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壺奕棋的發展曆程

(一)雅歌投壺

奴隸社會是非常重視射箭的。奴隸主生了個男孩子，要在門上掛一張弓，並用六支箭向天地四方各射一支，表示這個男孩子長大了，要使用弓箭去征服四方。在各種大的宴會上都要進行射禮。自天子、諸侯及至大夫、士，各有不同的射禮儀式。不能參加的人必須“辭以疾”，到了春秋末年，奴隸主階級已經腐化墮落，許多人拉不開弓，射禮不能進行；於是就把射箭改成為投壺。投壺，就是把沒有箭頭的箭杆投到酒壺中去。這樣一改就省力多了，用不著費勁拉弓，也不需要平時練習，到時拿起箭杆就投。各國諸侯根歡迎它，於是投壺就代替了射箭禮儀。春秋末年，晉平公去世，晉昭公即位。昔國是當時諸侯的盟主，齊、鄭、衛諸國的國君，都到晉國來祝賀並進行會盟。普侯第一個拿起箭杆來投壺。晉國大夫中行穆子替晉侯說祝詞：“寡君中此，為諸侯師”。齊侯本來就不服氣晉國做盟主，聽了這樣的祝詞更不高興，拿起箭杆，也說了祝詞：“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會後，伯瑕責備穆子說：“你為什麽要說這樣的祝詞呢?須知壺是很容易投中的啊!”

秦漢以後廢除了射禮，投壺便成為一種宴賓的娛樂。南陽漢畫像石中有《投壺圖》，圖中間是主賓兩人對坐投壺，旁有侍者三人。投壺雖然已不是正規的禮儀，但仍是一種高雅的活動。據《東觀漢記》記載，東漢的大將祭遵，“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投壺和雅歌連在一起，成為儒士生活的特征。

漢代的投壺方法較之春秋戰國時期有極大改進。原來的投壺是在壺中裝滿紅小豆，使投入的箭杆不會躍出。漢代不在壺中裝紅小豆，可使箭杆躍出，抓住重投；可以一連投百餘次，“謂之為驍”。《西京雜記》說，漢武帝時有一個郭舍人善投壺，可以“一矢百餘反”。“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魏晉時也流行投壺，投壺的技巧又有所發展。有一個叫王胡的人，可以閉上眼睛投壺，百發百中。石崇家裏有個伎女，可以隔著一架屏風投壺，也是百發百中。晉代在廣泛開展投壺活動中，對投壺的壺也有所改進，即在壺口兩旁增添兩耳。因此在投壺的花式上就多了許多名目，如“依耳”、“貫耳”、“倒耳”、“連中”、“全壺”等。

投壺和我國古代的足球、圍棋，都東傳到朝鮮。據《新唐書·高麗傳》記載，“高麗其君居平壤城，俗喜弈、投壺、蹴鞠”。

由於投壺是由射禮演變而來的，漢代投壺成為儒士的高雅活動。魏晉以後，投壺翻出了不少花樣，一些正宗儒派於是大為不滿。宋朝司馬光在反對新法失敗之後，居住在洛陽，“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雖嬉戲之間，亦不忘於正也，此足以見公之誌。”司馬光重訂的“投壺新格”。主張“傾斜險波不足為善”，把一些含有技巧的花樣動作刪掉，使投壺成為“納民心於中正”的活動。經過司馬光這一番改革，投壺脫離了人民，也脫離了娛樂活動的範疇，而成為一種複禮活動了。民國初年，軍閥橫行，尊孔複禮之風甚盛，四省聯軍司令孫傳芳在南京組織婚喪祭禮製會，並提倡投壺，拉攏了一些知名的學者參加。魯迅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對章太炎參加了投壺表示不滿，“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參與投壺”。這裏的投壺，已是尊孔複禮的象征。

(二)奕秋誨奕

圍棋和象棋，都是我國古代人民所喜愛的娛樂活動。由於棋類活動具有競賽的特點，國際上把它也列入體育競賽之中。

《世本》載：“堯造圍棋”。《博物誌》載：“或日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敦之。“堯、舜是傳說人物，造圍棋之說更不可信。但反映了圍棋起源甚旱。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圍棋已在社會上較廣泛的流傳了。據《左傳記載：公元前559年，衛國的國君獻公被衛國大夫寧殖等人驅逐出國。後來，寧殖的兒子又答應把衛獻公迎回來。文子批評道：寧氏要有災禍了，“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尹文子》上也說，“譬如奕棋，進退取與，攻劫收放在我者也。”“舉棋不定”、“攻劫收放”都是圍棋中的術語，而用來譬喻處世的哲理，說明圍棋活動在當時社會上已經廣泛地開展。

《孟子·告子》載：“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怎麽確定奕秋是通國的選手呢?這一定是通過無數次的比賽，才能得出來的。可見在戰國時，社會上的圍棋比賽是很多的。《孟子》上又說：“使奕秋海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誌，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反映了在俄國時期圍棋技術已有一定的水平，所以才有了專門教棋的教師。

河北等地出土了漢代的石製棋盤。漢代的圍棋手已開始分級。桓譚在《新論》上說，圍棋手分上、中、下三等。南北朝時棋手按技分為九品，和現在日本圍棋有九段是一樣的。邯鄲淳的《藝經》上也說，“圍棋之品有九”。《南史·柳惲傳》記載：“梁武帝好奕，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棋品的等級是經專人評定的，僅南朝梁武帝一個朝代就有近三百人人品。東晉葛洪在《抱樸子》中稱“善圍棋之無比者”為“棋聖”。以上這些史實，都說明當時人們對圍棋活動的重視。

唐初設置文學館，館內有專門的圍棋博士。唐玄宗時改置翰林待詔，“為文學侍從之職”。圍棋待詔是屬於翰林院的。這種看重圍棋的製度為兩宋所繼承，直到南宋滅亡才廢除了翰林院的圍棋待詔。唐代圍棋待詔中最出名的是王積薪。他在年輕時與國手馮汪在太原金穀園中奕了九局，結果大勝。人們把這九局棋譜記下來，稱之為《全穀園九局譜》。唐代已有圍棋國際比賽，據《杜陽雜編》記載：“大中二年，日本國王子來唐。王子善圍棋，上敕顧師言待詔為對手，至三十三下，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

關於棋盤，曆代都有發現。河南安陽曾出土有隋代自瓷圍棋盤，其製作已是相當考究的。這從側麵也反映了當時的棋藝。敦煌石窟中藏有唐代《棋經》寫本殘卷。新疆阿斯塔那出土有唐代《仕女圍棋》絹片。五代周文矩繪有《重屏會棋圖卷》。元代建築的山西洪洞水神廟壁畫中有奕棋圖象。這些文物更加生動地反映了我國古代圍棋普遍開展的情況。

明代民間圍棋競賽之風甚為盛行。棋藝水平得到迅速的提高。正德、嘉靖年間，形成了三個著名的圍棋流派，即永嘉派、新安派和京師派。清代圍棋好手輩出，圍棋名著刊刻流行。康熙時的範西屏，十二歲就成為國手。他戰無不勝，威震全國，著有《桃花泉棋譜》。能和範西屏相抗衡的是施定庵，袁子才撰《範西屏墓誌銘》上說：“海內惟施定庵一人差相亞也。”施定庵著有《棄理指歸》。他們兩人都是海昌人(今浙江侮寧縣)，後人遂稱之為“海昌二妙”。

關於象棋起源時間說法不一。南北朝的文學家庚信寫了《象棋經賦》，可知其流行時間之早，但當時還未定型。據《續藝經》載：“昔神農以日月星辰為象，唐相牛僧孺用車、馬、將、士、卒加炮，代之為棋矣。”從牛僧孺在原來的棋子之中加上炮這一點看，大約隋唐之際才形成了象棋的格局。經過發展補充，到了宋代才正式定規下來，有傳世的銅棋子可證。

宋人劉克莊有《象棋》詩：“屹然兩國立，限以大河界。三十二子者，一一俱變態。運炮無虛發，冗卒要精汰。昆陽以象奔，陳濤以車敗。匹馬郭令來，一士汲黯在。獻虜將策勳，得雋眾稱快。”南宋末年陳元靚編的家庭百科全書《事林廣記》中，已刊載了兩局棋譜。

明清兩代象棋得到廣泛的發展，產生了不少名手，也出版了許多棋譜著作。如徐藝的《適情雅趣》、朱晉楨的《桔中秘》、王再越的《梅花譜》、張喬棟的《竹香齋象戲譜》等，都是較為著名的。這些著述為我國象棋的普遍開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