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道德
1974年8月8日，傑拉德·F·特豪斯特成了記者們追逐的焦點，他們都不停地在尼克鬆總統辭職的問題上糾纏不休。8月9日，他作為福特總統的發言人站在了新聞發布室的演說台上，當時他有點緊張。
福特是在尼克鬆任期的中途繼任總統之職的。他與杜魯門一樣，也起用了一位來自家鄉的記者。
1948年，作為《大拉皮茲新聞報》的一名26歲記者，特豪斯特參與了福特第一次國會議員的競選活動。當時34歲的福特在競選中獲勝。隨後，特豪斯特很快地就受雇於《底特律新聞》，參與國家與地方的政治活動，後來又被調到華盛頓地區辦公室工作。
在這期間，國會議員與這個新聞記者成了朋友。當福特任總統時，特豪斯特已經是《底特律新聞》駐華盛頓地區的總編輯了，盡管辦公室中隻有五個人。此外，他已經算是白宮新聞報道方麵的專家了，因為他在這個領域工作了16年。
從他得知他將在白宮供職到這個消息被確認，一共經曆了36個小時。第一個告訴他這個消息的人是密歇根州的共和黨人羅伯特·格裏芬，身為副總統的他，是輔佐福特的內閣成員之一。尼克鬆在當時雖然還是總統，但他的辭職已經是大勢所趨。因此，特豪斯特對此表示有興趣。新總統的法律顧問菲利普·布臣與福特和特豪斯特一樣也來自《大拉皮茲新聞報》。他也向福特推薦他們的同鄉特豪斯特擔任新聞秘書一職。
福特說：“當我聽說他對此有興趣時，我立即讓菲利普打電話給他希望他能來此工作。在與妻子和編輯商量以後，他回複說他將接受這個工作。
前洛杉磯時報記者，同時也是福特任副總統時的參謀羅伯特·哈特曼抱怨說：“密歇根州人將控製一切。”
對合眾國際社的海倫·托馬斯來說，特豪斯特是記者心目中最理想的新聞秘書。他認為公眾有權知道發生在白宮的事情。
從記者變成了政府官員的哈特曼並不這樣認為。他說：“特豪斯特並不具備成為新聞秘書的條件，因為他無法區分新聞發言人與新聞記者的工作性質。”
福特之前就已經清楚的表態說如果他成為總統，就會辭掉齊格勒。因為他討厭齊格勒的那種輕蔑的言語和卑躬屈膝的態度，他甚至把美國副總統稱為“傑瑞·福特”。
8月9日，齊格勒打電話給哈特曼說他將與尼克鬆一起飛往聖克萊門特。如果他能為新任發言人做點什麽的話，那麽隻能是在今天了。哈特曼把這話轉達給特豪斯特，於是這兩個即將離任和即將上任的新聞發言人進行了一次20分鍾的會麵。齊格勒對特豪斯特說：“這裏就是辦公室，洗手間在拐角處，保險箱在桌子底下，如果你需要幫助的話，就往加州打個電話——他們正在叫直升飛機。”
那次會麵實際上就是一次倉促的交接儀式。一個職位較低的尼克鬆時期的新聞助理拉裏·斯賓克斯被特豪斯特任命為新聞發言人助理，他把接下來的30天比作“站在鐵路的旁邊看火車經過，同時還要注意包廂上麵的字——日子過得有些目不暇接。” 斯賓克斯清楚地記得他們一直從8月9日工作到9月9日，包括周末在內，沒有休息過一天。
這個平和的，抽著煙鬥的老手在這場混亂中迅速地證明了福特政府將以公開的態度來麵對新聞媒體。他說：“我認為我可以理清政府與新聞媒體之間的關係。”就在福特宣誓就職以後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特豪斯特一直都很緊張，他的手不停的顫抖著，這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天，他就變得比較鎮定了。當被問到福特總統是否仍然反對尼克鬆被免於起訴的問題時，特豪斯特清楚地回答說：“是的，我敢對你們保證。”
為了給新政府樹立一個新的形象，特豪斯特宣布禁止使用“拍照機會”這個詞語，它起源於約翰遜時期，尼克鬆執政時正式確立。然而，特豪斯特的規定並沒有生效，因為這個詞語已經成為白宮中的一句行話，它意味著攝影師和新聞記者們可以在機密會議開始的時候利用僅有的機會捕捉到總統的幾個鏡頭。
另外，還有一些曆時更長的改革。特豪斯特和他的助手們一起發布了一項命令，即：跟隨總統車隊的記者團可以一直進入白宮內，而不是被留在門外，記者們還被允許進入白宮的南草坪親眼目睹總統的座機抵達或是離開白宮。這一切都改變了約翰遜和尼克鬆政府的慣例。
這位新聞辦公室的新主管對他的下屬也很照顧。當福特決定在他上任後的第一個星期日去做禮拜時，特豪斯特自告奮勇地擔當起隨行報道的這個重任，在總統的車隊來回於教堂的途中，他一直與記者們在一起。當特豪斯特不在的時候，是由他的助手比爾·羅伯茨代為處理辦公室的事務，但是在剩下的時間裏他仍然親曆親為。羅伯茨認為 “他真的是非常體貼我們，我們對此也深表感激。”
8月26號，星期一，總統決定於當周的星期三在東廳召開他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但是特豪斯特想改變一下形式，他說：“我不想讓總統像約翰遜和尼克鬆一樣，站在一個巨大的防彈演說台前，背朝著牆和藍色的窗簾，那種布置就像是被囚禁在籠子裏一樣。”這位新聞發言人建議取下那個窗簾並且改變座椅的方向，這樣總統就可以踩在鋪著紅地毯的走廊進入東廳。
負責電視轉播的羅伯茨反對這樣做。他說：“在我看來，這樣做無異於皇帝或是皇後的加冕禮。它看起來並不適合福特總統。”還有其他一些人認為這倒是可以作為“一場婚禮的布置”。但是特豪斯特還是決定那樣做，他決定做一個錄象帶並且在星期二的時候拿給總統看。福特並沒有看什麽錄象帶，而是親自到東廳查看了一下他的布置，並且批準了，他們把演說台改小了一點，並且把第一排的座椅朝演說台的方向移近了一些。這樣的布置對以後曆屆政府的電視觀眾來說應該是不陌生的。
1975年1月21日，助理新聞發言人在一個內部備忘錄中寫道：“新聞發布會之前的演練應該會幫助他克服演說中的停頓。如果他實在是不想或是沒時間演練的話，那麽就會有人告訴他說他必須這樣做。”
在舉行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之前的會議上，福特被他的顧問們問的團團轉。哈特曼說：“我們會為他準備各種最棘手的問題，工作人員們會提出許多尷尬的問題來觀察總統是否可以即興地回答它們。”福特認為問題大多會集中在經濟政策上，因為自他上任以來這就是個很麻煩的問題。然而哈特曼卻認為記者們最大的興趣應該是總統將怎樣處理尼克鬆的問題。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盡管有一些記者問到了經濟問題，但是所有29個問題中就有8個是關於對前總統尼克鬆的判決問題。
海倫·托馬斯首先問道：“如果必要的話，您是否會利用您的權力來寬恕他的行為？”在聽到這樣的問題以後，他不停的擺弄著手裏的提示卡片，似乎顯得很緊張，最後他回答說：“在沒有采取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我做出的任何許諾都將是不明智，不合時宜的。”回到總統辦公室以後，他向他的顧問們詢問這樣的問題還會持續多久，他們回答說隻要尼克鬆的問題一天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會終止。福特說：“我簡直不能相信新聞媒體會把所有的問題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我承認是我錯了。”
8月30日，總統召集了哈特曼, 布臣和他的法律顧問約翰·馬什。當他們到達總統辦公室的時候，發現黑格也在那裏。他像往常一樣，用平靜的語氣告訴他們，他不打算起訴尼克鬆。在聽到他的決定後，總統辦公室裏靜得隻剩下那個古董鍾表的滴答聲了。過了一會，布臣說現在發表這樣的聲明似乎不合時宜。哈特曼指出，就在兩天前，總統還說過在法律程序未履行完之前，他是不會做出任何決定的。但是誰也沒有對此提出強烈的反對。
總統的新聞秘書當時並沒有參加這個會議。福特和布臣曾經討論過到底要不要把此事告訴他，最後的決定是還是不告訴他為好。福特說：“如果我把這個決定告訴他的話，當記者問到此事時，他就會左右為難，要麽對媒體說謊，要麽就說出實情。”
福特政府過渡時期的一名邁阿密律師班頓·別克被派到聖克萊門特與被尼克鬆保留的前助理司法部長赫伯特·米勒一起協商有關事宜。當考克斯報係的華盛頓地區總編輯戴維·克拉斯洛得知別克和米勒下榻在聖克萊門特的旅館裏時，他便問道這兩個人是否是在對尼克鬆問題進行談判。特豪斯特在與布臣商量以後，告訴克拉斯洛說米勒正在向別克移交前總統的文件和錄音磁帶。克拉斯洛接受了這樣的解釋，而且沒有在報紙上發表有關文章。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9月7日，特豪斯特才得知此事。他立即開始準備關於此事的聲明。他甚至還想到辭職。盡管他很生氣，但是他還是沒有那樣做，因為他始終是被蒙在鼓裏的，而且他也不能昧著良心支持總統的行為。
在通常狀況下，記者們拿到的都是油印的聲明複件。但是特豪斯特認為這種方法會提高泄密的危險性。那天晚上他就從哈特曼，布臣，馬什，和黑格那裏得到批準製定了一個嚴密的安全計劃。
星期六早晨6點，在一名情報局的特務看守下，兩個秘書在白宮的地下室裏複製四份文件。這四份文件分別是赦免聲明，福特將要在電視上發表的關於此事的聲明，司法部長威廉·塞克斯比宣布尼克鬆是那些錄音帶和文件的合法擁有者的聲明，以及尼克鬆與政府之間達成的錄音帶的使用權的聲明。斯賓克斯和笛卡兒把這些文件的複印件拿到了特豪斯特的私人辦公室，並把它們藏在了窗簾的後麵。
在新聞發布室裏，記者們猜測著這個即將發布的總統聲明的內容，但是他們心理都十分清楚，答案都是千篇一律的“很抱歉，我不能告訴你們。”沒人可以給他們絲毫的暗示。在總統辦公室裏，羅伯茨隻準備了一架照相機。
特豪斯特在前一天晚上告訴他的家人他明天早晨6點就要開始工作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他把原因告訴了他的妻子，特豪斯特夫人問道：“那你想怎麽做呢？”他回答說我會做完我應做的工作，然後辭職。淩晨三點半左右他在家中寫完了辭職信，之後就睡了大概一個小時。他說：“這並不是一封長信，但是卻很難寫。”那天上午他在辦公室裏用白宮的信紙又重新寫了一遍，把它放入了馬尼拉信封裏，然後用紅色的墨水在信封上寫道：“總統親啟。”後來當他得知尼克鬆對赦免他的結果毫無悔意時，就更堅定了他辭職的決心。他說：“隻有當你承認做過壞事以後，寬仁之心才會起作用。”
他在辭職信中寫道：“我的心情很沉重，因為我將在今天正式提出辭職申請，但是，請相信，我的祝福將仍然伴隨著您，總統先生。”
上午10點之前的幾分鍾，就在福特總統打算發表聲明的一個多小時以前，特豪斯特來到了總統辦公室。福特意識到他的這位老朋友可能遇到了什麽麻煩，但是他什麽都沒有說，還問了他幾個關於廣播的技術問題。特豪斯特不得已打斷他說：“總統先生，我有東西想讓您看一下。”於是，他把信遞給了總統。福特讀完這封信以後，拉開了座椅，慢慢的走到玫瑰園的窗前，他說他很遺憾特豪斯特做出了這樣的決定，並且希望他可以重新考慮一下。但是特豪斯特說：“這是他最後的決定。”福特就沒有再勉強他，然後他們互相握手並且擁抱。趁福特接電話時，他走出了總統辦公室。他是第一個因不滿於總統的政策決定而提出辭職的新聞秘書。
在總統辦公室裏，福特坐在那張高背座椅上，陷入了深深的煩惱之中。他意識到特豪斯特的辭職將給他的赦免計劃蒙上一層陰影。他召見了前弗吉尼亞國會議員馬什，並且讓他去勸說特豪斯特收回辭職信，哪怕隻是一天也好。
在特豪斯特回到新聞辦公室的路上，馬什找到了他，並且對他說：“傑瑞，你不能那樣做，請再重新考慮一下吧……，哪怕你隻要再當24小時的新聞秘書也行。” 特豪斯特答應他可以再考慮考慮，但是他又補充說：“傑克，我是不會改變主意的，我必須那樣做。” 特豪斯特把馬什交給他的辭職信放在了他的上衣胸袋裏。
特豪斯特在發表完電視演說之後，便回到他的辦公室裏給福特寫了一個簡單的短信，上麵說他已經決定在那天辭職了。他把這個短信附在了辭職信上，把它們一起裝進了一個白色信封裏，上麵仍然寫著“總統親啟”的字樣。
因為福特總統的這一驚人舉動，許多工作人員都錯過了他們的午餐。下午的時候，特豪斯特就把他們都召集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一起吃三明治。當他們一起談論這次事件時，特豪斯特在他辦公桌的抽屜裏拿出了一張辭職信的複印件。副新聞秘書傑克·哈申的反應與馬什一樣，他勸特豪斯特不要那樣做，但是特豪斯特已經下定了決心。他還說他不會對此做任何公開的聲明，他希望福特從匹茲堡發表完預約的演說以後，在星期一宣布他辭職的消息。
但是這種事情是無法保密的。《新聞周刊》駐白宮記者湯姆·德弗蘭克曾經打電話詢問是否有工作人員因赦免事件而辭職。特豪斯特不願欺騙這位記者，就把實情告訴了他。於是這個消息就立即成為了這家雜誌的獨家報道，通訊社和廣播電視網也報道了此事。特豪斯特對打電話來詢問此事的記者說他是因為道德原因才辭職的，這個原因他已經跟總統說過了。負責處理此事的比爾·羅伯茨在告知總統之後得到的回複是：“我希望傑瑞知道，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多麽地難辦。”在此之前，哈特曼曾氣憤地罵道：“隻有這種卑鄙的小人才能做出這樣的事情。”星期一上午，特豪斯特用了15到20分鍾的時間清理完他的辦公桌以後，就離開了。他又回到了《底特律新聞》做專欄作家，並且重新開始寫他的那本“福特傳”。
不出所料地，特豪斯特的辭職在星期一的各大報紙上成為僅次於赦免事件的新聞。評論家門認為特豪斯特的辭職加劇了事態的嚴重性，許多人甚至還把兩年之後福特競選連任失敗的結局也歸罪於此。或許這是原因之一。但是即使是在特豪斯特宣布辭職以前，白宮的電話記錄顯示反對赦免事件與讚成的人的比例已經達到了8比1。
一些人對於特豪斯特辭職的原因感到懷疑。他們認為他辭職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赦免事件本身，而是因為他沒有在第一時間內被告知事情的真相，從而誤導了記者。在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福特也許會說：“他的辭職或許是這兩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吧。” 特豪斯特後來說：“作為一個新聞秘書，我不想把我的時間都用在維護一件我十分反感的事情上。我確實誤導了一些人，但那卻是次要的。”他還說，如果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就被告知真相的話，他會在聲明發表之後，才提出辭職。
當時，白宮裏的一些人認為特豪斯特覺得新聞秘書這個工作太繁重了，所以他一直在找藉口擺脫它。福特針對這些懷疑者說：“你們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他，我是他的上司，我知道他這樣做已經超出了他可以承受的道德底限。”
另一個根本問題就是這是否是一個好的原因。海倫·托馬斯認為：“特豪斯特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衡量正直的標準……，並且建立了一個原則，即：我們可以對總統說‘不’，甚至辭掉白宮的工作。”但是繼特豪斯特之後成為新聞秘書的哈申告訴記者說：“我不同意特豪斯特的做法，因為作為一個新聞秘書，我所要做的就是負責把總統的想法傳達給新聞媒體，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另一位白宮的工作人員則表達地更簡潔，他告訴特豪斯特說：“沒人會在意你的觀點，人們想知道的隻是總統的想法，你隻是一個代言人而已。” 特豪斯特對此回答說：“我從來都沒有在新聞媒體麵前把自己淩駕於總統之上，我隻是不希望做一個沒有感情的機器人。”
總統需要立即找到一位新的代言人。哈特曼交給福特一個五人名單，他們分別是：《華盛頓郵報》的戴維·布勞德；《時代》的波尼·盎格魯；比爾·羅伯茨，在成為特豪斯特的助手以前，他是福特任副總統時的副新聞秘書；五角大樓發言人傑瑞·弗瑞德漢姆；以及國家廣播公司的讓·納森，無論擔任副總統或總統時，他都一直支持福特。羅伯茨認為：“他們或許不會再從新聞工作人員中挑選新聞秘書，因為他們已經特豪斯特寵壞了。”福特最初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對哈特曼說：“看看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吧，我們為什麽還要再次冒險呢。” 哈特曼認為如果從白宮的新聞工作人員中再次挑選新聞秘書的話，就會使福特在白宮記者團麵前失去威望，因為這會意味著他還沒有擺脫特豪斯特的陰影。福特從那個名單中剔除了幾個人，然後在剩餘的名字上做了標記以示優先考慮。他讓哈特曼去試探一下他們。盎格魯拒絕了成為第一個女性新聞秘書的機會。她還拒絕了貝蒂?福特關於任命她為第一夫人代言人的邀請。
哈特曼打電話給納森時，假裝問道：“如果讓他擔任新聞秘書，他是否願意。” 納森用迫切的心情回答了哈特曼，表示他十分願意接受這個工作。
福特喜歡納森這個人。在就任總統兩周以後，他曾經參加了納森在家裏舉辦的聚會，並且與這位記者的妻子在白宮舉行的國宴上一起跳了很長時間的舞。福特讓哈特曼去複查了一下，以確定“納森是他唯一給予這個職位的人”。
9月24日，當哈特曼把納森帶到總統辦公室時，總統提出了一個問題：“假設像赦免尼克鬆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了，如果特豪斯特知道一切並且被人問及這樣敏感的話題時，他會在他以前的同事麵前感到尷尬或是妥協於他們嗎？” 納森回答說：“絕對不會的，他雖然認識到了這件事中潛在的矛盾，但是仍然會相信我們的判斷。”最後，福特說：“我現在急需一個人不會在中途辭職的人。”
離開白宮以後，當被問起是否能夠成為新聞秘書時，他回答說：“我還不清楚。”當他回到家以後，他接到了哈申的電話。他已經因為誤導記者而得到了一個不順利的開始。他應該跟他們說他還在考慮之中，任何決定都是由白宮發布的。他甚至到午夜時仍然在打電話糾正自己的錯誤。
在納森的任命正式宣布幾天以後，當他作為新聞秘書對記者們保證說他永遠都不會故意欺騙白宮的記者團或是誤導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時，哈申居然在人群中聽到有竊笑聲。這位副新聞秘書說：“他給人的第一印象看來並不好，他以後要走的路看來會很艱難。”
納森應該是第一個成為新聞秘書的非印刷媒體記者。杜魯門時期的雷昂那德·雷恩斯克在還沒有得到這個職位之前就被驅逐出了白宮，隻是因為他曾經在廣播站工作過。看來，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從許多方麵來看，伏特選擇了一個與他的老朋友特豪斯特完全不同的人。特豪斯特是那樣的沉著，明智，態度溫和的人，而納森則顯得有些浮躁，羅嗦，傲慢自大。
納森也是第一個在首都出生，並且在首都受教育的新聞秘書。在華盛頓的美國大學就讀一年以後，他因為迫不及待地想工作，就在西弗吉尼亞州的馬丁內斯堡的一家小廣播站裏當新聞廣播員。納森說：“我知道我必須得到學士學位，所以在工作之餘，我還在謝菲爾德學院（在謝菲爾德鎮附近，西維吉尼亞州）上學。”1954年，也就是在他20歲那年，他回到了華盛頓，並且成為在阿林頓的一家較大的廣播站的廣播員，然後在洛克威爾的一家郊區報紙工作了一年，後來又在華盛頓的合眾國際社工作了六年。在這幾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他一直是美國大學的兼職學生，後於1959年畢業。在國家廣播公司工作期間，他曾經在越南戰爭中擔任過記者，還在詹森執政時期擔任駐白宮記者。
由於聯邦政府公務員人數的逐年增長，新聞辦公室裏專業工作人員也達到17人。有五個人是總統親點的。他們分別是：納森，2名副秘書，6名助理新聞秘書。其他的包括：2名攝影師，2名電視顧問，3名助理，以及一名美國新聞署派駐白宮處理有關外國政策新聞的官員。
在尼克鬆執政時期，新聞辦公室裏的非專業工作人員增加到了56個。福特的參謀多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下令要求把這個數字降低到45。4月份時，笛卡兒告訴一位記者說最多隻能降到50了。私下裏，助理新聞秘書對納森說：“我認為如果有人深究的話，他們就會發現其實您的團隊與齊格勒的一樣龐大。”
新聞秘書的行政職能已經比從前大大加強了。隨著隊伍的壯大，一些敏感的人事問題也浮出水麵。
保羅·米爾提克是福特在眾議院的新聞秘書，同時還兼任副總統。但是當尼克鬆的處境日益窘迫而關於福特的報道逐漸增多時，一些記者認為他不能再勝任這個工作了。《芝加哥論壇報》的一篇關於副總統麾下職員問題的文章指出：由於針對福特的報道越來越多，這位新聞秘書已經不能擔負這個重任了。當新總統需要挑選一位新聞秘書時，他認為他的老助手雖然很勤奮，很有能力，但是卻不能承擔如此重大的責任。當米爾提克得知他並沒有得到這個工作機會的時候，他顯得很沮喪。他不知道該怎樣告訴別人，因為他的那個在明尼蘇達州的妹妹已經告訴她的朋友說，他的哥哥將要成為總統的新聞秘書。後來當米爾提克得知他將繼續留任助理時，他又顯得很振奮。但是，在司法部的新聞主任的哈申成為副新聞秘書以後，米爾提克隻得在街對麵的舊行政大樓裏工作了。
在納森到來以後，米爾提克想要成為通信辦公室的頭，但是卻從總統助理降為新聞秘書助理，幫助總統撰寫一些演說稿或是準備記者招待會的有關事宜。1975年1月，納森一直抱怨說保羅·米爾提克的工作能力有問題，而且有人建議讓總統給他另找一個職位。2月份時，米爾提克接受了郵資費率委員會的任命離開了新聞辦公室。
此外，還有約翰·麥克拉夫林和前華盛頓郵報記者肯·克勞森，他們都曾為尼克鬆工作過。特豪斯特說：“他們或許為艾爾·黑格工作，或許為共和黨工作，或許是為別的什麽人工作，但是他們……，與白宮新聞辦公室扯上關係則是為了那份不菲的薪水。”在8月24日的備忘錄中，他們兩人都被列在了任期不明人員的名單上，用哈特曼那種不太正式的官方強調來說就是：“他們拒絕被辭退。”
9月4日，特豪斯特下令讓麥克拉夫林辭職，並於9月30日生效，在特豪斯特離任的第二天，哈申說麥克拉夫林也準備離開，但是不知道是什麽時候。9月30日那天，納森在一份人事備忘錄上寫道：“在我的團隊中，沒有任何適合麥克拉夫林的位置，所以他必須盡快離開。”兩天以後，麥克拉夫林同意在10月14日離開。後來他成為了一名非常著名的電視脫口秀主持人。
至於克勞森，納森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寫道：“這個上屆政府的通訊辦公室主任在不久的將來會離開。”黑格曾經告訴他，他或許可以在2月9號之前一直追隨尼克鬆，或者在12月1日前繼續留在白宮。10月7日，在與納森商談之後，克勞森同意放假一個月，然後在11月份正式提出辭職。
電視製片人希拉·維登弗德是貝蒂·福特的新聞秘書，她與納森的關係很牢靠。在維登弗德使白宮東翼的新聞辦公室也受到了新聞媒體的關注以後，她們的關係就更近了一步。除此之外，她還增加了兩名新的“成員”，一個是裝在辦公室裏的擴音器，這樣人們就不會匆忙的往返於兩翼之間參加新聞發布會；另一個就是房間服務部，這會方便工作人員用餐。
盡管有149個人拿到了新聞發布會的文件複本，但是其他辦公室的人卻很難得知新聞發布會的有關內容，即使是總統的那些助理們，當然新聞辦公室除外。令人擔憂的是記者們可能會違反規定在新聞發布會之後利用他們所聽到的來編寫文章。納森指出了這點，並且希望她可以派人參加他的新聞發布會。然而，維登弗德卻沒有聽從納森的指示，並且還開創了一個先例。隨著工作人員的增加，他認為希拉實在沒必要再增加兩個人。此外，他還補充道：“人越多，傷害也就越多。”他讓參謀迪克·切尼把他的名字從名單中刪除以反對維登弗德的要求，因為“當她的要求被不公正的駁回時，她就會變得格外的憤怒。”
1975年7月，在福特宣布官方記者招待會將會對他們關閉以後，白宮記者協會繞過維登弗德直接找到了總統的新聞秘書。他們要求納森轉交給總統一封信，在這封信裏，海倫·托馬斯抱怨說，如果真的采取這項措施的話，那麽他們得到的消息將會是事情發生後的第三手資料，這顯然是十分不合理的。納森爭辯說，政府已經做出了最大的讓步讓記者們以賓客的身份參加各種正式的活動。他還說：“總統至少應該擁有幾分鍾的時間，可以在沒有記者打擾的情況下私下裏與朋友聊聊天。”福特指示納森安排一個記者團在一個實驗基地召開招待會，規定不準攜帶錄音機和筆記本，並且告訴記者們最好尊敬別人的隱私權。
脾氣火暴的納森與記者們的關係十分緊張，但是在總統那裏，他卻是個大紅人。與內閣成員一起開會時，他感覺自己是一個“白宮內部的記者”，記錄著會議的各項內容，從過長的原棉問題到反托拉斯立法，以及將在第二天的會議文件中引用的冗長的例證。
納森在對外政策上知之甚少。他參加的大多數會議都是跟國內政策有關。盡管已經符合了必須的安全條件，他還是很少參加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
1974年11月， 納森陪同福特總統進行他上任後的第一次出國訪問。福特總統遠東之行的最後一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裏，他與蘇聯的勃列日涅夫簽定了軍備控製協定。會議結束後，基辛格對納森說福特總統在與蘇聯人進行麵對麵的交談時要比尼克鬆的表現強一些。在去機場的火車上，喝了一些伏特加以後，納森把基辛格的話解釋為：“給理查德·尼克鬆五年的時間也不一定能達成這個協議，而伏特總統在三個月的時間裏就搞定了此事。”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各大報紙把他的這個言論評價為“過分熱情的”和“過度吹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美國大使多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打電報給切尼強烈建議福特總統致電尼克鬆，並且說明納森的話隻是代表他自己的觀點，而不是總統本人。亨利·基辛格也建議納森收回此前他所講的話。福特說他很滿意納森的說法，但是幾天以後他說：“我認為那是個草率的，並且過於單純的說法，我的意思是那項協議的簽定是這麽多年來兩國間互相磋商的最後結果。”這樣的說法剛好符合基辛格對待記者的習慣，即：強調深層的背景問題，而不是歸因於某個人。然而一些記者卻曲解了國務卿的意思，認為福特總統似乎更願意以這種方式來打擊那個已經對他沒有任何威脅的對手。。在這些報道的逼迫下，基辛格以公務的名義趕往聖克萊門特向前任總統賠罪。納森則說：“基辛格很善於利用新聞報道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納森很快就意識到他的那些言論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不隻是在聖克萊門特。在1975年1月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以後，納森的國家安全助手萊斯·詹卡告訴他說，他已經把美國進一步幹涉越南的大門關閉了。納森則並不認為河內會對他在新聞發布會上所做的演說有什麽反應。詹卡說：“哦，是的，北越人民可是聽到了您在發布會上的演說了。”在與基辛格的談話中，北越外交部長黎德壽就曾經引用了齊格勒的一個經典回答。
1975年4月1日，當總統在加州的棕櫚泉渡假時，納森告訴記者們說，福特總統在那天早晨曾經提到政府正在進行南，北越之間的外交斡旋。國務卿基辛格在讀到路透社關於這個聲明的緊急報道以後，大叫道：“這簡直就是胡說八道。”然後他馬上給他的副手，也是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蘭特·斯科克勞福特打電話問道：“難道羅納德·納森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嗎？” 納森說在聽到總統的講話以後，他曾經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新聞助理瑪格麗特·文德亥核實過這個消息。而她卻說她是被誤解了。這使得納森感到十分憤怒，他馬上打電話給基辛格和斯科克勞福特，希望得到他們的批準再發表一篇聲明。這位新聞秘書對記者說：“今天，我被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個工作人誤導了，因此，你們從我這兒得到的信息也是錯誤的。”
4月16日，據說納森在一次新聞工作者會議上說基辛格可能會失去他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位。尼克鬆時期的副新聞秘書，後來又被納森委以相同職位的傑拉德·沃倫勸戒他說：“如果這話傳到了基辛格的耳朵裏，你就不會有好日子過了。”於是納森在新聞發布會上變得更加謹慎，隻是說總統正在擴大他的智囊團。這個聲明是由現任白宮參謀拉姆斯菲爾德批準的。當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記者鮑伯·斯基弗問這是否意味著基辛格將失寵於白宮時，納森肯定地點了點頭。第二天上午，斯基弗就在廣播上報道了這個消息。但是在那天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又否認了這個消息。午飯以後，斯基弗告訴納森的助手路易斯·湯普森說，這個消息是納森自己給他的。
第二天晚上，在國會演講前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一名記者問：“嘿，亨利，誰會接替你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位？” 基辛格回答說：“我想可能是羅納德·納森。”可想而知，納森當時是多麽的尷尬。（事實上，福特確實在1975年11月解除了他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務。多年以後，這位前總統說納森在此之前根本就不知道此事，他怎麽可能走漏消息呢。）
4月11日，納森將湯普森解雇了，因為他的重組任務已經結束了，而且他還告訴基辛格，關於走漏消息的事情也已經解決了。湯普森告訴《得梅因論壇報》說：“我是個替罪羊，”其實很多人都知道是納森走漏的消息。斯基弗告訴美聯社說，他不能說出是誰走漏的消息，但他可以肯定的是絕對不是湯普森。
盡管納森確實懷疑湯普森走漏了消息，但是後來他又說；“我對自己做出這樣的決定感到遺憾。”與此同時，關於納森將被他的副手威廉·格林納代替的謠言又傳播開來。難怪演講稿撰寫人約翰·卡色利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他們哪來的那麽多時間搞陰謀。”
白宮的陰謀一向就很多。即使是在納森就職以前，哈特曼還想把新聞秘書納入他的控製之下，他建議福特說：“總統先生，您最好告訴他，我在這方麵很有經驗，我應該對他進行一些指導。”福特並沒有同意他的要求，還提醒他說納森與他的工作一樣，都是負責撰寫新聞稿件，但是哈特曼仍然在某中程度上監視著納森。哈特曼由於沒有成為白宮參謀而感到很失望，但是得到這個職位的多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卻對嚴密地監視著新聞秘書。
新聞辦公室與基辛格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之間的緊張關係仍然繼續升溫。1975年6月，在華盛頓的一名負責處理外國新聞的助理新聞秘書辭職了，他引用納森的話說：“他這樣一種低下的職位導致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拒絕他進行任何有關外交工作的報道。”
納森的總體策略就是隻有在被問到問題時，他才會提供有關的信息。但是他說，他被問到的次數太少了，少得有些過分。他每天都帶著200多頁的演講稿進入新聞發布室，上麵都是一些準備好了答案的問題。他每天都要在他的辦公室裏與助手們一起演練這些問題。然而，這些問題中的大部分都沒有在發布會上被問到過。而問題中最多的卻是有關前總統尼克鬆的。根據一項統計結果顯示，在納森擔任新聞秘書之職的第一個月裏，被問到的1074個問題中，就有477個是有關尼克鬆以及他的黨徒的。8個月以後，他抱怨道：“在我上任的前6個月時間裏，我的辦公室裏到處都充斥著水門事件的遺留問題，那個時候，這兒簡直就像是個瘋人院。”在1975年6月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他指責記者們 “偏激的思維方式”和“盲目的，非理性的不信任態度”。
在與記者們進行了多次“交戰”以後，這位新聞秘書被稱為一個十足的說謊者，並且還被指控掩蓋新聞事實。新聞撰稿人卡色利說：“納森實在是沒有必要與記者作對……是他自己給自己找來的這些麻煩。”一名記者在一次十分激烈的，持續了55分鍾的會議結束後問道：“當你今天從這兒走出去的時候，是否預料到你會卷入這場混戰？” 納森大喊著回答道：“什麽，你覺得我沒有準備好……你說我沒有準備好是什麽意思？”這位新聞秘書後來說他應該盡量克製自己的脾氣。
記者招待會的籌劃也是在新聞辦公室進行的。包括那個包含各種問題以及答案的新聞稿也是由新聞辦公室進一步修改完善的。為了準備1975年11月26日的這次記者招待會，福特準備了一份長達78頁的發言稿，那上麵包括各種問題及其答案，新聞發布會內容的抄本，備忘錄，總統聲明，各個議題的概況。
1975年年末，納森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在總統訪問中國期間，記者們抱怨道，這位新聞秘書經常缺席新聞發布會，而且表現也非常不好。有些人甚至說，他們還不如依靠中國方麵提供的消息。卡色利說：“自從納森稱記者們為‘無知的自大狂’之後的幾個月裏，記者們對這位新聞秘書就已經不理不睬了。可是現在他們又都開始關注起他來。” 露·凱儂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評論說：“納森最大的缺點就是他喜歡在根本不知情的情況下，隨意的發動主觀能動性，而事實上，他的這種做法並不能起到任何幫助的作用。”
但是納森對此並不理睬，他還是照樣我行我素。1976年，在選舉結果公布的那個晚上，當納森得知卡特獲勝而福特落選時，他立即向白宮參謀迪克·切尼的辦公室衝去，但是他卻被告之切尼已經去了福特的住處。當納森見到福特時，便知道他已經收到了這個壞消息。
11月22日，卡特與這位即將離任的總統見了麵。對納森來說，那是漫長而又傷感的一天，因為福特的離開也意味著他的離開。他幾乎要崩潰了。兩天以後，他第一次沒有出席新聞發布會，因為他已經無話可說了。
1977年，就在新任美國總統就職的那天，在他的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美聯社的弗朗西斯·萊文向他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你還有什麽事嗎？”納森站在演說台上猶豫了片刻以後回答說沒有了。他原以為他們會祝他好運甚至為他鼓掌，但是台下卻一片寂靜。
後來，納森繼續擔任《相互廣播新聞》駐華盛頓地區主編，他還在一個貿易組織任公共關係部主任。
當被問到如果是他，而不是特豪斯特，因不讚成總統的決定而受到媒體的指責時，他回答說：“我不會像特豪斯特那樣做的，因為那是他的決定，不管我是否同意，我的工作隻是負責向媒體傳達他這麽做的理由。新聞秘書並不是一個政府官員，從許多方麵來講，它更像是一個信息傳送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