讓人在驚歎於工程的奢侈上同時也佩服於其品位的獨到。杜寵切爾（M. Duponchel）負責宮殿的布置，而所有這些成就都來自於他的高品位。整個宮殿以及每一個獨立的部分，還得益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一位女士的很好的藝術感。這位女士不但是全巴黎最美麗的女士之一，而且還是眾人皆知的才女，她在繪畫上也有很高的造詣。”
最後的這幾句評語不僅僅是單純的溢美之詞，而是表達出了海涅的真實感受，因為雖然作為一個人而言，他對詹姆斯·羅斯柴爾德來說並沒多大用處，然而他卻深受他迷人而睿智的妻子——維也納的所羅門的女兒——的影響。她對海涅的詩歌表現出了高度的欣賞，但對她的丈夫而言那些卻沒什麽吸引力。她常常表達自己對海涅作品的讚賞，而且為了滿足詩人的虛榮心，還增加了他對男爵夫人貝蒂（Baroness Betty）的忠誠，即使是海涅膽敢說像這樣一位罕有的靈魂不該嫁給一個無趣的算賬機器也毫不生氣。詩人總是定期給她送去自己的作品，其中也不乏調侃她丈夫的內容。他指望用隨隨便便的幾句歉意之詞來消除自己造成的不好印象。海涅非常清楚當他在對比夫妻二人的反差時自己處在什麽樣的境地。
貝蒂夫人總是邀請他做客，而那時他可以提出請求甚至為朋友尋求幫助，比如當時生活相當貧困的路德維格·馬庫斯（Ludwig Marcus和海涅同時代的著名作家）。貝蒂夫人為海涅的事向丈夫懇求，而且也會自己伸出援手，而海涅在一篇他之後的一些手記中表達了自己的感激，在其中他這麽說道：“來自一位天使般美麗的女士的幫助，她是世界上最富有銀行家的妻子，以自己的睿智和學識當之無愧地聞名於世。”之後，當他在自己的閣樓上病倒時，他給貝蒂夫人寫信：“當我即將離開這個世界時，腦海中您的畫麵總能安慰和鼓勵我。這是我記憶裏最為珍貴的財富之一。”
當他1833年9月第一次在Boulognesur-Mer見到男爵夫人時，海涅就感受到了她對自己高度的讚同。他對貝蒂女士好心腸的感激和對她的景仰都可以在他一首取名為《天使》的詩中找到詩化的表達。
在1835年和1836年間，海涅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羅斯柴爾德家中度過。當格裏帕薩（Grillparzer）與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共進晚餐時，他見到了海涅，當時他正在對巴黎進行一個短期訪問，那時羅西尼也在場。“當我和海涅單獨在一起時，我真是太喜歡他了，”格裏帕薩寫道，“但幾天之後，我們一起在羅斯柴爾德家吃飯時，我卻一點兒也不喜歡他了。看得出來，主人們都害怕海涅，而海涅也抓住任何機會嘲諷他們，讓他們對他更為畏懼。但是跟自己不喜歡的人在一起吃飯是難以讓人容忍的。如果你小看誰，你又怎麽會跟他吃飯呢？實際上，從當時我們結識之後，我們的關係就再沒有進一步發展了。”
在那個時期，海涅曾想過要研究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起源曆史和發展問題，但自從1837年起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斷地緊張很可能又讓他放棄了這個想法。雖然海涅能時不時地獲得資助，但是他的財政狀況常常是一片混亂，而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又拒絕幹涉海涅與他富有的叔叔所羅門·海涅任何在金錢上的爭執。長期以來，詹姆斯都與那位銀行家有著密切的交易往來，很有可能一旦他為海涅說好話，他們之間的關係就隻能宣告結束了。他根本就不打算過分地強調這一點而破壞他和生意夥伴之間的友好關係。各種利潤豐厚的交易，包括在法國北部鐵路（Northern Railway）的投資，看上去有助於為海涅和詹姆斯之間建立一個更為友善的氛圍；也是在這時，海涅出乎意料地找到了自己能對羅斯柴爾德家族有所用處的機會。
1843年，海涅的出版人卡普（Campe）收到了一份來自穆斯特（Munster）的一個叫腓特烈·斯迪門（Friedrich Steinmann）的人的題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曆史與交易》的手稿。這本書以一種敵意和惡意的語態對待羅斯柴爾德家族。卡普付了作者要求的稿費，又意外地將這件事告訴了海涅。海涅要求看一看手稿，於是卡普推遲了印刷日期，讓海涅能夠帶回巴黎與羅斯柴爾德商討此事。
在一封日期為1843年12月29日的信裏，海涅給卡普寫信：“我承認自己很高興能夠有機會報答羅斯柴爾德十二年來對我的大恩大德（比如說自從他到巴黎來之後為我做的事），如果我能以誠摯的方式來報答的話。”
這本小冊子自從呆在海涅家時起，直到1858年才最終得以出版，也就是十五年之後，由布拉格的V·科波（V. Kober）出版。
這一舉動讓海涅從羅斯柴爾德家族那兒獲得了巨大感激，同時也不難推測，卡普本人也從中撈到了不少好處。
一樁重大的謀殺案
1840年4月，在大馬士革（Damascus）發生了一場意外，極大地激起了基督徒和猶太裔界的緊張情緒。一位耶穌會牧師和他的仆人在大馬士革城被謀殺了，而猶太人被控犯下了這起宗教式的謀殺案。嫌疑人被捕入獄，而當時盛行用嚴刑拷打審理疑犯，全世界的猶太人都奮起宣稱坦白認罪都是迫於暴力，被控者是無辜的。而基督徒們卻更為激進地堅持指控猶太人是有罪的。這一案件受到了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本地謀殺案的重視。無數猶太人向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提交他們的請願書，由於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各個政府權力機關擁有相當的影響力人盡皆知，人們希望他們能代表自己的同胞對此事進行幹涉。在詹姆斯和所羅門的出麵下，請願者們取得了成功。詹姆斯負責對付法國政府，而所羅門則力勸梅特涅采取行動。
目前，所羅門已經成功爭取到了奧地利官方的支持，奧地利領事勞林（Von Laurin）最終代表被捕群眾出麵說話。同時他還勸使邁海邁特·阿裏（Mehemet Ali）下令在今後大馬士革的猶太人審訊中禁止使用酷刑，勞林親自寫信將此消息告訴所羅門，同時也讓遠在巴黎的詹姆斯了解事態進程。
另一方麵，在大馬士革的法國領事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們站在與猶太人敵對的一麵。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讓詹姆斯運用他在巴黎的影響力，但就在此時，奧地利—法蘭西在對東部問題上的反對是最為強烈的，路易斯·菲利浦政府害怕人們會將任何詹姆斯想要采取的行動視為是法國在奧地利麵前的恥辱，同時任何來自猶太人毫無保障可言的支持都是對基督徒利益的損害。正由於這些原因，所有對被控猶太人有利的行動都被擱置了。
“我的努力，”詹姆斯在給所羅門的信中寫道，“都很不幸地沒能取得期盼的結果。政府在這一事件上的反應很慢；然而奧地利領事的舉措卻十分值得欽佩，他們不希望立刻召回我們的領事，因為這個事情對公眾來說太遠了，還未能完全喚起公眾的關注。
“這樣一來，我們剩下的唯一辦法同時也是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召集報紙業來助我們一臂之力。根據奧地利領事館的報道，我們今天拿到了這份詳單，把它寄給《論報》（Debats）和其他報社，並且安排這份詳單以同樣的形式出現在奧格斯堡（Augsburg）的《通報》（Allgemeine Zeitung）上。我們當然還應該出版勞林先生在這個事件上與我的通信，如果覺得沒有事先征求梅特涅王儲殿下的允許的必要的話。
“鑒於這個原因，我親愛的弟弟，我確信你將會樂意為這個公正的案子盡自己的最大努力。我請求你讓親愛的王儲殿下主持出版這些信件。在這個讓人傷心的事情中王儲殿下所表現出來的仁愛情感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不會拒絕這一要求的。當你獲得我所懇求的允許時，我親愛的所羅門，不要馬上僅僅在《奧地利觀察者報》（Osterreichischer Beobachter）上把它們發表出來，還要隨一封短信火速把它們寄給《奧格斯堡人報》（Augsburger Zeitung），這樣它們就能通過這個途徑同時告知公眾了。”
羅斯柴爾德代表他們在遠方的受難同伴們的幹涉事件很快就傳遍了整個猶太圈，隨後海涅也就此事於《路特西亞》（“Lutetia”）發表了評論。“我們必須給右翼首席拉比（Chief Rabbi），”海涅寫道，半開玩笑地提到塞納河右岸的鐵路工程，“展示他為以色列家族（House of Israel）所表現出的高尚的同情之心以信用保證，而不像他博學的對手、左翼首席拉比M·貝諾伊特·福德（M.Benoit Fould）那樣，當自己的同族正在敘利亞受著由法國領事教唆下的酷刑折磨的時候，還能向希勒爾（Hillel）般沉著冷靜地在下議院（Chamber of Deputies）裏就地租和銀行利率改製發表精彩的演講。”
讓政府覺得有義務滿足他的要求
由於1840年戰爭的謠傳使得軍隊開支急劇上升，帝國的財政問題再次迅速加劇。而私人業務也困難重重。到了1841年中期，與政府有著頻繁的業務往來的四大銀行之一陷入了運營危機。這是蓋伊穆勒（Geymuller）銀行。梅特涅不惜一切代價地想保住銀行不破產，他與羅斯柴爾德銀行和其他各大銀行進行了長久的談判，而那些銀行不是沒能力資助就是不願資助。現在隻剩下了三大銀行——羅斯柴爾德，希納（Sina），和Arnstein & Eskeles——繼續做著國家業務。盡管國家需要大量金錢，但證券價格卻很高，在1841年7月14日，三大銀行按104%的比值報銷5%的債券，共報銷三千八百五十萬弗洛林幣，其中羅斯柴爾德認購了一千四百萬。
在達成這筆交易之後（這之間的關聯無可質疑），所羅門·羅斯柴爾德提交了另一封請願書，希望能在眾多限製猶太人權利的法規中獲得一項豁免。
維克奧茲（Witkowitz）的鐵製品最初是屬於瑞道夫大公（Archduke Rudolph）的，之後傳給了瑞涅大公（Archduke Reiner）。但由於後者並沒有獲得大多數的選票，鐵製品就準備出租給所羅門·羅斯柴爾德。能對此構成影響的請願書是在1833年9月遞交上去的，但最後一刻維克奧茲卻被奧姆特大主教（Archbishop Olmutz）科泰克伯爵（Count Chotek）買下。當諾德巴赫（Nordbahn）的工程開工時，羅斯柴爾德不想依賴外國鐵礦，於是大主教就將鐵製品以與蓋伊穆勒銀行同份額的形式租給了羅斯柴爾德。與此同時，鐵製品業迅速發展，正如所羅門在給宮廷提交的一封請願書中說到的那樣，在1841年“這已經成為君主國裏最為非凡和多產的機構了”，同時還給一千五百人提供了就業機會。
當蓋伊穆勒銀行陷入困境，同時大主教也急需資金時，羅斯柴爾德就能借助大好時機將所有關注都引入到自己的領域裏。當時的困難是，在奧地利的猶太人不允許建立工廠、為某種原因購置必須的房產，甚至不允許涉足采礦業。於是羅斯柴爾德要求在這些條規中為他做出一個例外。看在當局剛剛從羅斯柴爾德那兒獲得的貸款的麵上，他們唯有同意他的請求，於是，所羅門不僅允許購置維克奧茲、扳機、槍托和金屬管，同時還有權進入采礦業和製鐵業。
這個時機挑選得恰到好處。羅斯柴爾德人在讓政府覺得有義務滿足他們要求上越來越聰明了，並且很懂得如何趁熱打鐵。他們常常讓政府心裏過意不去無法拒絕他們的要求，同時又不讓他們壟斷銀行業務。
阿姆謝爾的手腕
在同一個家族中，法蘭克福的阿姆謝爾·梅耶也使用著類似的手腕。這讓貝特曼銀行失色不少。正如斯切維姆（Schwemer）所說，阿姆謝爾的手觸及每一塊蛋糕：他與聯邦德國交易的同時，也和民主德國政府保持著貿易往來，同時還為當時各地所有在建的鐵路提供資金。他與黑塞宮廷（Court of Hesse）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振興自己的家族。
在1831年的時候，老選侯威廉二世（Elector Wilhelm II）的兒子為了情婦離開首都，他就是之後被指派到卡塞爾（Cassel）聯合攝政的選侯腓特烈·威廉一世（Elector Friedrich Wilhelm I）。他自降身份與一位普魯士中尉萊曼（Lehmann）的離異妻子格特魯·法肯斯坦（Gertrud Falkenstein）結了婚；1831年，他把她提到了斯查姆伯格（Schaumburg）女伯爵的位置，之後他又給了她哈瑙公主（Princess of Hanau）的身份。1846年，他們已經有了五個孩子。阿姆謝爾·梅耶在生活上給予他們財政支持，這讓王儲和他的女伯爵常常得以“在家與他們的商界友人共進午餐”。
不隻是選候人，還有許多別的德意誌王儲都向羅斯柴爾德借錢。羅斯柴爾德通常會與一些銀行達成協議，但條件是這些銀行能夠負擔一部分這些眾多小氣的德國統治者的貸款。正如他對如何保持能讓自己樂於效勞的高價證券那樣了如指掌，他也清楚如何壓製一項貸款。
在拜仁·梅瑟漢根（Baron von Mensshengen）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羅斯柴爾德已經在1835年的俄羅斯—波蘭彩券貸款中充分證明了自己的實力。因為主要的認購者華沙的弗蘭克（Frankl）銀行家拒絕讓他參與交易，也因為俄羅斯政府對倫敦羅斯柴爾德接手的這筆貸款已經開始厭煩了，突然終止了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交往，並把它交給了阿姆斯特丹的赫帕（Hope at Amsterdam）銀行，羅斯柴爾德不斷地讓這筆安全、利潤豐厚的證券貶值。
與梅特涅的深厚友誼
梅特涅長時期以來一直都敬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權勢，但是他卻不能容忍羅斯柴爾德人在外交政見上與他的分歧。在1841年貸款談判期間，所羅門希望在條約中加上一條為有可能爆發的戰爭做準備，梅特涅以他首相的身份回應說，他無法不拒絕這樣一項條款：“因為我不可能同意戰爭與和平這件事由任何銀行家的態度所左右。”所羅門回複道，他完全欣賞梅特涅的觀點，此外就沒再有什麽弦外之音了。基本上，羅斯柴爾德是唯一獲得大臣真正信任的家族，接下來的情形就完全表明了這一點。
在1841年8月，維也納和的利亞斯特（Trieste）的業務陷入了困境，政府決定允許三大銀行申請四百萬的資金以緩解在維也納的壓力，同時一百萬緩解的利亞斯特。奇怪的是，三大銀行還能決定由誰來獲取這一筆款項。但很快這筆應急款就激起了巨大不滿，同時大家對財政部的分配方式也牢騷滿腹。希納和阿爾斯坦&厄斯克斯兩大銀行尤其受到指責，因為他們的業務熟客與政府的那筆錢有著關係，並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梅特涅小心地介入這場糾紛，最後他決定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國家秘密委派所羅門·羅斯柴爾德駕臨於另外兩大銀行之上，處理此事。
“從三大銀行的運作情況來看，”他寫道，“在分配經濟補貼這個問題上，自然是政府（其提供者）有全權對這三大銀行的運營進行控製。我指的控製是三大銀行應該就提供給他們的資金開出一份固定賬戶。所羅門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會感到自己被削弱了，因為他害怕在他的勢力中會激發敵對情緒，而且再加上他長久以來對維也納銀行業集團的蔑視之情，就更是如此了；更何況，作為一個商人，他將自己在維也納的地位視為一個外來者一般，所以他隻會與政府做生意。”
梅特涅對所羅門給予了很大的信賴。而這全靠的是他們之間的私人交往。所羅門對梅特涅一家的厚待遠超出了他所得到的。“我們的朋友所羅門為我們所做的一切總是讓我感動。”在所羅門拜訪過公主之後，她這麽寫道。夏天的時候，梅特涅一家在法蘭克福近郊的一所房子裏受到了熱情的款待，比如給他們花園贈送的美國馴鹿，並且銀行家的家人們常常去拜訪他們。“在到訪客人中，”米蘭妮（Melanie）公主在她1841年9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是羅斯柴爾德一家人，總共有五個。他們是所羅門、詹姆斯、他們的侄子安東尼、所羅門的兒子和阿姆謝爾。阿姆謝爾盛情邀請我們下周二時到法蘭克福與他共餐。詹姆斯從巴黎給我帶來了一個精美的珍珠母和青銅禮盒，裏麵裝滿了糖果，並且品質上乘。”
1843年，梅特涅一家在伊斯切爾（Ischl），所羅門也在那兒。每逢聖誕節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就會給“梅特涅的孩子們送去許多可愛的小玩意，常常引得他們的母親也親自和他們玩耍”。
對所羅門而言，對這些友好的表示得不到回報是沒有什麽好抱怨的，因為在奧地利嚴厲的體製下，猶太人還隻得遵守，有大把的理由會是這種結果。
猶太人擁有房產的權利仍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所羅門通過各種捐贈善舉為獲得作為維也納公民的權利和特權；因為一旦成為維也納公民，他將有權享有房產。但是，要達成這個目的，他必須獲得國王的特許。國王準許了他的請求，隨即他就成為了維也納城的公民。所羅門看中的是羅馬愷撒（Romischer Kaiser）的宅邸，坐落在維也納環區（Ring of Vienna），而一旁在列恩卡塞（Renngasse）附近的那些建築很快就被所羅門推倒，重新按照他的特別意願建起另一座樓房。
衝著這一點，所羅門不放過任何獲得機會的場合表達他的感激之情。1842年在漢堡發生了一場可怕的火災，焚毀了城裏大半的建築，所羅門不僅以私人名義給梅特涅捐贈了大筆助款，而且免手續費給漢堡轉賬資金。
“我要幫助，”他給梅特涅寫道，“我生意上的老朋友所羅門·海涅先生，他以自己的博愛所著名，而且他知道我將會免除任何銀行手續費，並給漢堡人民政府匯去這裏所得到的等額資金。”
這樣的舉動常常能獲得很好的收效，並且穩固了所羅門在維也納的地位。政府還需要更多的貸款。1843年，三大銀行以四千萬的貸款購換了共計高達四千三百萬弗洛林幣的公司債券，羅斯柴爾德認購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除了這些政府貸款外，他們同時還與當時在奧地利和匈牙利最受尊敬的貴族成員有著為數眾多的私人貸款交易。
不放過每一個賺錢機會
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所有活動根本不僅僅局限於財政交易。任何在別的領域賺錢的機會他們都不會放過。當時奧地利的煙迷們正遭受著嚴峻的現實，為了保護當地的家族產業，政府壟斷煙草業，禁止從哈瓦那（Havana）進口上等的雪茄。羅斯柴爾德家族很清楚有多少雪茄走私進來，他們與哈瓦那的一個公司簽訂合約，以每千支33荷蘭盾的價錢運送一千萬支到維也納，免運輸費，羅斯柴爾德負責與當時掌管進口事宜的部長庫貝克交涉，獲取許可證。
當哈提格伯爵（Count Hatig）指出將以每千支70荷蘭盾的價格零售給公眾，而政府能從中獲利112%時，庫貝克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雖然文件及時送達國王那兒簽名，但庫貝克甚至都沒耐心等到國王的同意就自作主張了，因為國王隻不過是個簽名工具而已。雪茄一上市就成了搶手貨；幾乎就在上市的同時又立刻追加了一千七百五十萬支的訂單，所有參與人員都做成了一筆相當漂亮的生意，而煙迷們自己也很樂於為這一享受支付高價，他們畢竟被禁止的太久了。毫無疑問的，煙迷們都對所羅門·羅斯柴爾德相當感激，從哈瓦那進口的雪茄不僅讓他賺到了錢，而且還提升了所羅門的名譽。
成為擁有地產最多的人
隨著成功地在維也納立穩了腳跟，所羅門同時感到購置土地的急切渴望，他以全國的最高標準將閑置資金投資房地產，同時還為自己的家族創製了限定繼承的房產。為此他特意向國王提交請願書，因為當時外籍的猶太人也是不允許購置土地的。所羅門在請願書中寫到自己一直以來都把奧地利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他還列舉了自己為奧地利政府所做的貢獻：
“奧地利現在所建立起的良好信譽有我的一份努力，這正是我不斷推動和鞏固的結果；在這些高尚的義舉裏，我總是能獲得來自歐洲大地上我的家族的積極支持。我從來都抓住任何機會，盡我所能推動奧地利產業的發展和公共設施的建設。
“原本需要花費巨額資金和長久的耐心等待才得以實現的鐵路，現在即將成功穿越摩納維亞（Moravia），連接奧地利東海和北海；在國家遇到嚴重的財政危機，人們信心墜入低穀時，正是因為我數以千百計的犧牲，才幸而轉危為安。”
所羅門提到自己為在維克奧茲（Witkowitz）的購置和設施所花費的五十萬弗洛林幣，還有他每年在發放工資上花費的四到五萬弗洛林幣，還有之後在達爾瑪希亞（Dalmatia）煤礦所出的七十萬弗洛林幣。他說這些的時候，就好像這些錢都是為了給那些“成千上萬即將窮困潦倒的人”維持生計一樣，而目的就是為了說明至今為止他都未從中賺到一分一毫。
“您最卑微的請願人，”所羅門接著寫道，“一直都積極並熱心地支持所有其他的公共事業，在這點上，他相信可以依靠更高的權威的睿智，以及公眾的認同，因為他並不希望以一個自吹自擂的形象示人，也不想用煩瑣的個人成就的敘述勞煩大人您。
“您最卑微的請願者相信這些舉動以及他在您的首都城市呆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總體作為來看，已經完全能夠向奧地利皇權證明自己堅定不移的奉獻之心，同時自然而然的是，他相當熱切地期盼能在貴國擁有地產，在奧地利，他得到了統治者們的好感，並且希望自己謙卑、忠誠的子嗣也能像他一樣，以與自己父親同樣的對奧地利的熱愛、忠誠之情世代在此生活。而這一願望也隻能通過在摩納維亞獲得土地得以實現；這樣一來，這個省市就能在將來享受到您忠誠而謙卑的請願人所做的貢獻了，同時也會不斷為這裏的進步和繁榮而努力。他在這裏也投資了一部分的物質資產，那就是在維克奧茲的煤礦。”
所羅門最後以最謙卑的方式結束了他的這封請願書：“假如您謙卑的請願人能夠有機會請求獲得一塊私有領地的話，那麽I.和R.閣下大人將會慈善地允許您最謙恭和忠誠的請願者和他的子孫後代們在摩納維亞省擁有土地。”
請願書首先被送到了摩納維亞和西裏西亞的總督尤佳迪伯爵（Count Ugarte）那兒進行審查。他強調說，在維克奧茲的特許並不意味著請願書裏所期望的權利就能被授予，“由於這和實際上擁有土地財產有本質上的不同，就這些州縣的司法權來看，從來都沒有因為猶太人的遊說就放寬的；更何況，很有必要關注這樣一個事實，如果拜仁·羅斯柴爾德擁有的房產將來傳給了他的繼承人，那麽他的地位就會比那些在這些省擁有土地而沒有居住的基督徒要高了”。
尤佳迪伯爵繼續聲明道，就以上考慮來看，顯而易見給予拜仁·羅斯柴爾德許可就等同於給他個人一個獨一無二的偏袒，開了一個從未有過的先河，這樣是違背憲法違背法律的。對於陛下而言這種極為不同尋常的仁慈隻有給予那些為國家做出最為重大貢獻和具有最高個人品格的人。
從拜仁·羅斯柴爾德為國家所做的貢獻來看，尤佳迪伯爵認為在他的職權範圍之內已無權對此做出評判，必須移交更高機構。既然國王已經將羅斯柴爾德貴尊為奧地利的男爵，給予他自由使用資產的權利，賦予他開展采礦業務，由此看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至於摩納維亞省對於拜仁·羅斯柴爾德所獲得的那些標誌性的榮耀到底應該給予多大程度的特殊的回報這個問題，尤佳迪伯爵感到他僅僅是以自己的決定去支持凱撒-費迪南德-諾多巴恩的構建，盡自己份內的職責去陳述他所堅信的東西罷了。請願者已經獲得了摩納維亞省的感激之情。
尤佳迪進一步暗示道，羅斯柴爾德在維克奧茲建立的鐵器製造時所展示出的這一個目光長遠的企業似乎在向摩納維亞人們表明他打算將他們樹立成為讓整個國家都膜拜的偶像——這些成就將成為本省以後的工業發展一個意義重大的方麵。
而且，羅斯柴爾德還有一個令人稱道的善舉就是，在接手這些工作之後，他立刻又為工人的孩子們建造了學校，展示出了他對工人們道德和知識福利上的關心，而這在工業界是極為罕見的，給他人樹立了一個偉大的榜樣。
在考察了給予羅斯柴爾德采礦和建造鐵製業的特許對於摩納維亞省是極為重要的之後，尤佳迪伯爵用以下評論總結了他的報告：“對於拜仁·羅斯柴爾德先生的個人品質而言，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已經完全不同於那些平常情況下他的同胞們了；他傑出的品質和鮮有的智慧已經讓那些適用於規範其他以色列猶太人的法規完全不應該嚴格地運用在他的身上了。”
當把是否該在他列出的那些例子上給予例外條件下的允許這一裁定移交給上級去評定時，尤佳迪伯爵表示對於一個與通用法規相抵觸的例外可以被容忍的話，那麽拜仁·羅斯柴爾德將必定會成為這麽一個例外的。
國王最後做出了決定，批準所羅門·羅斯柴爾德請願書的所有要求。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羅斯柴爾德捐出了一筆總數達四萬弗洛林幣的捐款在布呂恩（Brunn）鎮建了一座大樓用於科學研發。
雖然廣為所知的是，國家的高層機構都給予羅斯柴爾德完全的支持，但是摩納維亞地產界卻持完全相反的意見。由於國王的決定已經頒布了，所以他們當時不可能公開地進行反對，但是他們決定要在最大程度上提出“無論怎樣，即使是這樣向陛下大人提出最謙卑的要求也不應該在這個問題上破例，對拜仁·羅斯柴爾德仁慈地給予的許可應該嚴厲地局限於單一地產的所有。”
這封請願書被適時地送到了國王麵前，但隨後財政部長立即調查指出“摩納維亞地產界的這封請願書顯然與他們應該給予陛下大人的態度不一致。”
文件最終呈交到了國王那兒，處置文如下：“我與你的意見一致，我的意願是對摩納維亞地產界不請自來的建議不予以回複”；下麵附有國王的簽名。
拜仁·羅斯柴爾德已經獲得了來自皇室國王的保護，他為摩納維亞省的公共利益投注了四萬弗洛林幣，而摩納維亞地產界作為抗議不接受所羅門的支付。但是，羅斯柴爾德決定那四萬弗洛林幣應該按他所打算的目的使用，將它留作“完全是陛下的決議來決定如何使用這筆錢，我希望摩納維亞能夠從中受益”。
國王秘書處的拜仁·菲勒斯托弗建議道：“國王應該批準拜仁·羅斯柴爾德新的支付，同時也應該讓他得知該如何使用這筆錢。這關係到皇家政府的尊嚴，同時給摩納維亞地產界傳遞出這樣一個暗示：他們在這件事上的做法並不合適，或者在這片土地上做決定的人不是他們。”
科洛弗拉特伯爵（Count Kolowrat）也是同樣的觀點，正如文件擺在麵前一樣，國王像往常一樣簽上了字，決議在幾分鍾內就做成了：“我很樂意接受拜仁·羅斯柴爾德的提議，將由大法庭法官（The President of the Chancery）來決定用什麽合適的方法來達成這位捐贈人的目的。”
這件事到此為止了，所羅門·羅斯柴爾德可以自由購買地產和房產了。在1844年間，他從亨克爾伯爵（Count Henckel）手中買下了奧德貝格（Oderberg）的地產，同時還有普魯士的魯德齊爾佐維茲（Ludzierzowitz）房產；1845年，他買下了胡爾特斯金（Hultschin）。自1843年起，所羅門就擁有了臨近奧地利邊界的普魯士席勒斯多夫（Schillersdorf）。在那兒的一邊坐落著一座華麗的城堡，周圍有噴泉、護城河、瀑布、天鵝、岩洞、狗舍和禁獵區。另一邊有一座鑄造場和其他工業工廠。所羅門·羅斯柴爾德現在是這個國家擁有房產最多的土地所有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