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裏克·懷特（澳大利亞）

作者簡介

帕特裏克·懷特（1912-1990年），澳大利亞當代作家。197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澳大利亞和大洋洲地區獲此殊榮的第一位作家。懷特的大多數作品以澳大利亞為背景，反映澳大利亞的社會風貌和生活方式。主要作品有《人類之樹》、《暴風眼》等。

回頭的浪子

本文意在回答阿利斯特·克肖最近發表的文章《最後一個僑居國外的人》。不過我很難與克肖銳利的新聞武器對陣，所以不打算對他文中諸點逐一作答。有人願僑居國外，有人想返回本國，那理由無論如何是因人而異的，因此這個問題，也就隻能根據個人的感受來回答了。

我今年四十六歲，在國外度過二十個年頭。最近十年，幾乎寸步未離卡斯爾山那方圓六英畝的“山茱萸”農場。這聽來有些蹊蹺，也許是值得解釋一下的。

我從小所受的教育使我相信這樣的格言：唯不列顛人正確。早年，我確實接受了它。在一所英國公學裏，我被熨得平平整整，最後在劍橋大學的國王學院卒業。直到1939年，我獨自漫遊了西歐大部，以及末了還逛了大半個美國以後，我才開始成長起來，開始獨立思考。而戰爭則完成了我性格其餘部分的改造。本來似乎是多彩的、理性的、稱心如意的生活，令人痛心地變成了毫無意義的寄生生活。沒有任何東西像雨點般的炸彈那樣促人估價自己的成就了。在閃電戰開始的最初幾個月裏，這位已經著有兩部頗為成功的小說且聲名在外的澳大利亞人，夜裏獨坐在他在倫敦的臥室兼起居室裏，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的成就幾乎等於零。有意義的是，也許那時他正在讀著艾爾的《日記》。也許他遇到了“頂頭風”，自然不時地走向櫃子，取出那瓶卡爾瓦多斯白蘭地多喝幾口。總之，他第一次體會到那種無所依傍的感覺，阿利斯特·克肖曾對這種感受表示哀歎，並把它解釋為一種“謀求再度用鼻子觸摩母國仁慈的**的願望”。

我在滯留中東的整個戰爭期間，始終渴望返回童年的天地中去。童年畢竟是藝術創作者所能汲取的最純潔的源泉。這種願望又被對沙漠景物的極度留戀所加劇，但是在我隨部隊駐紮希臘的那年，它幾乎得到了滿足。因為在希臘，各方麵都顯得完美無缺。不僅是古跡美，而且還有自然風光美。同時，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非常溫暖。那麽為什麽我沒有留居希臘呢·我曾經動心過。也許是因為我意識到，即便是最道地的居民海倫諾菲爾，也隻不過是心甘情願地扮演了地中海東部沿岸流浪者的喜劇性角色而已。當地人民似乎並非不動情地說，他不屬於那兒。對他來說，這是可悲的，不過他無足輕重。這個海倫諾菲爾，至今還在謙卑地盼望著自己能屬於希臘。

這樣，我便沒有留在可以供我選擇的希臘。部隊在英國解散了，這給我帶來了兩種可能性：要麽留在我當時所感到的實際的和精神的墓地，其前景是不再當藝術家，而成為一個最無成效的人，一個倫敦知識分子；要麽返回故土，回到記憶中最富刺激的時代中去。說實在，吃厭了我所能吃得起的倫敦餐館那種軟糊糊、甜蜜蜜的可怕的燉馬肉之後，填飽肚皮的想法也起了作用。於是我回國了，在卡斯爾山買下了一個農場，同朋友兼合作者，希臘人曼諾力·拉斯卡力斯一起，開始養花種菜，飼養德國種小獵犬和薩納種山羊。

最初的幾年，我對這些活動感到滿意，並讓自己沉浸在自然風光之中。要是有人提起寫作，我會說“啊，也許有一天”，但我並無真意來充分考慮這個問題。《姨媽的故事》寫於戰爭剛剛結束，我回澳大利亞之前。國外評論家對這部小說的反響不錯，但像往常一樣，國內評論家的反應不佳。小說未能被人卒讀，公共圖書館中書頁的狀況顯而易見地說明了一點。但對我來說，除了吃穿和頭頂上屬於自己的屋頂，似乎一切都無關緊要。

隨後，我忽然開始感到不滿了。不管澳大利亞評論家的態度如何，也許寫小說是我唯一可能取得某些成功的事情。甚至我那一半的失敗在某種程度上也證實，要是我不寫作，生活便會毫無意義。我滿懷**地回到了我年輕時離別的故土以後，真正發現了什麽呢·有什麽東西可以阻止我像阿利斯特·克肖和很多別的藝術家那樣，收拾行裝離去呢·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沒有。四周伸延著澳大利亞的巨大虛空，在那裏，思想是最空洞的；在那裏，富人就是重要人物；在那裏，教師和新聞記者統治著一切精神領域；在那裏，漂亮的青年男女透過毫無判斷力的藍眼睛注視著生活；在那裏，人的牙齒像秋天的葉子那樣掉落，汽車後部的玻璃每時每刻都在增大，隻有肉餡餅和大肉排，才算得上好飯食，強健的體魄壓倒了一切，物質上的醜惡不會使普通人感到震驚。

正是那“普通人”的得意之情最使我感到驚慌。在這樣的心境中，我不由自主地開始構思起另一部小說來。由於我要填塞的空白如此巨大，所以我試圖通過一對平凡男女的生活，在書中盡可能涉及生活的每一個方麵。但與此同時，我要在平凡的背後發現不平凡，發現神秘和詩意。因為正是這一切，使這些人的生活——順便說一句，還有我回來後的生活——變得可以忍受。

於是我開始撰寫《人類之樹》了。這部小說如何被那些較為重要的澳大利亞評論家所看待的問題，已成了亙古曆史。隨後我創作了《沃斯》，它可能還是我在閃電戰初期醞釀的。當時我坐在倫敦的一間臥室兼起居室的房間裏，讀著艾爾的《日記》。幾個月穿越埃及和昔蘭尼加沙漠的往返奔波，孕育著這一想法；那個時代最顯赫的狂妄者也在影響著它；回國後，我閱讀了當代人對萊卡特探險的描繪和A．H．奇澤姆的《奇異的新世界》，這個想法終於成熟了。

在這裏討論這部小說的文學因素會不太切題。重要的倒是作者的意圖。這些意圖使一些讀者不知緣由地感到高興，也使那些發現此書毫無意義的人發怒。我老是在作畫和作曲上受挫，因此我要賦予我的著作以音樂的結構，畫的美感，通過《沃斯》中的主題和人物，來表達德拉克魯瓦和布萊克所可能看到的，以及馬勒和李斯特可能聽到的東西。首要的是，我決心證明，澳大利亞的小說並不一定是陰鬱沉悶的、糞土色的新聞體現實主義的產物。總的說來，世界已被說服，而隻有此地此刻，野狗們正在無情地吼叫著。

那麽這位返回國土的僑居國外者得到了什麽報償呢·我記得，在我第一部小說獲得成功之際，一位名叫蓋伊·英尼斯的老練而聰明的澳大利亞記者，在我的倫敦寓所裏訪問了我。他問我是否想回國，我那時剛“到”，幹嘛我要回去呢·“啊，不過你回去的話。”他堅持己見，“各類顏色會源源不斷地流到你的調色板上呐。”直到最近幾年，我才想起他對我第一部小說的這段委婉批評。我想，蓋伊·英尼斯也許是對的。

因此，報償之一便是更新了的景物，它即便在記憶中顯得更加寒酸，卻一直是我生活的背景。如果我光坐在塞納河左岸與阿利斯特·克肖邊喝酒邊滔滔不絕，那麽自然的世界和音樂的世界也許永遠不會顯露出來。也許一切藝術之花在沉默中更易開放。當然單純和謙卑的境界，是藝術家或普通人唯一值得向往的境界。要到達這樣的境界，未必會有可能，但努力去爭取卻是十分必要的。由於我幾乎被剝奪了自認為合意和必需的一切東西，我開始了我的嚐試。寫作本意味著一個有修養的頭腦在文明的環境中所作的藝術實踐，現在卻變成了用詞匯的岩石和木條創造出全新的形式的鬥爭。我第一次開始看清了事物。甚至連厭倦和失敗也為無窮盡的探索提供了途徑；甚至連醜陋的東西，澳大利亞生活中的提包和鐵皮也獲得了意義。至於好似挑繃子遊戲的人與人之間的交際。它已被必要地簡化了，而且常常給弄糟了，有時倒也動人。這種嚐試本身就是一種酬報。出借的書籍，播放的唱片，往往可能促成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也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一個人可能會有助於使一個人煙稀少的國土生活著一個具有理解力的民族。

那麽，這就是一個僑居國外者留在本國的某些理由了。盡管他必須麵對回國後必然接踵而來的各種失望。阿利斯特·克肖也許會回答說，這些理由抽象而且不能令人信服。但正如我已經提醒過的那樣，這些純屬個人的理由。我從不知姓名的澳大利亞人那兒收到了許多信件，它們是最具體的，也是最好的報償，我的創作似乎已為他們打開了一扇窗子。對我來說，單是這些信件就足以構成我留居國內的理由了。

名篇鑒賞

本文是澳大利亞作家帕特裏克·懷特的一篇帶有自傳性質的散文，作於1958年。作者寫這篇文章的大環境是：經曆兩次大戰和經濟危機的劫難後，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加之國內經濟突飛猛進，澳大利亞終於結束了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孤立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澳大利亞人原有的文化理念受到強烈的衝擊。在原有的宗教信仰尚未徹底分崩瓦解，新的信仰尚未確立之時，作者對於國內的思想文化狀況有著很深的憂慮。於是，他寫下了這篇文章以表達自己對於提高民族素質、重建國人美好信念的期許。

文中開篇說自己這篇文章意在答複國內某作家的《最後一個僑居國外的人》而作，這交待了寫此文的直接原因。接著作者回憶了自己自1948年由英國回來後的生活經曆，及其此前此後的思想變化過程。在這裏，作者詳細地寫了自己比較有影響的幾部小說的創作誘因及寫作過程，言語中時時透露著自己對國內文化狀況的思考。如“四周伸延著澳大利亞的巨大虛空，在那裏，思想是最空洞的；在那裏，富人就是重要人物；在那裏，教師和新聞記者統治著一切精神領域；在那裏，漂亮的青年男女透過毫無判斷力的藍眼睛注視著生活；在那裏，人的牙齒像秋天的葉子那樣掉落，汽車後部的玻璃每時每刻都在增大，隻有肉餡餅和大肉排，才算得上好飯食，強健的體魄壓倒了一切，物質上的醜惡不會使普通人感到震驚”，這樣的語言深刻地反映了當時澳大利亞人精神上混亂迷惘的狀況。縱觀全文，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想用自己的“筆”改變的也正是這種狀況，而這也是他要“留居國內的理由”。文章結尾作者對此進行了揭示。從中我們可以常常體會出作者是一位正直而有責任感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