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與高麗關係：元公主權力大於高麗國王
在元朝建立之前，高麗就成為蒙古國的附屬國，並建立起正式的朝貢關係。元朝(蒙古國)與高麗的朝貢關係與兩國之間的政治關係的發展緊密相連。宗藩關係的確立，意味著高麗對元朝(蒙古國)要履行朝貢義務。與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朝與高麗的這種朝貢不僅包括高麗根據自己的能力進獻物品，更包括元朝向高麗強行索取的軍需物品。在元朝的高壓政策之下，中朝朝貢關係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具君臣主從關係，而朝貢的禮儀性則降於次要地位。蒙古國與高麗的宗藩關係確立之初，高麗對蒙古國的朝貢是不情願的。元世祖統治時期，情況發生了變化，高麗的朝貢雖有不情願的成分，但元朝統治政策的緩和以及高麗國王對現實處境的考慮，使雙方對維持這種關係都比較積極。高麗恭湣王統治時期，借元朝走向衰落之機，逐漸擺脫元朝的控製，朝貢次數減少
一、高麗向元朝的朝貢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國就與高麗建立了正式的朝貢關係。蒙古太祖十一年(1216年)，契丹首領金山、六哥等率領9萬人反蒙自立，在蒙古大軍的追擊下，竄入高麗，並攻占了高麗國的江東城。十三年(1218年)，蒙古大軍以追擊契丹軍的名義進入高麗，與高麗軍聯合攻打江東城。江東城的契丹守軍投降，高麗遂與蒙古結盟，由於高麗國“道遠，難於往來，每歲可遣使十人入貢”。蒙古國與高麗的朝貢關係初步確立。
蒙古國在與高麗之間的朝貢關係確立以後，不斷派遣使臣索要貢物，不僅數額巨大、品種繁多，而且使臣態度蠻橫強硬，並時常以戰爭相威脅。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年)，蒙古以殲滅契丹軍為理由，向高麗索要貢物。“九月，皇太弟、國王及元帥合臣、副元帥劄刺等各以書譴宣差大使慶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貢，尋以方物進。十五年(1220年)九月，大頭領官堪古苦、著古歟等複以皇太弟、國王書趣之，仍進方物。”十六年(1221年)1年間，高麗向蒙古國進貢1萬領獺皮、3000匹細紬、2000匹細苧、1萬斤綿子、i000丁龍團墨、200管筆、10萬張紙等。十七年(1222年)十月，“詔譴著古歟等十二人至其國，察其納款之實。”十八年(1223年)八月，“宣差山術等十二人複以皇太弟、國王書趣其貢獻。這一時期，高麗國王在蒙古國強大威勢的逼迫下，不得不向蒙古國進獻方物，所進獻的主要是高麗的物產，沒有人員的貢奉。
由於蒙哥汗在進攻南宋時不幸陣亡，蒙古汗國出現了汗位之爭，忽必烈在汗位之爭中贏得了勝利，並建立元朝。在蒙古汗國做質子的高麗世子倎及時投靠忽必烈，贏得了忽必烈的褒獎，這是兩國關係改善的開端。忽必烈考慮到征南宋與日本的需要，也改變了以往對高麗的高壓政策。高麗元宗為了王位的穩定並保持高麗的相對獨立，請求與元朝聯姻，元世祖答允了他的請求。此後，元朝皇帝或王室成員之女嫁與高麗國王便成為一種例製，蒙古公主成為元朝的代理人，在高麗擁有高於國王的權力。元朝皇帝是高麗國王的嶽父，高麗國王成為元朝的駙馬。高麗國王與元公主所生之子又被立為世子，日後再成為國王。這種極為親近的姻親關係，有利於元朝對高麗的控製，但對高麗王室來講，也借助姻親關係而提高了政權的安全性。高麗王實際是擁有雙重身份的國王，既是元朝的地方官，又是高麗國的國王。這種特殊的身份反映了高麗國作為元帝國的附屬國兼駙馬國的地位。
由於高麗國王與元朝的這種特殊關係，在元與高麗交往的曆史上，國王和王妃親朝的事情經常發生，每次親朝，不僅帶領大批人馬，而且攜帶大宗貢品。元至元二十一年(高麗忠烈王十一年，1284年)夏四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從臣僚一千二百餘人，賚銀六百三十餘斤，紵布二千四百四十餘匹，楮幣一千八百餘錠。”國王及王妃親朝所攜帶的貢品之外，他們所帶領的大批人馬的消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從蒙古太祖十九年(1219年)至元朝滅亡(1368年)，蒙古國與元朝派遣使臣前往高麗的次數是277次。其中，蒙古國時期33次，元朝建立以後世祖朝82次、成宗朝26次、武宗朝17次、仁宗朝17次、英宗朝5次、泰宗朝6次、文宗朝6次、寧宗朝1次、惠宗朝84次。而高麗從蒙古太宗四年(1232年)至元朝滅亡，共遣使赴元479次，其中，高麗高宗時期39次，元宗時期56次，忠烈王時期207次，忠宣王時期21次，忠肅王時期63次，忠肅王(後)時期6次，忠惠王(後)時期9次，忠穆王時期16次，忠定王時期5次，恭湣王時期57次。根據上麵的統計數字，在蒙古國及元朝120餘年的統治時間裏，與高麗的雙方往來是756次，應居元朝與藩屬國往來次數之首。其中，高麗派使臣赴元的次數幾乎接近元朝向高麗派遣使臣次數的2倍，而且元朝派遣使臣的目的多為催促高麗入元朝貢，監督高麗內部事務等；而高麗使臣前往元朝則多為進獻貢物、貢女等。
高麗向蒙古國及元朝進獻的物品有：鷂子、好銅、黃白紙、金錘、金鱔、銀鱔、獺皮、真紫羅、細苧布、紙、玳瑁、白苧布、表紙、奏紙、金盂、銀盂、阿吉兒合蒙合皮、鷹、鐵、真珠、金、日本栗、虎皮、花文大席、人參、鵠肉、牛、香菜、水果、白銀滿鏤鍍金台盞、白銀滿鏤瓶、銀錘、虎豹皮、白馬、金盞、銀鏤葵花盞、金瓶、米、木衣、脯、獾皮、野貓皮、黃貓皮、鞍驕、耽羅馬、金瓶、鏤銀壺、銀湯瓶、銀大尊、半鏤銀胡壺、金畫甕器、野雉、耽羅牛肉、耽羅酥油、海菜、幹魚、幹脯、畫扇、酒鍾、皮貨、織紋紡布、熊皮、熊羔皮。
除了支付品目繁多的貢物和親朝的費用以外，高麗還要向元廷提供數目龐大的軍需用品。其中包括向元朝派駐高麗的屯田軍、鎮戍軍、鎮邊軍等提供糧食、飼料、衣物、船隻、馬匹等。至元七年(高麗元宗十一年，1270年)二月，駐屯西京的蒙古軍向高麗“請席島倉米，乃給米一千石，雜穀五百石，鹽一百石。”不僅提供軍糧，高麗還要為駐屯軍提供飼料、馬匹等，如“今計正軍六千人所帶馬率以一人三匹為計，則凡一萬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加以四千農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碩計之三萬六幹，本國碩則七萬二千。”
蒙古國東征日本，也向高麗索取兵馬所需糧草、船隻等。至元五年(1268年)五月，忽必烈敕諭高麗使者：“往諭爾主，速以軍數實奏，將遣人督之。今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高麗使臣認為：“舟艦之事即當應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國有軍四萬，三十餘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虛名，而無軍卒。”忽必烈並沒有認同他的說法，認為：“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高麗使臣說：“賴聖德，自撤兵以來，有生長者僅十歲耳。”忽必烈的回答是：“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便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則不可行乎?”命高麗使臣“歸可以此言諭爾主。”這段史料反映了作為宗主國的蒙古國(元朝)對藩屬國高麗發號施令的強硬態度，隻要提出要求，屬國就必須接受，根本不允許有任何異議。
大量的貢品和軍需物品的輸出，極大地加重了高麗人民的負擔。“小國連年不登，民皆乏食，所以軍糧未曾盡意收貯，除見在兵糧七萬七百二十七漢石外，內外公私俱竭，以此大小官員月俸國用，多般賦稅，悉皆收取，更於中外戶斂，粗備四萬漢石。除此之外，元朝政府還要求高麗向元朝的遼陽行省輸送糧食。僅元貞元年(1295年)的三月、四月，就有“米一萬石輸之遼陽”、“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石輸之遼陽”、“米八千五百六十八石輸之遼陽一的記載，足見高麗向遼陽輸送貢米的數字之大。
元朝對高麗朝貢的需索苛刻而嚴厲，其對高麗的回賜也很豐厚。這與元朝與高麗統治集團因聯姻形成的密切而又特殊的關係有關。
元帝用於回贈的物品有：西錦、曆日、金線走絲、色絹、駱駝、良馬、弓矢、重錦、秤子、等子、鶻、海東青、寶器、風瓶、玉笛、彩帛、海青圓牌、鋪馬紮子、金甕、玉帶、金袍、米、鸚鵡、銀、寶鈔、織金段、紅絹、葡萄酒、線綾、紅綃、金段、金段衣、繡段、綾素段、木棉絹、劍、禦鞍、金鞍、黃金、羊、鵠、楮幣、浮車。
元朝作為宗主國、高麗王的嶽丈之家，薄來厚往的情況也經常發生，回賜物品的價值至少與貢物的價值相等。元朝不僅對前來朝貢的王公貴族、使臣給予賞賜，連其隨從也加賞賜。忠烈王在位34年間，往來元朝與高麗的都城14次，隨行人員甚多，最高的一次竟達1200人。元朝給忠烈王最多的一次賞賜是3萬兩白銀。雙方交換的物資，有的是急需品或生活必需品，有的是藝術品或奢侈品，故其價值很難準確對比。大體上，在元與高麗關係的和平時期，元朝皇帝奉行“厚往薄來”的原則，前提是高麗王對元朝忠順。不過，與元朝要求於高麗的貢賦相比，元朝的賞賜比起唐、宋等朝代對朝貢國的賞賜就稱不得豐厚了。
綜上所述，元朝與高麗之間的朝貢製度具有這樣的幾方麵特征：其一，蒙古國與元朝是通過武力及軍事征服的手段迫使高麗稱臣納貢、奉表朝拜的；其二，元朝不僅要求高麗稱臣，而且對高麗進行極為嚴格的政治控製；其三，高麗要根據元朝的指令準備貢物的品種及數量，此與傳統意義上附屬國攜帶本國方物的朝貢不同，因此在《元史》的元帝諸紀中雖然頻頻出現高麗遣使進獻“歲貢”的記載，卻沒有歲貢的具體種類和數量的多寡。
二、元朝對中朝朝貢關係的管理
元朝對朝貢的組織與管理由禮部所屬的侍儀司和會同館負責。至元八年(1271年)三月，元世祖正式頒布詔令，“敕：元正、聖節、朝會，凡百官表彰、外國進獻、使臣陛見、朝辭禮儀，皆隸侍儀司。”侍儀司“秩正四品。掌凡朝會、即位、冊後、建儲、奉上尊號及外國朝覲之禮。”侍儀司是禮部的下屬機構，主要負責各種禮儀的籌辦，外國進獻，使臣陛見。接待外國使節朝覲及獻納物品的具體事務由會同館負責。
會同館“秩從四品。掌接伴引見諸番夷峒官之來朝貢者。至元十三年始置。二十五年罷。二十九年複置。元貞元年，以禮部尚書領館事，遂成定製。禮部尚書領會同館事一員，正三品；大使二員，正四品；副使二員，從六品。提控案牘一員，掌書四人，蒙古必闍赤一人，典給官八人。其屬有收支諸物庫，秩從九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除了接待事務以外，會同館還負責向往來貢使了解各自國家的自然狀況、曆史地理等，並編繪成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月壬寅，禮部言：“會同館番夷使者時至，宜令有司仿古《職貢圖》繪而為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裏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會同館雖然負責接待外國朝覲使者，但飲食方麵的安排卻另由通政院的廩給司負責。廩給司“秩從七品。掌諸王諸番各省四方邊遠使客飲食供張等事。至元十九年置。”內設提領、司令、司丞各一員從事具體工作。
除了中央的管理機構以外，驛站是朝貢活動得以實現的保證。元代驛站的職能比元以前的各朝有很大的擴展，在以往傳遞軍情、布宣號令的職能之外，又增加了繁重的運輸任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番夷”貢物的轉運工作。
元朝的驛站十分發達，無論是設置、管理還是功能、建製，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水平。“元製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圓符為信，銀字者次之；內則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為長官者主之。”站赤中有驛令、提領等官。在關會之地，還設置脫脫禾孫，以司辯詰。站赤中的各級官吏皆歸通政院及中書兵部統一管理。站戶有逃亡的，要及時簽補，並加以撫恤和賑濟。由於站赤管理井然有序，“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站赤的發達標誌著元朝國內交通的發達，也標誌著元朝對外交往的頻繁與廣泛。
為了保證站赤的正常運行，對隨路官員及站赤人等的過往進行嚴格的規定：“使臣無牌麵文字，始給馬之驛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麵，而不給驛馬者，亦論罪。”站赤官員要對過往行人進行嚴格盤查，要根據是否帶有文字牌麵來決定是否給予馬匹，沒有牌麵的，隨便給予馬匹，要治罪；有牌麵，沒給馬匹的，也要治罪。雖然規定如此嚴格，但前來朝貢的使臣，卻可以不受限製，“若係軍情急速，及送納顏色、絲線、酒食、米粟、緞匹、鷹隼，但係禦用諸物，雖無牌麵文字，亦驗數應付車牛。”將進貢物品與緊急軍情並重，足見元朝對朝貢的重視。
為了轉運貢物，加強對屬國的控製，元朝還將驛站設置在各屬國境內，對高麗也是如此。至元十七年(1280年)七月，元朝首次在高麗境內設置驛站，“以高麗國初置驛站，民乏食，命給糧一歲，仍禁使臣往來，勿求索飲食。”。按照元朝的計劃，在高麗境內應設置40個驛站，由於“民畜凋敝”，高麗懇請元朝減少驛站的數目，後得到準許將40個驛站合並為20個。元朝與高麗之間的朝貢活動就是通過這些驛站實現的。可以說，朝貢促進了驛站的發展，驛站也加強了元朝與藩屬國之間的朝貢。
關於元朝的朝貢禮儀，史載不詳。記載明朝禮儀製度的《明集禮》中對元朝的禮儀做了簡略的介紹。內容是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令高麗王“修世見之禮”。此後，藩屬國在正旦、聖節、大朝會之日來朝，要行朝禮覲見。元朝還將皇帝的生日定為重大節日，讓來朝藩王和使臣在這一天行朝覲禮，這是元世祖在禮儀製度方麵的首創，並為明清兩代所沿用。
三、元代中朝朝貢關係的影響
元朝與高麗的朝貢關係在維護宗主國強權的同時，也給藩屬國帶來了多方麵的影響。
首先，高麗自建立政權以來，一直與同時期的中國政權有密切的往來，大量代表中國儒學及理學思想的書籍進入高麗。主要有《四書》、《毛詩》、《尚書》、《周易》、《禮記》、五子書、《韓文》、 《柳文》、 《東坡詩》、 《詩學大成押韻》、 《君臣故事》、 《資治通鑒》、 《翰院新書》、《標題小學》、《貞觀政要》、《三國誌評話》等。由於對漢文化及儒學觀念接受得比較徹底，高麗的儒學頗為昌明。
其次，元朝與高麗宗藩關係的建立，使帶有儒學特色的高麗文化和以遊牧為特點的蒙古文化有了接觸的機會。從蒙古民族的心理來講，在統一中國之後，以華夏正統自居，積極通過各種方式發展海外貿易和中外交往。蒙古統治者最初對高麗的征服，其目的不僅要高麗臣服，還要將高麗變成蒙古帝國統治下的地方政權，在高麗建立征東行省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元朝建立以後，對高麗以種種方式保持自己獨立狀態的努力做出許多讓步，征東行省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但在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五月，由於高麗王“不能服其眾”，“遂複立征東行省”，任命闊裏吉思為高麗行省平章政事。高麗國王不接受元朝的這一決定，請求元朝看在高麗80餘年“歲修職貢”、“世子入侍”的情麵，還是要讓高麗按照祖宗傳下來的方式，臣服元朝，而不要建立元朝的行省。高麗在蒙古帝國對高麗的征服時期，無法真正抵禦蒙古軍隊，但不懈堅持，維持了一種特殊的半獨立發展狀態。
其三，習俗與禮儀方麵的影響。元朝與高麗交往之初，並沒有要求高麗改變習俗，隨著兩。國交往日益頻繁，以及各代高麗世子赴元為質，高麗國王又與元皇室聯姻，成為元王朝的駙馬，情況有所改變。高麗王室經常帶大批隨從入元朝覲，少則在元滯留數月，多則經年乃至數年。蒙古公主入高麗時，也帶去大批私屬人戶。再加上元朝在高麗派有達魯花赤，還曾經派駐過軍隊，使與蒙古貴族接觸頻繁的高麗統治者，關係密切，漸染蒙古之風。因此，蒙古習俗對高麗統治集團，進而對平民百姓都產生了很大影響。這首先表現在發式和衣冠上。高麗發式原與漢族相同，留全發。高麗忠烈王王眶作為質子入元不久，就改梳蒙古發式，而且在衣著上也改穿蒙古服裝。至元九年(1272年)忠烈王短期回國時，已經是“辮發胡服”。“辮發”指的是剃蒙古發式，“胡服”自然是指蒙古式服裝。大臣們也紛紛改換發式，並陸續改穿蒙古式服裝。高麗國王個人的愛好、行為也反映出蒙古習俗的影響。從忠宣王開始，高麗國王大多有蒙古名宇。忠宣王的蒙古名叫益智禮普化，忠肅王叫阿刺訥忒失裏，忠惠王叫普塔失裏，恭湣王叫伯顏帖木兒，等等。忠烈王喜歡穿蒙古戎裝，還非常喜歡打獵。由於高麗國王、世子多在元住過較長時間，又有與其長期共同生活的蒙古妃子，他們的飲食中自然也少不了蒙古風味的食品。
高麗王室與元皇室聯姻，以及兩國統治階層的頻繁接觸，使高麗的某些禮儀也頗受蒙古影響。忠烈王與忽都魯揭裏迷失公主所生之子王璋，與晉王甘麻刺之女寶塔實憐公主的婚禮，就是按蒙古禮儀操辦的。王璋連續3天分別以白馬81匹獻於帝、太後和其嶽父晉王。同時，皇太後、晉王分別以數百隻羊、數百壇酒設蒙古式大宴慶賀。獻白馬和以9或9的倍數為吉祥數都是蒙古禮儀。王璋之後的忠肅王、忠惠王、恭湣王娶元公主時，也都以這種方式獻聘禮。不久，高麗國內的某些重大喜慶活動也獻白馬，給元皇室貴族贈送禮物時，其數量也往往用9或9的倍數，以示吉祥。
元王朝曾在高麗置征東行中書省，後由高麗國王兼任征東行中書省丞相。大德二年(1298年)，忠宣王王璋署征東行中書省事。高麗宰樞及行省左右司官員謁見忠宣王時，“用元朝禮”。這樣，高麗朝廷便有兩種禮儀。平時宰樞臣僚處理本國一般事務謁見國王時，用的是高麗禮儀，而宰臣、行省官員處理行省事務謁見國王兼行省丞相時，則用“元朝禮”。在高麗的公私行文或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使用一些蒙古詞匯，如伊裏幹(意為聚落)、忽赤(意為佩弓箭者)等等。
第五章 前外交部副部長解密新中國外交史三大事件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開始飄揚在聯合國大廈前的廣場上。左一為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右一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在決議通過時,他們開懷大笑。新華社發。
本報記者走進北京城一棟不起眼的舊樓房,拜訪一位睿智的82歲老人。他曾是我國一位叱吒風雲的外交家,曾令對手既害怕又敬佩。他就是前外交部副部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他親身經曆了新中國外交史的三大勝利———中國重返聯合國、香港回歸和澳門回歸。
-周南簡曆
生於1927年12月。祖籍山東曲阜,曾入讀於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194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燕京大學地下黨負責人。
新中國成立後,曾駐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亞大使館,並曆任外交部西亞北非司科長、外交部副部長,並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參與中英、中葡關於香港、澳門問題談判。1990年1月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是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七、八屆全國人大常委。
-精彩語錄
◎我20年前可以在海裏連續遊上兩個小時,現在隻能遊一小時。人老了,腿腳不得力了。
◎誌願軍戰士裝備簡陋,許多人不是中彈,而是手腿嚴重凍傷,不得不截肢。而美軍已經是裝備了鴨絨睡袋。
◎小布什當時還是個孩子。老布什到北京任職時,他們父子倆經常騎自行車逛胡同。甚至參加外交宴會時,老布什也騎著插了美國國旗的自行車前去。
◎我們仨一邊喝酒抽煙,一邊出點子,一直聊到深更半夜,一瓶茅台酒也喝完了,大概形成了稿子的綱目。
◎在野的撒切爾夫人訪港,我們像老朋友一樣吃飯飲酒,但我避談政事。其實我心裏明白,她是想替彭定康進行遊說。
剛結婚即奔赴抗美援朝戰場
南方日報記者(以下簡稱記):這屋裏整麵牆都是線裝書,您經常讀嗎?
周南(以下簡稱周):讀的。如今有時間了,可以從容地讀書。現在這些書不容易找,幸虧還有企業願意印。
記:您從風雲變幻的外交戰線退下來,過著閑雲野鶴的清靜日子。聽說,您剛剛從海南島休假回來?
周:那裏很不錯。我每天在海裏遊一個小時,非常愜意。不過,我20年前可以在海裏連續遊上兩個小時,現在隻能遊一小時。人老了,腿腳不得力了。
記:您已經是82歲,有這樣的體力已經非常強了,許多年輕人也比不上。
周:可小平同誌南巡時已經是88歲,比我精神呀。
(周南家中客廳的牆上,有一幅他陪鄧小平同誌會見外賓的照片。照片中所有的人都在開懷大笑,包括荷蘭首相、周南和現中國駐英大使傅瑩。原來這就是那張得過新聞獎的著名照片。當時,小平同誌介紹說自己已經84歲了,但翻譯卻譯成了“48歲”,於是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
記:您從年輕時進入外交部跟隨周總理、陳毅外長出訪亞非國家,到成為中國重返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團成員,到中英、中葡關於香港、澳門問題談判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再到就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這樣的外交生涯實在豐富多彩。你的詩詞中,有“高麗烽火起,投筆事戎行。結縭甫一日,慷慨赴疆場”。這樣說,你剛結婚就作為誌願軍上戰場了。
周:抗美援朝一開始,我們就報名參加。我被分配到九兵團,擔任美軍俘虜的管理工作。記得在鴨綠江邊等待過江時,見到美軍飛機越過中國國境,前來掃射。我們後來是踏著冰封的江麵進入朝鮮的。
記:那時,最嚴酷的是敵我實力懸殊嗎?
周:我們所麵對是美國最精銳的部隊,像海軍陸戰第一師等。但更可怕的是零下30℃的氣候。誌願軍戰士裝備簡陋,許多人不是中彈,而是手腿嚴重凍傷,不得不截肢。而美軍已經是裝備了鴨絨睡袋。
記:美軍俘虜好管嗎?
周:這些少爺兵的國家觀念淡薄,審問起來很順利。我們還鼓勵他們寫家信,辦牆報。我們總是將最好的食物給他們吃,比美軍後來對待伊拉克戰俘人道多了。
毛主席緊急部署組團赴聯合國
記: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決議,恢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確立了中國在國際舞台的重要地位。您1971年—1981年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是中國重返聯合國的第一批人員。期間,您最難忘經曆是什麽?
周:這個消息一傳來,毛澤東主席就說,今年我們有兩件大喜事,一個是林彪自我毀滅,一個是恢複我在聯大席位。
當時,那一屆的聯合國大會已開了一半,我們還派不派代表團參會?有人說,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沒有做好準備,討論什麽問題也不清楚,提案也沒有,等明年再去吧。毛主席卻果斷地決定,馬上組團去。他說,這是非洲兄弟將我們抬進去的,不去就脫離群眾了。於是,中國很快組成了出席第26屆聯大的代表團,喬冠華為團長,黃華為副團長兼中國常駐安理會代表。我作為代表團一等秘書也隨團前往,並在會後留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了10年零1天,先後任參讚、大使等職。
記:毛主席給你們什麽任務?
周:在我們啟程前的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代表團成員。他說,你們一定要以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姿態,很好地宣傳中國的外交政策。他說,中美還沒有建交,你們是深入到帝國主義心髒去,處在別人的包圍之中,是孤軍深入。“我送你們兩句話,一句是古人講的,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另一句是阿慶嫂講的,叫做‘膽大心細,遇事不慌’。”出發那天,周恩來總理和政治局主要成員親自到機場為我們送行。
記:雖然社會主義的中國進入聯合國,但當時的形勢對你們應該是蠻險要的。
周:是的。中國代表團參加聯大立刻成了各國媒體報道的焦點。那時,中美沒有直達航線,代表團要在巴黎等地轉機。在巴黎轉機後,一些消息靈通的外國記者打探到了我們的航班,就同機搭乘,隨機采訪。
老布什順應大勢主動酬客
記:你們抵達後,一貫在聯合國當慣老大的美國是什麽態度?
周:當時,美國駐聯合國的代表是喬治·布什,即後來任美國總統的小布什的父親。以前,他一直極力阻撓我們參加聯大,眼看中國進入聯合國已成事實,也不得不改變態度。11月15日,我們正式出席聯大會議。布什事先打聽到了中國代表團抵達的時間。那天,他早早就站在通往聯大會場的走廊上,假裝與人閑聊。看見中國代表團一行到來,他扮成不經意間碰到,主動走上前來與中國代表團成員握手,表示歡迎。
記:他的外交手段也是靈活變通的。
周:為表示友好,老布什還特意邀請我們到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別墅做客。此後,他經常邀請我們去,我們也邀請他們一家來吃飯。我們常來常往,直到兩年後布什到中國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
記:那您早就認識小布什了。
周:他當時還是個孩子。老布什到北京任職時,他們父子倆經常騎自行車逛胡同。甚至參加外交宴會時,老布什也騎著插了美國國旗的自行車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