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降失敗還是被擊落揭開林彪座機墜毀之謎

1971年9月下旬以後，國際上的各種傳聞和揣測沸沸揚揚，有增無減。奧地利電視台和報紙，9月30日至10月1日援引合眾社、路透社、塔斯社消息報道:“9月13日淩晨，中國武裝部隊一架噴氣飛機在蒙古上空墜毀，有九人死亡”；“日本政府部門據法新社消息稱，這架飛機是被擊落的，機內有被黜的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他企圖逃往國外未遂喪命”；“據蒙古通訊社稱，蒙古政府抗議中國飛機侵犯其領空，並就此事要求北京做出正式解釋”。

英國《衛報》10月1日刊登記者萊斯卡薩9月30日從香港發出的消息，內稱:不管所傳在蒙古發生的飛機墜毀事件的意義如何，這裏的分析家卻認為，從9月中旬以後，中國領導人中發生了重大問題。人們普遍排除了早些時候關於毛患病或去世的推測，而讚成環繞副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其他委員的地位問題的一些說法。林一些年來身體一直不好，從6月以後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過麵。不管是因為生病或是國內的政治原因，林的權威的削弱，都有必要使中國最高領導人重新排隊。軍事領導人最近幾周引人注目地沒有露麵，這使許多分析家做出這樣的推測，那就是人民解放軍的領導人特別卷入了當前這場危機；另一方麵，周恩來繼續不斷地在公開場合露麵，並且看來已完全控製了局勢，他可能比以前更為有力。

11月中旬，駐蒙古使館從一位蒙古朋友處得知，有個汽車司機去貝爾赫礦區，從蘇布拉嘎盆地旁邊經過，看到失事飛機的中國人的墳已被挖開，有些坑已經空了。

12月14日，香港《快報》刊登來自北京外交界的消息，說一名蘇聯外交官向一經常同他打網球的巴基斯坦外交官講，蘇聯當局已把九人屍體派人挖出，進行了詳密的生物化驗，證明其中一具屍體的特征與林彪一樣，並且與林1956年留醫莫斯科的病情記錄對照，發現屍體上齶少了三顆牙齒，也與病曆相符。

1972年1月，英國《新觀察家》駐莫斯科記者聽蘇聯人講，蘇聯專家已把燒焦的林彪屍體整理出來，發現屍體上中了九顆子彈，呈蜂窩形。這家報紙的意思是想證明，飛機上發生了搏鬥，有人向林彪開槍，導致飛機墜毀。

那麽，這架“三叉戟256號”飛機究竟是怎樣墜毀的飛機上是否發生過搏鬥

《中共中央(1971)第57號文件》逐級向下傳達的同時，1971年10月3日，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由周總理親自負責的中央關於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專案組成立，並從1972年1月起，在黨內陸續發布了三批“林彪集團的罪證材料”。同時，在全國開展了“批林整風”運動。在中央專案組成立之初，就責成空軍對林彪座機墜毀的原因做一詳盡分析。

三叉戟256號墜毀原因的正式結論，是由空司一批專家完成的。最早介入此事的，是當時任空司軍訓部第二部長、抗美援朝時擊落擊傷敵機九架的空軍特等功臣、一級戰鬥英雄(若幹年後接任空軍司令)的王海同誌。吳法憲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離審查以前，周總理曾找他和空司參謀長梁璞去辨認墜機現場的屍體照片，並讓他們拿回一批照片到空司，找真正懂技術的人，對飛機失事原因進行過細的研究。吳和梁讓王海牽頭，組織一個專家班子，完成此項任務。這個空軍專家組，除為首的王海部長外，成員有當時的空司機務部副部長何培元、空政組織部副部長陸德榮、空司軍訓部副處長王濤及王季南、空司機務部參謀趙漢立及金華。

專家組成立以後，中央專案組1972年5月9日派公安部的汪順森，到外交部借來現場拍攝的膠卷及步測示意圖等，加以複製放大。專家組把放大成一麵牆的墜機現場示意圖掛起，按殘骸分布位置，貼上有關照片，詳盡地進行討論。其間，他們還到西郊機場看了同型的三叉戟飛機，邊看邊研究。最後於1972年5月19日，寫出了研究報告:《對林彪叛國外逃所乘三叉戟飛機墜毀原因的分析》，經中央專案組上報中央。之後，還由王濤代表空軍專家組，在京西賓館的西大廳，掛起了飛機墜毀現場的放大示意圖，貼上了關鍵性殘骸和屍體的擴印照片，向以朱德委員長為首的五十多位高級領導人，做了飛機墜毀原因及屍體情況的匯報。

空軍專家組的研究報告認為:

“三叉戟256號”飛機是有操縱地進行野外降落(迫降)沒有成功，造成破碎燒毀的。依據是，第一，降落場地是經過選擇的。現場全貌照片表明，著陸場正前方是山丘地帶，著陸方向的左側是山區，而著陸場是一片草地，降落條件比較好；著陸方向由北而南，而其逃竄的飛行方向是由東南向西北，說明這架飛機的飛行員，對著陸地點和著陸方向進行了選擇。第二，飛行員做了野外降落的動作，從機翼殘骸照片上清楚看出打開了前開縫翼(按:在機翼前緣呈長條形，可向前推開)，這是著陸前必須進行的動作；“三叉戟”飛機的前開縫翼，是靠機械螺杆傳動的，隻有人工操縱才能打開，摔打撞碰都不能造成這種情況。第三，起落架輪轂完整，沒有撞擊和磨損的破壞痕跡，輪胎良好，仍有氣壓，說明沒有放起落架，這是野外有操縱地降落的一個特點。第四，飛機是在有操縱的情況下，尾部先接地的，現場地麵滑痕是飛機尾部接地時的痕跡(按:在視察飛機墜毀現場時，雙方都認為那是飛機肚皮擦地的滑痕，滑痕右邊的淺溝，是右翼撞地造成的；後來，我仔細檢查了殘骸照片發現，帶有“中國”二字的右翼尖並無卷曲，而機尾右水平舵尖有明顯卷曲)；機上先掉下的部件，是安裝在尾部的中發動機底包皮和噴口等，也說明尾部先著地。地麵僅有滑痕無深溝，說明飛機不是大角度撞地而是有操縱地著陸。

為什麽降落沒有成功首先，降落的動作不確切，沒有做全，造成著陸速度過大。減速板(按:在機翼表麵後緣橫排兩塊，飛機減速時，底下有支架將板麵從後向前撐起)沒打開，減小速度的反推力裝置(按:在發動機內腔)也沒有使用，造成飛機接地速度過大。打開減速板和使用反推力裝置，在正常情況下降落，應是副駕駛員做的，而這架飛機上沒有副駕駛員。其次，從照片和現場步測示意圖上看，飛機殘骸散布麵積為750米×80米的狹長形狀，飛機破壞嚴重。據此分析，飛機是以較大速度先尾部接地，形成跳躍，然後兩翼先後折斷，機身呈圓筒狀帶慣性前衝破碎解體，機上人員被甩出。在此過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麵積燃燒。再次，“三叉戟”是下單翼飛機，不利於野外降落。由於兩翼安裝在機身下部，機翼和機身腹部都有較大的油箱，因而在不放起落架著陸時，形成機腹和機翼同時接地，極易造成機翼折斷，油箱破裂，引起燃燒。從殘骸照片和示意圖看，左翼尖(按:有“56”字樣的殘翼)和中發動機噴口摔在一起，距飛機著地處僅二百米，就是說整個左翼是在落地後一百八十米範圍內就已折斷。降落場地雖是草原，地麵仍然是不平坦的，這也是造成飛機撞擊，跳躍破碎的原因之一。

飛機為什麽要野外降落一是油料不夠，難以繼續飛行，不得已降落的可能性極大。從山海關起飛時，油箱存油十二點五噸。從山海關至墜毀地點，共飛行約一百一十八分鍾，飛行高度從二千五百米到六千五百米，航程約一千零八十公裏。根據飛行實踐經驗，在三千至四千米高度飛行，每小時耗油量為五噸左右。從“256號”的飛行高度和全航程估算，耗油量要九點五噸至十噸。因此，飛機到墜毀地點時，存油量隻有二點五噸左右，而這時油箱有一部分油，因為油泵抽不上來，還不能使用。所以，這架飛機要在低空繼續飛行，最多隻能飛二十多分鍾。這可能是急於野外著陸的主要原因。二是飛行員在空中沒有掌握飛機的精確位置。由於機上沒有領航員，地麵沒有導航，又是夜間飛行，飛行員很難判明當時飛機的精確位置。該機墜毀地點，位於溫都爾汗東北僅六十公裏(空中直線距離)，而溫都爾汗有一機場，如果駕駛員知道自己的位置，去該機場降落的油是夠的。因此，不明自己的精確位置，可能也是促使其急於帶油進行野外降落的原因之一。

這個研究報告做出的結論，我在若幹年後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許大使和我們視察現場後，向國內報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國向周總理當麵匯報中的分析，雖然是比較膚淺的，但並沒有搞錯。

至於飛機是否在空中就起火爆炸是否被防空導彈擊傷空軍專家做了否定的結論。他們認為:

該機空中起火爆炸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首先，地麵有飛機滑行的痕跡。其次，飛機殘骸散布麵呈狹長帶狀，比較集中；如果飛機在空中爆炸，殘骸散布麵就會呈寬、長、散的狀況。根據過去的經驗，有的飛機空中起火爆炸，碎片散布麵有十多公裏。第三，若空中起火，飛機的燃料會很快在空中燃燒散掉，不致形成地麵的大麵積焚燒。

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從現場照片和殘骸分布的情況看，該機開始接地是完整的進行了野外降落的動作，但野外降落不成功，在地麵上破碎燃燒，因此，不可能是被擊落的。機翼上那個大洞，是油箱從裏麵燃燒爆炸形成的。

空軍專家組的分析和結論，我認為是十分中肯的、令人信服的。9月13日過後，來自蒙軍和駐蒙古蘇軍的一些內部情況表明，他們在縱深沒有發現這架中國飛機，因此不可能發射地空導彈，或者起飛戰鬥機攔截。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淩晨似仍處於假日休息狀態，蘇軍和蒙軍的雷達站，對於那麽大的“三叉戟”飛機飛進蒙古竟沒有反應，表明他們的雷達或者沒有開機，或者開了機也沒有認真值班。更有甚者，414號界樁附近的蒙軍阿沙蓋圖邊防站，9月13日淩晨曾發現一架飛機飛入蒙境，但他們把這個消息壓了9個小時17分鍾才上報邊防總隊，而邊防總隊又因各種原因延誤了8個小時40分鍾；就是說飛機越境進入蒙古，他們的邊防係統在17個小時57分鍾(9月13日下午4時)以後，才上報到烏蘭巴托公安部邊防內務軍事務局。駐蒙古蘇軍的防空係統看來也漏洞不小。10月底，蘇聯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巴季茨基空軍元帥曾到蒙古活動近一個月，檢查和整頓蘇、蒙軍的防空係統。

我曾經想過，幸虧蘇聯和蒙古的情報不大靈，否則肯定要對這架飛機采取措施的。而且，墜毀的飛機上是否有林彪，他們也隻能在事隔兩個月以後“補課”。假若他們在9月13、14日派人去檢查墜機現場時，就能發現是林彪，而把消息封鎖起來，讓蒙方既不講飛機是否墜毀，也不講人員死了還是活著，那就會對我國構成一個很大的壓力，使我們“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不好對付。

飛機墜毀前，機上有沒有發生過搏鬥換句話說，是否有人向林彪開槍，在他身上留下了蜂窩狀彈孔，從而導致飛機不得不在曠野迫降

中央專案組和空軍專家，對飛機墜毀現場和飛機殘骸進行的技術研究，對屍體照片進行的法醫鑒定，對飛機機組人員的政治曆史、現實表現和上飛機的經過所進行的調查，沒有發現可能導致搏鬥的跡象。

這架專機的機組，原本由九人組成:機長、第一副駕駛、第二副駕駛、領航員、通訊員、主管機械師、機械師、特設師和空中女服務員。9月13日淩晨，林彪一行從北戴河倉皇逃至山海關機場，匆匆忙忙登上飛機。當時機上隻有機長潘景寅和三名機械師。機組其他人員從機場調度室旁的招待所裏，緊忙跑到停機坪時，飛機已滑向跑道一端，隨即增速滑跑，騰空而起。

飛機起飛以後，機艙裏情況怎麽樣，無從了解，如果發生搏鬥，有人開槍，既不可能是葉群、林立果及其死黨劉沛豐，也不可能是一無所知的專車司機楊振剛和正在操縱飛機的駕駛員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個機械師(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國外逃，鋌而走險，來個魚死網破。但是，對三個機械師李平、張延奎、邰起良的審查表明，他們完全沒有可能開槍。

李平，空勤主管機械師，三十多歲，個子不高，任機務中隊副中隊長，是首批將“三叉戟”客機改裝為專機的人員之一，技術精湛。張延奎，空勤機械師，二十六歲，剛結婚不久，中等個頭，平時寡言少語，是維護飛機的一把好手，配合李平出色地完成了多次專機任務。邰起良，空勤特設師，即負責機上雷達等特種設備，任機務中隊副中隊長，三十多歲，身體高挑，精明強幹；256號飛機強行滑向跑道之前，是他首先發現機組人員沒有到齊，主動拿起停機坪上電話，通知機場調度室主任喊機組其他人起床。在林彪一夥趕到機場登機時，邰還在機下等待，被持有手槍最後登機的林立果趕上了飛機，這時邰起良在扶梯上還頻頻回頭觀望。

以上三人，9月6日經團政委提名，師黨委批準，成為林彪專機機組成員。9月11日，潘景寅隻告訴他們有任務，留場待命。12日下午7時40分，林立果乘這架專機去山海關，他們是下午5時臨時得到通知的。到山海關後，林立果告訴他們明天林彪要坐這架飛機，但並未說到哪裏去。當時，潘景寅還向整個機組布置第二天早晨6時30分起床，7點吃飯，這時他們仍然不知飛機的去向。半夜12點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們三人去給飛機加油。正在他們準備加油時，林彪乘車倉皇逃到機場，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上了飛機。據查證，他們過去沒有佩帶過槍支，這次執行任務也沒有發給他們武器。

我看了上述的結論，一個多年的謎團隨之而解。可憐三位機械師，糊裏糊塗地做了冤死之鬼。後來，令人寬慰的是，1980年前後，對三位機械師的組織結論是:因公正常死亡。向他們的家屬發放了有關的證明書和應有的撫恤金。

機長潘景寅是否可能發難，像有人懷疑的那樣，在迫降時進行人為破壞，造成機毀人亡

潘景寅是50年代由陸軍選入空軍學飛行的航校第七期飛行學員，在專機部隊執行過許多重要專機任務。“文革”期間，武漢有名的“七二○”事件中，他任副團長，同團長一起用伊爾-18飛機，從武漢兩派群眾鬥爭的混亂局麵中，將毛主席等人緊急轉移到上海一帶。由於他多次圓滿完成宋慶齡副主席的專機任務，有時宋出行時就指名要他擔任機長。1969年，我國從巴基斯坦首批引進的英製三叉戟飛機，就是由他代表中國的民用航空局進行談判和接收的。此時他已是空軍專機師副師長。後來，他又帶領新組建的空地勤人員，在廣州白雲機場同巴基斯坦人員一起進行該批飛機的技術交接和改裝與訓練。不久，他的職務改為專機師副政委。潘景寅在專機師的三叉戟機種裏，無論從職務、資曆，或者專業技術等方麵，都是理所當然的權威。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據當時年僅三十二歲的第二副駕駛、飛行中隊隊長康廷梓分析，潘景寅對於林彪一夥要飛廣州，可能事前空司副參謀長、專機師黨委書記胡萍告訴過他，因此在研究航線和飛機加油方麵有所準備。當然，知道要飛廣州，不等於了解林彪另立中央的陰謀活動，而對於林彪要出逃國外事前更是無法知曉的。但是，他在叫醒三名機械師之後，為什麽不接著把機組其他人都叫起床盡管他當時是有富裕時間的。估計是在林彪乘車離開北戴河之前，林立果通過電話要他準備飛機，要求上飛機的機組人員越少越好。因為在林立果看來，要叛逃出國，機組人多礙事，這些人都是萬裏挑一、技術過硬、政治覺悟高，不會聽他任意擺布。潘景寅在那種緊急狀況下，來不及多想，隻有機械地執行命令。飛機朝南偏西方向起飛後，很快折向西南，朝北京即京廣航線飛去。但不久，飛機在空中緩慢畫了一個弧形，朝蒙古方向飛。可以想像，這個遲疑不爽快的轉變航向的過程，可能是潘景寅在受威逼的情況下做出的。

前麵提到的空軍專家組的研究報告，認為飛機是有操縱地進行野外迫降沒有成功，造成破碎燒毀的，沒有發現人為破壞導致機毀人亡的痕跡。潘景寅死後，長時間沒有哪一級組織或領導為他做結論，不少人懷疑甚至公開聲稱他是林彪死黨的一個成員。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談到“九一三”事件時說:

“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的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鬥爭，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1981年12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溫都爾汗飛機墜毀死亡”的結論，發給其家屬蓋有總政大印的證明書。這種結論在空軍通稱為“隨機正常死亡”。專機師政治處確定“按師職或十三級以上幹部病故撫恤標準撫恤”，北京海澱區民政局據此發給潘的家屬應有的撫恤金。

排除了外電關於飛機上發生搏鬥的謠傳，那麽機上人員是什麽原因致死的空軍專家組的結論認為，都是由於摔撞和被燒而死的。從屍體上的傷痕看，多是皮肉挫傷，骨骼折斷，肢體變形等摔撞傷，這些傷是飛機著陸毀壞過程中造成的。從林彪、林立果、張延奎等麵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屍體摔於地上仰臥狀態下流出來的。從壓在屍體下麵的草、衣服和皮膚未燒著的部分看，這些人是從飛機上摔出來以後被燒的，這在葉群、邰起良的屍體照片上，反映最為明顯。

對屍體現場位置的分布，專家組未做分析。我認為這似能說明他們生前在飛機上所處的部位。飛機尾部擦地著陸後失去平衡，右水平舵尖劃地導致飛機左傾，左機翼先折斷，接著飄浮的機身繼續向左滾動，使右翼也折斷到左邊，之後兩翼折斷的機身可能肚皮朝天，呈圓筒狀前衝起火爆炸，機上人員不排除是同步甩出機外。據此推測，1至3號屍體，生前是坐在機艙後部聯裝座椅上(死後他們距離最近一組座位架隻有三十米)；4至7號屍體，生前像是位於前艙的高級房間裏，三個機械師同林彪摔在一起，表明飛機迫降前他們似乎擔負了“保護首長”的任務。說來也巧，九具屍體，林彪處於中央，死後仍然“以我為中心”。8、9號屍體，葉群死後靠近潘景寅，很可能她生前是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指揮飛機降落(這同她在北戴河96號樓指揮夜逃的情況是一致的)，而潘景寅燒灼最重，估計是由於他握住駕駛杆，在熊熊烈火中堅持到最後一刻。

林彪機毀人亡，確實如同人們所說，帶有很大的偶然性。除了本文前麵所述，以及空軍專家組的結論提到的以外，還有這樣一些偶然因素:林彪使用的專機，原來是“子爵型”飛機，9月6日才確定以“三叉戟256號”取代，而“子爵型”飛機是一種飛行速度較慢(時速四百五十公裏)的渦輪螺旋槳式飛機，必須進行野外迫降時，其危險性顯然低於“三叉戟”噴氣式飛機；他們夜半出逃伊爾庫次克，既然機上沒來得及帶領航員，地麵也沒有導航，在進入蒙古境內後，潘景寅本應該按照他過去駕專機飛莫斯科時，沿鐵路線這一明顯的目標飛行，一旦飛不到伊爾庫次克也可中途在烏蘭巴托降落(按:中蘇之間的民航飛機就是沿這條航線飛行的)。然而，由於飛機是在對立國家上空飛行，林彪一夥清楚了解蒙古境內的防空部署，沿鐵路線有好幾處蘇軍機場和防空導彈陣地，不得不在鐵路以東尋找航線，這就使得飛機燃料將盡時，無法確知自己在什麽位置，而不得不貿然迫降。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亞皇帝來華訪問，周總理陪同他到上海參觀。在上海，周總理抽出時間接見了上海及華東的黨政軍負責人，講話中談到“九一三”事件的經過。周總理闡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相結合的道理。總理說，就他們所作所為來講，一家三口摔死是必不可免的，是天造地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