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是誰？王府井大街曾以他命名

1911年10月18日，星期三。

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澳大利亞人莫理循離開了他那座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宅院，趕往前門火車站。

匆匆穿過王府井大街的莫理循沒有想到，幾年後，“中華帝國”的皇帝袁世凱，會用自己的名字給這條大街命名，並立起“Morrison Street”的英文路牌。

此時的莫理循，要趕上前往漢口的火車。

8天前（10月10日），那裏發生了暴動，後來被稱為“武昌起義”。此時，政府軍正在那裏與民軍發生激烈的戰鬥。與莫理循同行的，還有英國使館的一名武官及俄國的一名官員，這場正在迅速向全國蔓延的暴動，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

3名外國人在河南信陽被攔截了下來。這裏是政府軍將領蔭昌的前線指揮所。蔭昌告訴他們，再往前就是交戰區，政府軍無法護送他們，將沒有任何安全保障。

莫理循等三人隻能返回北京。他錯過了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深入漢口、武昌前線的機會。但是，從他那含糊的日記中，後世研究者卻錯誤地得出了他曾經在漢口前線采訪多日的結論。

莫理循的漢口之行，一直要到12月13日才成行。那時，戰事已經停歇，他乘坐著袁世凱提供的專列，在軍警的保護下，前往漢口采訪“和平會議”。

無論是否親臨前線，甚至即使不懂中文，莫理循都能寫出洋洋灑灑的中國報道，吸引全世界的眼光。與其說他是記者，不如說他更像是一名政客，英國著名曆史學家、牛津大學教授休·特雷弗·羅珀認為，莫理循“並不僅僅報道事實，他是在策劃報道”。

澳洲牛仔

莫理循出生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的季隆，父母是蘇格蘭移民。莫理循自小喜歡冒險，18歲那年，他孤身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陸，在123 天行走了2000 英裏。23歲時，他去新幾內亞進行探險，結果遇到土著人襲擊，被長矛刺中，被送到蘇格蘭愛丁堡就醫，才取出了長矛的倒刺。他也順帶在愛丁堡完成了他的醫學訓練。

隨後，作為醫生，他先後到西班牙、摩洛哥等地探險。1893年，莫理循到達遠東，先在日本呆了一段時間。次年、即甲午年，當中日爆發戰爭的前夕，他自上海沿長江到重慶，轉道雲南，

然後徒步前往緬甸的仰光，行程3000英裏，而路費僅僅是靠母親所給的40英鎊。

這之後，他將沿途的日記和照片，整理出版了《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一書。該書出版時，中日甲午戰爭剛剛結束，遠東局勢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正逢其時的莫理循處女作，大為暢銷。這令他名聲大噪，並被英國《泰晤士報》聘為駐華首席記者。自此，莫理循在中國生活20多年，見證和參與了清末民初的社會大變局，並為《泰晤士報》發出了大量的報道。

盡管莫理循不懂中文，隻能依靠翻譯，但他似乎對中國政治和涉及中國的國際政治具有天生的敏感。作為半道出家的記者，他並不嚴格恪守新聞記者的求實求真準則，而是經常將自己的揣測作為事實進行報道。吊詭之處在於，這種揣測卻經常在事後被證明是事實。這令英國外交部十分尷尬，因為他們的情報總是落後於莫理循的報道，招致國會和輿論的批評，外交部官員隻好自嘲說：“新聞工作者的日常主要職責就是搶先，而外交官的主要目標是準確”。莫理循因此奠定了他作為中國問題專家的牢固地位，被稱為“中國的莫理循”。

正如英國曆史學家羅珀所說，莫理循在政治上是個“積極的帝國主義者”，他相信英國的權力是仁慈的，是能夠管理世界並使其走向現代的。為了推動英國的在華利益，他將俄國作為最危險的敵人，在1897年俄國強占旅順、大連之後，就開始積極鼓動英國政府進行強硬的對抗。隨後，他又積極推動英國“聯日抗俄”，鼓吹英日聯盟，利用報刊大肆鼓動仇俄情緒，並給予日本以輿論上的巨大支持。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被西方稱為“莫理循的戰爭”，莫理循至今仍被日本人看做推動日本登上國際舞台的重要人物。

有趣的是，當日本人取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莫理循卻失望地發現，“所有以前俄國所犯下、遭到我們譴責的罪惡現都在我們同意下被日本人重複了，這真是個奇怪的世界”。他開始成為一個抗日分子，這令英國外交界與讀者都大惑不解。莫理循解釋道：“當我在報紙上看到說我傾向這個國家，或者反對那個國家時，我很氣憤。我是一個英國人，我所想的和我所希望貢獻的是我自己祖國的利益”。日俄戰爭後，莫理循將報道的重點轉回中國內政。在清末新政中，大多數的西方記者和外交官對中國前途十分悲觀，莫理循與他們不同，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正在覺醒，中國的前景十分光明。而一個穩定、繁榮的中國，是有利於英國的根本利益的。他認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不在於人民，而在於政府，當時的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腐敗的政府，成為中國發展的最大障礙。隻有引進英國的治理模式，才能有效地改造中國，而這需要一個清政府強大的“新權威”——隻有袁世凱才能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