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是非成敗轉頭空

一、為何蜀漢不戰而降

公元263年劉禪君臣的不戰而降，是蜀漢史上最後一個不解之謎。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有職無權的光祿大夫譙周。譙周為什麽要極力主張投降曹魏？劉禪又為什麽要聽他的？蜀漢朝野，為什麽隻有少數人主張抵抗，多數人並無鬥誌？在蜀漢迅速滅亡的背後，又有著什麽樣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呢？

這一集我們講蜀漢之亡。

蜀漢，是三國當中最先滅亡的，這讓許多曆史學家感到困惑。第一，史家一般認為，和曹魏、孫吳相比，蜀漢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麽反倒先亡呢？第二，蜀地有“重險之固”（《三國誌·鄧芝傳》載鄧芝語），打不了別人，難道還守不住？第三，從曹魏出兵，到劉禪投降，其間隻有兩個月，蜀漢之亡為什麽如此之快？這實在讓人大惑不解。

不過困惑歸困惑，思考歸思考。得出的結論，一般也有四條，即劉禪昏庸、黃皓弄權、陳祗（音支）亂政、譙周誤國。這也是有根據的。我們知道，魏軍從洛陽出發，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此年上半年為蜀漢景耀六年，下半年為蜀漢炎興元年）的八月；決定伐蜀，則是在五月。據《三國誌·薑維傳》，當時薑維已經得到消息，便上表劉禪，提出布防措施（六年，維表後主），請劉禪速派張翼和廖化分別把守陽安關口和陰平橋頭“以防未然”。誰知這時劉禪隻聽黃皓的，而黃皓又隻聽巫師的。巫師說敵人不會打過來，黃皓便信以為真，讓劉禪扣下了這份公文（啟後主寢其事），結果滿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禍即將臨頭（群臣不知）。這豈不是劉禪昏庸、黃皓弄權？

那麽，黃皓是什麽人？是劉禪寵信的宦官。眾所周知，東漢滅亡，宦官幹政是原因之一。這條教訓，可謂殷鑒不遠。所以，諸葛亮在世時，就特地安排董和的兒子董允擔任“大內總管”（任以宮省之事）。據《三國誌·董允傳》，諸葛亮任命董允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帥宿衛親兵，而且在《出師表》中特別交代劉禪，要他“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谘之”。董允也不負厚望，把劉禪和黃皓看得死死的（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結果，董允在任時，劉禪和黃皓都不敢胡作非為。

但是，董允於延熙九年（公元246）去世後，情況就變了。接替董允擔任侍中的陳祗與黃皓“互相表裏”，狼狽為奸。陳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黃皓則由“始預政事”而“操弄威柄”。兩個人都排擠薑維，黃皓還暗中策劃要廢掉薑維，嚇得薑維不敢回成都，躲在遝中（一說在今甘肅省，一說在今青海省）種麥子。一個國家，弄成這個樣子，豈非亡國之相？所以蜀漢的滅亡，除了劉禪昏庸和黃皓弄權外，還要再加上一條：陳祗亂政。

這當然都有道理，但也不完全。第一，據《華陽國誌》、《三國誌·諸葛亮傳》，以及《亮傳》裴鬆之注引孫盛《異同雜記》，當時主張召回薑維，奪其兵權的，並非隻有黃皓，還有諸葛瞻和董厥。諸葛瞻是諸葛亮的兒子，在這次戰爭中壯烈犧牲；董厥被諸葛亮稱作“良士”，顯然也不是什麽“小人”。但他們都主張撤銷薑維的大將軍職務，也都遷就（將護黃皓（董厥還隨劉禪投降曹魏）。所以這事不可以道德論，也不能把賬都算在黃皓頭上。第二，黃皓雖然誤了事，卻也沒有幹預薑維在前方的軍事行動，仗還是薑維打的。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時，就認為薑維對蜀漢之亡有責任。這當然也可以討論，但至少說明問題比較複雜。第三，黃皓隻是誤事，並沒有誤國，因為他並沒有主張投降。主張投降的是譙周。所以，許多人認為，蜀漢之亡還有一個原因，即譙周誤國。

那麽，譙周果真誤國嗎？

不妨還是先把當時的情況說一遍。前麵說過，魏軍發兵洛陽，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的八月。到十月份，鄧艾軍就從陰平（今甘肅省文縣）出發，經江由（即江油，今四川省平武）、綿竹（今四川省德陽市），一路殺到了雒縣（今四川省廣漢市）。這就到達成都的大門口了。據《三國誌·譙周傳》，當時蜀漢君臣被黃皓忽悠，以為魏軍不會馬上就來（敵不便至），根本就沒做任何準備（不作城守調度）。沒想到鄧艾的部隊竟然“長驅而前”，因此立馬慌了手腳，以至於城中居民驚慌失措，紛紛跑進荒郊野外，擋都擋不住（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製）。劉禪召集群臣會議，也是“計無所出”。一派主張“奔吳”，因為東吳是盟友（蜀之與吳，本為和國），或許可以收留自己；一派主張“奔南”，因為“南中七郡，阻險鬥絕，易以自守”，或許可以躲避一時。究竟應該“奔吳”，還是應該“奔南”，朝堂之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這時，譙周說話了。

譙周的意見，是既不同意“奔吳”，也不主張“奔南”。為什麽不能“奔吳”呢？譙周說，自古以來，從來就沒有到了別的國家，到了另一個皇帝那裏，寄人籬下，還可以再當天子的（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所以，我們皇上到了東吳，也隻能稱臣（今若入吳，固當臣服）。既然同樣是稱臣，為什麽不挑一個大國，要挑小的呢（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說了，*的規律，從來就是大國吞並小國（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可見，魏國能夠吞並吳國，吳國不能吞並魏國，這是沒有疑問的（魏能並吳，吳不能並魏，明矣）。到那時，我們難道再投降一次不成？如果說投降是屈辱，那麽，受兩次屈辱，與隻受一次，哪個更羞恥一些（再辱之恥，何與一辱）？此為不能“奔吳”之理。

至於“奔南”，譙周說，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早做準備（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現在，敵軍很快就會兵臨城下（大敵以近），我們也很快就會大禍臨頭（禍敗將及）。那些小兵小卒、小民小吏的心思，沒有一個是靠得住的（群小之心，無一可保）。隻怕我們一出門，他們就動手了（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哪裏還到得了南方（何至南之有乎）？

對於譙周的這一番理論，劉禪君臣並無一人反對。隻有個別人反問說，現在鄧艾已經快打到成都了，恐怕他不會接受投降，那又怎麽辦（恐不受降，如之何）？譙周說，現在東吳尚未臣服，鄧艾肯定受降，他也不得不受降。受降之後，還不得不給我們禮遇。如果魏國居然不封土地、爵位給陛下，我譙周願意親自前往京師依照古義據理力爭（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結果，蜀漢君臣誰都沒有話說（眾人無以易周之理）。劉禪倒是仍很猶豫，他還是想逃到南方去。於是，譙周又上疏劉禪，講了一通南方絕不可去的道理，主要意思是南方少數民族原本不服（以為愁怨），見我“窮迫”，必反無疑。劉禪也就打消了念頭。

既不能“奔吳”，也不能“奔南”，那就隻有投降。顯然，劉禪投降與譙周關係很大。甚至可以說，劉禪就是譙周勸降的。比如陳壽就說，劉禪一家平安無事（劉氏無虞），蜀漢百姓免遭戰亂（一邦蒙賴），都是得益於譙周的謀劃（周之謀也）。

這當然是正麵的說法。作為西晉的臣子和譙周的學生，他大約也隻能這麽說。但在持不同立場的人看來，這也等於認定譙周是“頭號賣國賊”。因此，痛罵譙周“誤國”，痛罵譙周“無恥”，痛罵譙周是“卑鄙小人”的聲音，在曆史上就不絕於耳。譙周，似乎被牢牢地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了。

其實這也是可以商量的。第一，當時朝堂之上討論蜀漢政權何去何從時，劉禪君臣均無戰意。他們與譙周的不同，隻不過他們主張跑，譙周主張降。甚至，他們也不反對降，隻不過擔心降不了（恐不受降，如之何）。等到譙周拍著胸脯做出保證，也就都不說話了。由此可見，沒有譙周，他們隻怕也會降。第二，譙周的話，雖然是“投降理論”，卻不等於“賣國理論”。就算是“賣國理論”，也不等於“一派胡言”。實際上，譙周的很多話是有道理的，比如“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比如南方乃“患國之人”，“必複反叛”。這些都是事實。第三，就算譙周“賣國”，也未必是“小人”。因為當時在“三國”之上，還有“天下”。天下終究是要重歸一統的。在天下一統的過程中，投降者又豈在少數？包括被諸葛亮譽為“良士”的董厥都是。如果都要算作“賣國賊”，豈非打擊麵太寬？

實際上譙周也不是什麽“小人”。從《三國誌·譙周傳》我們得知，他是一個孤兒，跟著母親和兄長生活，長大以後迷戀古籍潛心學問（耽古篤學），終於成為非常博學的人，《三國誌·杜瓊傳》稱他為“通儒”。當然，學問好，不等於人品好。學問挺大而人品極差的人，我們見得還少嗎？但譙周似乎不是。他不但沒有什麽“不良記錄”，反倒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地方。比方說，他家裏比較貧窮，卻絲毫不影響他對學術的熱愛，本傳的說法是“家貧，未嚐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如此安貧樂道，像是小人嗎？又比方說，他這個人，大約是有些其貌不揚又不修邊幅，而且說話直來直去的（體貌素樸，性推誠不飾）。所以，他第一次見諸葛亮時，所有的人都笑。本傳裴鬆之注引《蜀記》說，當時執法官要求處分那些笑譙周的人。諸葛亮說，算了算了，我都忍不住，何況別人（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但是，諸葛亮病逝，第一個跑到前線奔喪的就是譙周。這像是小人嗎？再比方說，諸葛亮去世後，劉禪常常出去遊山玩水，還要增加宮廷樂隊。當時官居太子家令的譙周便上疏力諫，希望劉禪“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這又像是小人嗎？

譙周既然不是“小人”，為什麽又要“賣國”呢？也隻有一種解釋，就是他認為這個“國”該“賣”。或者說，他認為蜀漢早就該亡，甚至希望蜀漢滅亡。為什麽蜀漢該亡？因為天下必須統一，也必定統一。而且，在譙周看來，能夠統一天下的，就是曹魏。曹魏而非蜀漢，才是代漢而立的“天命所歸”。

這樣說，有根據嗎？有。根據就在《三國誌》的《杜瓊傳》。杜瓊也是大學問家，而且是譙周的前輩，譙周經常向他討教。有一次，譙周向杜瓊請教了“代漢者，當途高”的問題。所謂“代漢者，當途高”，是東漢末年的政治民謠。意思是說，必將取代大漢的，一定是正當大路又高大魁偉的。這話早就在流傳了，而且被袁術利用過，因為袁術字“公路”。公路，在袁術看來就是“當途高”了。但是袁術並沒有得逞。這樣一來，什麽是“當途高”，就必須重新解釋；而益州學術界的解釋，則認為“當途高”就是魏。

最早提出這種新解釋的，是益州的大學問家周舒。他的這種說法在蜀地流傳甚廣，《三國誌·周群傳》就說“鄉黨學者私傳其語”。但周舒隻說“當途高者魏也”，沒有解釋它為什麽就是魏。於是譙周就去問杜瓊。杜瓊說，這道理還不簡單？魏，就是闕的名字呀（魏，闕名也）！這裏我們要解釋一下，就是古代天子、諸侯的宮門外、路兩邊，有一對高大的建築物，叫做“闕”或者“觀”（音貫）。因為它們高大魁偉、巍然而立，所以又叫“魏”或者“魏闕”。魏闕下麵兩邊，是懸掛政令的地方，所以又叫“象魏”。也因此，魏闕或者象魏，就成了朝廷的代名詞。比如《莊子》的《讓王》篇，就說那些身在民間卻不忘朝廷的人，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魏闕或者象魏，既正當大路又高大魁偉，豈非不折不扣地“當途高”？杜瓊對譙周解釋就正是這樣（魏，闕名也，當途而高）。他還說，前賢們這樣講，乃是一種隱喻呀（聖人取類而言耳）！

杜瓊這麽說，譙周似乎還很猶豫。杜瓊又問，難道還有什麽奇怪的嗎？譙周說，學生還是不太明白。杜瓊說，這有什麽不明白的！你想想，古時候的官府、官員，有叫“曹”的嗎？漢以後呢？都叫“曹”了。這裏也要解釋一下，就是漢代的製度，是皇帝所在曰宮，所屬曰尚（比如尚書）；宰相所在曰府，所屬曰曹（比如東曹、西曹）。這叫皇宮相府、宮尚府曹。府，其實就是政府。政府的辦事機構叫“曹”，曹的長官叫“曹掾”，吏員叫“屬曹”，勤務兵叫“侍曹”。用杜瓊的話說，就是“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這個“曹”，當然不是曹操的“曹”。但為什麽這麽巧呢？杜瓊認為，這就是天意了（此殆天意也）！也就是說，在杜瓊看來，屬曹、侍曹，就是屬於曹氏、侍奉曹氏。又是“屬曹”、“侍曹”，又是“當途而高”，這下子譙周明白了：上天是要由曹魏來統一天下呀！

於是譙周也開始散布諸如此類的言論，還拿劉備父子的名字做文章。他說，咱們的先帝叫什麽名字？備。備是什麽意思？具備。說得白一點，就是“足夠了”。當今聖上叫什麽名字？禪。禪是什麽意思？禪讓。說得白一點，就是“讓出去”嘛！

這還不算，景耀五年（公元262年），也就是蜀國滅亡的前一年，劉禪宮中的大樹無故而折，譙周又在柱子上寫了一條“反動標語”，說是“眾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複”。這話陳壽做了解釋。他說，眾，就是曹，因為“曹”有群的意思，眾的意思（《廣韻·豪韻》曰：“曹，眾也，群也”）。大，就是魏，因為“魏”通“巍”，有高大的意思。具，就是具備，也就是劉備。授，就是禪讓，也就是劉禪。因此，所謂“眾而大，期之會”，就是說，曹魏啊曹魏，你又眾多，又高大，天下人都盼望著匯集到你那裏。所謂“具而授，若何複”，則是說，蜀漢啊蜀漢，你們一個已經足夠，一個準備禪讓，還有什麽“後來人”嗎？

這就是譙周的思想和言論，也是他後來要“出賣”蜀國、主張投降的原因。顯然，譙周的“賣國”，不是道德品質問題，而是政治立場問題。說白了，他就是要擁護曹魏，反對蜀漢。毫無疑問，周舒也好，杜瓊也好，譙周也好，他們的言論都是牽強附會、強詞奪理、裝神弄鬼。但是第一，當時興這一套；第二，人們也吃這一套。《三國誌·杜瓊傳》說，蜀漢滅亡後，大家都說譙周算得真準（鹹以周言為驗）。其實哪裏是算得準，是那些人都盼望著曹魏勝利，蜀漢滅亡。

那麽，蜀漢又是怎麽得罪了他們呢？

也有四點。

第一是“分利不均”。實際上，隻要看看反對蜀漢的都是些什麽人，就不難明白這一點。周舒，巴西閬中人；杜瓊，蜀郡成都人；譙周，巴西西充人。這是散布“反動言論”的。此外，還有圖謀不軌被諸葛亮所殺的彭羕，廣漢人；斷言東漢將亡、劉備將失荊州，後來被劉備所殺的張裕，蜀郡人；劉備時期裝聾作啞“閉門不出”，好不容易被諸葛亮請出山來又“乞老病求歸”的杜微，梓潼涪縣人。很清楚，清一色都是益州人。

再看劉備、諸葛亮信任重用的人，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不算，其他的如龐統，荊州襄陽人；法正，扶風郿縣人；許靖，汝南平輿人；糜竺，東海朐（音渠）縣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荊州義陽人；楊儀，荊州襄陽人；馬謖，襄陽宜城人；蔣琬，零陵湘鄉人；費禕，江夏鄳（音盟）縣人；薑維，天水冀縣人。這些人有的屬於荊州集團，有的屬於東州集團，但都不是益州人。當然，益州土著也有受信任的，比如費詩，犍為南安人；黃權，巴西閬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不過他們的受信任都要打折扣，或者先不受信任（如王平），或者後不受信任（如黃權），或者中間出問題（如費詩）。

平心而論，這個問題，諸葛亮不是沒有意識到，也不是沒有做工作。比如楊洪，犍為武陽人，就是諸葛亮一手提拔的。據《三國誌·楊洪傳》，當時，李嚴在犍為當太守，楊洪在他手下做功曹（辦事員）。因為反對郡政府搬家，楊洪與李嚴分手，到了成都，被諸葛亮發現是人才。結果，李嚴還在犍為，楊洪就當了蜀郡太守（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楊洪提拔的門下書佐（抄寫文書的辦事員）何祗，幾年後也當了廣漢太守，而這時楊洪也還仍然是蜀郡太守（時洪亦在蜀郡）。所以，當時益州人士都佩服諸葛亮能人盡其才（是以西土鹹服諸葛亮能盡人之器用也）。此外，被諸葛亮信任重用，同時也敬重佩服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還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張裔等等。

不過，這些努力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既不能改變劉備既定的組織路線（荊州第一，東州第二，益州第三），又無法消除益州集團的顧慮。他們的賬算得很清楚：蛋糕就這麽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況“分利不均”？劉璋的時代，他們是“二等臣民”。劉備一來，他們變成“三等”了，怎麽會願意？還不如讓曹魏來統治。

那麽，曹魏來了，益州集團就不會變成“四等臣民”嗎？不會。因為曹魏要奪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占山為王。何況曹丕接班以後，實行的是“九品中正製”，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擔任本郡“中正官”，負責推薦本籍士人。這對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馬昭滅蜀後，就將原屬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的官員都調回中原，實施“蜀人治蜀”。這就更讓益州集團覺得，他們反蜀漢是反對了。

第二是“治蜀過嚴”。眾所周知，諸葛亮執政，實行的是依法治國，而且令行禁止執法如山。這原本是對的，但也難免引起一些人的不滿。《三國誌·諸葛亮傳》裴鬆之注引《蜀記》中甚至有這樣的話：“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鹹懷怨歎。”這個說法很多人不讚成，因為第一，這條史料被裴鬆之認為不實，裴鬆之的說法是“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第二，陳壽對此另有說法，他在《三國誌·諸葛亮傳》的評語中說的是“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一個是“鹹懷怨歎”，一個是“而無怨者”，這就矛盾。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當然寧信正史，不信野史，即“蜀人無怨”。

我的看法，是兩說並不矛盾。因為諸葛亮治蜀雖然偏“嚴”，但基本上“嚴”得公平（當然也有不夠公平的時候，比如冤殺益州豪族常房，就被裴鬆之認為是“妄殺不辜”）。公平，是諸葛亮大得人心之處。實際上，陳壽對此是有解釋的。陳壽說，為什麽諸葛亮“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呢？就因為他“用心平而勸戒明”。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開。既公正又公開，也就公平。不過，公平不等於不嚴峻（事實上陳壽也承認“峻”）。所以，民眾雖然不會抱怨不公平（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卻仍然會抱怨太嚴峻（自君子小人鹹懷怨歎）。也所以，《三國誌》的說法和《蜀記》的說法都對。

第三是“戰事太多”。諸葛亮“數出祁山”，薑維“九伐中原”，這些都是益州集團反對的事，譙周還專門發表了他的《仇國論》。在這篇文章中，譙周明確指出，現在並非秦朝末年（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倒像是戰國初期（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所以，咱們當不了漢高祖，頂多能爭取當個周文王（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如果不審時度勢，一味窮兵黷武（如遂極武黷征），勢必土崩瓦解（土崩勢成），可就神仙也救不得了（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譙周此論，無疑是一篇“反戰宣言”，代表了益州集團對諸葛亮、薑維等人不自量力連年發動戰爭的強烈不滿，也是益州集團對蜀漢當局的一次公開叫板。奇怪的是，譙周並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後來還官升一級，成為光祿大夫，地位僅次於九卿。這至少說明，譙周的論調很有一些市場。甚至就連朝廷當中許多人，也私下裏以為然。

第四是“人民甚苦”。正如《三國誌·譙周傳》所言，“軍旅數出”的結果必然是“百姓凋瘁”，因為打仗是一件需要很多錢的事。這些錢不從天降，不由地出，隻能在老百姓身上榨取。據《三國誌·後主傳》裴鬆之注引《蜀記》，劉禪投降時，蜀國人民有二十八萬戶，人口有九十四萬人，軍隊有十萬二千，官吏有四萬。也就是說，平均每九個人就要養活一個士兵，每七戶就要供奉一個官吏。蜀國人民，實在是負擔不起了！

當然，由於諸葛亮以身作則，蜀漢官員總體上比較廉潔。要不然，這個政權早就垮台了。但我們要記住，老百姓更關心的，還是自己能夠吃飽肚子。看來，蜀漢當局並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據《三國誌·薛綜傳》裴鬆之注引《漢晉春秋》，當時出使蜀國的薛珝（音許）回國以後就對孫權說，我看蜀國是差不多了。為什麽呢？走進他們的朝堂聽不到正義的聲音（入其朝不聞正言），走進他們的田野看不見健康的臉色（經其野民皆菜色）。是啊，這樣的國家，豈有不亡之理？就算諸葛亮再生，怕也無力回天吧！

所以，鄧艾和鍾會剛剛出兵，有一個名叫張悌的人就斷定蜀漢的必將滅亡。理由之一，就是當局窮兵黷武（玩戎黷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的話，記載在《三國誌·孫晧傳》裴鬆之注引《襄陽記》裏，也記載在《資治通鑒》裏。張悌和薛珝都是吳人，他們預言蜀漢必亡，果然亡了。那麽，他們自己的東吳又如何呢？

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酒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傳統組成部分，早在夏商時期，我國先民就已會釀酒。漢末三國，酒在社會生活中已漸為普遍。無論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還是新舊兩版的“三國”電視劇；無論是溫酒斬華雄，還是煮酒論英雄，酒都是三國英雄故事的重要道具。

禁酒與好酒

古時生產力不高，而釀酒又意味著糧食的消耗，因此官方並不鼓勵釀酒。傳說商末因為出了“酒池肉林”的紂王，酒更是被口誅筆伐，這雖很可能是成者王敗者寇的誣蔑，但入周以後禁酒就成了政府行為。到了東漢末年，各地戰亂頻繁，大量人口逃散死亡，生產力更不能保證，糧用不足一直困擾著各路英豪，禁酒也就成了維持政權和節約軍隊開支的權宜之計。

魏蜀吳三足鼎立之前，就有人開始禁酒，先有漢中的張魯，後有徐州的呂布，等曹操統一了中國北方後，禁酒被他搬上了法令。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平定北方袁紹父子及其餘部不久，麵對黃巾之亂後中原地區殘蔽的社會經濟，他頒布了禁酒令。《後漢書？孔融傳》載：“時年饑，兵興，操表製酒禁。”顯然，盡管當時曹操已經采取屯田等方式以增加生產，但連年征戰的曹軍恐怕還是餓著肚子的，隻有靠禁酒來保證糧草的供應。

曹操很清楚釀酒不僅耗費糧食，而且如果飲酒成風也必然貽誤軍機，因此他並不怎麽好酒。不過由於曹操的文人形象與藝術渲染的需要，《三國演義》裏邊的曹操就大變樣兒了。比如第十六回“曹孟德兵敗清水”，吃了敗仗的曹操有一日“酒醉”，想到城中嫖妓，左右心腹使之與張繡的嬸嬸鄒氏私通，於是曹操每日與鄒氏飲酒作樂，好不快活。事情敗露後，引起張繡的不滿，曹操為此損兵折將。

曹操不一定好酒，卻擋不住他周圍的人對酒的偏好，其子曹植就是一位。史稱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被關羽困於樊城，曹操任命曹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準備派遣他去援救曹仁，結果曹植“醉不能受命”。和我們寧願相信曹操好酒一樣，人們也同情曹植後來的境遇。曹丕即位後，將曹植打壓得很慘，其中固然有曹丕“相煎太急”的政治手腕，但也不乏曹植喝酒誤事、不堪重用的自毀前程。

酒風與酒器

三國有不少酒風剽悍之人，張飛就是最典型的。《三國演義》第二回就是他“醉酒鞭督郵”，開了整部小說的“酒氣”。張飛醉酒之後，總是要鬧出些事來，如醉酒打了呂布嶽父曹豹，失了徐州不說，還把劉備的老婆孩子給搞丟了。後來，為給二哥關羽報仇，心急卻無處使勁的張飛醉酒打了範疆、張達，最後遭到報複，命喪黃泉。

三國人酒量、酒風如何，曹丕在《典論·酒誨》裏給出了答案。他寫道：“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並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勝，中雅受六勝，季雅受五勝。”就是說荊州牧劉表喜歡喝酒，專門讓人做成了大、中、小三個酒杯，大酒杯取名“伯雅”，能盛七升酒；中酒杯取名“中雅”，能盛六升酒；小酒杯取名“季雅”，能盛五升酒。

據《中國曆代度量衡考》一書，漢末及三國時一升相當於今天的0.2升，所以“伯雅”能盛兩斤八兩，“中雅”能盛兩斤四兩，“季雅”剛好盛兩斤。

漢魏時沒有蒸餾酒，隻有釀造酒，而且釀造方法較為粗放。《三國演義》開篇就是“一壺濁酒喜相逢”，蒸餾酒直到羅貫中所在的明代才出現，因此“濁酒”是符合漢魏時代狀況的。所謂“濁酒”，就是沒有過濾的、酒水混合著酒渣的酒，因此顯得渾濁。從這個意義上講，有關三國的影視劇中，但凡出現清冽的酒水，都是穿幫的。

山東諸城涼台出土的一幅漢代的畫像石有一幅庖廚圖，圖中的一部分為釀酒情形的描繪，把當時釀酒的全過程都表現出來了。共包括釀酒原料→蒸熟→冷卻→加入經搗碎、浸曲、過濾的曲汁→入大口缸發酵→提取酒醪→繼續發酵→入小口酒瓶等10道工序。這一釀酒工藝路線，可以說是漢魏時期釀酒的主要操作法。

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裏麵也有8例製曲法，40餘例釀酒法。釀酒技術路線與漢代大致相同。《齊民要術》裏還載有曹操釀酒的故事。有一年，他發現家鄉亳州已故縣令的家釀法（九醞春酒法）新穎獨特，所釀的酒醇厚無比，遂將此方獻給漢獻帝。按現代發酵工程的角度，它被歸為“補料發酵法”，這在我國釀酒史上有著重要意義。它也是後來我國黃酒釀造的最主要的加料方法。

這個方法水和米的比例是一比一或者更低，即使經過二次發酵，成品酒一般不會超過10度，很像現在江浙一帶的江米甜酒。即便這樣的低度酒，常人也不會論斤喝，而劉表一口氣把三大杯幹完，將近七斤酒進肚了。

跟張飛強勸不能喝酒的曹豹一樣，劉表自己狂喝，也請客人狂喝，誰不喝，他就強勸。曹丕在《典論·酒誨》裏還這麽寫道：“（劉表）又設大針於杖端，客有醉酒寢地者，輒以針刺之。”你喝醉了，我就把你紮醒，讓你接著再喝。相比張飛，劉表的酒風也相當剽悍。

至於當時的酒器，之前就有學者指出過，老版電視劇《三國演義》中用爵喝酒是錯的。爵雖在商周時期並用於禮器和酒器，但兩漢以後，它隻出現在祭祀之中。回頭看新版《三國》也有這個硬傷，關羽溫酒斬華雄一段就有用爵喝酒的特寫。不過有意思的是，當關羽被殺，一直惜之為英雄的曹操專門給他辦了場很盛大的喪事，劇中曹操用爵盛酒祭奠關羽，算是誤打誤撞。但考慮當時的工藝，三國時的爵應該是漆器而非青銅，道具應用並未盡善盡美。

那麽三國人到底用什麽器皿喝酒？大概除了張飛這樣的莽漢，稍微文雅點的人一般用觴。離三國不遠的東晉，當年的會稽內史王羲之邀集友朋在蘭亭搞過一次“曲水流觴”的聚會，少不了喝酒。酒令是觴在小溪中流淌，如果它在某人麵前打轉或停下，就叫這人賦詩，作不出詩就罰酒，一次罰三觥。這說明那個時期觴和觥分別是主要的飲酒器和盛酒器。而觴較爵扁平、敞口，也符合酒器作為“祀戎二禮”的莊重到進入普通社會生活的輕鬆這一發展趨勢。

英雄與美酒

“三國”是譜寫英雄的，而三國英雄們與酒的故事，也是流光溢彩，為後世謳歌。

《三國演義》第五回“破關兵三英戰呂布”，此回的**無疑是“關羽溫酒斬華雄”。當然這個情節在《三國誌》中並無記載，隻算是《三國演義》作者的精心安排，羅貫中想讓讀者對第一次走進大場麵的關羽保持深刻印象。

當十八路諸侯在陣前連折大將，袁紹、曹操無可奈何時，關羽應聲而出，“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丹鳳眼，臥蠶眉，麵如重棗，聲如巨鍾”，之後，關公的這一英雄形象，在《三國演義》後麵章節中反複出現，甚至千百年後也難以磨滅。新版《三國》中，這一段戲也是開篇以來的濃墨重彩。無名馬弓手關羽提著華雄的項上人頭得勝歸營，曹操驚詫之餘不忘戰前諾言，親手接過一爵酒給關羽慶功。劇中曹操有意探視一下爵的溫度，其手一伸一縮，凸顯了《三國演義》所記“其酒尚溫”這個情節，映襯出關羽的絕世武藝。

其實關羽斬華雄和喝不喝酒無關，更和酒溫不溫沒有幹係，除了作者有意為之的伏筆外，這裏麵也有中國傳統酒文化的寫照。東晉的左思在《魏都賦》中寫過：“凍醴流澌，溫酎（Zhou）躍波。”溫酎，就是指溫熱的酒。古人曆來喜飲溫酒，考古發現中就有許多此類文物，不但有溫酒爐出土，而且還有銅溫酒樽現世，由此可見，兩漢魏晉時期飲用溫酒也是一種時尚。

先前講曹操因喝酒出過糗，當然他也有喝了酒意氣風發的時候。就在頒布禁酒令的那一年七月，曹操飲馬長江與孫權決戰。據《三國演義》第四十八回“宴長江曹操賦詩”描寫，一天天氣晴朗，風平浪靜，曹操在大船上擺酒設樂，款待眾將。宴中，曹操感懷自己的半生戎馬和不世功業即將告成，賦詩一首：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這首《短歌行》成了曹操不朽的名篇，事實上，《短歌行》雖確係曹操所作，但“橫槊賦詩”不見《三國誌》記載，作為赤壁之戰的戰前動員，它屬於小說家的發揮。八百多年後，另一個真正好酒的文人蘇東坡，在他的《前赤壁賦》中寫到曹操“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曹操這般詩酒文人形象，在後世愈加鞏固。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曾說，三國宛如一段小春秋，其中的君臣信義、朋友情懷，在政治和社會的大動**中，仍未失去本身的光輝。可以說，這樣的英雄故事在中國以前的曆史中不曾發生，在中國後來的曆史中也不曾再有。曹劉的“煮酒論英雄”就是這一精神和氣質的終極反映。

《三國演義》裏英雄無數，但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論英雄”中，曹操的長歌當嘯，豪氣衝天，指點江山；劉備的寄人籬下，一味謙恭，隱忍不發，這些鋪墊出了三國故事的後續發展。複原小說中的情景，曹劉問答之際，“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聚雨將至”，這不僅是變天的前奏，也是三國英雄們風起雲湧的序曲。

滾滾長江東逝水，酒花淘盡英雄。

三、女人再嫁很正常

三國時沒有座椅

東漢時期，中原漢族延續了秦代席地而坐的風俗，室內的地麵上會鋪有較大的席“筵”，一般為長方形，坐姿為跪坐。除此之外還有坐床和坐榻的習慣，榻狹而低，比床要小，坐姿依然是跪坐。劇照中皇帝和曹操的垂足坐是在兩晉之後才傳入中原的。

跪坐，即兩膝著地，兩腳的腳背朝下，臀部落在腳踵上。如果將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則叫做長跪，又叫跽，是準備起身的姿勢，以表示對他人的尊敬。

在現代，人的坐姿在不同場合也有不同的要求，但遠不如古人看得那樣嚴重。在古代，有一種不合禮儀的坐法，叫箕踞，是兩腿伸平與上身成為直角的姿勢。據《韓詩外傳》卷九記載，“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因坐姿不合規矩，女人甚至有被休的危險，可見古代社會對此的重視程度。

曹操的這種垂足的坐姿和現代人的坐姿差不多，它原本是遊牧民族的起居習慣。兩晉以後，中原戰亂頻繁，民族大遷徙，遊牧民族的坐姿才傳入中原，廣大漢族地區席地而坐的習俗逐漸改變，不再隻有跪坐這一種坐姿。

此後，適合垂足的家具隨著坐姿慢慢改變，5-6世紀敦煌壁畫中除了席、床等傳統的坐具之外，還出現了高足坐具，如束腰圓凳、方凳、椅子等。劇照中曹操坐的這種類似椅凳的新式坐具在東漢末年是不太可能出現的。

漢獻帝的“張冠李戴”

東漢明帝正式確立的漢代服飾製度，對祭服、朝服等都有明確詳細的規定，等級特征十分鮮明。

電視劇《三國》的第一集，在漢獻帝和大臣一齊恭送董卓的那場戲裏，漢獻帝所帶的冠形似冕冠（圖2），與君臣朝會這樣的場合不符，當然，漢獻帝頭上的冕冠也和真正的冕冠有一定的差距。冕冠是皇帝在重大的祭祀活動中最重要的標誌性服飾之一，寬度為漢尺的7寸（約今23.5厘米），長為漢尺1尺2寸（約今28厘米），向前延伸至懸空的冕延為圓形，向後伸的部分為方形。內裏的顏色為紅色和綠色，外部上麵為黑色。向前伸的長度為漢尺的4寸（約今9.4厘米），向後延伸的長度為漢尺的3寸（約今7厘米），有12旒白玉珠垂旒。

在這君臣朝會的場合，皇帝應該戴的是通天冠。它是一種比較高而豎直，頂部少向後斜卷，鐵衛梁，有裝飾的皇帝專用冠，也可用作皇帝的常服。

從這場戲的劇照中（圖3）可以看見滿朝文武的服裝十分統一，但根據東漢的服飾製度，這也是不對的。東漢時期，官員應根據各自不同的身份戴不同的冠。文官所戴的是進賢冠：其形製為前高約16.5厘米、後高約7厘米、冠長約18.8厘米，前高後低的梁冠。劇照中官員所帶的冠與進賢冠相似，但後高前低，在具體的形製上與真正的進賢冠相差很大，缺少了代表著官階高低的梁。

武官所戴的武冠，“一曰武弁大冠”，以青絲緄邊，係於下頜的冠帶沒有下垂的裝飾，而驍騎校尉曹操作為一個武官，不應與文官的冠一樣（圖4）。

以上提到的幾點隻是新《三國》服飾與東漢服飾製度不符的幾個方麵。《續漢書？輿服誌》較為詳細地記載了東漢服飾製度，包括祭服和朝服的冠冕、衣裳、鞋履、佩綬等，各有等序。僅冠這一項，就有冕冠、通天冠、高山冠、法冠等16種以上，對服飾的顏色、圖案也都有明確的規定。東漢官員“服衣，深衣製，有袍，隨五時色”，即以衣裳相連的深衣製的袍為朝服，袍的顏色一般“隨五時色”，即春青、夏赤、季夏黃、秋白、冬黑。另據相關史料記載，當時雖有五時色朝服，但至朝皆穿皂色，也就是黑色。最近有網友對新《三國》裏官員朝服的黑色提出了質疑，但從當時服飾製度和相關史料來看，官員皆著黑色朝服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女人貞潔觀不強改嫁很平常

《三國演義》和新《三國》中都有趙雲拒絕娶樊氏的故事：桂陽太守趙範為寡居三年的嫂子樊氏做媒，要把她許配給趙雲，趙雲聞之，堅決反對。後來諸葛亮問他為何拒絕，趙雲說，樊氏已經守節三年，我貪戀美色，豈不害她失節？

其實這個故事隻是文人的虛構而已，《三國誌》中對此並無記載。在漢代，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庶民百姓，人們的貞節觀念相對後世來說比較淡薄，女人有自擇佳偶、再嫁他人的自由和權力。當時生產力不發達，再之自然環境衛生條件差，人口稀少，政府極力鼓勵民間多生育，女人再嫁乃平常不過之事。

漢景帝的王皇後原來已嫁給金王孫，並生過女兒，後來被當時尚為太子的景帝看中，不久便被封為了美人。王皇後的父親王仲去世以後，王皇後的母親又嫁給了姓田的人，生下了田蚡。士宦家再嫁的情況也有很多，蘇武出使匈奴被扣後，她的妻子誤以為他已經死了，就再嫁他人了。在普通的百姓中，女人改嫁更是常見，據《漢書？陳平傳》記載，“盧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最後，張負“以女孫予陳平”。喪夫五次的婦女都可再嫁，說明當時社會對女人再婚的事情還是支持的，趙雲在當時不太可能說出上麵那些話，這倒很像是受宋明理學影響的羅貫中說的。

當然，漢代的這種情況並不意味著女人有多自由。西漢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綱可求之於天”，奠定了綱常名教的基本理論，夫為妻綱成為三綱之一，女人受到的束縛由此加重。但習俗觀念的轉變與禮法政策的貫徹之間總會有一些時間差，儒家標榜的“從一而終”原則在民間沒有立刻得到普遍的認同和接受，因此便有了漢代比較普遍的女人再嫁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