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

日本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了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這是它妄圖奴役亞洲各國、建立殖民帝國的侵略擴張計劃，這與希特勒法西斯集團妄圖建立一個歐洲“新秩序”是一丘之貉。

早在19世紀末，佐藤信淵等人就有了從所謂“皇道主義”出發，主張日本向東南亞發展，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勢力範圍的設想。

1916年，後藤新平向當時的寺內正毅內閣獻策：日本必須以“世界經濟財政的和平戰勝者”的姿態，建立一個足以和“中歐經濟同盟”、“協約國經濟同盟”以及美國經濟相抗衡的“東亞經濟同盟”。

1917年，西原龜三又提出“東洋自給圈”，主張廢除日華之間的“經濟國界”，設立“日華經濟區”，並以此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亞，南至印度、澳大利亞的廣大地區都包括進來，其旗號是“王道親善”。

1935年夏，參謀部作戰科長石原莞爾炮製了“由軍事上看皇國之國策及國防計劃綱要”，聲稱：“皇國與盎格魯一薩克遜人之決戰，乃為統一世界文明所進行的人類最後之戰爭”，“當前急務則應首先實現東亞聯盟之核心——日滿華三國之協同”，“我國防方針在於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國本部歸我支配，以日滿華三國為基本範圍實行經濟自給。”

1936年8月，廣田弘毅內閣通過《國策基準》，明確提出日本的國策是“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的同時，向南方海洋發展”，決定采取南北並進的戰略方針，以實現其在大東亞地區的霸權。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爭。8月15日，日本政府發表具有宣戰性質的聲明，宣稱日本“采取斷然措施”是為了“膺懲中國”。“帝國之希望在於日華提攜……並取得日滿華三國融合提攜之實效”。同年10月1日，日本首相、外相、陸相、海相拋出《中國事變處理綱要》，確認日本在華北的目標是所謂“實現日滿華三國共存共榮”。

1938年1月11日，日本禦前會議通過《處理中國事變根本方針》，把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目的美化為“在於與滿洲國及中國之合作，形成東亞和平之樞軸，並以此為核心，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11月3日，近衛內閣發表“東亞新秩序”聲明，向中國國民政府發出誘降信號。該聲明宣稱，日本的“終極目的…‘在於日滿華三國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東亞新秩序是帝國堅定不移之方針”。11月30日，禦前會議決定《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其重點是，“要結成日滿華三國睦鄰合作關係，以此作為安定東亞的樞紐，並建立共同防禦北方的態勢”。

12月22日，近衛內閣第三次發表聲明，稱“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結合起來”，並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三項原則，即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此次近衛聲明是日本政府隨著中日戰爭的全麵擴大，為謀求建立東亞霸權而提出的軍事政治總方針。至此，“東亞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國的政治藍圖基本成形。

日本侵入中國後，由於中國人民的積極抗戰，多達85萬的日軍被拖在中國戰場，陷入一種長期的消耗戰。就在日本的侵華戰爭陷入僵局時，德國在歐洲卻“戰果輝煌”，使歐洲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日本統治集團認為，這是打破戰爭僵局的最好時機，希望借擴大戰爭一舉解決中國問題，以便聯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屆近衛內閣成立。一周後近衛內閣拋出的《基本國策綱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國策在於“建立以日本皇國為中心，以日滿華的牢固結合為主幹的大東亞新秩序”。次日，大本營與政府聯席會議通過《適應世界形勢演變的時局處理綱要》等決議案，規定“把法屬印度支那變為軍事基地及從那裏獲取資源；獲取荷屬東印度的重要資源；占領原德屬南太平洋島嶼……及法屬島嶼等”。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胃口迅速膨脹，其殖民大帝國的政治藍圖已不再滿足於“日滿華”合作，而是在強化“日滿華”合作的基礎上，把侵略觸角伸向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妄圖打破英美等西方國家在該地區的殖民統治，而代之以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並美其名曰“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鬆岡洋右在會見記者時宣稱，日本的外交方針在於“建立以日滿華為其一環的大東亞共榮圈”，更加明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意圖。至此，“大東亞共榮圈”作為日本對外侵略的政治戰略目標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個中國、東南亞、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內的廣大地域範圍內建立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統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訂。條約規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認各自在歐洲和“大東亞”建立“新秩序”的“領導權”，“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得到德意兩國的認可。

“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是“東亞新秩序”的延伸和發展，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惡性膨脹的標誌和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