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王朝輪替02
一、西晉諸王與王國士人
《晉書》卷九八《王敦傳》：“〔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南史》卷二一史臣論曰：“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雲：‘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
琅邪王氏諸兄弟與晉琅邪王司馬睿，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結成密切關係。王導以他所居司馬睿左右的關鍵地位，艱苦經營，始奠定東晉皇業和琅邪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語。王與馬的結合，開啟了東晉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
東晉初年諸帝，待王導以殊禮，不敢以臣僚視之。《世說新語·寵禮》：“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禦床，王公固辭，中宗（元帝）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元帝對王導，素以“仲父”相尊。成帝給王導手詔，用“惶恐言”、“頓首”、“敬白”；中書作詔則用“敬問”。成帝幸王導宅，拜導妻；王導元正上殿，帝為之興。
“王與馬共天下”，這並不是時人誇張之詞，而是一種確有實際內容的政治局麵。《晉書》卷六《元帝紀》，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兵入石頭，元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同書卷九八《王敦傳》記元帝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時不敢以君臣名分責王敦，隻得委曲求全，企圖維持與王氏的共安。他請求王敦不要擅行廢立之事，不要破壞“共天下”的局麵。如果王敦執意獨吞天下，破壞共安，元帝無以自持，就隻有避住琅邪國邪這一條路可走。
徵之曆史，“共天下”之語，古已有之，並不始於兩晉之際的王與馬。《史記》卷八五《呂不韋列傳》，不韋為子楚謀秦王之位，子楚感激，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子楚允諾呂不韋共有秦國，這就是後來子楚得立為莊襄王，並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的緣由。《史記》卷七《項羽本紀》，漢五年劉邦擊楚，諸侯約而不至。張良曰：“楚兵且破，〔韓〕信、〔彭〕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漢書》卷一《高祖紀》記此事，“共分天下”即作“共天下”，師古注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分之。”這就是劉邦發使割陳以東傅海之地與韓信，割睢陽以北至穀城之地與彭越的緣由。
由於時代的推移變化，裂土以“共天下”的情況，西漢以後已經不存在了。“王與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關係，而是指在權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與一般君臣不同的關係。王與馬的這種名器相予、禦床與共的關係，發生在東晉創業、元帝壯年繼嗣之時，不是末世權寵禮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類不正常的情況。王導以一代名相處此而當世多不以為非分，這在曆史上是罕見的。
為什麽江左會出現這種政治局麵呢？總的說來，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的產物，而江左政權依賴於士族，則是門閥製度發展的結果。士族高門與晉元帝“共天下”，歸根到底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但是這還不能說明為什麽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別的高門士族與晉元帝“共天下”的問題。晉元帝與琅邪王氏之間，尚有其曆史的和地域的特殊原因，使之相互固結，因而形成王與馬的特殊關係。
西晉諸王，或隨例於太康初年就國，在其封國內有一段較長的活動時間；或雖未就國，但與封國有較多的聯係。他們一般都重視與封國內的士人結交，甚至姻婭相聯，主臣相托，形成比較密切的個人和家族關係。東漢守、相例辟屬內士人為掾，此風在西晉時猶有遺留。西晉諸王辟王國人為官之事，史籍所載不乏其例。《華陽國誌??後賢誌》：常騫，蜀郡江原人，“以選為國王侍郎，出為緜竹令，國王歸之，複入為郎中令。從王起義有功，封關內侯，遷魏郡太守，加材官將軍……。”案同書《大同誌》太康八年（287年）成都王穎受封四郡，蜀郡在其封內。由此至永寧、太安年間，蜀亂，成都王穎徒封荊州南郡四縣（《晉書》卷一五《地理誌》）為止，曆時十餘年之久。所以司馬穎與成都王國士人關係甚多，是可能的。《晉書》卷九○《良吏·杜軫傳》，成都人杜軫，子毗，“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軫弟烈，“為成都王穎郎中令”，皆屬此例。《世說新語·賢媛》注引《晉諸公讚》：孫秀，“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徒戶為趙人，用為侍郎。”孫秀於趙王倫篡位後為中書令，政皆決之。《世說新語·仇隙》注引王隱《晉書》以及今本《晉書》卷五九《趙王倫傳》皆著其事跡，更是顯例。《晉書》卷五四《陸機傳》、《陸雲傳》，機、雲兄弟，吳郡人，吳王晏出鎮淮南，先後辟機、雲兄弟為王國郎中令。《抱樸子??自序》丹陽葛洪，父為吳王晏郎中令，而丹陽亦吳王所食三郡之一。此皆王國辟屬內士人之例。依成都國、琅邪國、趙國、吳國諸例推之，司馬睿一係之琅邪王與琅邪國內士人交往，因而形成比較牢固的曆史關係，是當然之事。
諸王所辟或所與交遊的王國士人，如果出於國內著姓士族，其關係可能更為不同。司馬睿之祖司馬伷於西晉平吳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時琅邪國內最顯門第，當數臨沂王氏。據《晉書》卷三三《王祥傳》，琅邪臨沂王祥於曹魏黃初年間為徐州別駕，討破利城兵變，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北堂書鈔》卷七三引王隱《晉書》，謂王祥“以州之股肱，糾合義眾”，可證王祥有宗族鄉黨勢力可資憑借。自此以後，王祥位望日隆，曆居魏、晉三公之職，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輩出。像琅邪王氏那樣業已顯赫的家族，本不待琅邪王的辟舉以光門戶；而琅邪王欲善接國人以廣聲譽，卻特別要與琅邪王氏結交。司馬伷（死於太康四年，283年）、司馬覲（死於太熙元年，290年）以及司馬睿三代相繼為琅邪王，與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聯姻，前後曆數十年之久。所以王氏兄弟與晉元帝司馬睿在述及王、馬關係時，總說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誼。例如王導與晉元帝“契同友執”，“有布衣之好”；晉元帝曾對王敦說：“吾與卿及茂弘（王導）當管鮑之交”；王廙是晉元帝姨兄弟，他在疏中說：元帝與他“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除王氏以外，琅邪國內其它士族如諸葛氏、顏氏以及各色人才，司馬睿亦廣為結交，以盡其用。當司馬睿過江為鎮東將軍時，《晉書》卷七七《諸葛恢傳》謂“於時王氏為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用一國之才。”“一國”，琅邪國也。
王、馬關係固然有個人情誼為紐帶，但又不僅如此，它更是一種以家族集團利益為基礎的長期發展起來的相互為用的政治關係。如果家族集團利益發生矛盾，個人情誼一般就不起什麽作用了。所以當西京覆沒，元帝將立時，王敦居然“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明帝初立時，“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元帝憚王氏家族大強，也圖用親信以抑王氏。當王氏家族極力抗拒此舉，甚至王敦以清君側為名起兵叛亂時，以恭謹見稱的王導實際上也站在王敦一邊。所以“共天下”雲雲，並不是王與馬平衡的穩定的結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下出現，又依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政治現象。當王氏家族認為有必要又有可能廢立或自代時，“王與馬共天下”的平衡局麵就會有破裂的可能。當王氏家族的權勢盛極而衰時，別的家族也可以起而代替王氏居於與司馬氏“共天下”的地位。
南宋陳亮有感於晉宋偏安，如出一轍，山河破碎，吊古傷今，在所作《念奴嬌??登多景樓》一闋中發問慨歎：“六朝何事，隻成門戶私計！”門閥政治，也就是“門戶私計”的政治，嚴格說來，隻限於東晉，孫吳時還沒有，南朝時又成過去，“六朝”雲雲，是陳亮誤解之詞。而東晉一朝的門閥政治，則是貫徹始終，發其端者，是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王導、王敦兄弟與司馬氏“共天下”，開創了東晉門閥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詮釋兩晉之際的王、馬關係，探索其形成發展的曆史脈絡，是理解東晉一朝門閥政治的重要一步。
二、司馬越與王衍
“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邪王與琅邪王氏的地域結合，又有其曆史原因。王馬結合的曆史淵源，可以追溯到西晉八王之亂後期即東海王司馬越與成都王司馬穎對峙期間司馬越與王衍的關係。
八王之亂後期，惠帝子孫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為其時司馬皇統中血統最近的親屬。成都王穎搶得了皇位繼承權，稱皇太弟，居鄴城遙製洛陽朝政。東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後參與亂事的藩王。按血統關係說，東海王越是司馬懿弟東武城侯司馬馗之孫，高密王司馬泰之子，於武帝、惠帝皇統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穎居於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樣。按食邑數量說，成都王本食四郡，東海王隻食六縣，大小輕重迥不相同。永興元年（304年）七月**陰戰後，惠帝被劫入鄴，成都王穎更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黨於東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發兵攻鄴，成都王穎和惠帝以及皇室其它近屬逃奔洛陽，被河間王顒部將裹脅入關。這時候，惠帝兄弟輩二十五人中，隻剩下成都王穎（原來的皇太弟，入關後被廢）、豫章王熾（入關後新立的皇太弟，後來的晉懷帝）和吳王晏（後來的晉湣帝司馬鄴之父）。惠帝和宗室近屬悉數入關，廣大關東地區沒有強藩控製，這是東海王越填補空缺、擴充勢力的大好時機。東海王越的勢力就是趁這個機會擴充起來的。
**陰敗後，司馬越回東海國，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製江淮，進行了大量的活動。從此，徐州地區成為他的廣闊後方。他部署諸弟司馬騰、司馬略、司馬模分守重鎮以為形援。然後他移檄征、鎮、州、郡，自為盟主，並於光熙元年（306年）把惠帝從長安奪回洛陽。接著，惠帝暴死，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相繼被害，繼立的晉懷帝完全在司馬越的掌握之中。司馬越在皇族中已沒有強勁的對手，八王之亂至此告終。勝利的司馬越贏得了瘡痍滿目的山河，也獨吞了八王之亂的全部惡果。匈奴劉淵、羯人石勒的軍隊動輒威脅洛陽，使司馬越不遑寧處。
司馬越並不具備皇室近屬的名分，號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聯絡關東的士族名士，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實際力量來鞏固自己的統治。關東是士族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司馬越統治的命運。但是關東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樣，在十幾年的大亂中受到摧殘。有些人鑒於政局朝秦暮楚，盡量設法避禍自保。名士庾薌王室多難，害怕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宣揚榮辱同貫，存亡均齊思想。還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吳士張翰、顧榮辭官南歸，穎川庾袞率領宗族，聚保於禹山、林慮山。這種種情況，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動向。司馬越必須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夠影響的人物列於朝班之首，才能號召盡可能多的士族名士來支持他的統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馬越看中，他們密切合作，共同經營一個風雨飄搖的末代朝廷。
王衍郡望雖非東海，但是是東海的近鄰。王衍家族的社會地位，高於東海國的任何一個家族。王衍是其時的名士首領，以長於清談為世所宗。據說此人終日揮麈談玄，義理隨時變異，號曰“口中雌黃”，朝野翕服。《世說新語》一書，記載了清談家王衍的許多佚事。不過王衍的玄學造詣，聲大於實，史籍中除了記他祖述何晏、王弼“貴無”思想和反對裴宓摹俺纈小敝說等寥寥數語以外，不言他對玄學究竟有什麽貢獻。清人嚴可均輯《全晉文》，竟找不到王衍談玄內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死前曾說：“嗚乎！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從此，王衍就以清談誤國受到唾罵，至於千百年之久。
王衍主要是一個政治人物。他口頭上雖說“不以經國為務”，自稱“少不預事”，但青年時代就“好論縱橫之術”。以後除了一個短時間以外，王衍始終居於朝廷高位。王衍之女，一為湣懷太子妃，一適賈充之孫賈謐。可見他在西晉末年宮廷傾軋這一大事中既結後黨，又結太子，兩邊觀望，期於不敗。王衍另一女為裴遐妻，而裴遐是東海王司馬越妃裴氏從兄。王衍通過裴遐，又同東海王越增加了一重關係。以上種種，都是王衍所結的政治婚姻，反映王衍在政界活動的需要。他被石勒俘獲，臨死猶為石勒“陳禍敗之由”，並且“勸勒稱尊號”。他戀權而又虛偽，服膺名教與自然“將無同”的信條。他和司馬越作為西晉末代權臣，除了操縱皇帝，剪除異己，羈縻方鎮，應付叛亂以外，沒有推行過任何有積極意義的措施。
司馬越與王衍，是一種各有圖謀的政治結合。司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執政地位，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權勢；王衍則為司馬越網羅名士，裝點朝堂。當時北方名士團聚在王衍周圍的，數量很多，其中的王敦、謝鯤、庾堋⑷鈈蓿號為王衍“四友”。由於王衍的引薦，諸王、諸阮以及謝鯤、庾堋⒑母輔之、郭象、衛玠等名士都被司馬越所延攬，南士也有辟司馬越府者，所以史稱越府“多名士，一時俊異。”這些人祖尚玄虛，多半沒有政治能力，在司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夢死，等待著命運的安排。他們之中多數人陸續過江，庇托於江左政權；有些名士則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殺。
東海王越妃出河東裴氏。西晉時裴氏與王氏齊名，時人以兩家人物逐個相比，以八裴方於八王。裴妃兄裴盾、裴邵，都是司馬越的重要助手，也是司馬越聯係士族名士的又一橋梁。不過裴盾、裴邵沒有來得及過江。裴邵隨司馬越出項，死於軍；裴盾後降匈奴，被殺。裴氏與司馬越個人關係雖密，但其家族不出於河南，與司馬越府椽屬多出於河南士族者，畢竟有所不同。這種河北河南的畛域之見，當淵源於昔日司馬穎居鄴、司馬越居洛陽而相互對立的曆史。所以裴氏家族重要人物與其他河北士族一樣，罕有過江者，因而裴氏家族沒有在東晉政權中取得相應的地位，以繼續發揮象王氏家族那樣的政治作用。
由上可知，惠帝末年和懷帝時的西晉朝廷，以司馬越、王衍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裝點其間，實質上就是司馬越與王衍“共天下”。可以說，這是“王與馬共天下”最早的一種組合，一個形態。
在司馬越、王衍操縱之下，另一個王與馬相結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這就是晉琅邪王司馬睿與琅邪王導在徐州開啟的局麵。
王氏家園所在的琅邪國，是司馬睿的封國。司馬睿的琅邪國與司馬越的東海國相鄰，都在徐州。司馬睿的祖父司馬伷曾出為鎮東大將軍、假節、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晉書》卷三八本傳稱其“鎮禦有方，得將士死力。”後來，當司馬越收兵下邳，準備西迎惠帝時，起用琅邪王司馬睿為平東（後遷安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為他看管後方。司馬睿受命後，請王衍從弟、參東海王越軍事的王導為司馬，委以重任。由司馬越、王衍在洛陽的關係，派生出司馬睿和王導在徐州下邳的關係，王導在司馬睿軍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司馬越物色司馬睿，還有曆史淵源。司馬越與司馬穎對峙之時，司馬睿與其從父東安王司馬繇先居洛陽，後居鄴城。那時司馬越已通過辟於越府的王導對司馬睿施加影響。**陰戰後，司馬繇被司馬穎殺害，這更堅定了司馬睿在成都王穎和東海王越之爭中投向東海王越一邊的決心。司馬睿在王導勸誘下南逃洛陽，轉回琅邪國，在那裏接受了司馬越的號令。從種種跡象看來，司馬睿、王導同蒞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組合，而是司馬越、王衍精心的策劃與安排。洛陽司馬越與王衍的組合，下邳司馬睿與王導的組合，都是日後建康“王與馬共天下”的前奏。
不過，情況還是有區別的。洛陽司馬越、王衍的組合，掌握實權的是司馬越；而徐州下鄧司馬睿、王導的組合，王導卻起著主導作用。那時，司馬睿還是一個“恭儉退讓”，“時人未之識”的一般宗室成員，而王導已經具有政治閱曆和名望，可以把司馬睿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王導傳》敘述這一段關係時說：“〔導〕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複之誌。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透過這一段夾雜著攀附之辭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司馬睿在北方所經曆的大事，幾乎全出王導的主動籌謀。王導在鄴城、洛陽、下邳，早已發現了司馬睿“奇貨可居”，很像當年呂不韋在邯鄲發現了秦國的子楚一樣。子楚曾約定分秦國與呂不韋共之，而司馬睿後來實際上與王導共享東晉天下。
永嘉政局，紛亂異常。劉淵等交侵於外，懷帝、司馬越構嫌於內，州郡征鎮叛服不常，流民暴動此伏彼起。司馬越、王衍力圖在政治上、軍事上加強控製，搶據要衝，以維持殘破局麵。在這種形勢下，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馬睿受命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偕王導南渡建鄴。這是司馬睿、王導同鎮下邳兩年以後的事。其時，王衍為門戶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案指中原）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洛陽），足以為三窟矣。’”孫盛《晉陽秋》記此事，謂王衍辭諸弟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依孫盛所記，王衍經營“三窟”，並不是消極地效狡兔之求免於死，而是欲乘王室卑微之時圖謀霸業。以後的事實表明，王衍追求的霸業沒有實現於齊楚，而實現於揚州的江南；不是假手於王澄等人，而是假手於王導。這是王衍始料所未及的，因為他設想的“三窟”均在長江以北，並未包括揚州江南部分。
從人物構成和曆史淵源說來，揚州一窟，同樣是司馬越、王衍勢力所派生出來的。揚州江南窟成，齊楚已亂，王馬天下，隻有於此經營。但是此時洛陽尚有懷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勢暫時還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導在建鄴“潛懷翼戴之計”，待機脫離洛陽以稱霸江左的事實，謂其時江左“陰氣盛也”。這反映晉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時人的估計之中。
司馬睿渡江一舉，開啟了東晉南朝在江左立業局麵。不過這不是司馬越、王衍的初衷。在司馬越、王衍的全盤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
司馬睿、王導受命過江，從軍事、政治上說，是為了填補陳敏被消滅後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荊楚呼應，保障徐州，並為中原犄角。這一點與江左原來的政治形勢有關，將在本文下節詳論。從經濟上說，很可能有替堅守中原的司馬越、王衍搜括江南財富，特別是潛運江南糧食的目的。
原來，陳敏在洛，為尚書倉部令史，建議於執政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潛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因此陳敏得以出為合肥、廣陵度支。他後來擊敗石冰，割據米穀豐裕的揚州江南諸郡，也得力於所統運兵。《水經??淮水注》謂陳敏於中瀆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以改變湖道紆遠狀況，縮短了江淮間的航程。此事內容尚有疑點，不可全信，亦非全誣。《太平禦覽》卷六六引顧野王《輿地誌》，謂陳敏在丹陽境開練湖，而練湖之開與維持丹陽、京口間運河航道有密切關係。《輿地紀勝》卷七引《輿地誌》，謂京口城南有丁卯港，港有埭，為京口運河航道重要設施，據說“晉元帝子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立埭，丁卯製可，因以為名。”案司馬裒鎮廣陵，開丁卯埭，為建武元年（317年）事，在陳敏於揚州江南開練湖以濟運河之後十年。這些維修江南運河的史實，都與陳敏離都的初衷切合。又，司馬睿、王導在徐州時本有漕運任務。徐州治所下邳，當泗水通途。《水經??泗水注》：宿預，“晉元帝之為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為邸閣。”司馬睿與王導南來，沿中瀆水下廣陵，過江而達建鄴⑤，也是踵陳敏之跡。根據這許多跡象，我推測，司馬睿、王導奉命南來，本有與陳敏相同的潛運江南糧穀以濟中州的經濟目的。
細察王衍“三窟”之說和其後事態發展，可以認為司馬睿、王導受司馬越、王衍之命南來，並不是為越、衍南逃預作準備。司馬越和王衍始終不見有南逃的打算。我們知道，司馬越是在逗留東海、收兵下邳以後才得以成為獨立力量的。他的軍隊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東海國人為多。洛陽宮省宿衛，也都被司馬越換成東海國將軍何倫、王景的東海國兵。永嘉四年（310年）冬司馬越聲稱為討伐石勒而離洛，還以何倫和堅決支持司馬越的“乞活”帥李惲等軍，奉東海王妃裴氏和世子毗守衛洛陽，監視宮省。這些情況，說明司馬越、王衍勢力的地方色彩很濃。他們隻求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不曾考慮偏安江左。其時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壽春，也被拒絕，周菠以此為司馬越、司馬睿的軍隊夾攻致死，這就是史臣所謂“祖宣（馥字）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一事。司馬越的戰略意圖，是依托徐州，守住洛陽，自為遊軍與石勒（以後還有苟晞）周旋。王衍是支持司馬越這一戰略意圖的。當洛陽由於劉淵、石勒的攻擊而人心浮動，遷都避難呼聲甚緊時，“衍獨賣車牛以安眾心”。後來，司馬越、王衍擁軍東行，越於道中病死而托後事於衍，衍必欲扶越柩歸葬東海，以至於在東行道中為石勒部眾追及，王公士庶十餘萬人俱死。何倫、李惲擁裴妃及世子毗逃離洛陽，世子和三十六王都落入石勒之手，何倫東走歸下邳，李惲北走廣宗，時在永嘉五年（311年）
三、司馬睿與王導，門閥政治格局的形成
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馬睿偕王導渡江至建鄴。晉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漸南移江左。西晉滅亡以後，江左的東晉政權維持了一個世紀的統治。
關於南渡，據知有如下三種記載。
《晉書》卷六《元帝紀》：“永嘉初，〔元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世說新語·言語》“顧司空（和）未知名”條注引鄧粲《晉紀》：“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王導於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興之功”，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他當時還受製於司馬越與王衍，不可能獨自作出這件大事的決斷。司馬睿於越、衍，關係尚淺，也不可能決定南渡大計。所以，司馬睿“用王導計”始渡江之說似嫌簡單，不盡符合當時的情況。
《晉書》卷五九《東海王越傳》：“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東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見前述。妃兄裴盾為徐州刺史時，司馬睿為安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辟司馬睿安東府長史，與安東府司馬王導“二人相與為深交”。所以裴妃對於司馬睿、王導渡江之事，自然是知情而又關切，說她表示過這種意願，是完全合理的。後來，東海王世子毗陷於石勒，下落不明；裴妃被掠賣，東晉既建，始得過江。司馬睿為報答司馬越和裴妃恩德，以皇三子衝奉越後為東海王世子，以毗陵郡為其封國，又以毗陵犯世子諱，改名晉陵。這些都說明裴妃對於南渡是起過巨大作用的。但把渡江大事說成隻是裴妃個人的意願促成，也不妥當。
《晉書》卷八《王羲之傳》：“羲之……父曠（一作廣），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案王曠為淮南之前居丹陽太守職。《晉書》卷一○○《陳敏傳》謂敏起事後，“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曠）等皆棄官奔走。”王曠與劉機曾經同治秣陵，他們商議軍情的文書，今天還保存了一些片斷。關於王曠倡議渡江之事，東晉人裴啟所撰《語林》說：“大將軍（敦）、丞相（導）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為謀身之計，王曠世弘（曠字世弘）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窺之，曰：‘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納之，遂建江左之策。”案《語林》成書於哀帝隆和時，多載人士語言應對之可稱者，“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其中偶有道及謝安的不實之詞，為謝安所糾。所記王曠建策一事，當時王氏子孫具在，未聞異詞，應當基本可信。王曠建策，時間當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陳敏敗亡至司馬睿初受都督揚州江南之命之間，地點估計是在下邳。
以上三說，各從不同方麵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可以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說明南渡問題不是一人一時的匆匆決斷，而是經過很多人的反複謀劃。概括言之，南渡之舉王氏兄弟曾策劃於密室，其中王曠倡其議，王敦助其謀，王導以參東海王越軍事，為琅邪王睿司馬的關鍵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內大力讚助；最後決策當出自司馬越與王衍二人，特別是司馬越。《太平禦覽》卷一七○引顧野王《輿地誌》：“東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案指毗陵）為晉陵。”案表遣雖然隻是一種形式，但不經司馬越上表這一形式，司馬睿、王導就無從被派遣過江，過江後亦無法統憑據。至於司馬睿本人，如《晉書》卷五九《八王傳·序》所說：“譬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問題上隻能是被動從命，無決斷權。
過江以後，司馬睿也並不是江左政局草創中不可須臾離的人物。尊經閣本《世說新語》“元帝始過江”條汪藻《考異》：司馬睿過江兩個月後，“十一月，太妃薨為（於？）本國琅邪，上便欲奔喪，顧榮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喪，詔聽。二年三月，上還琅邪國，四月葬太妃，上還建康。”這一詳細的時間表，說明司馬睿甫過江，即操持奔喪之事，並不因南遷始爾而抽身不得，循請奪情。這是由於坐鎮江東，穩定局勢，主要不是靠司馬睿，而是靠王導。有王導在，有王導輔翼晉琅邪王司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這正是南渡後“王與馬共天下”的具體反映。“王與馬共天下”並不像《晉書》卷九九《王敦傳》所說那樣，隻是司馬睿過江後王敦、王導一時“同心翼戴”的結果。可以說，過江以前已經具備了“共天下”的許多條件，過江以後始得有天下而相共。
能夠實現南遷，還由於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滅了陳敏勢力，為司馬睿掃清了進入建鄴的障礙。陳敏的興敗，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與馬的活動。
原來，西晉滅吳後，江東被認為是多事的地方，所謂“吳人輕銳，易動難安”。西晉以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吳人多有不自信之心。晉武帝晚年，曾有封“幼稚王子”於吳之議，時劉頌為淮南相，認為此議“未盡善”，主張以“壯王”、“長王”出鎮。八王之亂前夕，吳王晏始受封，但是並未之國。六州將士更守江表之製當亦難於繼續維持。江東既無強藩，又乏重兵，羈縻鎮壓，兩皆落空。
八王之亂後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陽政權已難維持，亟需一個像孫策兄弟那樣的人物來號令江東，保障他們家族的利益。他們在江東沒有找到合適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陳敏。他們起先擁護陳敏，為敏所用。司馬越在下邳收兵，也聯絡陳敏，想借助他以消滅自己在北方的對手。但是陳敏過江後既排斥江東士族，企圖獨霸江東；又自加九錫，聲稱自江入瀉漢，奉迎鑾殿，以與司馬越爭雄。所以南士與司馬越都不能容忍陳敏。這時倡議反對陳敏的關鍵人物，恰是與南士有廣泛交往，又居東海王越府為軍谘祭酒的廣陵華譚。華譚致書陳敏帳下的義興周玘、吳郡顧榮等人，一方麵指責陳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案指司馬越）過禮之惠”；另一方麵又言顧榮、賀循等“吳會仁人，並受國寵”，而欲以“七第頑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陳敏為江東的孫策、孫權，以圖保據，非但無成，抑且自貽羞辱。華譚此信，顯然是受命於司馬越、王衍，目的是告誡南士，如果要保障江東士族利益，隻有反戈一擊，消滅陳敏，與司馬越合作。顧榮、甘卓、紀瞻同華譚一樣，都曾居司馬越幕府，與越有舊，遂與周玘定策滅敏。
從陳敏興敗之中，王、馬與南士各自作出了自己的估量。王、馬理解到江東形勢亟待強藩出鎮，否則還可能出現第二個陳敏；南士則準備接受從北方來的強藩，隻要他們有足夠的名分和權威而又尊重南士的利益。這樣，司馬睿與王導才得以在南士的默許下過江，而過江後的首要任務，就是盡力籠絡南士，協調南北門閥士族的利益。關於這一點，已故的陳寅恪先生有《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引證豐富，論議入微，這裏不多說了。
《晉書》卷六五《王導傳》雲：琅邪王司馬睿“徒鎮建鄴，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鹹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據說南士因此應命而至，“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以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通鑒》據王敦拜揚州的年月，於此條的真實性有懷疑，因而有所刪削，並於《考異》中著其原委。其說確否，姑置不論。但《王導傳》此段敘述另有可疑之處。顧榮等人參預過中朝政治活動，被辟於號稱“多俊異”的東海王越府，又經曆了擁護陳敏和推翻陳敏的整個過程，於晉末形勢、司馬睿出鎮建鄴的背景以及王導偕來的目的，應當是熟知的。何況司馬越以王導佐司馬睿監徐州軍事已逾二年，而徐州下邳居南北要衝，顧榮等人何得於司馬睿、王導南渡時對司馬睿的身分、王導等北士的態度一無所知，必於徘徊半載之後偶於道旁偷視，始定出處？又觀楔之事也有可疑。司馬睿、王導至建鄴，在永嘉元年九月。《晉書·王導傳》言司馬睿在建鄴“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下敘“會三月上已帝親觀禊”，此三月無疑為永嘉二年三月。前引尊經閣本《世說新語》汪藻《考異》謂永嘉元年十一月太妃薨，司馬睿欲奔喪而不果，又謂“二年三月，上還琅邪國，四月葬太妃”，然後南還。據此可知，永嘉二年三月上已，司馬睿已在艱中，即令他還未啟程歸國，尚留建鄴，也不可能有“帝親觀禊”之事，因而也不可能有騎從率拜諸情節。所以，這種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馬關係和敦、導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應當是近實的。
永嘉南渡後，王導始終居機樞之地，王敦則總征討於上遊，王氏家族近屬居內外之任，布列顯要者人數甚多。沙門竺道潛深交於元帝、明帝、瘐亮等人，出入宮省，自稱以“朱門”為“蓬戶”，在政治上頗有影響。而此人據說也是王敦之弟。王氏家族諸兄弟子侄之間也時有矛盾，甚至互相殺戮，如王敦殺王澄、王稜，王敦敗死後王舒沉王含、王應於江，等等。雖然如此，以王導、王敦為代表所構成的王氏家族勢力是非常牢固的，這使“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麵在江左維持了二十餘年，直到庾氏家族興起，抑製王氏並淩駕於王氏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興，王氏家族權勢發展越過了自己的頂峰以後，王氏家族的社會、政治勢力以及文化影響仍舊不衰。《南史》卷二四史臣論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雲：‘淮（案指秦淮）流竭，王氏滅。’觀乎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王氏人倫斯得，冠冕不替，在江左與秦淮共長久，其基業即奠定於“王與馬共天下”的年代。
明帝太寧二年（324年），王敦準備第二次東下，奪取建康。其時“清君側”的口實已不存在，大軍下都，自然有興廢之舉。錢鳳問王敦曰：“事克之日，天子雲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為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王敦答語突兀，曆代論者及注家似乎都未嚐措意及此，不見有何解釋。我認為“王與馬共天下”既濫觴於西都的司馬越與王衍，王敦眼中但重司馬越、裴妃而輕司馬睿，重司馬越在晉室的統緒而不重司馬睿的地位，所以才作此語。除此以外，我認為此語還具有更為實際的意義，可能涉及興廢問題，值得留意。
如前所敘，司馬睿將帝之時，王敦已有“更議所立”的企圖；王敦初引叛軍入建康時，元帝又有歸位琅邪“以避賢路”之語。王敦擬更立者是誰，史無明文。細味語氣，似乎還不是指王敦本人而是另有物色，不過此時還沒有跡象表明他屬意於誰。
我們知道，王氏兄弟擁司馬睿過江，係由司馬越所表遣，而裴氏出過主意。江左得有東晉局麵，不能不感激東海王越與裴妃。晉元帝對他們“深德之”，王氏兄弟自然亦“深德之”。東海王越死，裴妃於大興中渡江，這在江東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某種政治波瀾。元帝以少子衝為東海王國世子，當即波瀾之一。王敦下都，無視晉明帝的存在而獨以裴妃及東海王衝為念，囑錢鳳盡力保護。王敦入都後，又表示欲廢明帝。這些也是裴妃渡江以後的波瀾。從種種波瀾之中，我推測王敦有廢明帝而代之以東海王衝的意圖。王敦欲廢明帝而代之以東海王衝，這實際上隻能是把東晉政權完全轉移到自己手中的一個過渡。王敦如果得立東海王衝，當然也可以廢東海王衝而自立，不過這需要一個過程。
東海王衝之封可能成為東晉政治上的麻煩問題，東晉朝野對此跡象似乎早已有所覺察。幹寶《搜神記》卷七：“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東門有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宋書·五行誌》、《晉書·五行誌》均同。《開元占經》卷一一七引《搜神記》則曰：“元帝大興中，割晉陵郡封少子〔衝為東海王世子〕，以嗣太傅東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妤疾病，使郭璞筮之，……曰：‘世子不宜裂土封國，以致患悔，母子華貴之咎也……。’其七月，曲阿縣有牛生子，兩頭，……石氏見（其圖）而有間。或問其故，曰：‘晉陵，主上所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兩大，使世子並封，方其氣焰以取之，故致兩頭之妖，以為警也。’”案古人往往利用自然間或社會中某些變異現象解釋政治大事，《五行誌》所載及郭璞之筮，即屬此類。頗疑時人觀察形勢，早有王敦將利用東海王衝以遂其謀的憂慮，故托物妖以為警誡。晉明帝和東海王衝雖然是同父異母兄弟，但在統胤上一出琅邪，一紹東海，王敦廢彼立此，即是使東晉由琅邪王國的統胤改變為東海王國的統胤，以便利自己予取予求。王敦未得至都，即己病篤，倉猝之中，命王應在己死後立即代晉自立，建朝廷百官，以求先發製人，因此也就完全暴露了欲立東海王衝的實際目的。這是發生在後的事，與上述對王敦保護東海王衝和裴氏之命的解釋並無衝突。
我們還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來解釋另一史料。太興四年（321年）七月，王導拜司空。《晉書》卷三五《裴楷傳》：“既拜，歎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案王導拜司空，是晉元帝為防王敦而以戴淵鎮合肥、劉隗鎮淮陰以後八夭的事，拜王導為司空實際上是元帝在處理王、馬關係問題上所采取的一項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對王導特加崇敬。其時王敦構亂將發，王導際遇艱難，處境微妙，說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導在司馬睿平東府的同僚，隨司馬越、王衍出軍死難。劉王喬即劉疇，劉隗從弟，蔡謨每歎若使劉疇過江，“司徒公之美選也”，見《晉書》卷六九。王導思及裴邵、劉疇，主要當是從人才方麵著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與王導同登三事，姑置不論。但是我們可以分析，如果王導與裴邵得以以越府舊誼而又共事睿府，也許東晉初年那種艱難境遇就不至於出現了。王導於此思念裴邵，於歎借人才之外，或許也是表示對司馬越與裴妃的思念之情。不過這隻能算推測之詞，存此備考。
《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以及同書卷三三《張濟傳》，均謂江左“主弱臣強”；《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謂“晉少貞臣”。這些都是確當之論。其實從西晉後期以來，惠、懷、湣帝都是權臣的掌中物，其時已是“主弱臣強”，且“少貞臣”，不獨江左如此。不過西晉的權臣是宗室強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於他們才能起作用。東晉則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權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於士族名士。“五馬渡江”，除元帝一馬之外，其餘四馬，即彭城、汝南、南頓、西陽諸王，都因不見容於士族權臣而喪生。據《世說新語·仇隙》，元帝用譙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為王敦弟王廙所殺，多年以後，承妻泣謂子無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廙）。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強，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以避禍耳！”琅邪王氏門強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殺親之仇，這正是強烈地反映了門閥政治的特性。如果說西晉自武帝以來，士族名士是司馬氏皇權（包括強王權力）的裝飾品，那末東晉司馬氏皇權則是門閥政治的裝飾品；西晉尚屬皇權政治，東晉則已演變為門閥政治。東晉皇權既然從屬於門閥政治，皇帝也就隻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對象，“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史家每詬病《晉書·忠義傳》，言其人物事跡多有於晉不忠不義者，原委之一，即在於此。當王敦以誅刁協、劉隗起兵時，王導實際上站在玉敦一邊，時人並不以王導為逆，也不以劉隗、刁協為忠。士族權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強”依舊。當琅邪王氏以後依次出現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等權臣的時候，仍然是瘐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局麵。由此可見，王與馬的結合所開啟的江東政局，奠定了東晉一朝政局的基礎，影響是深遠的。至於琅邪王氏能與司馬氏“共天下”而終於不能篡天下，這應當從門閥士族之間彼此牽製和南北民族矛盾這兩方麵求得解釋，而不能隻從權臣個人忠奸求之。如果門閥士族的狀況及其彼此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南北民族關係出現了重大變化，如果曆史出現了這種情況，司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過這是晉宋之際的問題。
五、魏晉南北朝三百年 真正掌控天下的是誰？
魏晉南北朝時期，選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項製度，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九品中正製，亦稱九品官人法。肇始於魏文帝黃初元年（220），由尚書陳群首倡，其間雖經損益，然至隋文帝開皇中才廢止，前後曆經凡三百多年，與漢之察舉製、唐宋之科舉製，堪稱選人三大法。
陳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漢之“察舉製”，同時也繼承“察舉製”的做法，唯德才是舉。其法為，州郡設置中正官，擇賢良有識之士擔任，負責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計門第，但論德才，然後寫成“狀”（即評語），定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擇人按“狀”任用。中正官有權進退，“其言行修著者，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有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誌？陳群傳》）。
至曹芳時，司馬懿當權，在各州設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門，選人一以“家世門第”為準，魏晉南北朝時期之門閥製度遂大行其道，選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隻要翻出族譜，出身名門，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麵。高位顯職，雖無世襲之製，亦盡皆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備受後人詬病。隋唐才來個大反動，推行科舉製，使得貧寒而英俊之士，有得進仕之階。究其實，其罪不在陳群，罪在司馬懿。
然餘讀曆史，九品中正製，能行三百多年，並非一無是處，當年那個亂世，一亂好幾百年，禮崩樂壞，道德陵夷，“風教頹失而無典製”，算是很壞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議，其品評人物，至於一句褒貶，而關乎他人一生的沉浮榮辱，於是士人皆不敢見譏清議，因而起到獎掖風俗的作用。柳詒徵將此情況總括為“紳士政治”。他說，魏晉以降，換皇帝像走馬燈一樣，百姓無所適從，當此之時，士大夫於無意中保守此製，以地方紳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權，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為動搖，豈惟可以激揚清濁，亦所以抵抗君權。這話很有道理，《日知錄》載：“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寫《三國誌》的陳壽，因在家居喪期間，有不合禮數的舉動，遂沉廢多年。
南朝之齊永明十年（492），齊司徒參軍蕭琛、範雲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賞識他們——此二人確值得賞識，當年與蕭衍（梁武帝）、沈約、謝朓、王融、任防、陸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蕭子良西邸並遊，號稱“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對身邊群臣說，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接過話頭說，東南多好臣，是因其幾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無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凱是正話反說，意在諷刺蕭琛、範雲兩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實，據清趙翼在《陔餘叢考》中說，“其時國家大權在紳士，不在君主，故紳士視國家禪代無與於己也（好像與自己沒多大關係）”。如果這一層的東西搞清楚了，也就無須苛責當年士人，難怪南懷瑾先生對五代“不倒翁”馮道讚譽有加。
士大夫把持清議，連皇帝都沒得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柳詒徵的觀點是對的。
宏興宗是宋文帝的紅人，他想躋身士大夫，求皇帝幫忙，宋文帝給他想了一個轍子，很有趣，叫“稱旨就席”。曆史上有奉旨填詞，有奉旨去當道士，現在宏興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個地坐，可見當年等級之森嚴。寒門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連凳子都不給坐，隻能站著，更不用說看茶了，情況確實很糟。換句話說，如果王球肯賣皇帝一個麵子，給宏興宗的屁股底下墊個東東，哪怕隻是馬紮，也就意味著宏興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認。宏興宗興衝衝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剛彎下膝蓋，隻聽得一聲吆喝，緊接著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著他，說：“你不能坐。”文帝見宏興宗敗興而歸，說，“我便無如此何”，我也沒什麽辦法了。不過文帝不死心，過了幾天，親自出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複讓那些想吃“天鵝肉”的庶族們徹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說：“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
也是劉宋時，紀僧真憑自己的能力，從一個“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嚐對別人說：“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紀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讓皇帝封他一個，孝武帝說：“此事由江敩、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紀僧真於是去找江敩，這回是肯讓他坐了，可是紀僧真剛一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讓客”。紀僧真喪氣而退，對孝武帝說：“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因此，士大夫們便不把改朝換代當作一回事，皇帝要換盡管換，我隻做我的士大夫。這種心理在張岱這個人身上得到完滿的體現。劉宋時，諸王如劉休若、劉子頊、劉子尚、劉子勳，先後在各地作刺史，張岱也都先後服務過這些人，做他們的谘議參軍。張岱每到一州，辦事得力，上下級關係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經，張岱說，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隻要一心一意辦事，處事公平，待人以禮，在任何君主麵前都可以得到信任，與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關係，也不會發生讓他人討厭、忌恨的事。張岱的話固然是為人處世的要方，可在儒者們看來，怎麽說也是欠忠誠。而這事確實不好辦，要按這標準切下去，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難得見完人。當年就有隱士，因為看不慣這種風氣而現身責難。
齊建元元年（479），齊高帝蕭道成封賞輔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淵、王儉亦被加官進爵。褚淵的母親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兒巴西公主為妻。王儉的母親是宋文帝的女兒東陽獻公主（一說是武康公主，吾從《通鑒》），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兒陽羨公主。褚淵與王儉，是姨父與外甥的關係，與劉宋可謂血脈相連。
可是一轉瞬間，從原來的皇親國戚而成為開國元勳，這個角色的轉變他們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個叫何點的隱士，寫了一本《齊書》，這樣評論褚淵、王儉：褚淵是世家大族，王儉也不愧為國家精英，但他們連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於現在的齊國呢。批得很狠。褚淵的長子褚賁恥父失節，在褚淵病逝後，就隱居在父親的墓側，終生不出來做官。可是史書上說，王儉言談舉止，一依儒家古訓，齊武帝時，王儉在家開館，培養了很多學子，重開儒學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