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國成長之謎

秦漢之際，佛教已在西域諸國流行。漢武帝派大將霍去病出兵隴右，曾繳獲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西漢哀帝時，博士弟子景盧跟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學習《浮屠經》，這是中原人接受佛教的最早紀錄。

東漢明帝時，派郎中蔡膼、博士秦景到天竺求佛經。後來，二人同天竺僧人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佛經回到洛陽。明帝命在洛陽建白馬寺，安置兩位僧人和佛經。當時的人們，隻是把佛教視為神仙方術一類的東西，並不十分在意，然而，佛教卻從東漢開始在中國安家落戶了。

東晉十六國時，佛教開始流行，南北朝泛濫成災。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到處彌漫著佛教的迷霧。北魏有寺院3萬多所，僧尼刪多萬。大同的雲岡石窟、洛陽的龍門石窟都是從北魏開始開鑿的。南朝的佛教比北朝更為發達，梁武帝蕭衍曾一度定佛教為國教，並三次舍身同泰寺出家。蕭衍為父、母和自己建了大敬愛寺、智度寺、同泰寺，極其雄偉壯觀。大敬愛寺的中院到山門竟有七裏，殿內金、銅佛像高一丈八尺，僅同泰寺就有十尊金像、十尊銅像。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有寺院五百多所。唐朝詩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的詩句，反映的就是南朝佛教的盛況。

隋唐是佛教的鼎盛時期，也是中國式佛教的形成時期。

其表現之一是，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儒教、道教三教並立，從皇帝到平民百姓輪流參拜釋迦、孔子和老子，並出現“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的說法。隋文帝即出生在般若寺，並由尼姑養到13歲。他和靈藏律師是布衣之交，稱自己是“俗人天子”，稱靈藏律師為“道人天子”。天台宗的創始人智藏與隋煬帝交從過密，登基前就為楊廣作菩薩戒，使楊廣當上了“總持菩薩”。智蔗在《觀無量壽佛經疏》中說，楊廣弑父是前世的因緣。唐太宗雖把道教排在了佛教之前，但基本上共同扶植，全麵利用。他曾兩次接見天竺取經的玄奘，並禦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以示褒揚，說明佛教在強烈地影響著統治階級的最高層。

其表現之二是，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互相碰撞、交融，許多中國的佛學家以傳統的倫理道德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解釋佛經，建立起了各自的、中國式的佛教學說和宗派。主要有：

隋朝僧人智薉為代表的天台宗，崇奉的經典是《法華經》，又稱法華宗。

唐朝僧人玄奘的法相宗，以“萬法唯識”為宗旨，又稱唯識宗。

唐朝僧人法藏的華嚴宗，崇奉《華嚴經》。

北魏僧人達摩創立的禪宗，到六世祖慧能時，創立了南宗，神秀創立了北宗。唐後期，南宗壟斷了當時的佛壇。

這些佛教宗派的出現，說明佛教中國化的最後完成，佛教已在中國脫胎換骨，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

宋明理學產生後，佛教同道教一起被理學吸收改造，哲學上的麵目被模糊，從此再也沒有興盛。

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是各民族分布格局的大動**時期。各民族政權在對峙過程中互爭華夏正統，成為鮮明的時代特征。“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因此，與儒學相比，其外來戶的出身使各政權的統治者誰也不敢把它放在首位，否則就不是華夏正統。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七年(446)，為“繼千年絕統”，下詔滅佛。搗毀寺院、佛塔、佛像，焚燒佛經，坑殺僧尼，使佛教在中土受到了空前的浩劫。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周世宗柴榮，從國家財政、兵員上考慮，都曾采取過不同程度的滅佛措施。周武帝叫作“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

嚴酷的現實，尤其是魏太武帝的滅佛，使佛教不得不向中國的皇帝低頭，向中國的傳統儒學諂媚，向中國的傳統文化靠攏。

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對教義和修行程序的自我改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麵。

第一，努力適應儒家的人生觀和倫理道德觀念，探尋二者的共同語言，援儒入佛，以儒釋佛。

從人生觀和倫理道德上講，儒家和中國的傳統視人生為樂，重生惡死；重今生，輕來世；重人間，遠鬼神；重視個體生命格局的開發和人際關係結構的架設，通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等人際倫理有功於社會，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佛教視人生為苦海，有生老病死四苦相，還要受因果報應、六道輪回之苦，要求人們四大皆空，六根清淨，了斷生死，超脫世俗，進入涅煔境界。因此，儒家思想是奮力入世的人生哲學，把人生價值實現在今生今世。佛教是消極避世的哲學，把人生價值的實現放在來世的天堂，不重視今生今世的人際倫理，主張不跪王者，不敬父母。從教義上看，二者也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和激烈的衝突，如不調合二者的矛盾，佛教很難在中國立足。

關於沙門不跪拜王者，東晉庾冰、桓玄等人曾強調，沙門必須跪拜王者，南朝宋武帝嚴令沙門跪拜皇帝。起初，許多沙門還據理力爭，如東晉名僧慧遠曾著《沙門不敬王者論》。而北魏沙門法果稱道武帝是當今如來，帶頭跪拜皇帝，並聲稱：“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這就是說，佛教人中土，經過一段抗爭後，終於在中國傳統文化麵前跪了下來。

佛教入中土後，又把教義中零散的孝的內容突出宣傳。如編《父母恩重經》，宣揚報父母之恩，注疏《盂蘭盆經》，宣揚目連救母。《佛說菩薩薡子經》講，迦夷國有一對雙目失明的夫妻，沒有兒子，菩薩轉生為他倆當了兒子，竟讓菩薩屈尊來贍養父母，以迎合儒家的孝道。

南朝梁武帝蕭衍創三教同源說，認為儒、道同源於佛，老子、周公、孔子同是釋迦牟尼的弟子，把釋迦、老子、孔子尊為“三聖”。《清淨法行經》又講，佛派了三個弟子來教化震旦(中國)，儒童菩薩是孔子，光淨菩薩是顏淵，摩訶迦葉是老子。竟將儒家的孔子、顏淵收入佛教，當了菩薩。

據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歸心》載：“內外兩教，本為一體……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宋代名僧契嵩又明確歸納為，不殺生為仁，不偷盜為義，不**邪為禮，不飲酒為智，不妄語為信。這樣，佛教的五戒與儒學的五常，不倫不類地統一起來了。

第二，淡化、簡化深奧難懂的教義和修行程序，強化、突出符合中國思維方式的直觀、實體的內容。

受儒家實用理性的影響，中國古代思想家不像西方那樣偏重於邏輯分析和理性思辨，而喜好模糊籠統的整體思維和直觀經驗的體會。而佛教中有獨特的邏輯方法和縝密的抽象思辨。然而，中國民眾普遍接受的卻不是這些高深莫測的思想，而是那些具體形態和實體部分。如誦經禮拜、廣行善事、舍財布施、捐塑佛像。因此，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不得不適應這種傳統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用通俗直觀的佛經故事和簡化修行程序的辦法來招攬信徒。

唐代的變文就是把佛教教義直觀化，通俗化的一種文學形式。佛教僧侶在對民眾宣講經文時，將其故事化，夾敘夾唱，並配有圖畫，以加強效果，這種話本叫作變文。

簡化修行程序最突出的是禪宗和淨土宗。

禪宗主要的修行方式是靜坐沉思，稱為“坐禪”或“禪定”。傳說其創始人菩提達摩在少林寺麵壁打坐9年，石壁上都留下了他的影子。禪宗五世祖弘忍有兩個弟子，神秀創北宗，慧能創南宗。南宗認為，佛在心內，不在身外，隻要淨心、自悟，不必苦修和背誦大批經卷，就可以頓悟成佛。這種簡單速成的方法使南宗戰勝了北宗。

淨土宗以東晉名僧慧遠為初祖，不少佛學家認為到唐初善導才正式創立。其修行程序更為簡化，隻要心想佛，包括佛的名字、法相、光明、神力、功德、智慧，念一句“阿彌陀佛”的名號，就能被接引到極樂淨土，修成正果。

佛教把通往天堂的門票開價如此低，世俗的中國人也知道“便宜沒好貨”，基於他們宗教觀念的淡薄和對來世天堂的冷漠，更主要是基於習慣的思維方式，也就糊裏糊塗地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