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多元統治
一、元朝真的近百年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嗎？
有些文學史在敘及元代文學，尤其是元曲的興旺發達時，往往認為，正是由於元朝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不重視，不行科舉考試，才使得有才華的知識分子轉向文學，尤其是元曲、雜劇等的創作。這種結論下得也有點過於絕對。元代並不是對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不重視，隻是對那些喜歡以“詩、詞、歌、賦誇示於人”而又不懂經世之術的知識分子才真的不重視。崛起於漠北的蒙古英雄們在入主中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仍“質樸少文”，這就無形中斷了那些詩人、詞人們的一條晉身之路。這些失去了晉身機會的詩人、詞人們當然要不滿當時的統治者。這種不滿意被民族主義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極濃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騷，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罵。
“八倡、九儒、十丐”這幾個字在剛剛粉碎“四人幫”時，是一個使用頻率頗高的詞組。中國大陸的許多人在批判“四人幫”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時，常把元朝人這段發自己朝代牢騷的牢騷話當成曆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曆史學家”甚至由之推斷，元朝立國到亡國近百年間沒有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由於這位史學家頗有名氣，有相當一部分喜歡“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話，於是，又一個誤區出現了——
眾所周知，科舉製度是隋朝以後各王朝設科考試選拔官吏的製度，係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楊堅廢除世族壟斷的“九品中正製”，設誌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煬帝楊廣時始置進士科。唐代於進士科外，複置秀才、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又有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科。至武則天時則天本人親行殿試，並增設武舉。其由皇帝特詔舉行者，稱為製科。一般的史學著作或工具書，在談到科舉製度時前舉唐、宋，後舉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以為元代根本就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大漠深處有“綠洲”
元代究竟是否舉行過科舉考試，我們還是應該讓《元史》來說話。
《元史·選舉誌》：“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九年秋八月，下詔令斷事官術忽斛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曆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為中選。其中選者複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得東平楊奐等凡若幹人，皆一時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窩闊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時代一個最為有名的賢相。這段曆史告訴我們，蒙古立國之初確實行過科舉考試，考試中選者享有免除徭役、賦稅，與長官同署公事的權利，並且點出了第一批中選者中的榜首楊奐的名字。
也許有的人要斤斤計較蒙古帝國與元帝國之間的區別，認為開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開科取士，這話也不對。
我們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選舉誌》：“(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遠述周製，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為負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書左三部與翰林學士設立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專命師儒教習經書，俟其藝成，然後試用。”
此舉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當時的丞相火魯火孫、留夢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議開科取士，雖然也因故未果，但當時的科舉取士的方略卻確定了下來。
到了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當時的中書省官員又上書給皇帝，稱“科舉事，世祖、裕宗累嚐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詛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摘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議皇帝重開科舉，不過範圍比隋、唐時代縮小了，隻有德行、明經二科。
元仁宗立即準其所請，並頒下一道詔書。這位皇帝大人在詔書中說：“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征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聯以眇躬，獲承丞祚，繼誌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製！”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國所屬各州、郡、縣遵從皇帝的旨意推選出“賢者、能者”參加科舉考試。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縣推選出來的士子會試京師。
愛育黎拔力八達雖然是個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詔書可一點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詔書中對哪些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試的內容，甚至監考人員的組成都作了明確的規定。
我們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參加考試：
詔書上說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德才兼備”者方可以參加考試。
考試的內容：
“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通過了第一場考試之後，接著考第二場：“第二場第一道(題)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複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場通過以後，考第二場：“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接著是第三場，“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這些都通過之後，漢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稱為“及第二甲”，皆授給正七品的官職，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職。
蒙古、色目人隻要通過兩場就可賜進士及第(因為他們漢文化水準較低)。
為了保證科舉考試的公正性，詔書中還規定了監考人員：總監考由監察禦史和廉訪司官員擔任，分監考由知員舉、同知員舉等人擔任。
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經過嚴格考試，蒙古人護都答兒，漢人張起岩等56位士子，及第、出身有差。
雖然時斷時續但絕非曇花一現
有些懷疑元代曾經開科取士的人，麵對筆者從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找到的史料，也不好斷然否定元代有過科舉考試，但他們卻認為元代的科舉，不過是一現的“曇花”而已。
持這種觀點的人結論下得也未免有些過早了。
除了延祐二年開科取士以外，元帝國還時斷時續地舉行過許多次科舉考試。
其中較為有名的有：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三月。此次共有護都達兒、霍希賢等50人“金榜題名”。
元英宗碩德八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三月。此次共有達普化、宋本等64人金榜題名。
泰定帝也孫鐵木爾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此次共有捌刺、張益等86人獲金榜題名的殊榮。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三月。此次有阿察赤、李黼等86人金榜題名。
元文宗圖鐵木耳天曆三年(公元1330)三月。此次考試，蒙古人篤列圖，漢人王文燁等97人金榜題名。
元惠宗妥歡貼睦爾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此次考試，蒙古人同同，漢人李齊等一百餘人金榜題名。
其後兩屆——公元1336、公元1339年因故未曾開考，到了公元1340年又重開科考。
從上麵的史料(均引自《元史·選舉誌》)中我們可以看出：從公元1315年到公元1340年，近三十年的時間裏，元帝國幾乎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國性的科舉考試，二十多年的時間裏有近六百名士子——包括蒙、漢各色人等獲得了“金榜題名”的殊榮。
除了天順帝阿速吉八、明宗和世及寧宗懿璘質班，因在位時間太短(不到一年)以外，其餘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順帝)均都在金殿廷試過士子，成為當時的一大盛事。
元代的科舉考試工作分得很細，甚至對於名落孫山者，元帝國的高層決策人也盡可能地給予了關懷——有好事者不妨與前朝及後代的不第士子們的落魄作一個比較。
《元史·選舉誌》載，早在仁宗延祐年間，當時的丞相帖木達兒阿散和平章李孟等人就上書給仁宗皇帝，建議朝廷對於“下第舉人，年七十以上者，與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與教授，元有出身者，於應得資品上稍優加之，無出身者，與山長、學正。”以後又規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並兩舉不第者，與教授”，“漢人、南人年五十以上，並兩舉不第者，與教授”。
上述史料中提及的“教授”乃是當時的學官名，並不是今天我們常說的“教授”。此官雖然不過是位居提督學事司之下的一個小芝麻官，但卻能享受“勞保”待遇，對於那些“皓首窮經”的書生們來說，也不失為一種安慰。
讀者諸君所了解的科舉考試，往往隻是小說或影、視作品中的考試，對於真正的考試所知者甚少，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常聽人說“金榜題名時”乃是與“洞房花燭夜，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一樣的人生四大喜之一，可是金榜題名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真的是個什麽樣子，卻難說出個子午卯酉，《元史》上說得卻很明白。
《元史·選舉誌》：“三月初四日，中書省奏準以初七日禦試舉人於翰林國史院。定委監視官及諸執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問進呈，俟上采取。初七日，執事者望闕設案於堂前，置策題於上，舉人入院，搜檢訖，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禮生導引至於堂前，望闕兩拜，賜策題，又兩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漢人、南人作一甲，如前儀。每進士一人，差蒙古宿衛士一人監視。日午，賜膳。進士納卷畢，出院，監試官同讀卷官以所封策第其高下，分為三甲進奏，作二榜，用敕黃紙書揭於內前紅門之左右。(皇帝接見)前一日(亦即三月初六日——引者)，禮部告諭中選進士，以次日詣闕前，所司具香案。侍儀舍人唱名、謝恩、放榜。擇日賜恩榮宴於翰林國史院。押宴以中書省官，凡預試官並與宴。預宴官及進士並簪花至所居。擇日恭詣殿廷，上表謝恩。”
整個有元一代，搞了那麽多次科舉考試，而且規定了那麽詳細的考試規則，錄取辦法，甚至還對“名落孫山”的年紀偏大者都作了妥帖的安排，那麽，為什麽還有人要造它的“謠”，說它沒搞過科舉考試呢？
其原因是較為複雜的，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麵：
(1)“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作怪。元代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實行統治的全國性政權，遼、金、五胡十六國雖然也是“蠻夷”之人當皇帝，但他們所轄國土畢竟隻是中國領土之一部，“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民族文化矛盾不是很激烈，至少沒有達到白熱化的程度。而元代的知識分子麵對的卻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他們自己心理上是這樣認為的！)的現實，與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相比，元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大多漢文化水準較低，所以，一些“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覺得自己“不才君主棄”，忍不住要發一點牢騷。
(2)蒙古立國，若是從太祖鐵木真就任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算起，到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三十多年間未曾開科取士，太宗以後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近八十年間又停科不取，雖然高層決策者中有不少人力主重開科考，但那些莘莘學子們卻並不了解這些高層機密，他們看到的隻是“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這些怪現象，所以才發出“八倡、九儒、十丐”的牢騷，後世有讀書不求甚解而又喜歡驚世駭俗者遂因之“推導”出元代未舉行過科舉考試。
(3)有些文學史在敘及元代文學，尤其是元曲的興旺發達時，往往認為，正是由於元朝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不重視，不行科舉考試，才使得有才華的知識分子轉向文學，尤其是元曲、雜劇等的創作。這種結論下得也有點過於絕對。元代並不是對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不重視，隻是對那些喜歡以“詩、詞、歌、賦誇示於人”而又不懂經世之術的知識分子才真的不重視。崛起於漠北的蒙古英雄們在入主中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仍“質樸少文”，這就無形中斷了那些詩人、詞人們的一條晉身之路。這些失去了晉身機會的詩人、詞人們當然要不滿當時的統治者。這種不滿意被民族主義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極濃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騷，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罵。
(4)雖然中國的科舉考試早在隋文帝時就已開始實行，但到清朝末年它“壽終正寢”時，這一千多年的時間裏卻並非每個朝代都不斷地開科，每個朝代即使開科取士，往往也都有著自己的特色，元代隻開德行、明經二科，考試的範圍似乎小了一點，但卻絕非“前無古人”之舉，隋代剛實行科舉考試時也隻有“誌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不能以所開科目的多寡定其優劣。
我們不否認元朝以馬上得天下，起自漠北，開國之初有相當一段時間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這一事實。但我們也應承認元朝中期以後，有過每隔三年便考選一批士子的曆史。
感性色彩要讓位給白紙黑字的曆史，這是我們走出這個“誤區”之後的一個最深刻的體會。
縱觀元代開科取士的曆史，我們發現，知識和人才乃是一個永恒的主題，中國數千年曆史長河中的每一個朝代都不存在著“文化沙漠”，翰海中總有希望的綠洲。
對於“當權者不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這個命題要辯證地分析。
在筆者看來，任何一個朝代的任何統治者隻要他想把天下國家治理好，總要依靠一些讀書人的幫助。漢朝一個名叫陸賈的人，他對當時的皇帝說過一句頗為有名的話：“天下可於馬上得之，但不能於馬上治之！”這個道理是誰都明白的。
問題的關鍵是當權者所依靠、所重用的畢竟隻是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願讓“天下英雄盡入我袋中”的英主不可能很多，偏偏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都有“自我感覺良好”的毛病，他們最喜歡的三段論式是：
我是知識分子，當權者沒有重用我，所以當權者不重視知識分子！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肯尼迪有句名言：“不要問國家對你如何，先應問問你自己究竟為國家做了些什麽！”
對於喜歡搞“三段論”式推理，常發“不才君主棄”牢騷的人，不妨建議他們定下心來想想肯尼迪說的話……
二、科舉取消的曆史：元代士人的心態變化與職業取向
不過，盡管在延祐二年恢複了停廢幾十年的科舉考試，但無論是對社會環境所產生的影響，還是對政權結構所發生的作用，上不逮唐宋，下不及明清。說句極端的話，元代的科舉隻是聊勝於無，或者說幾等於無而已。以效果論，我認為元代科舉盡管為元王朝製造了數量很少身居高位的精英，但從廣泛的社會麵來看，在當時所起的政治作用甚微。前麵提到，元朝總共16科，取士僅1139人，而據《元典章》所記當時元朝的官員數則為26690人。兩相對照，從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全體官員中所占的比例，也可以看出科舉在整個政治係統中的地位。可以說元代的官僚再生產，主要依賴的並不是科舉。元末明初的葉子奇在《草木子》卷4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一事實，並且發問：“仕途自木華華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腳出身分任省台外，其餘多是吏員。至於科目取士止是萬分之一耳，殆不過粉藻太平之具，世猶曰無益直可廢也。豈時運使然耶，何唐宋不侔之甚也？”然而，科舉的停廢與重開後的作用甚微這樣一種客觀現實，卻對元代讀書人的走向和元代以及元代以後的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
距離1905年這個科舉被徹底廢除的年分大約600年前，經曆了極盛之後的科舉曾被一度取消。說是一度，是因為後來又被恢複。但從取消到恢複，這中間，北方間隔了近80年，南方也間隔了有近40年。幾十年的時間，對於節奏變化很快的現代人來說，也許並不算很長，20世紀似乎也就是一瞬間就過去了，以致於人們還不習慣把它當作曆史。但在節奏緩慢的傳統社會，幾十年則是一個很長的時段，它包含了好幾代人的記憶。在科舉被廢除整整100年後，很多人都把視點聚焦在1905年，探討科舉的廢除給讀書人帶來的衝擊，給社會帶來的變化，以及思索科舉的利弊，並且考察這一製度的本身。而我則想把景深擴大，把鏡頭延伸，投向600年前的元代。試圖通過考察曆史上科舉被廢止的時代，而為人們考察1905，提供一個參照係。在千年科舉的曆史上，除了走向終點的1905年和明初一度廢除之外，元代是唯一的實質上長時間廢止過科舉的時代。除此之外，科舉在蒙古人的政權被廢止，和後來在滿洲人政權被廢除，也是兩者在表層上的相似。不止是表層，科舉被廢止後，對士人的衝擊，對士人的職業取向，對社會的影響，在這些深層麵上，也有其類似之處。在這裏，我無意對兩者進行簡單的類比，隻是想考察一下在元代科舉興廢的事實以及士人動向、社會變化，並闡述一下我所一直思考的與此相關的元代在中國曆史上位置問題。倉促成文，至祈教正。
一、科舉在元代的興廢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效仿中原王朝，建元“中統”。爾後，又於1271年，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中的“元”字，改國號為“大元”。學界一般認為，元朝由此建立，而其前身，成吉思汗於1206年所建立的則為蒙古。然而，我們敘述科舉在元代的興廢，則需要追溯到1260年以前。由於科舉是中原以漢族為中心的王朝所實行的“公務員”選拔製度，所以這裏又涉及到一個非漢族政權的漢化問題。
非漢族政權入主中原之前的漢化程度，往往被研究者估計不足，包括清朝入關之前的狀況。這裏清朝姑且不論。簡單看一下蒙古的狀況。1126年的“靖康之變”，把宋朝一分為二。女真人的金朝占據了北部中國，趙氏後人隻保住了南部的半壁江山。入居中原後的女真人迅速漢化，以致於後來的蒙古人在劃分時，將原來金朝治下的臣民歸入“漢人”，以此來區別滅南宋後的編戶“南人”。
在成吉思汗之前，未統一的蒙古各個部落，大多臣屬於金朝，每年向金朝納貢。無論是金人的《大金國誌》，還是宋人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兩朝綱目備要》，都有成為成吉思汗之前的鐵木真的入貢記錄。受漢化程度很深的女真人影響，蒙古人也逐步走向漢化。包括上述在內的不少史書，都記載了早在1147年蒙古的一個部落首領，效仿中原王朝，建元“天興”，自稱“祖元皇帝”之事。這件事本身雖然還有待於認真考證，但蒙古有著這樣的漢化進程則是毫無疑義的。因而蒙古王朝和後來的元朝效法中原王朝的種種施策，也是極為自然的。
與科舉直接有關，在元朝成立之前，窩闊台汗在位的1238年，在滅金後急需各級地方管理人材的背景下，采納契丹出身的謀臣耶律楚材的建議，舉行了“戊戌選試”。這雖然是一次臨時應急的權宜之舉，但卻是仿照科舉考試來進行的。“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據《元史》卷81《選舉誌》所記，中選者“皆一時名士”。又據《元史》卷2《太宗紀》的記載，這次“戊戌選試”的中選者，被任命為“本貫議事官”。不過，像這樣的選試，由於在蒙古貴族集團中遭到反對，即所謂的“當世或以為非便，事複中止”，因此，在此後將近80年沒再進行。這中間，在1276年元朝攻占了南宋的都城臨安，繼而在1279年的廣東海上的崖山一役，將南宋徹底滅亡。在忽必烈正式建立元朝之時，在漢人宰相史天澤、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漢族官僚的推動下，以“戊戌選試”為先例，曾試圖恢複科舉。甚至後來漢族官僚許衡，都具體製訂了“罷詩賦，重經學”的學校科舉條製，但最終也未能實現。全國統一後的元朝，許多製度都沿襲了宋朝，但科舉製度卻遲遲沒有恢複，事實上被廢止了。
74年後的延祐二年(1315)，在科舉史上是一個值得特別寫上一筆的一年。這一年，元朝終於恢複了議論屢興屢息的科舉。皇慶二年(1313)十一月，深受漢族文化影響的元仁宗，批準了中書省的請求，下詔曰：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征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誌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製。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具合行事宜於後：
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結罪保舉，以禮敦遣，資[貢]諸路府。其或徇私濫舉，並應舉而不舉者，監察禦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
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複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兩榜並同。所在官司遲誤開試日期，監察禦史、肅政廉訪司糾彈治罪。
流官子孫蔭敘，並依舊製，願試中選者，優升一等。在官未入流品，願試者聽。若中選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資級，比附一高，加一等注授；若無品級，止依試例從優銓注。鄉試處所，並其餘條目，命中書省議行。於戲！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谘爾多方，體予至意。
我在這裏之所以不避繁冗引述詔書的全文，是因為主要摘錄自中書省上奏的科舉條製的詔書，對於考試的方式、考試的內容和應試者的民族構成等，都規定得極為具體，可以說是一篇考察元代科舉製度的重要文獻。詔書所規定的元朝科舉，不僅是以程朱理學為主要考試內容這一點，就連三級考試名稱的鄉試、會試、殿試，也為明清兩朝的科舉考試所繼承。根據這一詔書的宗旨，元朝的科舉形成前代所無的特色。諸如以朱熹的《四書集注》作為考試定本，以及考試合並為進士試，不複分科等等。
在延祐二年始開科舉之後，盡管受政局不安的波及，小有停廢，但總的來說，還是堅持下去了。特別是元惠宗時期，領銜修遼、宋、金三史的宰相脫脫，通過政變從伯顏手裏奪得權力之後，“至正更化”迎來了元朝最後回光返照似的安定，科舉也得以順利進行。從延祐二年開始，直至元末，共進行了16次科舉考試，產生進士1139人。
不過，盡管在延祐二年恢複了停廢幾十年的科舉考試，但無論是對社會環境所產生的影響，還是對政權結構所發生的作用，上不逮唐宋，下不及明清。說句極端的話，元代的科舉隻是聊勝於無，或者說幾等於無而已。以效果論，我認為元代科舉盡管為元王朝製造了數量很少身居高位的精英，但從廣泛的社會麵來看，在當時所起的政治作用甚微。前麵提到，元朝總共16科，取士僅1139人，而據《元典章》所記當時元朝的官員數則為26690人。兩相對照，從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全體官員中所占的比例，也可以看出科舉在整個政治係統中的地位。可以說元代的官僚再生產，主要依賴的並不是科舉。元末明初的葉子奇在《草木子》卷4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一事實，並且發問：“仕途自木華華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腳出身分任省台外，其餘多是吏員。至於科目取士止是萬分之一耳，殆不過粉藻太平之具，世猶曰無益直可廢也。豈時運使然耶，何唐宋不侔之甚也？”然而，科舉的停廢與重開後的作用甚微這樣一種客觀現實，卻對元代讀書人的走向和元代以及元代以後的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停廢科舉後的士人取向
江山易手，社稷鼎革，漢人的統治變成了蒙古人、色目人以及附和他們的漢人的聯合執政。科舉這個官僚再生產的工具，平世也好，亂世也罷，漢族的血統不那麽純粹的隋唐也好，純粹的趙宋也罷，從它出現的那一天起，就沒有被廢止過。所以，因易代而耽誤了前程的士子在一直等待著，等到了白頭的士子又輔導著子孫，期待著有一天科舉的重開，來實現千千萬萬個士人的同一個夢。
在依舊存在著士(族)庶(族)之爭的唐代，科舉及第後的“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踏遍長安花”，抒發的僅僅是個人的喜悅與暢快。到了宋代，隨著宋太宗朝擴大科舉，至宋真宗朝已實現了士大夫政治，科舉官僚雖說是所占比例不大，但大多位居顯要。“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於是，科舉及第，金榜題名成了一個社會的向往。開蒙教材《神童詩》在第一首就堂堂宣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宋真宗也寫詩說“男兒欲遂平生誌，六經勤向窗前讀”。經由科舉而成為高官榮歸故裏的範仲淹，在勸諭鄉人的詩中寫道：“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孔子的“學而優則仕”，說的是“學而優應仕”的主觀願望，而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則提供了以前所不具備的“學而優能仕”的政治保障與社會基礎。“取士不問家世”的宋代科舉製度，打破了過去“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貴族官位壟斷，在機會均等的競爭機製之下，寒窗苦讀的盡頭有一個光明的希望。
固然，平等是相對的，科舉考試的長期準備需要大量的財力，甚至是一個家族的投資，無力問津此途的學子自然不少。但也的確有不少貧家子脫穎而出，一躍龍門的。比如，讀書期間連飲食都難以為濟的範仲淹，及第前窘迫到要刮下劍鞘上的飾銀來過節的宋庠、宋祁兄弟。後來，他們都位至卿相。
讀書做官，對於士人來說並不僅僅是治國平天下的價值實現，更多的還是改變個人與家庭處境的現實考慮。士大夫政治主導的優禮政策，首先是對後者的滿足。還是範仲淹的例子，當他及第後，還是大理寺丞這樣的正八品小官時，據他自己講，一年的俸祿已相當於兩千畝土地的收入了。這對於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是多大的**！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理解屢敗屢試的範進式的舉子那份鍥而不舍的執著了。
在宋代，習舉業是許多士人的必由之路，讀書做官的觀念已溶進血液，殖入遺傳。一個社會的夢想，並不因王朝更替而消失，因為從科舉創立就沒有過中斷的先例。
然而，蒙古人建立的王朝粉碎了幾代人的執著，讓一個社會失望，從而轉向變形。元朝大約一半時期的廢止科舉，肯定對士人的衝擊是巨大的。然而記錄這種精神衝擊的心態史資料並不多，更多的是科舉廢止後，經曆了萬般無奈之後的士人的興趣變化與職業轉向之事實。就是說，隻是記錄了結果。
元人揭傒斯在《富州重修學記》中寫道：“時科舉廢十有五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裏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為政。不數月，境內大治。”這裏，把“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的社會風氣與治安惡化均歸咎於廢科舉的結果，又把“境內大治”歸功於“修孔子廟，建小學”，都是誇大其辭。這種誇大其辭，正折射了士人對科舉的期待。而這裏所說出的實況，隻有“士失其業”。近世的14世紀，固然與已跨入近代的20世紀有極大的不同，但觀察元代科舉廢止後士人的職業轉向與興趣變化之事實，實在是一種相似形的比較與參照。
我們先來看一看《元史·選舉誌》中的一段記載。這是謀求重開科舉的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人在至元四年(1267)對元代科舉廢止後的士人狀況所作的概括性的描述：
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
《元史·選舉誌》對在科舉被廢止的時代裏士人的職業取向做了如上的概括。從這一概括看，一部分士人依然利用自己的知識優勢，在各級政府機構中做了下層的職業官吏，即所謂的“胥吏”。一部分士人則也沒完全脫離文墨，做了官僚的幕僚。正如由宋入元的林景熙所說，“科舉廢，士媒青雲，猶假所業以自見”。而另一部分士人則與其自幼所習基本脫離，學了一門糊口的本事，做了手工業匠人，還有一部分士人則做了曆來被列為四民之末的商賈。以上就是《元史·選舉誌》所記述的士人職業轉化。那麽，這一記述是否準確呢？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史料佐證，並藉以觀察士人在廢科舉後的狀態。我們的考察依照《元史·選舉誌》所述順序來展開。
元人唐元《筠軒集》卷12《唐處士墓誌銘》載：“公年益茂，忍貧苦學，授徒村塾，生計蕭然。或曰，吏術，時尚也。君舍方冊而從刀筆可乎。自是，始探討科條，舉口成誦。縣有大獄疑讞，資君勘治。然持心寬厚，不忍深刻，誌竟不幹祿公家，故貧。”從這一記載看，唐處士這個士人，在科舉廢止的時代，大約是金榜題名之夢未泯，最初仍有一種堅持，“忍貧苦學”，並以教授村塾的學童為生。最後終因生計難濟，也順乎當時的潮流，做了刀筆吏。不過，“不幹祿公家”那份書生的清高，讓他依然貧困。由這條史料還可以看出，士人“舍方冊而從刀筆”，以“吏術”為業，已成為眾所趨之的“時尚”。
還有一例，記述的情形也很類似。元人危素寫於至元四年(1338)的《送陳子嘉序》記載：“大梁陳君子嘉，工舉子業，使群進於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廢，學官薦為六安府史。陳君曰，古之聖且賢者，蓋有為委吏者焉，有為乘田者焉，有為抱關伶官者焉。府史，與上官謀議政事者，隨其所得為而致其力學者之事也。乃來江寧省其親而後去。”同樣是做胥吏，這個陳子嘉要比前麵的唐處士豁達一些，在作了一番平衡自己心理的說詞之後，也就放棄了自己的堅持，心安理得地去當胥吏了。
元人徐明善《芳穀集》巻下《冷東齋義役規約》就說：“科舉廢矣，珥筆可也。學校具文矣，衙前可也。”就是說，沒有了科舉，也就無需習文了，學校名存實亡，就可以去做衙前之類的胥吏了。元人程文海在《雪樓集》卷十一《閩縣學記》中也指出了當時士人的狀況：“科舉廢，後生無所事聰明，日以放恣，詩書而刀筆，衣冠而皂隸。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壞愈速。”詩書與刀筆，盡管都是舞文弄墨，但卻不可同日而語。詩書是聖賢書，隻有士大夫與向成為士大夫方向努力的士人才有資格翻弄，而刀筆吏所接觸的文書，不過是日常公文或書啟訟狀，為士人所不齒。而衣冠就是由裝束而形成的貴族或讀書人的代名詞，身著衣冠與身著黑衣吏服，社會地位曆來也是天懸地隔。但時代變了，沒有了機會均等的競爭，士人為了生計，也隻好平身低頭，從事過去不屑為而現在又不得不為的賤吏職業。
以上是科舉停廢後士人選擇胥吏職業的狀況。這當是當時士人所從事的最普遍的職業。至於做官僚的幕僚，也與做胥吏的情形相近，不過是想尋求一條更為快捷的進身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