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與士共治

一、論宋代士大夫政治對皇權的限製

上述情況，對宋代士大夫不能不產生深遠的影響。分析起來，大約有三：一是在傳統基礎上，作為統治階級必須維護利用皇權，從而保持社會政治穩定；二是在曆史背景中，作為士大夫集團，必須更多地發揮主導作用和製定貫徹大計方針，從而校正皇權，企圖避免獨裁所帶來的失誤與危害，並維護自身的利益；三是在時代氛圍中，作為社會成員和文化精英，他們往往敢於冒犯皇帝，從而體現出曆史責任感和自尊。於是一個新的政治理論應運而生，其要害即與皇帝共天下。這就是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點。

一部中國封建曆史，從頭到尾，貫穿著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和君主專製不斷強化的進程，這是曆史基本事實。此外還應有幾點認識：一方麵，君主專製的形式多種多樣，並不都是秦始皇、明太祖式的；另一方麵，在有的時期，有的方麵，君主專製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約束和削弱，從而製約著皇權無限製膨脹，修正著封建體製使在正常軌道上運行。現以宋代為例，對曆史的這一副線側流試作揭示。

一、背景：激進思潮的隱現

唐末五代是一個激烈動**的曆史時期。軍閥混戰，綱常敗壞，飽受苦難的廣大人民對走馬燈似的政權更迭，已司空見慣。他們的思想意識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變化：君主並不那麽神聖，並不是社會和曆史的惟一。正如安重榮所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入宋以來，雖政權穩定，但封建剝削壓迫並沒有減輕，尤其是均田製破壞後，田製不立，不抑兼並，土地私有化愈演愈烈；加以士族門閥製度**然無存，人們的社會角色不再固定，黎民百姓強化了自我、自立意識。

宋仁宗時的一個初冬，開封一帶喜獲豐收，到處是安樂景象。宋祁來到野外觀賞，見到一位老農便上前作揖並問道：“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雖然，有秋之時，少則百囷，大則萬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老農大笑之後，說了一段令人驚駭的話：

何言之鄙也！子未知農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陽之暴，我且踦跂竭作，楊芟捽中，以趨天澤；秋氣含收，冬物蓋藏，我又州處不遷，丞屋除田，以複地力。今日之獲，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有拾，仰有取，合鋤以時，衰征以期，阜乎財求，明乎實利，吏不能奪吾時，官不能暴吾餘，今日樂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閱天下事多矣，未始見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勉強以希帝力也！

言畢，竟揚長而去。

在中國古代史中，像這樣珍貴的史料是罕見的。一個天子腳下的普通農民，在正常環境中，麵對朝廷高官，隨口道出如此有條理、無所顧忌而深刻的言論，簡直可以視為宋代農民的宣言。其意義有以下幾點：(1)老農先是嘲笑，劈頭一句即斥責宋祁提問的觀念太鄙陋；接著毫不客氣地指出他不懂農事；義正辭嚴地批駁之後轉身而去，顯出不屑與之深談的神氣。哪裏是農民應答官員，簡直是老人教訓後生！(2)老農認為獲得豐收完全是自己辛勤勞動的結果，根本不是上天的恩賜，也與皇帝無關；(3)由此看出農民不畏權貴，不迷信上天，不崇敬皇帝，也就是說，所謂至高無上的天和皇帝與他們的幸福並無關係，一切靠自己爭取；(4)反映了農民大無畏的精神及充滿自信、自強、自尊。這位社會底層農民思想的言論，代表了宋代曆史條件下廣大農民的新觀念，無疑是反正統、反封建的，可以說是一絲激進思潮的曙光。

更有甚者，在南宋初年的江西贛州，我們還發現平民百姓公開譴責皇帝的言行。莊綽路過贛州時，派吏卒購買日常用品，但當地人說他們所帶的錢為宋徽宗時鑄造，“是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注：《雞肋編》卷下。）將宋徽宗視為無道之君，拒不使用帶其年號的貨幣，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對昏君的不滿和蔑視。至於像一串鞭炮貫穿兩宋的農民起義火花，則是人民對君主專製的武器批判。

在思想界也湧動著一股激進思潮。佛教尤其是禪宗，盛行嗬祖罵佛，不守戒律，叛離教義，放縱自身，不肯出世而積極入世，可視為衝破宗教思想的籬笆而求解放或另謀生路。在儒學領域內，則流行著疑經變古之風。激進者如劉敞，對經書幾乎發起了全麵的進攻，皆斷以自己的新見解；又如陸九淵，竟宣揚“六經是我注腳”，將個人的觀點淩駕在經典之上，而且“好為嗬佛罵祖（即指責孔孟）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究夫子”，實屬離經叛道。民間異端思想家龍昌期又是一個典型。他以“議論怪僻”而著名，至“以周公為周之賊”。但在家鄉四川很有影響，許多知名之士“皆師事之，其徒甚眾”。大臣文彥博對他也頗賞識，推薦其做官。宋仁宗讓他進上所撰經義後，非但不責怪，反賜五品服及金帛。可見皇帝和部分大臣並不以為非。北宋末年晁說之言：“嗚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謂極矣。乃獨於六經之義，鄙棄先儒而日逞，後生銳氣，角為新說，不知其何以邪！”由此可知，宋代思想界並沒有絕對的權威不可侵犯。推而廣之，在政治上也沒有哪個人是絕對的權威：“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是以私於其親與故者”。所指正是皇帝本人。至南宋末年，更激進的民間思想家鄧牧反對所有的專製君主，指出：“天生民而主之君，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鹹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為也。”毫不客氣地撕下了君主神聖的麵具。在人格等方麵，他們認為與皇帝在某種程度上應是平等的。建炎南渡時，朝廷曾有令“禁止士大夫搬家”，引起士大夫的強烈不滿：“議者鹹雲：‘天子六宮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臣都是人，都有保護家人的責任和與家人團聚的權利，皇帝不應獨享此特權。

廣大在野的知識分子不甘寂寞，參政議政的意識空前高漲。參政表現在科舉製的完善與開放後，取士不問鄉貫門第，貧寒之士通過努力便可入仕實現抱負。議政表現在草澤上書、直言極諫朝政得失乃至皇帝本人，或者是著書立說流傳於世，或者是集體清談咳唾風雲。京東鄆州士子，即以謗議官政而聞名全國：“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更有狂狷之士，敢於冒犯宰相。宋真宗時曾逢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過的亭子上，指著他大叫：“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隨手投出一物擊中王旦頭部。王旦則以“言中吾過，彼何罪哉？”釋而不論。

以上事實，盡管有的屬個案，但仍能使我們看到一個現象：那就是曆史營造出一個相對寬鬆的思想、政治環境，從而使人們敢於放言，趨向激進。

二、基本理論：與皇帝共天下

陳橋兵變之後，趙宋以史為鑒，對武人格外防範，奉行崇文抑武政策：“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儒道的載體士大夫，因而進入一個猶如春天的時代。“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唐時風俗尚不美矣。”以儒立國及待士大夫有禮，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麵。(1)重用士大夫。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宋太宗曾自鳴得意地說：“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相應的是抑製武人。無前代出將入相之說，相可以出將，但將不可入相。如南宋理宗淳佑時，曾任命武將出身的趙葵為相，他四次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尋罷相。士大夫集團從朝廷利益和自身利益出發而排斥武人。(2)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傳說“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誓碑究竟有無暫且不論，但其基本精神卻是貫徹實行的。

宋代皇帝優禮士大夫，就是為了與其共同治理天下。“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趙宋統治者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為其治理國家，才能鞏固統治。趙匡胤定下的這個調子，為以後的士大夫紛紛發揮，漸漸消磨去其本意，使之更適合自身利益，反而成了製約皇權的理論基礎之一。士大夫對此的解釋與發揮，分三種形式。

第一，由“共治天下”變為“共天下”。如上所引，宋太祖原話本意是“共治天下”。宋神宗時，大臣文彥博也言“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南宋陳淵又言：“夫士大夫，天子所與共理者也。”後變為“共天下”。如魏了翁上書雲：“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這一有意無意的更改，意味著士大夫不僅不滿足於與皇帝共治天下，而且要共有天下。

第二，由少數變為多數士大夫與皇帝“共天下”。魏了翁言共天下“二三大臣”，所指是皇帝身邊的宰相，也即由君主專製變為少數權貴專政，但尋即有人提出新觀念。宋理宗時監察禦史洪天錫曾上書憤然而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臣閹享有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向皇帝提出警告：隻依靠信用少數權貴是難保天下的，應共享富貴才能長享富貴。至宋度宗時，更有臣僚言：“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不能由皇帝獨裁，要與政府即士大夫共同商議裁決才能治理好。暗示著天下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有的天下。

第三，共同享有治理天下的功名。乾道年間，宋孝宗一度獨攬權綱，“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徐誼因而上書說：“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皇帝獨裁，大臣淪為事務官，在宋代是不正常現象，因而士大夫要從皇帝手中奪回應有權力，治天下的功勞和名位應與士大夫分享。

共天下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對皇帝而言是與士大夫共天下，對士大夫而言是與皇帝共天下。士大夫不甘於作皇帝的附庸奴仆，增強了主人翁的角色意識和使命感，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強烈地體現了“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對此，皇帝一般是認可的，對士大夫集團是尊重的，前引“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特殊禮遇外，另有兩例很能說明問題。程顥曾與宋神宗一起討論人材問題。宋神宗當時感到人材不足，表示：“朕未之見也。”程顥當場指責道：“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宋神宗馬上“聳然”連聲道：“朕不敢！朕不敢！”又如高宗曾明確說道：“朕學問安敢望士大夫！”有自知之明，不敢妄自尊大。

共天下的具體表現，不是士大夫集團承擔著朝廷各部門、地方各級政府的職權，而是大政方針的製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獨斷。宰相杜範認為：“凡廢置予奪，（君主）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台、諫得以論奏。是以天下為天下，不以一己為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在多數情況下的決策，體現了這一精神。“國朝以來，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使各條具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形成了朝省集議製度。甚至進一步向下延伸，廣泛征求吏人的意見：“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三司長官也不自做主張，有決策甚至召集百姓討論。如陳恕為三司使時，“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熙寧年間，“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如此充分征求意見，盡可能地完善出台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決策開明化或“民主化”。

無論是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還是士大夫與皇帝共天下，都意味著天下不再是皇帝一人的，比君主獨裁無疑是進步的，適應了曆史發展，應予肯定。同時還應指出，這是皇帝與士大夫集團之間互相依賴、互相利用、共同統治、共享富貴的關係，利益一致，目的一致，都是為了更有效地統治人民。宋神宗與文彥博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問題。在討論變法時，宋神宗說“更張法製，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答道：“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士大夫與百姓是對立的，士大夫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皇帝應首先考慮士大夫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這就是共天下的階級實質。

三、對皇帝的激烈抨擊與勸諫

宋代士大夫在限製皇權的鬥爭中，始終做著頑強的努力，而宋代皇帝在被“批龍鱗”“犯天顏”之際雖時有震怒，多數情況下允許甚至鼓勵直言。如宋太宗不僅多次鼓勵臣下直言，並將左、右補闕改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改為左、右正言。立此“新名”，“使各修其職業”。從製度上增強諫官的監察機製。何坦言：“大載我宋之祖，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也。朝廷一黜陟不當，一政令未便，則正論輻湊，各效其忠。雖雷霆之威不避也。”宋仁宗曾從另一角度說過：“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葉適也說：“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之以至於公卿。”就是說，敢於陳指時事，是升官的一個途徑。表明皇帝鼓勵直言。

宋代士大夫在內心深處並未把皇帝當做神聖，而是當做人看待。韓琦曾對宋神宗說：“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麵闊；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儼然以恩相長輩自居，但無論皇帝還是大臣，並不以為跋扈。王安石在一封書信中說：“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為父母之羞。”皇帝行為不端，照樣遺羞於天下。從這點出發，皇帝會犯錯誤，犯錯誤應予批評，也就正常了。

宋太祖曾迷惑於一女色，在群臣批評後決意擺脫，竟借該女熟睡之際親手殺害。韓琦在審閱《三朝聖政錄》時發現此事，大為不滿：“此豈可為後世法！己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複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刪去。毫不客氣地指責宋太祖不能自律和濫殺無辜。又如漳州通判王邁，對宋理宗直斥宋寧宗：“天與寧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熺尊寵，綱淪法尪，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借天怒表述了他對宋寧宗的不滿。宋理宗時，樞密副都承旨王伯大，進對時說：“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主！”公然將宋理宗比做暴君昏君。

許多批評落到實處，仍是責怪皇帝濫用權力。趙普曾對宋太祖言：“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士大夫們再三指出，皇帝濫用權力即是亂政。富弼對宋神宗言：“內外事多陛下親批，雖事事皆是，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必致請屬交走，貨賄公行，此致亂之道，何太平之敢望！”他要皇帝明白，即使你英明，每一件事都處理得當，也是不對的，況且並不能事事正確，必將遺患致亂。宋寧宗初，皇帝“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士大夫感到不妥，既危及自身利益，又被剝奪了應有職責。監察禦史吳獵便上書，“謂事不出中書，是謂亂政！……陛下毋謂天下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間，為是輕易快意之舉！”宋仁宗曾直接行使司法權，近臣有罪，不交司法部門審訊判決。諫官王贄挺身而出，指責道：“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隻好返回權力。更多的情況下，士大夫們竭力向皇帝灌輸納諫的意識。他們反複提出“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人主不可以自用”；“崇儒納諫，人主之大利”。如知諫院傅堯俞上書宋英宗：“竊見士大夫以至吏民，皆以陛下為不納忠諫。陛下以睿聖之資，而得此聲於天下，豈不惜哉！”如此千言萬語，實質上就是一句話：皇帝應虛心接受士大夫的意見與批評，不可獨裁和妄自尊大。

麵對士大夫的直言極諫，宋代皇帝並非置若罔聞，其言行不得不有所收斂。宋仁宗即言：“台諫之言，豈敢不行！”宋徽宗出示玉製酒具對大臣說：“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先帝作一小台才數尺，上封者甚眾。朕甚畏其言！”宋光宗時，給事中謝深甫屢屢抵製皇帝的不當委任，致使每逢左右近臣私下請求恩命時，宋光宗便說：“恐謝給事有不可耳！”由此可見，宋代士大夫的直言敢諫，造成了一個強大的輿論力量使皇帝感到畏懼，在很多情況下有效地製約著皇權。宋人屢有諫人主易、言大臣難的議論，表明了皇帝納諫、士大夫敢諫的良好政治風氣。

四、對皇帝命令的抵製

士大夫製約皇權的另一直接有效的方式，即抵製、拒不執行皇帝的命令。宋真宗曾遣使持手詔來見宰相李沆，欲封劉氏為貴妃。李沆竟當著使者的麵將手詔焚燒，並讓使者傳話：“但道臣沆以為不可！”此事遂罷。焚詔之舉，表明毫無商量餘地，也表明對宋真宗不妥當旨意的蔑視。又如樞密使杜衍“務裁僥悻，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宋仁宗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宋代政治體製中還專門有一製約機製，即封駁製度。知製誥、中書舍人、給事中、封駁司等，都具有封駁詔命的職權，比前代有大的發展。如“唐製惟給事中得封駁。本朝富鄭公在西掖，封還遂國夫人詞頭，自是舍人遂皆得封駁。”所謂封駁，即拒不起草、拒不頒行皇帝的旨意。

封駁製的正常實行，顯示了士大夫高度的責任心和頑強的鬥爭精神。靖康初，政局更新，封駁之舉頻繁。宰相唐恪對朝請大夫王仰說：“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晁說之聽到傳來的勸說之詞，“笑而不答”，顯然是不以為然。宋光宗時，中書舍人樓鑰“繳奏無所回避”，皇帝也無可奈何，有所顧忌，“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也憚也，不如且已’。”宋理宗時，右司諫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詔頒布。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換用另一種方式進行鬥爭，所起草的貶官詔書，用的卻是讚揚之語，目的在於為他將來官複原職做準備。宋理宗當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勸告他“可更之”，牟子才不同意。時相也來勸說更改，牟子才大義凜然道：“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皇帝、宰相竟無計可施，隻得罷休。士大夫的繳詔封駁行為，製止了皇帝輕率或荒唐的旨意，避免了惡劣後果的產生，杜絕了更多的非分企圖，在一定範圍內，有效地約束了皇權。

五、利用神權與史官之權製約皇權

製約皇權的過程充滿艱辛和危險。與皇帝相比，士大夫個人畢竟人微言輕，傳統的忠君觀念根深蒂固，大原則不可也無意更改，便想方設法，利用種種手段來達到目的。蘇轍言：“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製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但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因而有史官之權：“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神權（天）、史官之權被宋代士大夫充分發揮，猶如尚方寶劍，成為製約皇權的有力武器。

首先看對神權的利用。士大夫經常強化皇帝的敬神意識：“政之大端二：曰治民，曰事神。自天子達於郡邑，外此無大務。”敬神是天子的兩大任務之一。神的代表是天，呂公著上書道：“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懿，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們還說：“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於人君有告誡之道焉，示之以像”。日月星辰，風雨雷電等變化，都是天神對皇帝的警示，在士大夫的解釋與強調下，常常迫使皇帝為之避正殿，減常膳，大赦天下，蠲免賦稅，中止兵革土木，收斂荒**等等行為。

宋真宗後期“頻歲蝗旱”，皇帝問翰林學士李迪如何救濟？李迪說：“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裁令加塗既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儆陛下也！”巧妙地指責了宋真宗的荒唐行為。因推出了天神為助，宋真宗“深然之”，隻得認罪。宋寧宗時，朝野對任用奸相不安，王邁在輪對時大談“君不可欺天”，指斥宋寧宗“厚權臣而薄同氣，為欺天之著”。宋寧宗深受感動，“為改容”。宋代士大夫對天神權威的渲染，嚴重地威懾著皇帝，使其精神上承擔著壓力。紹熙二年十一月，朝廷正舉行祭祀天地的大禮，忽然狂風暴作，大雨驟降，宋光宗“震懼感疾”，“自是不視朝”，從此精神失常。

士大夫非常重視神權這一工具。當有人對宋神宗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時，老於世故的富弼深感憂慮，謂然長歎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是治亂之機，不可不速救！”立即上書數千言，竭力予以反駁。破除迷信當然是正確的，但對當時而言，卻是有害的。富弼說出了一個看似荒誕的道理：敬神畏天有利於約束皇權。

史官之權同樣使皇帝畏懼。史官主要記錄皇帝的言行，將其編成起居注、時政紀、實錄，最終載入正史，傳之千秋萬代。元豐年間，呂公著上書宋神宗告誡道：“人君一言一動，史官必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製事，以禮製心，雖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惡不可不去。”在具體的朝政中，士大夫常以此來警告皇帝。宋神宗任用宦官李憲主持陝西邊防，鄧潤甫即上書道：“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宋哲宗時，征收五穀力勝稅錢，致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蘇軾上書請求廢除此法，其中說道：“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為聖世病之！”

皇帝富貴齊天，有生之年別無他求，唯希望青史流芳。對此，他們不能不顧忌，遂為史書所製服。宋太祖時，一位官員稱有急事非時求見。宋太祖正在後苑彈雀玩耍，緊急接見。但所奏不過是平常之事，大怒。該官說：“臣以為尚亟於彈雀！”宋太祖更加惱火，舉斧砸在他嘴上，打落兩顆牙齒。其人緩緩拾起牙齒裝入懷中。宋太祖罵道：“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也！”宋太祖聞聽立即換了副笑臉，並賜金帛表示道歉慰問。又一日，宋太祖罷朝後坐在便殿，長久低頭不語，從臣詢問其故，才沉痛地說：“爾謂帝王行事容易乎？朕早來乘快指揮一事有誤，史官必書之矣！”原來是做錯事怕留惡名。淳化年間有一縣尉上書言事不實，宰執竟欲定其“妄言”罪處治。宋太宗卻說：“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恐史官載之於史，被後人斥為暴君。

顯然，史官之權是宋代士大夫手中的又一法寶，可威脅或激勵、引誘皇帝，使其從諫、棄惡、揚善。皇帝也因此增強了自律意識。

六、強化對皇帝的教育

人的言行、思想與受教育情況密切相關，對於大多數出自宮中、與社會很少直接接觸的皇帝而言，尤其如此。儲君即位之前，幾乎都在受教育階段，在位的皇帝也有經筵製度，定期不定期地時常接受士大夫的儒學教育。如何培養塑造皇帝，是士大夫的重要任務，成敗與否決定著國家和士大夫的命運。加強對皇帝的教育，是士大夫限製皇權的又一種方法。

一次，某經筵官為宋仁宗講授《論語》，至“自行束修以上”時，忽然節外生枝道：“至於聖人誨人，尚得少物，況餘人乎？”宋仁宗隻得每人賞賜七匹絹為束修。如此當麵向皇帝索取報酬，使一些人深感羞恥。但換個角度看，經筵官此時改變了以臣對君的身份，而是以師自居，把皇帝當成了受教育的學生；再者，為皇帝授課，不隻是義務，而且是應付報酬的勞動，從而維護著師道尊嚴。由此特例折射出對皇帝實施教育的權威性，迫使皇帝服從教育。另一例子也較典型。年幼的宋哲宗去聽課時手折一柏枝玩耍，講官程顥即時以師尊身份批評道：“方春萬物生發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宋哲宗聞聽，“亟擲於地”。直到下課臉色仍未好轉。反映了對皇帝教育的具體性、及時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強製性。

對儲君及皇帝的經筵教育，以儒家經典為主。如宋真宗為太子時，“講《尚書》凡七遍，《論語》、《孝經》亦皆數四”。僅此就可知功課繁重。次之為史書，或正史，或雜史，或自編可為龜鑒的曆史教材。正試授課之外，還有課外功課。如元佑時，經筵官即“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所進故事皆“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教材除文字外，還有更宜於接受的圖畫。宋仁宗時，翰林待詔高克明等即繪有圖畫教材，“極為精妙，敘事於左”，使皇帝日夕展玩，“解釋誘進”。

此外，士大夫嚴格控製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學習方向和接觸範圍。如宋仁宗的邇英閣中曾置《太玄經》和蓍草，王拱辰即予製止：“願垂意六經、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學。”次日即撤去。紹興末年，任命太子為臨安尹。太子諭德陳騤諫曰：“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於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一驚，立即辭職。士大夫竭力使太子或年幼皇帝與老成持重和敢言直諫的士大夫相處，以熏陶感染之。“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故而，經筵官日益增多，由宋初的一二人，增為宋仁宗時的20餘人。士大夫按自己的意願培養皇帝，對所講內容，常常采取實用主義態度，任意發揮。如為宋仁宗講《周易·節卦》時，有“慎言語，節飲食”之句，講官做如此解釋：“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宋仁宗聽後“大喜”！中書舍人彭龜年則是這樣向宋寧宗概括帝王之學的：“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歸結起來，就是要把皇帝教育成少發命令，少燕樂，從諫如流，改過從善，清心寡欲的無為之君。在他們的造就下，許多皇帝養成了讀書的愛好。如王岩叟曾問宋哲宗：“陛下宮中何以消日？”答道：“並無所好，惟是觀書”。王岩叟趁機說道：“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以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意在使皇帝專心讀書，少管他事。如此，則天下——士大夫便幸甚了。

宋仁宗即是士大夫培養出的一個典型。他6歲受教於資善堂，9歲立為皇太子，13歲即位，在位時間最長，凡42年；故而聽講讀最勤，受教育最多。最終，“仁宗皇帝百事不會，隻會做官家”。史稱宋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其實正是出於儒臣的教育培養；所施為“忠厚之政”，死後定諡被譽為“仁宗”。史官範祖禹總結宋仁宗的豐功盛德“所可見者”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並提出要宋哲宗效法，宋哲宗深表讚同。可見宋仁宗成為士大夫和皇帝心目中的理想之君。

七、結語

綜上所述，在兩宋300多年的曆史中，士大夫政治取代了以往的士族門閥政治或軍閥政治。士大夫以與皇帝共天下為己任，運用種種直接、間接、臨時、長久的手段與戰略，在精神上、思想上、言行上企圖控製皇帝、製約皇權，並在許多方麵、許多場合取得成功，主導著宋代政治運作。元人揭傒斯以“主柔臣強”為宋朝的特點，即說明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強大和有效。至少可以說，宋代沒有出現暴虐之君，古代文化“造極”於宋代，與士大夫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無疑問地貫徹著忠君思想，隻是要建立與以往不大相同的君臣關係，要求皇帝尊重並更多的聽從士大夫，使二者的關係更緊密融洽，由君主獨裁變為君主與士大夫共同專政，從而適應時代，保持江山社稷的長治久安，共享富貴。在中國封建時代中，這是一個進步。程朱理學的產生，便是士大夫政治的思想結果。

在我們的中國曆史研究中，如一味強調君主權力至高無上，君主專製絕對地日益強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不妥當的。同樣也不能解釋儒家思想如何在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更不能解釋在日益強化的君主專製下，宋代經濟文化為何更加發達。如同曆史進程的波浪式一樣，君主專製的程度也有起伏。

二、科舉製在唐朝的變異及影響

唐朝以後的科舉製，背離了隋朝初創科舉製的本義，大概用了200年，走完了一條由皇權主宰的既背離民本意識又脫離社會現實的官本造仕之路。

迄今，人們在談論科舉製時，總會習慣地認為，是唐朝承襲了隋朝形成的取士製度，使得科舉製幾經風雨，日臻完善，在自唐代之後清代以前的1300餘年的曆史長河中、在曆代政治統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基本事實。但科舉製在隋朝初創時的體係並不是後來這個樣子。實際情況是：唐代的科舉製，除了通過考試選士用人的意圖和科舉製的名稱沒有發生變化外，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實質性的變異；隋朝“十科舉人”的選才標準被嚴重篡改，其中大部分重要科目被放棄；用人價值觀發生了根本變化。

史學界的基本共識是，科舉製首創於隋朝。

公元581年3月4日（開皇元年二月甲子），中國曆史上最後一位由禪讓即位的皇帝楊堅自“相府常服入宮”登基，史稱隋文帝（隋高祖）。隋朝在一片“祥瑞慶雲”中宣告成立。八年後，實現了中華民族曆史上的第二次大統一，就此，奠定了中國社會穩定的統一局麵。這是一個短暫的國度，從建立到消亡，僅存37年。但卻為東方民族1400餘年的發展史留下了厚重的政治文化印跡。

一、科舉製發端的曆史背景。

隋朝建立後，為了適應當時社會政治、經濟之變革，實行了察舉和科考並重、分科舉人的用人製度改革措施。這之前，漢代實行的是以德取人的察舉製，魏晉及後實行的是以門第取人的九品中正製。通過考試選拔人才，是隋朝政治製度變革的一大創舉。

科舉製是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的必然需求，是民本意識呼喚下催生的公開公平的民主選士製度。據史書記載，隋朝之前的北周靜帝，以丞相楊堅“眾望有歸”，下詔宣布禪讓帝位於他，“高祖（楊堅）三讓，不許”。“開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宮，備禮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告廟，大赦，改元”。隋朝雖然時間短暫，卻是個最非凡的皇朝；開國皇帝隋高祖（文帝）可謂最卓越的皇帝，這個皇朝給中國打下了厚重以至於永不磨滅的烙印。不管對隋朝的印象是濃重還是輕薄，現今的我們仍然能夠隱隱約約感受到這個皇朝給後世的深刻影響。為此，楊堅還被美國人列入《世界100名人排行榜》。在這裏，北周王朝從江山社稷的長治久安著想、深明大義的伯樂情懷，以及隋文帝如何成為“西方人眼中最偉大的中國皇帝”的雄才大略，我們姑且不論，隻看楊堅“眾望有歸”，就可充分感受到民主的威力和民本思想的深入人心。在當今的政治舞台上，我們會看到今天這個國家通過民選產生了新的國家領導人，明天那個國家發生了政變，而國家秩序仍然井然有序，百姓仍舊安居樂業。其實，在我們中華民族1500年前上溯幾千年的政治曆史上，從商周到五胡十六國，從堯、舜、禹，到周靜帝，“禪讓”成風，素有“道高者稱帝”的民主政治傳統，人心向善的政治文明風尚源遠流長。

中國古代的“五帝”時代，曾被稱為禪讓製時代，即便是世襲製建立之後，禪讓製仍然並存著。禪讓製被孔子及其儒家學者們稱頌不已，成為“托古改製”、“克己複禮”的原始依據。從那時到今天，中國人所認識的民主並不是一種浮躁的形式，它有著極其深厚的民族精神、民族道德和民族政治文化內涵。一個有文化的民族，其民主的核心是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是在用心、用文化、用道德和良知行使著自己的民主權利。民主政治，並不是今天某個國家自封的專利。可以說，中國曆史發展到了隋朝，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舉賢薦良的民主風氣，是科舉製產生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土壤。這也是作為後人，至今我們能看到的科舉製由隋朝到唐朝過渡期間發生變異，導致了社會價值取向的背道，並由此痛失民本社會意識形態、集權專製橫行的根本原因所在。隋朝的誕生，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實屬民主政治進程中最為成功的範例之一。隋朝統一中國的過程，是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的過程，也正是中國民本政治走向成熟的過程。國家的統一，不是皇帝一個人的意誌，而是普天下炎黃子孫的共同心願。從中我們不難看到，隋文帝推行民主的選官製度，是建立在“重望有歸”的民意基礎之上的。

科舉製是統一的政治局麵出現後，求得長治久安的客觀需要。隋朝是繼秦朝統一中國之後，經曆兩漢、三國和魏晉南北朝，動**分裂300年，第二次實現了全國統一的一個強大封建王朝。隋朝統一全國後，為了適應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一係列社會關係的新變化，為了擴大新興統治階級參與政權的要求，加強中央集權，用全國統一的標準選拔各級官吏，用科舉製代替九品中正製。“前代選舉之權，操之郡縣，士有可舉之材，而郡縣不之及，士固無如之何，今則可以懷牒自列於州縣。夫苟懷牒自列，州縣即不得不試之：試之，即不得不於其中舉出若幹人。是就一人言之，懷才者不必獲信，而合凡自列者而言之，則終必有若幹人獲舉；而為州縣所私而不能應試者，州縣亦無從私之；是遏選舉者之徇私，而俾懷才者克自致也。此選法之一大變也。”這一製度的建立，也為其後繼者隋煬帝進一步確立規範的科舉製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科舉製源自統治者對傳統文化的熱愛以及對士人治國的強烈需求。隋文帝楊堅本人是個文韜武略的治國帥才，“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即皇帝位前是北周王朝的丞相。與秦始皇第一次統一中國有兩個不同，一是最高統治者的身份不同。秦始皇是古秦國的世襲君主，是依靠皇權和武力鎮服天下而後統一中國的。隋文帝則是依仗自身的名望被民眾推舉即位的，具有一種眾望所歸的凝聚力。二是所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秦王朝崇尚武力，橫征暴斂，思想專製；焚書坑儒，“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對文化的瘋狂扼殺是秦朝暴政的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而隋文帝明確表示反對焚書坑儒，堅持實行拯救文化的政策。在他即位的第三年（公元583年），下詔求書，獻書一卷者，賞絹一匹，“民間異書，往往間出”，“一、二年間，篇籍稍備”。藏書最多時達到37萬卷，77，000多類。前者燒書，後者求書，與秦始皇統治時期形成涇渭分明的對比。“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鬥二邦之力，遞為強弱，多曆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幹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弊，化之然也”。這便是隋文帝對治國之道的清醒認識。後人可以從中感悟到隋朝科舉製為何孝德為先、文武並舉的由來。這一切，均在隋煬帝所頒布的十科舉人詔令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