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新聞秘書的浮沉
1963年11月23日，當塞林格再次以新聞秘書的身份來到白宮工作時，出現在他麵前的是一個空****的辦公室，就像他在34個月以前第一次踏入白宮時一樣。
然而，這一次卻不同，出現在他麵前的這間空****的辦公室是總統的，而不是新聞秘書的。總統辦公室的門微微敞開著，塞林格朝裏麵瞥了一眼，發現所有肯尼迪的遺物都被搬走了，就像每次總統換屆一樣。
塞林格意識到交接過程開始了。同時他也知道這將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
在約翰遜執政期間，有人拍攝了一張非常令人難忘的照片，在照片上，這位高大的德克薩斯人抓著一隻小獵狗的耳朵，並且把它提了起來。這張“殘忍”的照片引起了養狗愛好者的強烈抗議。約翰遜在不到兩屆的任期裏一共更換了四位新聞秘書，顯然這些新聞秘書的命運並不這隻小獵狗好多少。
塞林格之後的新聞秘書是喬治·利迪，同塞林格一樣，利迪總是需要別人提醒他理發或是拉直他的領帶。第三位是學院派的比爾·莫爾斯，第四位是喬治·克裏斯蒂安，他是得克薩斯州政治戰爭中的老手，他甚至讓約翰遜成為他的發言人。
約翰遜總是對新聞事務親力親為，這使得他的新聞秘書們很難開展他們的工作。
1964年年初，在從得克薩斯州的農場開往華盛頓的飛機上，當約翰遜突然出現在新聞講台上時，隨行的記者們都感到十分吃驚。接下來就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古怪的場麵。約翰遜說：“我需要你們的幫助，我會告訴你們所有的事情。我保證我的內閣成員知道什麽，你們就知道什麽……當然，我不希望你們把它們都寫出來發表，但是你們確實有權利寫出你們所知道的任何事情。如果你們幫助我，我也會幫助你們，並且讓你們成為最偉大的記者。”
但是美聯社的弗蘭克·考密爾卻不買約翰遜的帳，他說：“總統先生，你難道不知道現在在場的記者遲早會寫出令你發瘋的報道來的。”約翰遜對此回答說他從來都不會對記者發脾氣，並且還敲了幾下桌子以示強調。
很顯然，塞林格對約翰遜的脾氣把握得很到位。
他說：“這位新總統在處理新聞事務上有自己獨到的方式，盡管這種方式並不像你們認為的那樣專橫，但是它確實帶有一點命令的色彩。”
從個人角度來講，塞林格說：“約翰遜對我很不錯。”他甚至被邀請到他家裏吃晚飯。
約翰遜就職的數個月後，隨著新總統的傳統式蜜月的結束，一些從白宮傳出來的誹謗性的謠言開始在新聞媒體中出現。約翰遜開始變得沉默寡言。起先塞林格 是少數幾個可以自由出入總統辦公室的助手之一。然後有一天，當他像往常一樣走入時，總統秘書卻告訴他今後應該事先預約才能見到總統。從那以後，他就知道他在白宮的日子長不了了。
塞林格雖然不是約翰遜總統的核心成員之一，但是幾乎所有重要會議中都有他的身影。他與那些內閣成員，並連同國務院，五角大樓和中央情報局的高層官員一起，參與解決1964年一月由於美國和巴拿馬之間不斷升溫的緊張關係而導致的巴拿馬市的反美暴動。正是塞林格促成了巴拿馬總統羅伯托·F·卡爾利與美國總統的對話。很顯然，與肯尼迪時期的古巴危機相比，白宮新聞秘書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出了更加溫和的態度。
在另一方麵，塞林格建立了一個具有進步意義的新體製。伯德·約翰遜女士聘請了一位在德克薩斯和華盛頓方麵很有經驗的記者莉斯·卡彭特，讓她來管理白宮東翼的85位女記者，而這恰好是她的辦公室所在地。這樣一來，白宮西翼的有關國際危機的新聞簡報中將不會再出現有關第一夫人的衣著問題了。
卡彭特說：“我與皮埃爾共同製定出了一個關於權力劃分的方案，即：新聞秘書負責所有有關總統，柯西金，越南和戴高樂方麵的新聞；而我則負責白宮東翼的瑣碎新聞，諸如露西換了她名字的拚寫方式，露西改信天主教徒，露西穿了耳洞，露西訂婚了，露西結婚了……還有伯德女士的四十個總長為20，000英裏的短途旅行。”
然而, 塞林格越來越覺得他不適合在這個位置上再繼續幹下去。他曾經創造了這樣一個曆史畫麵，即：讓肯尼迪在電視直播中麵對他的質問者們，然而約翰遜並不具備肯尼迪那樣的表演才能。前新聞記者，約翰遜的助手道格拉斯·卡特，曾經建議總統廢除廣播新聞會議並且像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那樣在總統辦公室中召開記者會議。而塞林格則對這種做法不屑一顧，盡管記者們在肯尼迪執政期間曾經提出過這種做法。卡特補充道：“廣播式的記者招待會或許可以被用在其他特殊的場合，但是，總而言之，與電視新聞記者的周期性集中會見應該可以緩和電視工業的危機。”事實上，約翰遜的記者招待會大多數都是在他自己的辦公室中舉行的，而且一般都是簡短信息的發布。他的那次在1964年三月舉行的首次電視訪問廣泛的被公認為是一次敗筆。
肯尼迪的某些行為使塞林格感到不愉快，尤其是他喜歡在如廁時把內閣成員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召集到盥洗室。
更嚴重的是，那個喜歡在胡桃山上與肯尼迪一起飲酒的皮埃爾現在每天都要喝一整瓶蘇格蘭酒。他說：“因為我無法克服對肯尼迪的懷念而不得不離開白宮。”
他的機會來自於他的家鄉加利福尼亞州於1964年選舉中產生的一個空缺的參議院席位。這個席位原本是屬於民主黨候選人克萊爾·盎格，但是他得了腦癌並將不久於人世。這時，塞林格開始考慮參加競選，盡管奧多奈爾當時仍然對這位白宮新聞秘書的能力有所懷疑，他告訴塞林格說：“我並不認為你已經穩操勝券了。”
3月19日，也就是申請截止日期的24小時以前，塞林格打電話給聖克裏門托的帕特·布朗，告訴他他將飛往加利福尼亞並以候選人的身份提出申請。就在當天下午，他向總統提交了辭職信，並讓哈切擔任競選活動中的新聞秘書。約翰遜誠懇地對他說：“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離開，” 但是後來卻對一位政客抱怨說“自己對塞林格去留的意圖從不關心。”
肯尼迪的光環使塞林格在初選中獲勝，與此同時，就在8月份盎格死後，布朗指定他為參議員。塞林格的競爭對手是共和黨人喬治·墨菲，一個電影歌舞演員，他是另一個對政治有著極大熱情的演員羅納德裏甘的好朋友。墨菲利用參議院提出抗議，指責塞林格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人，因為他自身的情況不符合作為加州的候選人來競選議院。但是這個新議員已經上任148天了，盡管他在11月的選舉中輸給了墨菲。塞林格在後來的日子裏一直成功地扮演著商人，新聞記者，作家以及出版社主管的角色。
據《紐約時報》觀察：“塞林格的離開是肯尼迪政府的影響力在白宮緩慢地卻又是必然消失的另一個暗示。”
當約翰遜詢問塞林格在肯尼迪死後是否願意繼續留下時，他拒絕了，並且說他將會與以前一起同他工作過的人更好的相處。他推薦了曾在參議院工作過的利迪，而且利迪也曾在副總統辦公室工作了12年之久。在塞林格離開之後，約翰遜沒有接受塞林格的建議而是把這個職位給了《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菲利普·波特，但是他拒絕了。於是總統開始考慮其他的一些資深的媒體要人，但是到了最後，他還是決定由他的助手來擔此重任。
利迪不想擔任這個職務是因為當任命下來的時候他正在醫院接受膽囊疾病的治療。“我不僅僅在新聞事業上充當約翰遜的顧問，在勞工以及公民權利的問題上他也要聽聽我的意見。我知道如果我成為新聞發言人的話我們的合作就將結束了，因為他根本不了解新聞事業的運作”盡管如此，利迪在得到醫生同意的情況下還是去了白宮。並且被告之他已經當選新聞秘書。20分鍾之後，他已經站在無數的閃光燈和麥克風前與眾人一起討論他的新工作。
利迪是一個滿臉皺紋，經常抽著煙鬥的自由主義者。他的不修邊幅使喜愛潔淨的約翰遜派了一名看門人在每天早晨的時候向他匯報利迪是否需要理發或者他是否在其他方麵還有什麽不整潔的地方。如果是的話，那麽這位新聞發言人就會從總統那接到一通讓他打扮整齊的電話。
利迪於1917年生於芝加哥，像塞林格一樣，是當年芝加哥無線電廣播上報道的幾個神童之一。後來他繼續在芝加哥大學學習，這時正是威爾遜總統執政的全盛時期，正是這位總統把大學校園變成了自由主義者的聚集地。畢業以後，他跟隨父親進入了新聞行業並且成為了一名國會記者，他的父親是一位芝加哥論壇報的專門報道犯罪行為的記者。他於1951年離開了國會新聞記者團並且開始為約翰遜處理一些新聞事物及其他的一些瑣事。
約翰遜總是對那些精英院校畢業的優秀學生感到不安，所以他經常對利迪出言不遜。根據一些記錄顯示，有一次他居然當眾罵他是“婊子養的。”但是利迪卻說他從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情，“而且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的話，那麽我一定會辭職不幹的；但是如果他們的意思是LBJ是個嚴詞尖刻的人，那麽我同意他們的說法，而且相當肯定。”還有一次，在約翰遜的農場，一名政客聽到他在電話裏把利迪稱作“最令人討厭的家夥”， 然後約翰遜卻又向這位拜訪者展示了他將要送給利迪的一輛昂貴的最新式的四輪馬車，雖然此時利迪就在農場的會客室裏，這位老謀深算的參議員多數派領袖還是對這位政客說：“你絕對不會在他處境非常好的情況下送給他禮物，隻有當他身陷困境時你才應該這麽做。”
記者們把利迪看成是一個“具有極大智慧的哲學家，”詹森則認為他“太和藹了以至於不適合做新聞秘書，”並且缺少海格蒂的高效率和塞林格的幽默。莉斯·卡彭特說：“他很受記者們的歡迎，但卻更像一個學者而非新聞傳遞者。”
在記者招待會上，利迪在聽問題的時候喜歡低頭看他的桌子或是盯著某人的鞋子。在回答完問題以後，他會叼著煙鬥站在一旁，繼續低頭聽著下一個問題。如果他覺得受到了言語上的曲解，他就會睜大眼睛，眨了又眨，並且抬高他那灌木一樣濃密的眉毛。
利迪上任不久以後，約翰遜就告訴他將取消記者隨同總統在空軍一號上的行程。因為總統說這些記者就像間諜一樣總是在試圖搜尋一些私人秘密。利迪則認為這個由海格蒂發起的慣例隻是一個起保護作用的掩護，這樣做是為了確保這些記者在新聞發生時都在“現場”。約翰遜則認為他的新聞發言人有些天真。這次事件加劇了約翰遜和新聞媒體之間緊張關係。
後來，在一次去視察東南部水災情況的途中，總統問道為什麽飛機上沒有記者團，利迪在震驚之餘提醒總統說這是他自己下的命令。直到1965年11月，記者團才又重新回到空軍一號上，在飛往德克薩斯的途中，約翰遜卻不停的跟他們大談自己的健康狀況。
約翰遜經常與記者們在背景會議上周旋，就像他以前在參議院多數派領袖的辦公室裏舉辦的會議一樣。這些會議持續的時間都不會少於兩個小時，曾經有一次會議居然持續了7個小時。一名記者抱怨道約翰遜似乎是希望這些記者們去解讀他的思想，以便於知道哪些該被引用哪些不該被引用。卡特希望總統能讓這些記者們明白“當你們討論一個不可被發表的主題時，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可以把它移交給政府的另一個部門來發表。” 利迪認為任何可能的事情都應該被公開發表出來，而背景信息僅僅是用來解釋已經通告過了的事實。
1964年10月，利迪履行了他自認為最悲傷的職責。一個多星期以前，詹森的前參議院助手，現在的白宮參謀長，沃爾特·詹金斯因在華盛頓市區的基督教青年會上對一個60歲老翁進行性騷擾而被捕。警察局的記者在一長串被捕者的名字中沒有認出他來，隻是把他看成一個從德克薩斯州來的普通職員。當華盛頓的各大報紙知道了他的身份以後，他們同意了約翰遜的熟友克拉克·克裏福特和阿比·弗塔斯的請求，不刊登這個消息，條件是他們必須保證其他州的報紙也不刊登此事。10月14號，美國合眾國際社收到了關於這次事件的秘密消息，並且把它公諸於世。在距總統選舉隻有一個月的時間裏，這個事件立即成了一個極其敏感的問題。這個新聞被公布時約翰遜正準備在紐約的民主黨晚宴上講話，而利迪則在新聞發布會上確認了這一事實。他顫抖得含著淚告訴記者他的這位老同事的辭職已經被接受了。
當美國深陷於越南戰爭中而無法自拔時，新聞媒體與白宮之間的戰爭也隨之升級，總統的新聞秘書則在這場戰爭中左右為難。當有記者問到關於戰爭升級的問題時，利迪回答說：“這是一個實戰問題，而非政治問題。”
利迪對《紐約先驅論壇報》道格拉斯·凱克的話記憶猶新，他在祝賀一位白宮記者上任時說：“歡迎加入信譽溝。”這個詞語最早出現在他的報紙上，並且在1965年5月23日，由華盛頓地區主編以“信譽溝的尷尬境地."為標題撰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所產生的強烈反響居然導致了阿默斯特遊戲公司在1967年以“信譽溝遊戲”為廣告標語來宣傳他們的產品，其目的是為了避免政府幹預。
總統以及他的新聞發言人所做的這些陳述使新聞媒體覺得他們被欺騙了，利迪說：“我覺得這是不正當的，我以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改變原先的決定，而且在我看來，作為一個總統應該具備知錯就改的素質。”但是不管正當與否，這種虛偽的陳訴卻仍然繼續著。
1965年1月22日，也就是約翰遜就職的第二天，一位記者問道總統與副總統赫伯特·翰弗萊是否在總統當選資格的問題上達成一致。利迪回答說：“不，目前還沒有。”但是幾天以後，當約翰遜因呼吸道傳染病而住進醫院時，記者又問及此事，白宮新聞新聞秘書卻回答說“兩人在就職典禮之前就已經達成了一致。” 《新聞周刊》的查爾斯·羅伯茨說：“這種矛盾所導致的一係列新聞發布會，就像當年海格蒂發脾氣時一樣，既艱澀又極具諷刺意味。”
《洛杉磯時報》的一篇報道稱約翰遜正準備向國會申請減免40億的消費稅。利迪嘲諷說：“這個數字與已經作出的決定沒有任何關係。”事實上，詹森提出的數字是39億6千4百萬元。
《聖路易郵報》的詹姆斯·迪肯說：“少有新聞可以連續兩次出現在新聞秘書的發布會上。”許多記者認為利迪真正的麻煩是約翰遜並沒有對他說實話。
利迪認為約翰遜不理解新聞的實質，他隻把報紙看成是政客們互相爭鬥的戰場，為了在這個戰場上爭奪勝利，他獎勵那些讚揚過他的記者而懲罰那些曾經攻擊批評他的記者。利迪曾經勸他說：“那些文章之所以發表是因為事情發生了。”但這都是徒勞的。約翰遜似乎對羅斯福總統在60多年前已經領悟到的東西有所畏懼，那就是報紙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政治工具，而是為了爭取有價新聞而激烈競爭的商業實體，亦敵亦友，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是以敵人的身份出現的。約翰遜曾經說過：“我覺得他們想傷害我。”
在德克薩斯州距離約翰遜的農場不遠的丘陵地上，隨行的記者們目睹了他一手握著方向盤，一手拿著啤酒罐以極高的速度行駛在回程的路上。當記者們報道此事後，他覺得他的好客之意被侮辱了。利迪則告訴詹森說避免這種報道的最好方法就是減慢車速。
總統在1965年心髒病發作後的康複期間，曾接受醫生的建議每天晚上都去散步。在此期間，有記者報道說他曾經拜訪過他的表親奧裏歐，這是一個在他的農場附近有幾畝地產的老女人。合眾國際社的海倫·托馬斯就此事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在利迪看來，這是約翰遜對一個孤獨的老寡婦的同情之心。然而，約翰遜卻認為，這篇文章是由鮑比·肯尼迪指使的，其目的在於告訴美國人民約翰遜家族什麽也不是，充其量也隻是一個販賣煙草的家族。
在塞浦路斯訪問期間，約翰遜受到了土耳其裔人的熱情接待，而希臘裔人卻因不滿於美國的政策而對其不冷不熱。利迪回憶說，約翰遜被激怒了，他們甚至還阻止他召開記者招待會。他對利迪說這些記者都是羅伯特·肯尼迪的支持者，他們就是想試圖證明他在國外並不受歡迎。
總統與其新聞秘書的緊張關係因利迪對越戰政策的質疑而更加惡化。在一次國防部召開的國家安全會議上，當討論到越共傷亡情況的評估時，利迪遞給了總統一張紙片，上麵是反駁他們的設想的有關問題。在瞥了利迪一眼以後，詹森撕碎了那張紙片並且把它丟入垃圾桶中。利迪私下裏曾告訴約翰遜說越戰是場災難，但是現在他才意識到這個話題已經超出了他的職責範圍。
利迪說：“我們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了，我必須為自己尋找一條退路。”1965年7月8日，他因錘頭狀趾手術而離開了一段時間，這是一種遺傳病，由於收縮的肌腱使腳趾彎曲，並且形成下壓式的**。這次的離開就意味著永遠的不再回來。利迪於1968年又重新回到白宮，但是已經不再接觸新聞方麵的事務了。後來他成了一名作家和講師，並且在馬克特（Marquette）大學的新聞學院任院長。
為了找人代替利迪，詹森考慮了三個人選：傑克·瓦倫第，赫瑞斯·巴斯比, 和比爾·莫爾斯，他們都是繼詹金斯之後的白宮參謀長。在這三人當中，瓦倫第退出了這個職位的角逐。伯德·約翰遜夫人則極力遊說他的丈夫讓莫爾斯擔任這個職位，因為她從莫爾斯還是個年輕的議院辦公室實習生時就已經很喜歡他了。所以，在第一夫人的催促下，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導致了總統辦公室裏的這場對話。
約翰遜：“我認為你應當接受這個工作。”
莫爾斯：“可我不認為我能勝任這個工作。”
約翰遜：“可是，我想讓你擔任這個職務。”
莫爾斯（停頓了一下）：“好吧，那就讓我們試試吧。”
莫爾斯的試用期為一個月，但事實上卻是一年半。
莫爾斯的猶豫可能是因為他已經有了一份責任重大的工作，沒有任何一個白宮助手可以同時兼任參謀長和新聞發言人這兩項職務。
約翰遜對他說：“首先，你必須忠於自己的國家，其次，是忠於我，最後，是終於新聞媒體。我不希望在這三者之間產生任何嚴重的矛盾。”莫爾斯回答說他保證絕對不會讓這種矛盾出現。但是評論家說，約翰遜忽略了另一個可能性，即：莫爾斯，忠誠於自己。
莫爾斯於1934年生於俄克拉荷馬州，在他還是嬰兒時全家又搬到了德克薩斯州東部的馬歇爾。在馬歇爾，他的父親在一家軍工場做記時員，他的母親在一家殯儀館做事。後來他就讀於北德克薩斯州立大學，在約翰遜的辦公室實習的那個夏天結束以後，伯德夫人雇傭他在她的電視台裏做三個小時的助理新聞編輯，後來他就轉學到了她的母校，德克薩斯大學。
後來，他收到了扶輪國際獎學金（1905年成立於美國,是一種由從事工商和自由職業的人員組成的群眾性服務社團）和西南聖約翰神學院的一個學位。但是他卻放棄了，為的是實現他政治上的抱負。1959年，作為一名助手，他開始為多數派領袖約翰遜工作，並且在1960年的競選活動期間一直住在約翰遜家的地下室裏。
約翰遜當選副總統以後，莫爾斯相繼擔任了美國和平隊的副指揮和總指揮。1963年11月22日，當他在奧斯汀吃午飯時，他從一個總統代表團那聽說了總統被刺事件。他派了一架飛機到達拉斯並且向新任總統傳遞了一個消息：“我隨時等候您的召喚。”於是莫爾斯便成了一名白宮助手。
這個擁有優雅舉止，戴著角質架眼鏡的年輕男人很快成為白宮中舉足輕重的人物。約翰遜曾經說：“那個小子一直很賣命的為我工作而且還很忠心。”當聯合國大使阿德萊·史第文森無法得到與總統會談的機會時，副總統翰弗萊告訴他說他最好去找一下那個30歲的莫爾斯。
利茲·卡朋特回憶說：“莫爾斯，這個思路清晰，精明謹慎的人，變成了專欄作家的寵兒。”對電視新聞評論員查特·漢特雷來說，他是整個白宮中最有趣的人，也是我最信任的人。在他任期結束的三個半月後，《時代》評價他為“美國曆史上最好的新聞秘書。”
但在白宮內部卻存在著不同的觀點。莫爾斯的一位同事寫道：“他在他的周圍建立起了另一個白宮，裏麵充斥著忠於他的官員，這一定會導致政府內部緊張關係的加劇。”另一個不太熱衷於他的同事說道：“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好的新聞秘書，我指的是，對他自己而言。”
在莫爾斯成為白宮新聞發言人以後，他對國內外的政策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他仍然陪同總統一起參加為討論國外政策而舉辦的星期二午宴。此外，國家安全顧問，以及他的兩個秘書臘斯克和麥克納馬拉也在隨行人員之列。
每天上午11點以前的十分鍾，他都會打電話給約翰遜詢問最後的指示。在45分鍾的新聞發布會結束以後，他會一直讓他辦公室的門開著，以便於記者提出更進一步的問題。為了準備下午4點的新聞發布會，莫爾斯都是自己準備發言搞，他是一個不錯的打字員，可以以每分鍾100個字的速度打出一篇幹淨整潔的發言搞。
與其他的新聞發言人一樣，莫爾斯有時候也會在總統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一些準備過的問題。而在利迪任新聞發言人期間，約翰遜曾經建議所有在廣播會議上提出的問題及其答案都應該事先寫出來，利迪則認為這種做法“十分荒唐”，並且建議詹森不要這麽做。1965年8月25日，就在莫爾斯上任的一個多月以後，詹森的願望就在白宮的東廳裏實現了。在隨後的日子裏，總統在十個問題上公開發表了準備過的聲明，從哥倫比亞特區的自治問題到太空的法治法規問題。這些都引起了記者的許多疑問。第一個發問者問道總統對鋼鐵工人罷工的威脅有何看法。很自然地，他做了回答，當然是事先準備過的。當被問到共和黨指責他在越戰中的行為存在不正當的黨派偏見時，他從容地回答說戰爭與和平問題絕對淩駕於個人或是黨派之間的紛爭。這樣的表演是在一個巨大的蘭色幕布前以及一個新置的照明係統下進行的，這樣的場景被一個作家諷喻為戲院化妝室裏圍繞在明星的鏡子上的燈泡。專欄作家羅蘭德·埃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說：“這整個過程就像是百老匯的一出精心準備過的戲劇表演。”約翰遜在空軍一號上發表的那篇關於載人駕駛軌道運行實驗成了頭版頭條新聞。但是媒體卻對這個實驗持嘲諷的態度。《華盛頓郵報》的卡莫斯·羅伯茨把它稱作“一個藝術品鑒賞家眼中的會議表演”。這個實驗最終也沒能實現。後來這件事情就再也沒有被提起。
同時，白宮也在試圖監視記者們。1966年1月，莫爾斯不得不承認，在總統助理馬文·沃森的命令下，電話接線員把每一位打電話給政府工作人員的記者的名字都記錄了下來。新聞發言人對此事解釋說，這個檢查是為了評估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量。但是記者吉姆·迪肯卻認為這種檢查應該隻需記錄下電話打入的次數而不應該連名字也記錄下來。國務院的官員則被要求提交每周與記者會見的記錄。
盡管莫爾斯在接受這個職務時表現出了為難的神態，但是他似乎還是很喜歡這個任命的。卡朋特說：“他是喜歡站在聚光燈下的。”但是沒過多久，“信譽溝”又成了聚光燈的焦點。
1966年11月3日，當莫爾斯被問及總統的健康狀況時，他正在看白宮醫生喬治·波克雷的檢查結果，結果表明總統的身體情況非常好。於是莫爾斯就告訴記者總統的身體沒問題。但是他隱瞞了檢查結果的後半部分，醫生認為總統還應該再做一個一年前的膽囊手術。就在那天的晚些時候，當波克雷公開發布總統的檢查結果時，莫爾斯把這個顯而易見的矛盾解釋成是純粹的巧合，但是他後來承認道“我隻是想把這個秘密再多保留一會兒。”
有的時候，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與公開的官方文件內容自相矛盾。有一次，約翰遜告訴記者說立法者“已經卷入”到了散布內閣成員辭職的謠言中。而白宮的官方文件中則說“這隻是一種可能。”記者們當然不滿意於這樣的解釋。
在1966年國會選舉的中期，白宮中傳出了一則消息，說詹森計劃在他訪問太平洋七國的行程結束後，將用4天的時間在15個州進行競選演說。波士頓動用了1100名警察來保衛總統的安全。孟斐斯，芝加哥和洛杉磯的官員們則搭建了看台並且租用了樂隊。在記者的催促下，莫爾斯在從亞洲訪問回來的路上抽時間召開了記者招待會，詳細介紹了總統的這次行程。然而，約翰遜一回到白宮以後就發表聲明，說他隻是回到了他的農場做手術後的恢複治療。至於那個競選演說活動，他則推托說是那些舞文弄墨的人自己編造出來的而已。總統在否定了尷尬的莫爾斯的解釋後說：“我們沒有任何計劃，所以當你沒有任何計劃時，你就不可能去取消什麽計劃。”據傳聞說，是總統改變了主意，之所以沒有告訴莫爾斯是因為“比爾可能會把消息透漏給新聞媒體。”據說約翰遜對莫爾斯透漏背景信息的事情也感到十分惱火。
在1967年新年的那個周末，德克薩斯州的代理新聞秘書羅伯特·弗萊明對記者說近期內沒有任何有關超音速飛機的聲明。但是就在第二天，聯邦航空署就宣布波音公司為投資方。
專欄作家查爾斯·羅伯茨在1966年12月份的《新聞周刊》上寫道：“政府對媒體的搪塞，謊言，隱瞞以及誤導幾乎與它所獲得的成就一樣多。”此外，羅伯茨還援引了政府的另一個失敗之舉。即：北越曾經通過聯合國秘書長吳丹提出和平建議，但是美國卻並沒有接受。起先，美國國務院否認曾經收到過吳丹轉述的北越和平建議，但是後來又說這些建議的內容很模糊所以並沒有認真對待。他們還說，當吳丹就此和平建議發表正式演說時，他們才知道此事。
在羅伯茨的文章發表幾天以後，國家安全顧問沃特·羅斯特對一位駐白宮的《新聞周刊》記者說“你們這些人都是一群愛說謊的家夥。這篇文章似乎是更傾向於共產主義……你們的雜誌，作為共和黨的一部分，是不是正在試圖使本黨在1968年的大選中獲勝？” 他還說，吳丹所傳達的建議隻不過是越共以前就曾經提出過的“四點要求”。
與利迪一樣，越南戰爭問題惡化了總統與新聞秘書之間的關係，盡管在一段時間裏，他們的關係親密得如同父子一樣。一家報紙形容莫爾斯是“一條魚腥了一鍋湯，他不會給越南戰爭帶來任何和平解決的希望，相反的，他會使政府變得更加地好戰。”其他的一些報道稱，他已經在政府內部建立起了一個可以隨意支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係統組織，這樣他就可以對政府在戰爭方麵的任何行動施加壓力。
約翰遜可能已經感覺到了莫爾斯與羅伯特·肯尼迪的關係過於密切。一位與肯尼迪關係密切的專欄作家查爾斯·巴特來特說：“他是胡桃山小組的一員，而且他覺得肯尼迪將會是未來的總統。”在白宮的晚宴上，總統開始對莫爾斯頻繁與肯尼迪接觸表示不滿。然而約翰遜夫人仍然對莫爾斯充滿信任，她認為莫爾斯是一個“思維敏捷的，並且非常聰明的人。”但是約翰遜夫人並沒有把這些話說出來，而是繼續保持沉默。
約翰遜還知道莫爾斯曾經與威廉·曼切斯特談過話，他在他的書中指責了詹森在肯尼迪遇刺後的那段危機時期的行為。約翰遜告訴莫爾斯說：“我相信曼切斯特和總統競選活動年代記編者西奧多·懷特都想毀掉我，我憎恨他們利用我的朋友來做這件事情，而事實上，他們正在這樣做。”還有，曼切斯特曾經指出約翰遜居然稱呼傑奎琳·肯尼迪為“親愛的”。約翰遜對此事尤其憎恨。當莫爾斯建議約翰遜否認此事時，他被徹底的激怒了：“哦，不，這種事情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莫爾斯逐漸膨脹的權力欲望也是導致他離開的原因之一。專欄作家巴特萊特與莫爾斯吃完午飯後，也就是莫爾斯剛剛離開白宮以後，他覺得莫爾斯似乎試圖參與外交政策的決議。“我認為約翰遜已經發現了莫爾斯並不是在為他賣命的工作，而是為了他自己。”
莫爾斯自己說：“如果我能繼續在政府的執行部門工作的話，那麽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國防部任職。”約翰遜說莫爾斯的離開是因為他想當國務卿，而我不認為他具備這樣的能力。一位與莫爾斯關係比較密切的記者詹姆斯·羅斯頓說這位新聞秘書想以大使的身份進軍國務院。
在1965年年末，莫爾斯曾經詢問過三位白宮電視新聞記者，問他們是否對新聞秘書的工作感興趣。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羅伯特·皮爾鮑特和美國廣播公司的威廉·勞倫斯拒絕了，而國家廣播公司的雷·斯克勒的態度則不是很明朗。當這件事情於1966年1月在媒體上曝光以後，莫爾斯卻笑著回答說他並沒有在尋找繼任者。
在堅持了將近一年以後，他於1966年12月辭職並且出任《紐約日報》的發行人，他當時的年薪是擔任新聞秘書時的三倍，即90，000美圓。後來他又成了電視節目上的常客。
約翰遜在挑選他的第四位也是最後一位發言人時，並沒有起用任何莫爾斯推薦的新聞界名人，而是任命奧斯汀的那位低調的，言辭溫和的政治公共關係專家喬治·克裏斯蒂安。他於1927年出生在一個丘陵地區，約翰遜在後來的國會演說中曾提到此地。他的父親是一位檢查官，以未來的總統候選人聞名，他父親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喜歡出席法院的判決會。在奧斯汀的國際通訊社擔任了七年的記者以後，克裏斯蒂安成為民主黨官員普萊斯·丹尼爾和他的繼任者約翰·康納利的新聞秘書。1966年他進入白宮並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與利迪，莫爾斯以及塞林格不同的是，克裏斯蒂安在接受這個工作以前，與約翰遜並不熟悉。
此外，他對於約翰遜的任命沒有絲毫的猶豫，這也是他與旁人的不同之處。當詹森問道他是否願意成為他的新聞秘書，並且每天都要與其他助手一起在他的臥室裏召開早會時，他的回答很堅決。當總統問道：“你認為你能勝任這項工作嗎？”他回答到：“我覺得我可以。”於是克裏斯蒂安就在當天被任命為新聞發言人。他的任期為兩年，是前幾任新聞秘書中時間最長的。
約翰遜告訴克裏斯蒂安說白宮中有太多隨意的言論，很多事情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克裏斯蒂安覺得約翰遜認為莫爾斯透漏了太多的事情，這使約翰遜大為不滿，而且想製止這種事情的繼續發生。他隻希望總統本人與新聞秘書直接與媒體對話。但是克裏斯蒂安意識到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建立起了一個係統，要求每一位在白宮工作的官員都要向他匯報他們與媒體對話的內容。然後他再把這些轉述給總統。克裏斯蒂安後來說：“他們並不總是講實話，而我對他們所講的東西也不是很在意。”
約翰遜還認為很多被隨意放在秘書辦公桌上的機密消息很容易被記者看到。一天晚上，他從總統辦公室走到新聞秘書辦公室，並且在走廊上用步子量出了一塊空間，想要把它變成一個秘書接待室。克裏斯蒂安說：“他就那樣自作主張地給我創造了另一個辦公室。”
總統給了克裏斯蒂安最大的寬限。“他說當他的辦公室裏有兩個以上的人，而他又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時，我是可以進去的，如果他不想讓我呆在那裏，他可以隨時讓我出去。”實際上，克裏斯蒂安經常往總統辦公室裏遞條子詢問總統是否願意讓他進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是可以進入辦公室的，而且從來沒有被趕出來過。
約翰遜還告訴這位新聞秘書，隻要他願意，便可以經常到總統的臥室裏來，因為總統經常在這裏完成大量的工作。他說：“他喜歡讓我很早的時候就到達他的臥室，而我有時卻不能在他要求的時間內到達。”事實上，克裏斯蒂安並不喜歡到那裏。
由於新聞媒體隊伍的不斷壯大，約翰遜建議在魚屋（Fish Room）裏召開記者招待會，之所以叫它魚屋是因為羅斯福總統曾經在這個屋子裏存放過他釣的魚。在約翰遜任期的最後一段時間裏，克裏斯蒂安第一次使記者可以坐在座位上向新聞秘書提出問題。
在白宮內部，克裏斯蒂安成功地協調了各部門新聞辦公室的職責，使他們都盡量地隻去管理自己部門內部的事務。他還鼓勵約翰遜召開未經準備過的記者招待會。他說：“我在盡量降低我發言的價值，我是故意那樣做的，因為我想讓總統自己來發表重要的聲明，而不是我。”
當利茲·卡朋特與塞林格一同製定的“分權原則”遭受到威脅時，克裏斯蒂安說：“利茲覺得總統的新聞辦公室已經屢次對她的事務進行幹涉，但是如果約翰遜覺得他不滿於白宮東翼的所作所為時，他就會命令我采取一些行動。”
1967年5月，在白宮的一次社交活動上，總統及其夫人被一些攻擊性的問題惹惱了。而卡朋特在回答總統夫人的要求時說，自從杜魯門執政時期起，記者們就被允許在這樣的場合裏自由走動。從肯尼迪時期起，記者們則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收到邀請函的記者，另一部分是那些被指派來的記者。卡朋特說她不可能每次都有效地阻止那些被指派來的記者抓住總統不放。那些被邀請來的記者也不可能隻是單純的在這裏做做客而已。卡朋特希望第一夫人對此要小心對待。
幾個星期以後，在總統的指示下，克裏斯蒂安告訴卡朋特說那些被邀請來的記者最好隻是以客人的身份來出席這樣的社交活動，而不是以記者的身份。同時，他還建議那些來報道此事的記者們，不要整晚都逗留在白宮裏。
但是卡朋特並不讚同這樣的做法，她與克裏斯蒂安共同製定了一個備忘錄，並且指出“如果對白宮的這種長時間的社交活動做突然的，或是太過徹底的改變將會對總統造成不利的影響。”備忘錄指定了20家新聞媒體，他們包括華盛頓地區的出版社，外國媒體，社論，廣播，新聞單位以及華盛頓地區以外的廣播，新聞單位。兩人指出采訪記者可以一直逗留在活動現場，但是如果他們一旦對總統或是他的客人們提出問題的話，他們將被清除出場。
克裏斯蒂安對卡朋特說：“他隻會邀請那些他想要邀請的人，但另一方麵，他也同意保留一小部分可以提問的記者，盡管他不喜歡這樣。”
1967年11月17日，克裏斯蒂安與他的代表，美國廣播公司華盛頓地區總編輯弗萊明一起，籌劃了一次記者招待會，這次招待會與兩年前八月份的那出鬧劇截然相反。新聞辦公室的很多人都認為約翰遜應該從演講台的後麵走出來。其中的一個人說：“當他站在演講台後麵的時候，就像是屠宰場裏的新鮮肉食。”。克裏斯蒂安說：“我們想出了一個辦法，那就是把演講台放置在東廳裏，並把它吊起來，他就可以從演講台的後麵走出來。”這樣，約翰遜就可以拿著麥克風在屋子裏隨意走動。新聞周刊對此做了一番描述，“他拍著巴掌以示強調，挫著手掌，擠壓著他的手指並且做著很誇張的姿勢，這就像現場直播中，從國會的衣帽間裏走出來的約翰遜一樣。”
一個半月以後，也就是在與媒體決裂的四年以後，約翰遜又重新與媒體進行對話，而且仍然保持著積極的態度。他坐在他的搖椅上告訴采訪者說他喜歡走來走去，就像在東廳裏一樣。但是他這樣的行為卻被廣播電視網一名工作者所勸阻，他說：“總統先生，如果您再繼續這樣搖晃下去的話，攝像機的鏡頭就無法容納您了。”因此，在後來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再也沒有那樣做過了。克裏斯蒂安說：“我覺得那隻是單純的固執，他不喜歡用嘲弄性的記者招待會來吸引注意力。”
克裏斯蒂安與約翰遜一樣，都無法擺脫記者們所謂的信譽溝。當他在一次廣播訪問中說道：“約翰遜是一個誠實的人，並且很喜歡與新聞媒體和公眾一起分享他的想法。”大多數人都對此嗤之以鼻。
1967年9月，約翰遜在他的農場裏對克裏斯蒂安說不想再參加下屆的總統競選。並且讓他的新聞發言人與康納利一起起草一份有關的聲明。
10月3日，約翰遜在內閣會議上將他的想法告訴了臘斯克，麥克納馬拉以及其他與會成員。他想在一月份時把這項聲明附在致國會的國情谘文中，並且讓赫利斯·巴斯比開始準備這份聲明。
在這份聲明中有這樣一句話：“我不應該尋求——更何況我並不想接受——我的黨派的提名，繼任下一屆總統。”
後來，伯德夫人建議把“我不想接受”改成“我不會接受”。以便強調這個聲明的語氣。約翰遜接受了這個建議並且讓他的妻子自己寫一份這樣的聲明。
同時，他又讓克裏斯蒂安結合新聞秘書和巴斯比的草稿再寫一份聲明。克裏斯蒂安於國會日的中午將其送至白宮。約翰遜夫人在她的日記寫道：“約翰遜與往常一樣保持著平靜安詳的神態，但是他仍然不能確定是否要把這個重要的消息公諸於眾，他一直在我們這些與他親近的人當中尋找一個答案，但是卻沒有找到。”事實上，隻有他自己可以做這個決定。
在國會大廈的那個晚上，克裏斯蒂安一直等待著總統從他的口袋裏掏出那份聲明。但是詹森卻一直沒有那樣做。他甚至沒有把它帶在身上。後來他告訴克裏斯蒂安說：“現在還不是時候，我不可能告訴他們說：好吧！這就是我們所要做的，順便說一下，我馬上就要離任了。”
1968年年初，總統告訴他的助手約瑟夫·卡裏費儂說：“隻有鮑伯·麥克納馬拉和喬治·克裏斯蒂安知道我將不會參加下屆的競選。”3月份時，他讓巴斯比重新擬定一份聲明。3月30日，他拿到了正式的聲明稿，當時他正在內閣會議室裏演練他將在晚上發表的關於停止轟炸北越的演說。他讀了一遍以後便把它遞給了克裏斯蒂安。與往常一樣，當總統讀到“我不應該尋求——更何況我不會接受——我的黨派的提名，繼任下一屆總統”時，克裏斯蒂安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第二天晚上在總統辦公室裏，代理新聞秘書弗萊明正在指導9點的廣播，當他看到講詞提示機上的最後幾個字時，詹森從他的臉上察覺到了驚訝的神色。同時他還注意到那些由克裏斯蒂安帶到辦公室門口的記者們也是一臉詫異的表情。
演說結束以後，詹森回到了白宮的起居室。在將近11點的時候，克裏斯蒂安帶來了大約35位記者，於是詹森就在白宮的黃色房間（Yellow Room）裏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對克裏斯蒂安說：“喬治，你最好去給自己弄點喝的。”招待會結束以後，他們來到西大廳，一起看新聞以及對約翰遜的那篇爆炸性聲明的種種分析。
對林登·約翰遜和喬治·克裏斯蒂安來說，他們在白宮的日子所剩無幾了。在第二年的一月份，詹森回到了他的農場，而克裏斯蒂安則如他以前經常說的那樣，回到了奧斯汀，在那裏他成了一家公共關係公司的股東。
利茲·卡朋特說：“克裏斯蒂安時期與莫爾斯時期相比，顯得過於壓抑和沉悶，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發生的事情越少，那麽所犯的錯誤也會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