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是怎樣繼位的?

夏是中國古代由無階級社會進入階級社會的第一個王朝；又是習稱為上古三代之首的朝代，夏朝究竟是始於禹還是啟，啟何以繼位，曆來史家說法不一。

據說，堯舜是實行禪讓的。《史記·五帝本紀》中述：“堯日：‘誰可承順事?’放齊日：·嗣子丹朱開明。’堯日：‘籲!頑凶，不用。’……眾皆言於堯日：‘有矜在民間，El虞舜。’舜乃盲者子，父頑，母囂，弟傲，能和以孝。堯妻之以二女。”“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通‘避’)丹朱於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至丹朱而至舜，獄訟者不至丹朱而至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日：‘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但近代一些學者卻認為，舜臨死前也想把酋長職位給兒子，禹借口不能破壞傳統，逼迫舜把職位讓給他。這個時期，不管是誰占據了酋長職位，都傳給自己兒子。

及至禹時，繼續沿襲禪讓製還是一改為世襲製，卻莫衷一是。《史記‘夏本紀》說：“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日：‘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後帝啟。”司馬遷的觀點基本承襲《孟子》篇。《孟子‘美章》載：“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陽，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日：‘吾君之於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日：‘吾君之子也。”“‘啟賢，能敬承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曆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綜上述，堯舜禹都是實行過禪讓的，而且舜、禹、益均先後避讓過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禹之子啟，隻因舜、禹、啟均由於賢，方才得到諸侯的擁戴而踐帝位。從此看來，當時禪讓雖則是一種製度，但還得取決於繼承者賢不賢，能否攬眾心而定。

與此相反，許多史書上都記述：“堯舜傳賢，禹獨傳子。”“堯舜皆傳賢，及禹而德衰，不傳賢而傳子。”盡管有的學者辯解道：“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禹傳之啟，而啟獨賢。”按《竹書紀年》、《韓非子》、《戰國策》之見，又另番麵目。《竹書紀年》雲：“益幹啟位，啟殺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而《戰國策·燕策》則日，“禹傳益，而以啟任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這裏並沒提到啟由於賢而受諸侯擁戴之事。夏啟確實是使用武力，殺了伯益的，不久許多諸侯來都城陽翟朝會，啟在鈞台舉行盛大筵宴款待他們，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鈞台之享”。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臣服於啟，不僅有扈氏反對，而且原來應該擔任部落聯盟首領的東夷部落，也一直利用各種機會起兵攻夏。“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有扈以堯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伐滅之”。值得令人深思的是，據《淮南子》記載：“有扈為啟庶兄。”那麽，他為什麽要反對啟殺益為帝呢?

禹是傳位於益過的，但他是出於真心還是虛偽呢?現代有些史家以為，禹因為有較多的財產，較大的勢力，他不願意再將天下傳於他人，暗中積極培植啟的黨羽和勢力，傳於伯益隻是表麵虛假之舉。盡管啟殺益是曆史發展的必然。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也講道：“世襲繼承製在凡是最初出現的地方，都是暴力(篡奪)的結果，而不是人民的自由許可。”

司馬遷為何要以啟賢受諸侯擁護而得天下來敘述這項史事呢?是啟果真賢，還是為大人諱、長者諱，加以諡美褒掖之辭?翻檢有夏一代之史書，自禹而外，傳者絕稀。惟有二事古書多道之。一為益與啟之事；一為羿與浞之事。益啟之事，一以為天命歸啟，不歸益(《孟子》)；另一以為益為啟所殺(《逸周書》)。至今無法統一。

至於奴隸製的夏王朝，究竟以禹為始，還是以啟為始，看來也有商榷之處。按《左傳》記：“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其為夏王朝建立的重要標誌之一。相傳禹還曾鑄九鼎，這九鼎曆來被看成是國家的象征，凡擁有者方可成為天子。但有的學者提出異議。範文瀾曾說：“戰國以前書，從不稱夏禹，隻稱禹、大禹、帝禹；稱啟為夏啟、夏後啟，這種區別還保存兩人時代不同的意義。”OL記·禮運篇》以“大同”和“小康”來區別這兩個時代，就其主要內容來說，同我們區別原始社會與奴隸社會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基本一致。禹是大同時代最後一個酋長。該文中述：“今大道(原始公有製度)既隱，天下為家(公有製變故私有製)，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子孫繼位為當然)。”這個大同之世是“天下為公”的原始社會；所謂“小康之世”則是“天下為家”的階級社會。

鑒於夏朝遺址與文物，幾千年來一直未曾發現。有關夏的曆史均以古籍或傳說撰寫的。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師發現了“二裏頭文化”。據測，其時間早於商代文化，晚於龍山文化，估計相當於夏代，晚期延續到商朝，或許是夏時的先商文化；1976年，考古工作隊又在山西夏縣東下馮發現了一座早期城堡遺址，據科學測定其時間和夏紀年相當，地址又在傳說中的夏人活動地區。這個“東下馮文化”也很可能是夏文化。但有關啟究竟是為何作了夏後這段史實，還有待於將來能發掘出更多的有關夏史資料文物來驗證，我們拭目以待。

（餘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