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首日電”之謎：並非張學良的文寅電

葉子龍對“首日電”的回憶

對於毛澤東得知“西安事變”的第一份電報，在現有的公開資料中，最權威的應該是《葉子龍回憶錄》中的記載:“1936年12月12日淩晨，我被電台值機員叫醒，說是張學良、楊虎城從西安給毛澤東發來一封電報，是特急件。電報不長，是用半文半白的語言寫的，我看不太懂，但記得其中有‘兵諫’兩字。我立即把電報交給毛澤東，他還沒有休息。看過電報以後，高興地說:‘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我與童小鵬住一間窯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電報回來，我問他，‘兵諫’是什麽意思，他說也搞不清。”

關於這第一份電報的目擊者隻有三個人，除了譯電員和毛澤東，就隻有葉子龍。葉是當年的機要科長，又是親手把來自西安的第一份電報交給毛澤東的，其回憶的唯一性顯然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他的回憶起碼有五個要點:電報是給毛澤東的；電報到達的時間應該是在12日的零點前後，否則毛澤東決不會有“明天”的概念；電報內容還沒有確鑿的“好消息”；葉子龍實際上完全排除了劉鼎的來電，因為劉鼎一直與保安保持著密切的電報往來，葉子龍豈能看不懂劉鼎的電報；葉子龍的反應表明他是第一次看到這樣文風的電報，因為他看不懂，所以印象必定深刻。

張學良的文寅電不是“首日電”

除了上麵提到的劉鼎的電報外，張學良的“文寅電”，也是曆來被學界作為事變時發往保安的第一份電報來引用的。“文寅電”中的“文”是指日期，也就是12日，“寅”則指時間，也就是早晨的3-5時。電報中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扣留。”

學界一直對文寅電有爭論，因為12日5時蔣介石還沒有抓獲，為何電文中卻說已將蔣等扣留？其實我理解，這和張學良與保安的電台聯絡規定有關。電台的聯絡雙方必須嚴格按照事先約定的節點同時同頻率開機，如果稍有差池，就隻能在下一個節點再聯絡。當時張學良的電台每天開機兩次:5點與21點，保安一日開機三次:5點、13點、21點。這就是說，張學良能夠主動向保安聯絡3次；而保安方麵隻能2次。如此規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張學良的安全。

張學良原先預計在12日5點前完成扣蔣任務，電文也是事先擬就的，以便及時拍發，隻是沒有料到蔣介石會臨時脫逃而耽擱時間。如果錯過早晨的5點，就隻能等到13點才有可能聯絡。張學良為抓緊時間，不得不在5點發報。因為他已經確信捉到蔣介石隻是時間問題了。

用張學良的文寅電比對葉子龍回憶的電報，可以說二者不是一回事。且不說沒有“兵諫”兩個關鍵字，如果“看不大懂”這樣的電報，葉子龍還做什麽機要科長？如果他看懂了這樣的電報，又豈能不歡呼雀躍，還為“兵諫”兩字傷什麽腦筋？這樣看來，所有認為“西安事變”保安收到的第一份電報就是張學良12日文寅電的觀點，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那麽，葉子龍所見到的電報究竟是誰發的？

“首日電”依然是個謎

葉子龍的回憶明確說電文是“半文半白”，還有“兵諫”二字。當時中共中央一些機要人員的回憶內容雖然有所不同，但在首日電中有“兵諫”二字卻是完全一致的。

《楊尚昆回憶錄》中說:“中央派葉劍英為代表到西安去同張學良保持聯係。有一次葉劍英回來匯報，談到張學良曾說，他想不讓蔣介石在西北留這麽多兵，張在說這話時還無意間露出一句:‘必要時進行兵諫。’聽了這話，我覺得有點驚訝，但當時沒想到他真會把蔣介石抓起來。”這是目前所見到的中共中央高層把尚未發生的“西安事變”表述為“兵諫”的最早回憶。必須指出的是:這句話可能並非張學良的原話。因為張學良直到事變發生後所發的全國通告中，仍然使用“諍諫”而不是“兵諫”。至於事後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張學良更是稱“西安事變”為“一二·一二革命”。

《特工王戴笠》一書說，12月初，戴笠匆匆從南京趕來洛陽，向蔣介石遞交一份重要情報:“根據西北區長江雄風的緊急報告稱，張學良正與陝北紅軍的某一負責人進行秘密接觸，內容不詳。”戴笠的情報，正好可以反證當時正處於曆史緊急關頭的張學良並非孤軍作戰。而且，與紅軍生死攸關的“西安事變”前夕，保安又豈會像軍統那樣愚蠢地被蒙在鼓裏而無所作為。

國家安全部負責編撰的《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一書中含糊其辭地提到了這個問題:“李克農首先得到這個消息，立即報告中共中央。”該書的《序言》表明，為了糾正以往反映隱蔽戰線方麵作品的粗製濫造和以訛傳訛，突出真實性和思想性，國家安全部辦公廳“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體的幫助。最後由部黨委批準的本書審定小組審定定稿。”該書雖然強調了“首先”，但未能進一步說明李克農當時究竟身在何處，又是如何能夠“首先”的。因此，首日電的來源依然是個神秘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