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曾國藩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聖人

近日，著名學者張宏傑出版了他的新書《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從包裝和名稱上看，《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仿佛是通俗寫作，然而通讀之後，卻令人眼前一亮。

首先，作者下了很大功夫，爬梳史料，不遺餘力，鉤沉出曾國藩的頗多側麵，比如他如何打秋風，怎樣受賄和行賄，以及從憤青到老奸巨猾的蛻變，都能從史料中有所發現，而不是自說自話;第二，沒有沉浸在“講故事”的媚俗中，而是以曾國藩的視角，展現了晚清社會的人文、思想、學術及官場等背景;第三，在述史中充溢著人文情懷，其中頗有悲憫、無奈與焦慮處，作者是以曾國藩為榜樣，為當下求解脫求方案，為蒼生謀出路謀將來，在這個娛樂時代中，作者仍堅持了一份難得的責任感。為此，中國網文化中國的記者聯係到了本書的作者張宏傑，讓我們聽聽他，是怎樣看待曾國藩的。

中國網：曾國藩是清朝能數得上的幾位能臣、忠臣，今年又是曾國藩誕辰200周年，寫他的書也是非常得多，請問，這本《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有何獨到之處?

張宏傑：現在關於曾國藩的出版物確實非常多。所以聽說我要寫曾國藩，許多朋友都不讚成。說滿大街都是寫曾的書。那意思是，這個人被寫得太濫了，你不怕寫不出新意嗎?

其實從許多角度來講，曾國藩幾乎是一個沒有被書寫和挖掘過的人物。市麵上寫曾國藩的書雖然鋪天蓋地，百分之九十卻是“成功學”一類，什麽“曾國藩發跡史”、“成功絕學”、“做官與做人”……“成功”雖然沒有什麽不好，無乃太單調乎?剩下那百分之十大部分也隻從政治、軍事或者思想這類宏大的角度去“提煉”曾國藩，一樣不免有枯燥乏味處。

這本新書名字叫《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我的用力點是兩個側麵。一個是曾國藩一生的收入與支出，另一個是他與傳統神秘文化的關係。這兩個，都是以前研究曾國藩的人沒有關注過的，也是挺有意思的話題。比如研究曾國藩的收入與支出，了解曾國藩一生到底掙了多少錢，又是怎麽花出去的?他是否遵守官場潛規則?有沒有過灰色收入?身後留沒留下巨額遺產?通過這些，我們從中既可以窺見這個傳統社會“最後一個聖人”在隱秘的角落呈現出的“真誠”與“虛偽”，也可以讀到一個官員的日常生活狀態，更可以觀察晚清官場的種種微妙而複雜的“潛規則”的具體運作。因此，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可以說也是學習和研究晚清政治社會史的過程。選擇這個角度，和我本科的經濟學專業應該說還是有一些關係的。這個專業使我建立起了用經濟學的眼光和角度來看人看事的習慣。經濟的角度是一個非常好的角度，因為它避免了情緒化，避免

了意識形態化，它能呈現許多其他角度見不到的真實。

另一個，曾國藩與神秘文化的關係也很有意思。曾國藩會相麵，愛算卦，信風水。研究曾國藩與神秘文化的關係，可以了解神秘文化在傳統中國產生了多麽重要的作用。

中國網：曾國藩在做一個“人”，也就是一名知識分子與“臣”這兩個角色，在您看來，他的成功之處在哪?缺失在哪?這與當時處於專製社會後期的清朝有著怎樣的關係?

張宏傑：我一直認為，觀察和評價一個人，要把他放到具體的曆史情境中，去設身處地地體會他當時的處境、壓力和挑戰，這樣才能理解他為什麽要做這樣而不是那樣的選擇。我很反感單純地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從時代需要的角度對一個曆史人物進行簡單化、概念化的評價。

曾國藩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家或者軍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個人。是一個生活在柴米油鹽中的人，是一個終生掙紮、糾結、衝突和矛盾的人，是一個既有靈魂又有體溫的人。通過觀察他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如何俯仰揖讓，我們可以切身感受曾國藩在種種艱難麵前的猶豫與堅定、拘執與圓通、笨拙與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與“人欲”，更真切地領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因此，對那些政治性的意識形態性的判定，我們大可不必太當真。從民族主義來說，曾國藩對清王朝的忠建立在清王朝已經有二百年較為成功的統治的基礎上。我們許多讀者不太了解的事，曾國藩對康熙皇帝十分崇拜。曆史上說，王闓運勸他做皇帝，這是很有可能的，因為王是一個有名的“縱橫家”，後來又跑去勸袁世凱做皇帝。至於說曾國藩四次拒絕做皇帝，我覺得可能隻有王闓運勸他這一次是真實發生的。曾國藩拒絕的原因其實也不複雜。曾國藩是要做“聖人”的，他對傳統道德綱紀的信仰也是真誠的。他對大清王朝，真的做到了盡忠效命。曾國藩當然有他的複雜之處，但是這一點應該是沒有大的疑問的。他之所以能把湖南乃至天下的讀書人號召到自己的旗幟之下，打的就是“忠義”的旗號。如果他真的做了皇帝，那麽必然會身敗名裂，身邊那些理學出身的名將大半會離他而去。

中國網：曾國藩第一個主張對洋人“以誠相待”，在當時那個政治環境中可算的上“震聾發聵”的聲音了，能否給讀者說一說，從文化、曆史意義上怎麽去理解曾國藩的“以誠相待”?

張宏傑：我認為，對於中國這個文化體來說，曾國藩的更大意義是他展現的“中國式力量”。曾國藩全麵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正麵價值，證明了中國文化有活力，有彈性，有容納力的一麵。那就是，經世致用，實事求是，把書本與現實結合起來。在滿清重臣中，他是第一個主張對洋人“以誠相待”的人。這一高度，今天許多中國人仍然沒有達到。他差不多是中國重要人物中第一個擺脫了“天朝上國”高高在上心態，高已卑人心態，能以平常心對待外國人的人。

當然，另一方麵，他也證明了傳統文化無法突破的極限，這一證明意義也十分重大。總而言之，他讓我們對祖先五千年積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麵的認識。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於對文化傳統中負麵因素的批判。這本書，卻是致力於了解和認識傳統文化中溫暖的一麵。柴靜的話說得很好：“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任何建設都需要尋找堅實的地基，我們無法和傳統一刀兩斷，我們必須尋找接口。

中國網：論語裏說“子不語怪力亂神”，曾國藩作為那個時代富有權柄的知識分子，不可能不知道這句話，但是，用現代的話說，他很“迷信”，為什麽呢?是他的個人偏好?還是是做清朝“公務員”的大環境所致?為何到了老年他將很多的事情推入了不可知論?並且信奉了“天命”?這些人生重要信條的演變在曾的一生中意義如何?

張宏傑：在所謂“迷信”問題上，我們必須對曾國藩存有恕心。我們從小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教育，相信人死後沒有靈魂，相信宇宙起源於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國藩所受的教育與我們完全不同。他成長於一個充滿迷信的環境，從小聽慣了鬼神附體，風水發家的故事。成長於充滿迷信的環境，近代以前的中國人完全不“迷信”的，實在鳳毛麟角。舉一個信手拈來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廣縉在廣東取得了所謂“反入城鬥爭”的表麵勝利，曾國藩在家信中談到此事時

說：

英夷在廣東，今年複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每為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為昌泰，誠國家之福也!

道光皇帝經常對大臣們說，占卜者推算皇帝運氣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轉，果然二十九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勝利。朝廷上下因此歡欣鼓舞，對“英夷”強硬派又一時得勢，這也是“迷信”對傳統政治的微妙影響之一例。

中華民族多災多難，所謂富不過三代，三十年河東，絕大多數中國人終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顛沛掙紮。對風雲之變幻，禍福之旦夕，命運之無常，自身之渺小，體認極深，中國人因此成為世界上命運感最強的民族之一。

中國文化因此也癡迷於追問命運。甲骨文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預測吉凶，六經之首的《易經》，創作初衷本也是為追問天命。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與非理性，命運與鬼神，神秘的“天”與世俗的“人”，也往往糾纏難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運，卻信鬼神。老子認為宇宙之玄，是眾妙之門。莊子主張要順從命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孔子和孟子都明確主張人要順從命運。

信天命，實際上是曾國藩晚年悲觀心理的一種體現。

雖然出將入相、封侯開府，但曾國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這既有個人家庭因素，也有對國家前途的悲觀。

他早年立下內聖外王之宏願，並為此辛苦奮鬥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發現用盡一生精力換來的“同治中興”不過是一片虛假繁榮。他遵循聖人之道一絲不苟地苦學苦修，卻並沒有達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他眼看著神州不斷陸沉，自己卻無能為力。他以一人之力，無法挽回傳統社會積千百年形成的強大頹勢。一生的奮鬥，最後竟然如拔刀斫水，並不能絲毫影響水之東流。

他對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聵混亂、對時世滄桑人心難複深為失望，對自己一生燈蛾撲火式的努力深為失望。“老年常多悔懼”，“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之天”。在“補救無術，日暮道窮”之際，不免愈加以天命說來排解自己的鬱懷。

中國網：曾算是個“憤青”，也罵人。甚至跟皇帝“對罵”，“反抗體製而自己又是體製本身”——這樣的境遇或許是當代很多人所遇到的困惑，從曾身上，我們能學到什麽?

張宏傑：曾國藩最大的特點是內清外濁，內方外圓。如果給清官分類的話，曾國藩應該歸入“非典型類清官”。一方麵他的“清”貨真價實，問心無愧。在現存資料中，我們找不到曾國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裝入自己腰包的記錄。他終生生活儉樸，“夜飯不葷”。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製作。及至身後，他隻剩下兩萬兩存銀，在晚清時代確實算得上相當清廉。但另一方麵，曾國藩的佚事中缺少“囊橐蕭然”、“貧不能殮”這樣容易湧動人悲情的極端化情節。在中國人眼裏，真正的清官，必須“清可見底”，一塵不染，清到成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曾國藩遠沒有清到這個程度。曾國藩終生對官場的明規則和潛規則都十分尊重，慶吊往來，禮數周到。晚年成為總督後，和當時的大部分官員一樣，他請客送禮，很多時候用的也是公款。

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長處是表裏如一。致命缺點是毫無彈性，在官場上注定處處行不通，隻能成為官場上的一種擺設。而曾國藩最終卻成就內聖外王之大業，這他性格中“和光同塵”、穩健厚重的一麵直接相關。善於與不合理的現狀妥協，推動曾國藩一生繞過多重障礙，直達自己

的最終目標。

中國網：我其實很反對用“厚黑”去解釋很多的事，例如事業成功、人際亨通、經營感情等等現實的問題。在這本書中，您用“小細節”去拚湊一個鮮活的曾國藩，曾的”心靈成熟“史對現代人信奉的”成功學“有哪些修正與啟示?

張宏傑：曾國藩之於後人的最大意義是，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一個中人，通過“陶冶變化”，可以成為超人。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真誠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領可以增長十倍，見識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擴展十倍，氣質可以純淨十倍。愚鈍之人，通過自我磨礪，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說得出，辦得來。浮囂之人，也可以變得清風朗月般從容澄靜。偏執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開闊，不矜不伐。

人類最基本的一種心理傾向就是使自己變得完美。從曾國藩身上，我們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經途徑。

首先是立堅定不拔之誌。立誌對一個人人格發展的意義是決定性的。因為人的巨大潛力往往是人類所不自知的。曾國藩人生第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立了最高遠的誌向。馬斯洛將自我實現列為人的最後一重追求。越過從食色性也到出人頭地這些層次，才能達到自我實現。而曾國藩直截把目標鎖定在了自我實現，也就是做“完人”。他認為，這一目標實現了，其他目標就自然而然地能達到。他在給諸弟的信中說，不必占小便宜：“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說，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偉人，人生日用、建功立業自然也就不在話下。有了誌向，接下來需要的就是實行力。

古往今來，立誌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實行的人，卻是鳳毛麟角。曾國藩的真正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腳踏實地地實踐了自己的誌向。

古往今來，絕大多數人的一生都處於昏睡或者賴床狀態。有的人，一生被物欲所禁錮，如同被困在圈中的豬，終生沒能清醒。有的人，意識到了醒來的必要，但終生處於一種“勤奮地懶惰著”的狀態，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關鍵處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對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橫起，掃絕一切羅網。“知”與“行”孰重孰輕，曆來爭論不斷。事實上，問題的根本在於這個“行”是否真的到位，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行動力是否真的能擔當起他的認識。隻有從細節抓起，在細節中貫徹自己的認識，才叫“實行”。 “從小事做起”，“千裏之行，始於足下”，這些我們耳朵都聽出繭子的話，其實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事實上，隻有從細節抓起，才叫真正的“實行”。大部分人的一生正是因為從太多細節上輕鬆愉快地滑過去，到了大節之處，也就沒有了斬釘截鐵的力量。

而曾國藩正是通過這種自修方式，逐一檢出自己身上近乎所有的缺點毛病，在幾乎所有細節中貫徹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因此他的進德修業，才迅速而有力。

普通人過了中年，性格已經固定，記憶力、學習能力下降，進取之心就逐漸懈弛，認為老狗學不會新把戲。而曾國藩卻終身處於學習、進步之中。他給弟弟寫信說：

弟之文筆，亦不宜過自菲薄，近於自棄。餘自壬子(四十三歲)出京，至今十二年，自問於公牘、書函、軍事、吏事、應酬、書法，無事不長進。弟今年四十，較我壬子之時，尚少三歲，而謂此後便無長進，欺人乎?自棄乎?

晚年曾國藩總結自己的人生體會說，人的一生，就如同一個果子成熟的過程。不能著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與天的栽培，會讓一棵樹靜靜長高，也會讓一個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