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首任宰相李善長為何不得善終？
李善長，這個活躍在明初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有著惹人注目的多重身份：朱元璋的淮西老鄉；幫助朱元璋奪取天下的重要智囊和後勤補給官；明朝開國第一文臣，第一任宰相；明太祖朱元璋的兒女親家。
這樣一個人，如何從曆史中謝幕的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殘酷的所謂胡惟庸謀反案稍稍平息之後，原本早已退休、77歲的李善長被人告發與胡案有關，“遂並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誅之……善長子祺與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也就是說，除了李善長本人，他的妻、女、弟、侄四家有70餘人被株連至死，唯一幸存的是他的兒子李祺。李祺因為娶了朱元璋的女兒，是駙馬，總算被賜恩免死，但也要和公主一起被發配。李祺的兩個兒子（應該尚屬少年），實際上也是朱元璋的外孫，也因為沾公主的光，才沒有受這個慘案的牽連。
對任何一個人來說，如此種種，都是奇慘奇酷之禍！
清初怪才金聖歎被腰斬，臨刑前給家人寫信時說：“殺頭至痛也，藉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李善長雖是明朝開國文臣第一，但肯定沒有金聖歎這樣的才情，大禍臨頭時斷然寫不出這樣有幾分黑色幽默的“妙語”，然而有一點是清楚的，他遭此奇禍也是“無意得之”。不過，以他宦海沉浮數十年的閱曆，以他對“伴君如伴虎”這句名言的深刻體驗，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慘案暴來之前，李善長應該有一種強烈的不祥之感。否則，李善長就一定是一個白癡。
避禍無門的李丞相
李善長，安徽定遠人，和後來也做過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鄉，和朱元璋是大同鄉。按照《明史》的記載，這個人“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此處的用詞有些意思，“少讀書”，是說他受過一些基本的教育，而這種教育肯定是儒家的；下麵又說他“習法家言”，即表明李善長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儒生，那種儒生有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和受命於天的使命感，常常認為天地間有他這一號人物，就是來“上致君於堯舜，下救民出水火”的，而愛“習法家言”的人則往往世俗得很，他們熱衷於仕宦和富貴，並且為達目的常常不擇手段。
從史實看，李善長的確就是亂世中一個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計謀和手腕，希望以此換得功名利祿，並蔭及子孫，而儒生常有的導君於正、匡扶社稷的理想，在其頭腦中，是相當稀薄的。
在李善長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口袋裏裝著錦囊的策士麵目。朱元璋問他，有什麽辦法可以平定天下，他回答說：“應該向秦末大亂中起家的漢高祖劉邦學習，劉邦同樣是一介草民，但他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亂殺人，僅僅五年，便成就了帝業。您是濠（今安徽鳳陽）人，距漢高祖的老家沛縣（今江蘇沛縣）不遠。山川王氣，就應在您身上，隻要您效仿劉邦，天下一定是您的。”李善長是不是真的特別關心亂世中的人命，是值得質疑的，在我看來，他口袋裏裝著的肯定不止一個錦囊，他之所以打開“不嗜殺人”這個錦囊，多半原因是他摸準了這個錦囊很對麵前這位雄心勃勃、一心要奪取天下的主子的脾胃。朱元璋果然大喜，讓李善長在軍中“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甚見親信”。“為參謀，預機畫”是做智囊，“主饋餉”是負責後勤補給。如果知道漢代蕭何就是靠為劉邦轉運糧餉而摘得第一功，進而榮升丞相，當能明白李善長對朱元璋奪天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李善長的這種重要作用，是得到了朱元璋認可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說李善長雖然沒有在戰場上的軍功，但“給軍食，功甚大，宜進封大國”，乃授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除了這些，朱元璋更賜給李善長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長本人憑此鐵券，可以赦免兩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當時封公的六個人中，李善長名列第一，朱元璋頒發的“嘉獎令”上，李善長被比作漢代的蕭何，其風光在洪武功臣中獨一無二。
這樣一個曾經位極人臣，而且還是皇親國戚的大人物，怎麽會落到身死族滅的地步呢？
表麵的起因似乎是因為胡惟庸的謀反案。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發。李善長雖與胡氏同鄉，且李善長弟弟李存義的兒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具有姻親關係，胡惟庸仕途得意，又主要是靠李善長的引薦，但在胡案初始階段，李善長並未陷入其中。禦史台缺長官，退休的李善長還一度被“拉夫”，暫時主持禦史台的事務。讓人無法意料的是，到了洪武十八年，“反臣”胡惟庸的腦袋早已“搬家”多年的時候，突然有人跑出來，揭發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父子“實為胡黨”。這個時候，聖恩雖仍如雨露，說“免死吧”，但對李善長來說顯然已危機四伏。洪武二十三年，已經77歲的李善長修房子，向信國公湯和借士兵300人幹私活，湯和沒同意還奏了一本。該年四月，李善長又為一個犯了罪的叫丁斌的親戚求情。按照常理，這在當時本來是一件並不大的事情，可不知何故又鬧到了朱元璋那裏。皇帝下令審訊，而這個丁斌過去曾在李善長家服務，很奇怪，他沒有就事論事，交待李丞相是怎樣為他請托免罪的，卻直往心驚肉跳的事上扯，即李善長家族與胡惟庸的瓜葛。明太祖先逮捕了李存義父子，拷訊之下，總算拿到了最有“價值”的內容。
按《明史》記載，李存義父子是這樣供認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親家李存義去遊說李善長。李善長起初大驚，說這是滅九族的勾當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長的老友去勸誘，說事成之後當封其為王，善長“不許，然頗心動”。後來胡惟庸親自出馬，善長“猶不許”。過了一段，胡惟庸又讓李存義去勸說兄長，李善長歎了一口氣說：“我老了，等我死後，你們想怎麽幹就怎麽幹吧。”但僅此似乎還不足定案。很快，李善長家的幾個奴仆也紛紛告發李善長和胡惟庸的陰謀。“大逆不道”的罪名終於成立，有意思的是連老天也示意李善長該死了。《明史》上說，李善長剛剛被定罪的時候，星相學家“言星變”，卜了一卦，說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須知，因天象的異變殺人，也是中國曆史上的傳統。唐末時，一個依附軍頭的權相，就是以這種理由來清除他不喜歡的20多位同僚的，結果“朝班為之一空”。現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厭之的份兒上，還有何說？皇帝當年親賜的那個可以免二死的鐵券，也成了一張廢紙……
開國丞相死在了一起“謀反案”上，看似有極大的隨機性，其實不然。讀史者不應忽略一個重要的情節：李善長雖然位極人臣，但他是早在洪武四年就主動以身體不好為由申請退休了。那時候，李善長隻有58歲，本是政壇角逐的黃金年齡，而且，所謂身體不好雲雲顯然是托詞，他已經活到了77歲，若非有人不想讓他再活下去，看樣子也還能享一段榮華富貴呢。
李善長主動退出權力場的原因何在？應該隻有一個，精明過人的他早已看到了危險，他在最風光的時候就已經想到了以韜光養晦來避禍。然而，李善長固然精明，但他不知道，對他而言，這一場滅頂之災，卻注定不是他主觀上想躲就躲得過去的。
權力學的一條原理
李善長死了，他為什麽會死？
首先想到的是胡案的牽連。然而所謂胡惟庸的謀反案（詳見本刊2008年第九期《胡惟庸：是反臣，還是棋子》一文）本來就是朱元璋一手炮製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我們現在細讀李存義父子的供詞，頗覺有味。不能不承認，主持這個案子的是一個深文周納的“辦案高手”。如果在這個供詞中，出現的是這樣一個李善長：要謀反的胡惟庸一開始遊說他，許以利益，他就怦然心動，甚至躍躍欲試，那會給觀者怎樣的感覺？肯定是滑稽！像李善長這樣已經得到太多特權享盡榮華又長於世故的人，在關係身家性命的問題上，哪會像一個毛孩子那樣輕率呢？於是，我們看到，供詞中的李善長是再三再四拒絕參加謀反的，隻不過，這種“拒絕”顯得不太堅決和果斷，臨到最後，甚至還有一點欲拒還迎的意思。這樣一副麵目的李善長，相對而言就“可信”多了，坐以“謀反”的罪名也就不那麽讓人生疑了。
李善長絕非因胡案而死，還有一個證據。朱元璋炮製胡案，其本來目的，就是要大張羅網，勿使一個他不待見的人輕脫，如果真的查到了李善長家族與胡案的瓜葛，哪怕這種瓜葛若有若無，以朱元璋雄猜好殺的個性，他也會窮治到底，怎麽可能大發慈悲網開一麵？
李善長非因胡案而死，那麽是不是死於政敵的攻訐和誣陷？不能排除這一層考慮。李善長在明初政壇上，一直是作為淮西集團的首領而出現的。李氏家族勢力很大，同時必然也積怨很多，在其舊日同事中，肯定有因利益分配問題，對李善長恨得牙根兒直癢癢。在辦理李善長案的過程中，這些人非置李氏於死地的麵目，也是暴露得相當充分的。然而在明了這一層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清楚，以李善長的特殊身份和他在朝野積累的深厚勢力，除非皇帝突然將風向扭轉，否則滿朝文武誰能將他扳倒呢？最初，在朱元璋、李善長君臣之間剛剛出現極微小的一點陰影時，屬於非淮西集團的楊憲等人就嗅出了點異味，輪番向李善長進攻，指責其“無宰相才”。應該說，楊憲等人的嗅覺好得出奇，可惜火候沒有把握住，以為皇帝有些嫌惡李善長就是要拋棄他了，結果終究沒有摸準皇帝的脈搏，最後反誤了卿卿性命。此例也足以證明，政敵的明槍和暗箭，對李善長都不會帶來致命的傷害。能夠置他於死地的，隻不過是皇帝的那一念之間。
那麽朱元璋為什麽非要置李善長於死地呢？這就要說到權力學的一條原理。根據權力學原則，最高統治者與屬下之間需要一個權力空白區，這時最高統治者在心理上才會感到安全，宋太祖趙匡胤的一句名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堪稱這條原理最形象的闡釋。
“別離我太近”，因為太近，別人總擔心你會不會輕易跨過那條太短的距離，並取而代之。所以太近則生疑，生疑則要吃人。而作為明太祖同鄉、故友、勳臣、親家的李丞相不幸就是這個離朱元璋太近的人。朱元璋的發跡史，李善長最清楚；朱元璋搭建的新的政治權力結構中，李善長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作為淮西集團首領的李善長，故舊戚黨布滿朝堂，勢力盤根錯節……
這樣一個李善長，能讓那個雖然在他前麵，但離他隻有一箭之遙的人放心嗎？何況，這個人是朱元璋！
有人會說，李善長和那個信國公湯和一樣，不是老早就退休了嗎？他還有什麽會惹朱元璋猜疑的呢？對此，明末顧起元一言中的：“信國（湯和）之謹厚，上所信也；公之智略，上所疑也。疑而欲遠跡以自引，則益厚其疑。”顧起元的意思是，湯和這個人本來就是個忠厚人，其謙退隻會讓朱元璋高興，而不會產生懷疑，而李善長就不同了，他是以謀略起家的，所以他的謙退隻會被認為是老謀深算者的一時韜晦之計，越這樣越讓人不放心。顧起元分析得很對，但除此之外，我覺得李善長與湯和的退休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即湯和是一退全退，代表著他從政壇上的完全隱退，而李善長不一樣，他即使從朝堂上消失了，但其影響還是一目了然的。
李善長隻有不得善終而死，除非老天讓他短命。從史籍中分析，實際上在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經對李善長不滿了，幾次當著大臣的麵說李善長無相才，明末著名史學家史遷說得很幹脆，他斷定朱元璋即位後即開始厭惡李善長。的確如此，《明史》敘述朱元璋和李善長關係演變時使用的是這樣一些句子：“帝始稍厭之”，“帝銜之”，“帝怒”……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很早的時候，在李善長家族還有著表麵風光的時候，殺機就開始在他頭頂盤旋。隻不過，皇帝也是人，他在殺心盈懷的時候，可能難免想起了當年的患難與共，想起了這個人的種種功勞和苦勞，更可能還有很多的現實考量，畢竟殺開國第一文臣、宰相，常常會牽一發而動全身。這也許正是拖了這麽久，直到李善長77歲，朱元璋才下定決心的原因。虐殺的陰雲在天空幾度徘徊和猶疑，最終還是決然降落到了人間……
《明史》為了彰李善長之罪，說“善長外寬和，內多忮刻……貴富極，意稍驕”雲雲，李善長性格上的這種缺陷，或許確實有，但這肯定不是他不得好死的根本原因。
李善長之所以會落得如此淒慘的下場，隻是因為他離朱元璋太近。
身後之公論
前麵說過，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首領，加之淮西集團在新朝利益分配中太過霸道，樹敵必不在少數。他的徹底倒台，因此便具有雙重的心理安慰作用，一是針對朱元璋的，二是針對各派係文臣的。
然而，也許因為李善長一家的死難太過慘烈，給人刺激太深，或者更因為受儒家熏陶的知識分子良知未泯，忍不住要主持公道，哪怕是麵對君主的**威，因此在李善長死後的第二年，即有人上書訴其冤。
這封替李善長申冤的奏折，據說出自著名才子解縉的手筆。最精彩的部分是以下一段：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紀而已矣，寧複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當元之委，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
說這段文字精彩，其精彩唯在於它揭出的全是人人能夠想得到的一點常情常理。李善長當年冒萬死才有了後來在新朝中的地位，他已經是勳臣第一，得到了“公”的最高爵位，兒子當了駙馬，親戚都當了大官，一個做臣子的到了這一步已是頂點。如果他像別人指控的那樣，輔助胡惟庸謀反成功，他又能到哪一步？充其量不過仍是勳臣第一，能超過他現在已得到的一切嗎？何況，李善長又不是小孩子，他難道不知道取天下不是一件那麽容易的事情？元末大亂中，起來爭天下的人多了，除了您朱皇帝，不是都灰飛煙滅了嗎？這些李善長當年都曾目睹和親曆，他怎麽可能在即將“翹辮子”的高年，卻非要去冒這種危險？
解才子真是大手筆，駁論痛快淋漓。對此，朱元璋有何反應呢？史書上說：“太祖得書，竟亦不罪也。”
按照常規，既是欽定的大案，是決不會容忍異議，更不用說翻案了。朱元璋此處的沉默就顯得有些意味深長。也許，是同樣處於衰朽之年的朱元璋，想起了什麽？
李善長獄案出自聖裁，而羅織最有力者則是當時的左都禦史詹徽，《明史》本傳說詹徽“性險刻，李善長之死，徽有力焉”。他出任左都禦史是從洪武十七年到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李善長及其家口70餘人在五月坐誅後，六月，他就登上了左都禦史兼吏部尚書的寶座，洪武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洪武二十六年，藍玉案發，“詹徽受命鞫藍玉，玉不肯服。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徽即吾黨’，遂並殺徽”。《明史》下了個結論，“徽好窺上旨，終及於禍”，字裏行間居然頗有一點幸災樂禍的意思。
套用一句老話：天道好還，報應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