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澤東點名要“誘敵深入”的兩位黨委書記

話說毛澤東1965年11月視察各地，到了江蘇南京，忽然想起什麽，便問起：“你們這裏有個南京大學的黨委書記，1957年大鳴大放時嚇昏了，現在到哪裏去了？”有人回答：“下放幾年後，現在圖書館工作。”毛接著說：“這些人，要看他的變化怎樣。當時黨內就是不布置，隻對黨委書記打招呼。但像清華有個黨委書記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黨支部書記、黨員、團員都不講，讓右派進攻，讓它混戰一場。一個學校左派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中間派占大多數，右派極少數，但讓他們鬧起來，也會猖狂一時。以後遇到備戰、形勢變化、運動等緊要關頭，都要注意讓敵人暴露一下。這叫‘誘敵深入’嘛！”(毛澤東《在一次視察各地工作時的講話》，1965年11月)

距離“反右”運動的1957年，當時已有七八年了，不過毛澤東仍然記得當時的兩位高校黨委書記，一位是南京大學的黨委書記，一位是清華大學的黨委書記。顯然，毛不喜歡他們，甚至以為他們是呆子(一如討嫌人民日報社的鄧拓是“死人辦報”一樣)。他還回憶當年發動“鳴放”以開展運動，采取的方法是“黨內就是不布置，隻對黨委書記打招呼”，“不能打招呼”的就是已經“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的清華黨委書記，至於南大的那個黨委書記，更是經不起事，已經“嚇昏了”。那麽，這是兩位怎樣的黨委書記呢？他們為什麽就成“另類”了呢？

南大黨委書記陳毅人“嚇昏了”

毛澤東提到的當年南京大學的那個黨委書記，就是陳毅人。

1957年5月，南京大學進入“鳴放”**，當時學校黨委和行政部門已先後召開了十餘次旨在幫助執政黨整風的“鳴放”座談會，與會者大多響應號召，且本著“知無不言”的精神，在“鳴放”中揭露了學校和教育主管部門的“三大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等方麵的問題。

是年夏天風向突變，6月24日，南大召開全校大會，由孫叔平副校長代表校黨委作了反擊“右派”的動員報告，此後便展開了針對“鳴放”中的“錯誤言論”的批判。所謂“錯誤言論”，當時認為是與全國出現的“錯誤思潮”相聯係的，甚至同“匈牙利事變”相似，即是對執政黨和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如“鳴放”言論認為產生“三大主義”不單是個人思想作風問題，而與製度的缺陷有關；認為“學校以教師為長”，因此應實行“教授治校”；認為解放後的曆次政治運動是侵犯人權；認為高校的馬列主義課程應當被列為選修課，等等。此外，關於“院係調整”，認為是盲目學習蘇聯，以致把好端端的南京大學(此前是堂堂的“中央大學”)拆得七零八散，變得斷腿殘足、人走樓空等等。盛夏7月，“反右”進入**且被嚴重擴大化。作為地方高校的南大也“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錯誤地將一批由於對個別黨員不滿、提的意見比較尖銳的人，以及對某些重大政治問題發表了不同看法的人，都認為是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進而劃為“右派分子”；同時，也有一些黨員幹部被認為在“整風”和“反右”鬥爭中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在黨內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學校黨委書記陳毅人就是代表人物，他也就

成了重點的批判對象了。

陳毅人究竟有什麽“錯誤”呢？他又如何與一般的黨委書記不一樣了呢？

陳毅人是在1953年從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教育科，調到南大擔任黨委副書記兼政治輔導處主任的。1956年初，他升任校黨委書記(1957年兼任校長助理)。作為一位老革命，陳毅人既有革命閱曆，又有革命理論，他一到學校，便親自為全校一年級學生開設公共選修課 “聯共(布)黨史”，當然他的認識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不過，他最大的特點(也是“另類”的表現)是十分自覺地警惕著“左”的危害，於是在南京大學開展“整風”和“鳴放”時，“深怕運動搞過火”，並為此整日憂心忡忡。他還認為此前的急進已造成了很大困難，如再來一個急進，就更危險了。

1957年6月，當“鳴放”進入**之際，陳毅人覺出了一些苗頭，於是不無擔憂地給學校黨委孫叔平等寫信，表明自己的看法與建議。他說：“與其打爛了攤子再來收拾，不如接受‘匈牙利事件’的教訓，爭取主動，針對弱點，首先采取措施，使自己健壯起來。”他還估計：“很可能‘鳴放’後，各地鬧事，相互呼應，而蔓延到牽動全盤，以至動搖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為此他“越想越為黨擔心，夜不成眠”，並以為這“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怕憂天者無人”。果然沒有多久，“反右”運動洶洶而至，當時已有許多青年學生被劃為“右派”，對此他頗為猶豫，以至於當他代表黨委在每個“右派”學生的材料上簽字時，都感到自己的筆端如有千鈞重負而難以落筆。終於，他因實在想不通“為什麽這次運動要采取這樣的部署與做法”，稱病離開領導崗位，這也就是後來毛澤東所說的被“嚇昏了”。

不幹當然是不行的。陳毅人的信，很快由中共江蘇省委轉到中央，毛澤東也點了他的名，並批評他的立場是“右傾”的。陳毅人由此成為“反右”運動中從“右”的方麵幹擾全黨戰略部署的一個代表人物，不久他就受到了處理，並被嚴厲批判。

1958年10月，陳毅人被下放勞動。1959年1月，中共江蘇省委宣布給予陳毅人留黨察看兩年、撤銷校黨委書記和校長助理職務的處分，工資級別下降一級，並被調離南大，不久後調任南京圖書館副館長。

1966年“文革”爆發後，陳毅人新賬老賬一塊被清算，終於支撐不住，於1967年1月自殺。據郭影秋(陳毅人之後的南大黨委書記)的回憶錄《往事漫憶》一書披露：當年陳毅人在省委幹部會上接受批判，他在發言中竟提及自己在考慮生還是死的問題，當時郭影秋說：“你死後墓碑上也就不是共產黨員了。”

看來陳毅人受到批判後已有輕生的念頭。

清華黨委書記袁永熙的遭遇

毛澤東提到的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是袁永熙。他的經曆要複雜得多，也富於傳奇色彩。

袁永熙，貴州修文人，出身名門望族，其祖父是清朝顯宦，並與徐世昌是兒女親家，此外他還是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次長葉公超的內弟。他最知名的一個身份是蔣介石幕僚長陳布雷的女婿。這樣一個背景的人，居然是“鐵杆的”中共地下黨員。

袁永熙曾在戰時的西南聯大經濟係讀書，是西南聯大中共地下黨總支書記，也是中共南方局下屬的中共雲南省工委青委委員和宣傳部長。他曾組織和領導了著名的“一二·一”昆明學生運動，其間與陳布雷的小女陳璉相愛。抗戰勝利後，袁永熙回到北平，任平津中共南方局地下黨負責人、中共北平學委書記，公開身份則是所謂“敵偽產業處理局”職員。1947年8月，袁永熙和陳璉在北平結婚，當時他們都已是秘密的中共地下黨成員。不久，因叛徒出賣，國民黨軍統特務逮捕了這對新婚夫婦，由於身份特殊，他們被用飛機押送南京，關押在國防部保密局，後經陳布雷和葉公超出麵具保，得到“釋放”。此後兩人在南京任職(陳璉在國立編譯館，袁永熙在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其實仍是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繼續從事秘密活動。陳布雷自殺後，中共上海地下黨秘密派陳璉的表妹翁鬱文(喬石夫人)專程到南京，囑其離開南京，秘密潛往解放區。此後，他們在中共上海地下黨交通站站長喬石的安排下，由交通員秘密護送至蘇北，最後到達石家莊，回到了自己的隊伍中。

解放後，組織上審查了袁永熙夫婦被捕時的表現，後經劉少奇批示，同意袁永熙重新入黨。此後袁永熙曾擔任共青團中央學生部秘書主任和副部長，1953年9月至1956年5月，被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這也就是毛澤東上述談話中所提到的“清華有個黨委書記”，而後來接替他擔任清華黨委書記的則是蔣南翔。

1957年“反右”時，袁永熙居然也被打成“右派”，罪名則是“做了右派分子進攻黨的內應”。理由是此前他曾在清華教職工和政治課教師的“鳴放會”上鼓過掌，並在一次由工會召開的“人事工作鳴放會”上也鼓過掌(當時發言者對1956年的調薪工作提了意見，由於調薪工作是袁永熙主持的，為了表示歡迎群眾提意見，於是他在會上也跟著鼓掌)。此外，據說他曾說“開展反右派鬥爭以來教授受壓”，於是在清華的黨委擴大會上，有人批判他說：“說‘教授受壓’，這不是指責我們黨在壓迫高級知識分子嗎？這是**裸的‘右派’言論，說這話的人難道還不是‘右派’麽！”據此，袁永熙就成了“右派”，還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後來，袁永熙對自己被錯劃為“右派”提出申訴時曾言，“反右”時自己的三項“罪名”是：“1.整風期間誣蔑誹謗黨中央；2.在‘右派’猖狂進攻期間惡毒攻擊黨委整風沒有決心；3.對‘右派分子’進攻大

加讚揚和支持。”

那麽，其中的具體情節又是怎樣的呢？有人曾回憶說：早在此前的“反胡風”運動時，又連鎖引起了清理組織內部的“肅反”運動，有人在清華受到懷疑，被迫作了坦白交代並接受批判，“但是開過幾次批判會後也就無聲無息下來，當然也沒有做結論。不過，在當時，我覺得這是永熙同誌在上麵把對我的這場鬥爭緩解下來了”。這是袁永熙“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的“前科”。此後開展“整風”，“永熙同誌對‘整風’也是很積極的。有一次我為報道‘整風’，參加了他主持的一個‘教授鳴放會’，教授們發言踴躍。他們發言的第一部分都是肯定共產黨在解放後的一些革命措施，如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然後話鋒一轉，批評上述的三種主義(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筆者注)，尤其是常常會涉及1955年‘肅反’運動中的一些令人心寒的現象。在那一次會議結束時，與會者都鼓掌表示一種興奮心情，永熙同誌在會上也隨著鼓了掌。在那次會後，清華黨委就不再讓永熙同誌出麵主持這一類會議了。但是憑他的聰明他也沒有想到，形勢已開始轉化，要反擊‘右派’了。後來永熙同誌和我都被劃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了‘右派’身份後，我特意問他，1957年春夏之交，整風形勢突變，他怎麽和我一樣地沒有覺察到呢？他說，當時是有一個打招呼的文件，但是沒有給他看，而按他的思路也是想不到會有反擊‘右派’的。”(左羽《幾束往事在心頭》)

再來看袁永熙自己的申訴：“運動開始，我遵照中央精神和清華領導意向同意‘鳴放’。在彭真同誌作整風報告以後，我讚成邊整邊改釜底抽薪。我提出接受合理的意見，領導做做檢查，以團結絕大多數。即使個別意見不正確，我也是完全出於善意，協助領導，想把運動搞好。由於那時我毫不知道中央‘反右’的部署，曾對某副書記在常委會上不發言，我不理解，說了他一些不恰當的話，這也不能算做我攻擊黨委。說我對‘右派分子進攻大加讚揚和支持’也是沒有根據的。結論中所列舉的三個事例，前兩個牽強附會，後一個是完全捏造。相反，當時我是怕出亂子，想把運動搞好。舉兩個事例說明：一是有些學生要求開肅反控訴會，團委書記XX請示要不要開。我當時在場，因為我聽說北大開過，影響不好，我主張不開。二是各係實驗員二三百人派代表要求在校遊行。南翔同誌派我去接見，經我極力說服終於製止。在‘反右’鬥爭一開始，我即被市委主要領導點名為‘黨內右派分子’，先定了性，再拚湊材料，然後無限上綱。不久，就在《人民日報》四版，《北京日報》頭版刊登，成為最早見報的‘黨內右派分子’之一。”

“由於那時我毫不知道中央‘反右’的部署……”，這正是毛澤東所說的“像清華有個黨委書記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的前因後果。原來“反右”運動伊始，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僅在很小的範圍內傳達，知情的領導不僅秘而不宣，反而更起勁地鼓吹“鳴放”，以期“引蛇出洞”，這就是所謂的“陽謀”。可憐袁永熙被蒙在鼓裏，一點都沒察覺出來。

不過，更加嚴重的是袁永熙的特殊經曆——他是由劉少奇批示才被允許“重新入黨”的。袁永熙後來曾上書共青團中央，請求黨組織對他1947年被捕後在獄中的情況所作的結論和處分予以複審，他陳述說：“我於1947年9月24日在北平因我黨地下電台的組織被破壞，牽連入獄，1948年5月28日出獄，1948年12月由上海地下黨送我到解放區。1949年8月由團中央給我作了結論。結論是：袁永熙在敵人威迫下以‘民青’麵目三次寫悔過書，喪失共產黨員氣節，不能恢複黨籍，開除黨籍。但考慮袁永熙被捕前工作比較好，被捕後未暴露組織。出獄後積極找黨為黨工作，可以重新入黨。我認為說我‘三次寫悔過書’過於籠統，與事實有出入。”然而，在“文革”醞釀和爆發的時候，這還能說清楚麽？正如袁永熙的兒子陳必大事後在那篇廣為人傳的文章《欲辨真義已忘言——紀念我的父親》中所述：當年圍繞袁永熙的曆史(被捕)問題形成一場官司，這個官司後來“打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那裏”，“作為‘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劉當然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自己早年在奉天也有過這麽一段。問題是左派們(這是不帶引號的左)動輒以犧牲了的先烈來說事兒，占據著理論和道德的製高點，劉也不能不有所顧忌。當年他批準薄一波、劉瀾濤等61人自首出獄，一直被高崗和一批軍隊幹部所詬病。眼下這個小袁，是周恩來在南方局的手下，也的確沒有做錯什麽，基本上是靠自我保護和社會關係營救而出獄。但完全不加處分，將來出獄‘悔過’豈不成了常規？於是劉少奇提筆批示：‘現在勝利了，對幹部要求嚴格些有好處。可讓其重新入黨，但不影響將來的使用。’當時中青委組織部長蔣南翔、學生部長榮高棠向爸爸傳達這個結論時，為了安慰爸爸的滿腹委屈，特別強調了其中的‘不影響使用’。”然而當需要以劉少奇的曆史問題打倒劉少奇時，上述的“六十一人”案和劉少奇曾經有過的“被捕”問題(大凡此前在“白區”工作就難免會有這一曆史問題)就成了讓劉少奇自己百口莫辯的“糾結”，袁永熙則更難清白了。

中共黨員、陳布雷女兒陳璉之死

袁永熙被打成“右派”後，仍在團中央工作的陳璉迫於情勢，打報告給組織，宣布要與袁永熙離婚。後來這對曾讓人羨慕的靚麗夫婦，終告分離。此後，袁永熙被下放勞動，後調至河北一中學任教，“文革”中更受到殘酷迫害；至於陳璉，也因“曆史問題”多次受到無端審查，最後被“文革”中的“造反派”宣布為“叛徒”，受到殘酷揪鬥。1967年11月，“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陳璉在上海跳樓自殺。

陳璉，陳布雷當年最憐愛的這個女兒，為了追求理想和一個完美的世界，毅然割舍了親情——先是家庭，後是丈夫。她是那樣的堅定。陳必大回憶說：袁永熙成了“右派”後，蔣南翔“向媽媽傳達了兩條：一、袁永熙的問題和你沒關係，不會株連到你。二、你背叛反動家庭投身革命，黨相信你也會勇敢地和右派分子袁永熙劃清界限的。已經不用說更多的話了，為了對丈夫的忠誠而失去黨的信任，媽媽不會那麽做，因為她並不肯定爸爸是正確的或無辜的，而她入黨時就準備為黨犧牲自己的一切……爸爸每每提到媽媽都黯然神傷，他總說如果兩人在一起的話，媽媽在‘文革’中就不會自殺。這個‘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的話可能更正確，正確得近乎同義反複，那就是：如果媽媽能夠接受一個已經離異的‘摘帽右派’，她就能接受世界的不完美、革命的不完美和人生的不完美，她也就不會自殺了。”

許多年以後，他們的兒子陳必大哀痛之至，大聲向這個世界發問和抗議：“從主觀上說，像我父母這樣的革命者，都受過教育，具有獨立人格和俠義心腸，所以能超越階級局限去追求為理想獻身的那份崇高。可歎的是，並非所有的革命者都理解這種崇高，特別是當革命所建立的社會不再需要理想而隻需要服從的時候，‘另類’革命者總是最先被懷疑、被清算的。我父親兄弟三人參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結果一個被錯殺，兩個後來成了‘右派’，加上我媽媽在‘文革’中的慘死，簡直是無一幸免！”那麽，這又是為了什麽呢？是不是那句讓人聽了毛骨悚然的

話語：“革命吃了自己的兒女”？

當年陳布雷萬念俱灰，死前留下遺言：“我一生最大的錯誤是從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蔣先生手下，終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他還對袁永熙說：“政治這個東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憐兒(陳璉)像現在這樣，憑自己的本事，做點對社會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嗎？千萬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萬，千萬！”言猶在耳，又一場政治風暴將袁永熙和陳璉席卷而去。作為教訓，後來袁永熙學“聰明”了，他曾一再告誡自己的孩子：“要懂得在戰鬥中側身而立(這有“橫站”的魯迅的例子——筆者注)，能不說的話就不說，更不要得理不饒人，因為一張狂就失分寸，就得罪人。”(陳必大《欲辨真義已忘言——紀念我的父親》)

說真話真是難，難在要提防別人有機心。於是在中國的語境下，就有了這樣的一問——說，還是不說，這是一個問題。

多年後，袁永熙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任職，後調入中央辦公廳處理上訪問題領導小組，此後又調任北京經濟學院任代理院長、院長，1994年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