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格羅斯曼（以色列）

作者簡介

大衛·格羅斯曼（1954-），以色列小說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如《羔羊的微笑》、《內部語法書》，隨筆集《黃風》、《在繩子上睡覺》等。

人像一根麥秸

三月末的一天，煙雨迷蒙，我從耶路撒冷家中通往希伯倫的那條大路拐下來，進入了德黑沙難民營。這裏居住著一萬二千巴勒斯坦人，人口密度之大在世界上亦屬領先；一座座房子擁在一起，每個大家庭的住房擴充開去，四周蓋起樣子難看的水泥建築、房間和壁龕，鏽鐵梁如青筋蔓延，像分開的手指伸展出去。

在德黑沙，飲用水均為井水。唯一的活水是沿住宅間小路流淌的雨水和汙水。很快，我便不肯在水坑間小心行路；因為這裏有某種東西很荒唐——近乎不公平——那就是在星星點點的汙穢麵前，竟保留下如此精妙的造物。

每座住宅旁——是個小院。院子很小，用波紋鋁皮圍起來，非常幹淨。裏麵放著個盛滿天然泉水的大壇子，壇子上蓋著布。但是這裏的每個人都會毫不遲疑地告訴你，故鄉村莊的泉水更加甘甜。

“在艾因·阿茲拉伯，”她歎了口氣（她叫哈迪加，年紀相當大了），“我們的水那麽幹淨，有利於健康，有個快死的人把身子浸在水裏，滿滿地喝了幾口水，衝洗身子，病一下子全好了。”她把頭一歪，審視的目光將我看穿，嘲弄道：“哦，你對這事是怎麽想的·”

我發現——頗具幾分困惑，我承認——老太太讓我想到了祖母，想到了她講的關於波蘭的故事，她從波蘭被驅逐出去；想到她講的河流，那裏的果實。歲月在她們的臉上留下了同樣的烙印，留下含著智慧嘲諷及對無論遠近親疏者所持有的極大懷疑。

“我們在那裏有一塊地，有個葡萄園。現在你瞧瞧我們在這裏有個如此繁花盛開的花園。”她朝小院子揮了揮布滿皺紋的褐色的手。

“但是我們造了一個花園。”她的兒媳喃喃地說，這是位頗具躁動不安的吉卜賽野性美的女子。“我們用鐵皮罐頭盒建了一個花園。”她朝用煤渣磚砌成的圍欄頂上點點頭，幾個泡菜罐頭盒上開出鮮紅的天竺葵，數量特別多，仿佛是從某種遙遠的果宴和創造資源中汲取到了生命。

奇怪的生活。既是雙重的又是分裂的。在難民營中同我說過話的每一個人——幾乎生來——都被訓練過這種雙重生活：他們呆在這裏，確實是在這裏，由於貧困以某種殘酷的力量強加進冷靜，但是他們也在那裏。也就是說，呆在我們當中；在村莊，在城市。我問一個五歲的小男孩是哪兒人，他立即回答我說，“雅法。”那兒如今是特拉維夫的一部分。“你見過雅法嗎·”“沒有，但是我爺爺見過。”他爸爸顯然是出生在此地，但是他的爺爺卻來自雅法。“雅法，漂亮嗎·”“漂亮。有果園、葡萄園和大海。”

再向前走，開始下坡，我碰見一個年輕姑娘坐在水泥牆上，讀一本配插圖的雜誌。她是哪裏人·她是洛德人，離本·古裏安國際機場不遠，四十年前那裏是一座阿拉伯小鎮。她十六歲。她咯咯笑著，給我講述洛德有多麽漂亮，講述洛德的房屋像宮殿那麽恢弘，“每個房間都鋪有手繪地毯。土地神奇，天總是湛藍湛藍的”。

我回想起耶胡達·哈列維筆下那充滿依依深情的詩句，“你沙土的味道——在我口中比蜂蜜還要純美”，回想起那“總是裝點如春”的土地歌唱的比亞利克，分離將心中所摯愛的東西美化得如此神奇，在德黑沙貧瘠灰暗的水泥世界中，聆聽充滿抒情氣息優美動聽的詞句，聆聽用比日常生活中還要典雅、辭采華美但程式固定、酷似禱文和誓詞的語言道出的話：“那裏的西紅柿又紅又大，我們的一切都來自土地，土地賜予我們、賜予我們很多很多。”該是怎樣的奇特啊!

“你到洛德那地方去過嗎·”“當然沒去過。”“你難道不好奇要到那裏去看看·”“隻有當我們回去時才看。”

其他的人也是這麽來答複我。眾所周知，巴勒斯坦人，正在采用古代猶太人的流亡戰略，自己走出曆史的舞台。他們閉上雙眼麵對嚴峻的現實，頑固地使勁兒壓住眼瞼，臆造出自己的“希望之鄉”。“明年抵達耶路撒冷。”拉脫維亞、克拉科夫、薩那的猶太人這樣說，其意義是他們不願意妥協。因為他們不期望有任何真正的改變。一個沒有東西可以失去的人能夠索要一切。在他的耶路撒冷變得真實起來之前，他不會做任何事去接近它。這裏也同樣是一遍又一遍地絕對索取：索取一切——那布盧斯、希伯倫、雅法、耶路撒冷。與此同時，什麽都沒有索取。與此同時，在精神和肉體上均將其拋卻。與此同時，是一場夢幻，一場虛空。

那全是“波裏提卡”（希伯來文，意即“政治”，正確發音應為“坡裏提卡”），巴勒斯坦人說。即使那些能夠發出“政治”一詞中“坡”音的人也要說“波裏提卡”，表示某種藐視，個中含有某種自我嘲諷的味道；“波裏提卡”，意思是說整個遊戲在我們的頭頂上操作，我們卻束手一旁，在所有的占領之下壓製了我們幾十年，將我們從生活和行動力量中逐出，把我們化為塵土，那全是“波裏提卡”，土耳其人和英國人，還有那侯賽因……而今突然又成了巴勒斯坦人的保護者，還有那些以色列人，由於在汽車上兩個恐怖主義者殺了人就想要推翻政府，他們以一位嚴謹得無可挑剔的法學家那深思熟慮的殘忍，改變了我們的法律，頒布了一千二百條新法，剝奪了我們的土地，剝奪了我們的傳統，剝奪了我們的榮譽，在這裏有我們建造了某種偉大的啟蒙監獄，那時他們真正所想的就是我們會從這所監獄中逃跑，接著他們就會永遠不讓我們回去——他們用我們完全無法理解的狂妄的狡詐，用繩索將我們束縛住，我們則像牽線木偶一樣為他們舞蹈。

“那全是波裏提卡。”那個女人充滿諷刺地笑著，令我隱約想起我的祖母，隱約想起《第二十二條軍規》中那個狡猾、蒼老、粗俗的意大利人，那個對驕傲的美國人內塔利解釋為什麽美國人最終會戰敗、意大利人也打不贏但會生存下來的人。一位智者曾說過，“占領區內的阿拉伯人能夠調動起來反對我們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就是毫不改變。”的確，當你走過德黑沙難民營時，仿佛感覺到那種觀念已不知不覺在這裏深入下來，沁人老百姓的心田，化作一種力量；藐視：我們不會有什麽改變，我們不會想方設法去改善我們的生活。我們像澆鑄進水泥中的一則咒語停留在你們麵前。

她突然想起：“在那邊，在艾因·阿茲拉伯村子裏，我們點起麥秸烤麵包。這兒卻不行。因為在這兒我們沒有牲口，也沒有牲口飼料。”她沉默了下來，抱住肩膀，額頭一陣陣緊鎖，驚愕地抽搐著，皺巴巴的褐色手指不自覺地來回揉搓。

其他地方也發生著各種各樣的事。並非此時。是在另一個所在。在輝煌的過去或是翹首渴望的將來。最當務之急的事情在這裏是不存在的。不知怎麽，人們意識到這裏的人自願變做以前另一個所在中那個真正自己的對應物。變成手中隻持有等待能力這唯一財產的人。

而我呢，身為一個猶太人，深深地了解這點。

“當一個人從他的土地上被放逐之後。”一美國猶太作家曾對拉馬拉的巴勒斯坦作家拉吉阿·希哈德說，“他開始用象征的方法想象那塊土地，就像一個需要創作色情作品的人。我們猶太人也成了經驗豐富的色情作品作者，我們對這片土地的渴望被編織成無盡的象征。”作家談的是數百年前的猶太人，但是當我去往德黑沙時，以色列議會正就“朱迪亞和撤瑪利亞”之名的象征意蘊展開激烈的爭論，議員蓋烏拉·科恩要求隻將此名作為唯一的合法稱號，“西岸”和“占領地”等所有變更過來的術語不得使用。“朱迪亞”和“撤瑪利亞”的確顯得頗為意味深長，富有象征色彩，對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這一術語激活了某種令人愉悅的曆史映象，某種抵達過去深層次之中那使人心滿意足的戰栗，在那裏同樣卷起對巴珊、吉拉德、霍蘭等其他沉睡字眼的思念漣漪，這些地方以前屬古代大以色列所有，而今成了敘利亞和約旦的一部分。

現如今，在加沙地帶居住著五十萬巴勒斯坦難民。約旦河西岸四十萬（我們這裏隻談難民，不談以色列統治下的整個阿拉伯人口）。約旦八十五萬。黎巴嫩二十五萬。敘利亞也大約有二十五萬。總共有二百二十五萬巴勒斯坦難民。即使以色列統治下的難民問題得到了解決，他們那些分布在阿拉伯各國的生存在可怕狀況下的一百多萬兄弟的痛苦也依然存在。正因為此，在非常了解此問題的人們當中，這種絕望之情才如此之深切。正因為此，難民們才允許自己變得耽於夢幻。

作家兼法律家拉吉阿·希哈德承認，年輕時代的他也是一名自然風光的色情作品作者。他聽過有關雅法與沿海平原的許多故事和傳說，是雅法與沿海平原風光的色情作品作者。現在當他徒步旅行到拉馬拉旁邊的小山上，突然有那麽一瞬間會忘卻自我，盡情享受和大地的契合，百裏香氣息撲鼻，他目不轉睛地盯著一棵橄欖樹一隨即明白自已在看著一棵橄欖樹，眼前的橄欖樹變了形，變成一個象征，象征著鬥爭和失落，“幾乎就在同一個瞬間橄欖樹從我身邊偷偷移走，”希哈德說，“以前立有橄欖樹的地方，是一片虛空，充滿了痛苦與憤怒。”

虛空。數十年一直充滿仇恨的一無所有。

還有一次，我在納布盧斯碰到的A．N．對我說：“我當然恨你們。也許開始時我並不恨，隻是害怕。後來，我開始仇恨。”三十歲的A．N．是巴拉塔難民營的居民。當被發現犯有參加巴勒斯坦解放人民戰線罪之後，他蹲了十年大牢（在阿什克隆和納福哈監獄）。（“我確實沒參加行動。他們隻是教我怎樣射擊。”）“坐牢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巴勒斯坦人。他們在那裏教我知道了我是誰。現在我有了自己的觀點。別相信對你們說巴勒斯坦人並不真恨你們的那些人。你們要理解：普通的巴勒斯坦老百姓並不是法西斯，不是那種仇恨他人的人，但是你們以及你們所統治下的生活迫使他們去仇恨。就拿我來說吧。你們奪走了我十年的生命。你們在1968年把我父親驅逐了。他什麽也沒有幹。甚至連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支持者也不是。也許甚至還是個反對派。你們想把對事情持有見解的人統統攆走。所以我們在這裏完全沒有了領袖。甚至對你們來說微不足道的領袖也沒有了。我母親呢，六年啦，你們都不讓她去看望我父親。還有我，出獄後，你們不讓我蓋房子，不讓我離開這個地方去遊覽約旦，什麽也不讓幹。他們不住地重複：看看我們給你們帶來如此的進步。你們忘了二十年間一切都進步了。整個世界大踏步前進。不錯，你們對我們有些幫助，但你們不願把最重要的東西交給我們。不錯，我們有了一點點進步，但是看看你們自己在這段時間裏進步有多麽多。我們遠遠落在了後麵，要是你們調查一下，大概會發現，相對說來，我們甚至比1967年還要貧困。”（生活水平可由人均消費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我隨《約旦河西岸數據報告》的作者麥羅安·本溫尼斯特博士一起調查了詳情。按照他的研究，約旦河西岸人均消費估計相當於以色列的百分之三十；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後來。”這個巴拉塔的小夥子接著說，他表情拘謹，卻流露出冷靜無聲的慍怒，“後來你們來了，說在約旦人的管轄下不好。也許是這麽回事。但是約旦人拿走的隻是我們的民族身份，而你們什麽全拿。民族身份，以及我們這些害怕你們、依靠你們維持生計的每個個人的身份，你們什麽全拿。你們把我們變成了行屍走肉。而我呢，我還剩下什麽·隻剩下對你們的恨和政治思想。你們帶來的另一個弊端是，這裏的每個人，甚至最普通的農民，都被你們變成了政治家。”

在德黑沙，我和三個婦女一起喝茶。聽女人講述那些最尖銳的事情。男人比較害怕蹲監牢，害怕威脅恫嚇。是女人在示威中一馬當先，是女人呼喚呐喊，在電視台的攝像機前大聲道出滿腹的苦楚。皮膚黝黑、五官輪廓分明的女人，受苦遭罪的女人啊。哈迪加七十五歲，思維敏銳，瘦長的身子很健康。“安拉，伊克哈裏克。”我對她說願神與你同在，她自嘲地、咧開空空的牙床微微一笑，說道：“去他那裏又是什麽樣子呢·”她向我解釋說，人就像一根麥秸，一變黃就彎曲了。

她在這套標準的難民住房中住了有四十年。房子由聯合國福利救濟署建造，牆壁和屋門上依舊能夠發現聯合國的標記。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難民營，均由聯合國福利救濟署任命的一位負責人掌管。他在福利救濟署與居民之間起中間人的作用。他本人以前是難民，住在難民營當中。他有權分配食品，分配福利款項，授予在難民營的居住權，推薦學生進大學讀書。

這套房子有兩個小房間，沒有自來水。經常停電。今天外麵下著雨，房間裏幾乎是一片漆黑。啥迪加和姐姐坐在一個草墊子上，檢查難民營中的醫生給姐姐開的藥。姐姐患有氣喘病。工作在難民營中的教師和醫生一般來自外麵，來自附近的城市。清潔、衛生、建築這些極其簡單的工作全由巴勒斯坦人承擔。我現在所呆的這套房子裏住有五個人。我們喝茶的這間房子裏有個櫃，櫃上放著一隻小箱子。箱子半開著，好像在等著讓人搬走。幾把木椅做工粗糙，架子上放著蔬菜。一個年輕的女人，神色有些緊張，拿來橘子和一把水果刀。在這兒的每所房子裏所看到的另一件家具是家庭主婦用的嫁妝箱子，由南歐紫荊的柔軟樹幹做成。女人在這裏保存著自己的嫁妝、床單、結婚禮服，大概還有孩提時代的奢侈品——玩具，漂亮手絹——畢竟，她結婚時不過是個小姑娘。

“要是今天有人給你一德南土地，那地方挺不錯的，光線很好，是在野外，你願不願意·”

“那是，那是。”她笑了，“當然願意，但隻有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在那裏。”

她也像個政治家，像多年來給她帶來如此厄運的那些人，慷慨陳詞地講述此話。她至少有權利這麽做。我努力回想，巴勒斯坦領袖們有多少次錯過為自己獲取家園的機會：1936年有一次劃分提議，第二次提議是1947年，也許還有其他機會。他們——盲目地——一一予以否決。我們默默地喝著茶。男人們出去做工。牆上有兩顆釘子，用作掛衣鉤，其中一顆釘子上掛著阿拉伯人頭巾上的黑色束帶。

任何在“占領區”服過兵役的人都知道，這樣的房間在夜晚會是怎樣一種情形。任何一個參加過夜問搜查、宵禁、捉拿嫌疑犯的人都會記得，狂暴地闖進一個與眼前這個相像的房間，裏麵有幾個人正睡覺，很擁擠，空氣不流通，臭烘烘的，三四個人共蓋一條紮人的羊毛毯子，睡覺時還穿著工作服，好像隨時準備從**爬起，照吩咐去往任何地方。他們在混亂中驚醒，手電筒的光刺得他們睜不開眼，孩子們號啕大哭，有時一對夫妻正在**，士兵們將房子團團圍住，有的士兵——在難民區的小路上跋涉後鞋上沾滿泥巴——走過睡得暖烘烘的毛毯，有的則嗵嗵嗵地走上鐵皮屋頂。

我凝視著空空的水泥牆、發熱的油燈、地上卷起的毛毯，老女人追隨著我的目光。她突然一下子大發雷霆：“我們像吉卜賽人，是吧·我們很可憐，對吧·哈·我們是文化人!”她姐姐，那生病的老太太，迅速地點頭，尖下巴戳著凹陷的前胸：“就是，就是，文化人!”她們陷於沉默，喘著粗氣。儀態有幾分粗野、奇異的年輕女子想說些什麽，卻還是一言不發。她的手真的將口緊緊捏住。東拉西扯加上友好款待時的警覺，既含著彬彬有禮的華而不實，又帶著蓄意的細膩拘泥，矯揉造作，弦突然一下子繃緊了。我一陣慌亂。年輕女子努力想彌補一下。她改變了話題，問婆婆是否願意給坐在這裏的以色列人講些什麽，比如她在故鄉土地上勞作的那段日子。“不，不。那是在傷口上撒鹽。”“呀，媽媽，你願意唱唱那時候種地的、種葡萄和釀葡萄酒的、放羊的人唱的那些歌嗎·”“不。”她隻是固執地閉緊幹裂的嘴唇，搖著頭發稀稀落落的腦袋，但是，又一次出於某種並不存在的征服力，她的左腳開始打起一種久遠的節拍，身體靜靜地來回晃動，我目光審慎地盯住她，她一隻手顫巍巍地拍打著大腿，鼻子氣得發紅：“文化!你們的人不知道我們有文化!你們無法理解這種文化。它不是電視文化!”她臉上的怒氣突然全消，再次表現出失敗之情，表現出了解一切，表現出鐫刻在老年人臉上的一切古老符號。“世事艱辛，世事艱辛……”她十分傷心地點著頭，合上雙眼，目光避開這狹小、黑暗的房間，“你不懂。你什麽也不懂。沒準兒，讓你奶奶給你講講吧。”

名篇鑒賞

要讀懂這篇文章，需要了解一些曆史背景。

公元70年，古羅馬大軍占領耶路撒冷，摧毀猶太教聖殿。公元135年，猶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開始了持續一千八百多年的漂泊生涯。

從此，猶太人這個族群，無論在哪個國家，一直是被屠殺的對象。歐亞大陸，包括整個歐洲和中西亞，沒有哪個國家和民族不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清洗的。然而，盡管命運如此悲慘，猶太人依然頑強地生存了下來，並時刻想著重返故園。

19世紀末，歐洲到處可以聽到“猶太人滾出去”的口號，可是，猶太人一直不知道該把自己的民族家園建在何處，直到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爾召開的第一次世界猶太複國主義者代表大會結束後才有答案。那就是猶太人心目中的文化根——巴勒斯坦。1948年，英國結束臨時管理之後，猶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國正式踏上曆史舞台。但是，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種族矛盾日益尖銳起來，因為他們的建國，把原來生活在這裏的巴勒斯坦人趕出了家園（屬阿拉伯民族），從此，流血衝突不斷爆發，中東戰爭綿延了數十載。

顯然，在對立情緒強烈的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建立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文作者從人性角度出發，探討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的關係，對後者的生存環境展開議論。

“人就像一根麥秸，”誠如七十五歲的猶太女人哈迪加所言，剛從土裏冒出時是嫩嫩的麥苗；成熟時是頂著麥穗的麥稈；收割後，去了麥穗，就是麥秸。

麥秸是沒有生命的，隻有捆綁到一起，才能站立起來；隻有緊緊抓住泥土，守住自己的根，生命才能夠得以延續。猶太人懂得集體精神和團結合作的重要，所以，他們能夠流浪千年而精神不散。

“人就像一根麥秸。”剛冒出土嫩嫩的叫麥苗，成熟了頂著麥穗兒的叫麥稈，收割後去了穗兒沒了生命的就是麥秸。老婦人哈迪的話中透出一種絕望的宿命。她在難民營中生活了四十年，已經沒有了對幸福的守望，甚至連神也不相信了（作者對她說“安拉，伊克哈裏克”，意為“願神與你同在”，可她怎麽反應呢·“自嘲地、咧開空空的牙床徼微一笑，說道：‘去他那裏又是什麽樣子呢·’”）。說到底，是什麽讓哈迪絕望到如此地步·從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三點：第一，擁擠、肮髒、困苦的生活環境。巴勒斯坦人住在難民營裏，房間狹小、黑暗，缺乏幹淨的飲水，又經常遭受粗暴的搜查；他們的收入也很低，隻是以色列入的四分之一。第二，他們的命運不由自己掌控。巴拉塔難民營的A．N．很具有代表性，他自己被平白無故地抓進監獄裏蹲了十年，無辜的父親又遭到驅逐。由此可見，巴勒斯坦人作為失去家園的流亡者，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隻能在狹小逼仄的空間裏一日一日挨著生命。第三，他們的文化遭到漠視，不能期求對方去理解，而隻能珍存在自己的心中。

在文章的結構上，作者先寫自己步入難民營，描繪那裏生存環境的惡劣，接著寫接受采訪的巴勒斯坦人對故園的懷戀、向往，再寫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人的抵觸（“普通的巴勒斯坦老百姓並不是法西斯，不是那種仇恨他人的人，但是你們以及你們所統治下的生活迫使他們去仇恨。”）最後借老婦人哈迪之口說出他們對未來的無望。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巴以衝突的尖銳性和複雜性：流浪、遭受迫害的猶太民族是值得同情的；可是，因為他們的建國而失去家園的巴勒斯坦人不是也同樣值得同情嗎·

作者作為一個以色列猶太人，能夠深入巴勒斯坦難民營去調查、了解，聆聽和記下他們的心聲，不能不說帶有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

文章的標題也很具感染力，是的，無望的生命就像一根根麥秸，隻能在收割後的風裏瑟瑟地搖晃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