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總統的左膀有臂
當格羅弗·克利夫蘭準備再次競選總統時,就重新選擇私人秘書的問題，一位華盛頓記者給他提出了一些建議。這位記者說：“我們一直希望您能任命一位對我們新聞工作者態度友好的秘書”。 克利夫蘭答道：“我正有此意，因為這對我同樣非常有利。”
1897年的春天，也就是即將舉行第25屆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這件事在華盛頓流傳的沸沸揚揚。從克裏夫蘭總統到克林頓總統這一百多年間，對於白宮新聞秘書這個職位而言，這件事充分的揭示了新聞秘書的工作性質，即：連接總統與新聞媒體的橋梁。
總統的私人秘書，即後來所謂的新聞秘書，必須同時服務於總統和新聞媒體，而決不可以損害任何一方的利益。
羅納德·裏根以及喬治·布什總統的新聞秘書馬林·費茲沃特坦率地說：“新聞秘書為了能夠同時對兩者保持忠誠，就必須費盡心機。”
而新聞工作者卻不像新聞秘書這樣左右為難。記者們的顧主往往隻有一個，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獲取新聞素材。不過有時他們也會因為沒有消息來源而感到煩惱，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新聞秘書卻掌握著消息來源。在1976年的一次采訪中，資深新聞記者理查德·斯特勞特說：“在華盛頓，這是一場政府與新聞界之間的遊戲：政府就像是擁有羊群的農場主，而我們就是竊賊，我們費盡心思地想得到羊群，而政府就想盡一切辦法阻撓我們，但有時他們也會發發善心，施舍給我們一些小羊羔，不過那都是他們早就想拋棄的。這其實就是一場勾心鬥角的鬥爭。”
並且，有時這種鬥爭是要付出高額代價的。 1980 年4月 24 日，喬迪·鮑威爾在白宮內閣辦公室裏吃午餐時，就得到了一個教訓，並且認識到了這種代價是多麽的高昂！
喬迪·鮑威爾是吉米·卡特總統的新聞秘書，早在兩個月之前，他就已經知道了美國關於營救被伊朗穆斯林政府劫持的美國外交官的計劃。其實在3月22日的戴維營會議上，他就已經了解了關於這個計劃的全部細節問題。4月11日，卡特告訴鮑威爾說這個營救計劃已經被列在了例行的周五外交事務會議的議程上。
鮑威爾對於是否出席這個會議感到十分為難。因為營救計劃是要嚴格保密的，這就要求必須對記者撒謊或者是隱瞞，鮑威爾意識到做這種裏外不是人的事情的人隻能是他自己，因為他是新聞秘書。很顯然，他更希望自己對此事一無所知，便不會有這麽多的煩惱了。
但是鮑威爾還是出席了那次會議，他不得不這樣做。政府內部隻有幾個人知道這個援救計劃的詳情，而他就是其中之一。4月22日，白宮參謀長喬丹·漢密爾頓在一次白宮官員會議上，否認了白宮正在製定營救計劃這一情況。
但是，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不久，關於這次會議的謠言就在華盛頓四處流傳。《洛杉機時報》的一位精明的總編輯對鮑威爾說：“你們真的沒有考慮任何營救計劃嗎？”“不，”鮑威爾說，“我們沒有采取任何軍事行動，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事情就會變得更糟，”
事實上，營救計劃正在進行之中。但不妙的是，國防部長哈洛德·布朗向總統和內閣成員報告營救計劃出現了問題,而且是很嚴重的問題。八架負責解救人質的直升飛機中有二架已經在沙漠上空墜毀。幾小時以後，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八名美國士兵在C-130號直升飛機的墜毀中喪生。 這次營救計劃的失敗導致了接下來九個多月的艱難談判。
鮑威爾對記者的謊言已經不止一次地誤導了新聞媒體。然而,此前他隻是“重複別人發表的錯誤聲明”，但這次騙局完全是他自己一手製造的。於是，當晚他第一個打電話給記者納爾遜，說：“我對你說了謊。” 之後，納爾遜歎息地說：“很多人的生命危在旦夕 , 我再也受不了這樣的打擊了。”
1980年的總統大選之後，當準備與失敗的卡特一起離開白宮的時候,鮑威爾不無感慨說: “過去在白宮的四年，我第一次麵對這種情況，但我認為這是任何一名新聞秘書都無法逃避的…… 這就是新聞秘書這一職責的矛盾之處，一麵是對本職工作的忠誠，而另一麵則是對國家、甚至是對人民生命的責任，如果老天再給我一次選擇的機會的話，我寧願選擇後者。”
然而，在美國早期的曆史中,任何一位白宮的新聞秘書都不會為這樣的問題而煩惱——這種問題根本就不存在。因為每屆政府都會同與其關係良好的報紙訂立一份“官方的出版合同”，然後使其成為政府的喉舌。《美國新聞報》的編輯約翰 ·弗儂是第一個與財政部訂立合同的新聞人，他所經營的報紙支持的就是喬治· 華盛頓政府；安德魯·傑克森總統則親自創辦了一份報紙，名為《華盛頓環球報》，並且聘請了肯塔基州的知名記者法蘭西斯·布萊爾為編輯；從那時直在19世紀40年代後期詹姆斯·諾克斯·波爾克總統執政時期，《華盛頓環球報》一直都是政府的代言人；而從40年代後期一直到內戰開始這段時期，則由《華盛頓聯合報》取代了它的地位，而獨占熬頭；直到亞伯拉罕·林肯總統執政時期,這種情況才逐漸消失了，因為新成立的政府新聞出版辦公室控製了政府所有的出版事務。
但此時，總統還沒有任何專職的新聞工作人員。白宮的工作人員一向很少，直到林肯的前任詹姆斯·布坎蘭執政時，國會才同意雇傭一名秘書幫助總統處理日常政務。尤利西斯·S·葛蘭特以$13，800的薪金雇傭了6名助理，這筆資金的一部分是來自於戰爭部的。而到19世紀20年代喀爾文·柯立芝總統執政時期，白宮的職員已經增加到了46人，薪水預算達到$93,500，而1996年的財政支出已經高達$21，700，000了。
以前的總統很少關注新聞界。約翰·亞當斯總統在他的日記中就很少提及政府與新聞媒體之間的關係；托馬斯·傑弗遜在給朋友的信中曾說：“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從不在報紙上署名。”
後來的總統一般都選擇曾經做過記者的人擔任助理，安德魯·傑克遜總統的一名助理，以前就曾是《肯塔基州報》的編輯阿摩斯，他曾被一名國會議員描述為“總統的思考機器，寫作機器兼撒謊機器！”
也有一些總統選擇有過新聞從業背景的人作為私人秘書，亞伯拉罕·林肯總統的秘書約翰·尼克雷就是這樣的人。他年輕時曾回複過一個報紙的招聘啟事，他們尋找“睿智的……，擅長讀寫，熟悉出版業務的人。”在此後的8年時間裏，尼克雷就一直擔任伊利諾斯州自由出版社的編輯兼獨立經營者。在離開白宮以後，尼克雷成為美國駐巴黎的領事，在此期間，他一直堅持曆史研究及寫作長達四十年之久。他的女兒海倫·尼克雷就說：“直到花甲之年，他還是以一名新聞工作者自居。”
尼克雷像現代總統的新聞秘書一樣，提倡記者們在選擇新聞時，要精挑細選，找出包含在新聞中的暗示性內容。當時，《世紀月刊》的編輯們曾經收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回憶錄，其內容包含了大量的揭發“真相”的軼聞等的線索、資料，他們就此事專門向尼克雷做了谘詢。尼克雷認為他們不可能從回憶錄裏麵得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雖然作者自稱是“林肯總統最親密的私人朋友”。尼克雷說，那個提供消息的人“也許是一個極會講故事的人”，但這絕對不是一個優秀的回憶錄作者應具有的品質。此外，他還對作者聲稱這是自己曾經在與總統會麵時所做的記錄，這一說法表示懷疑。有一次，他的女兒曾經說，如果有人將他的父親寫進回憶錄的話，他肯定會給編者回信，說“這些內容確實很有趣，並且極具曆史意義，因為這是迄今為止，我所聽到的關於我的最新消息……你們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將它出版。”
至於總統對新聞記者的態度，紐約美聯社駐華盛頓記者勞倫斯·A·葛布萊特曾寫道：“雖然林肯先生對我們一向彬彬有禮，但至於他是否信任我們，就不得而知了。”這是因為訪問白宮的記者都不能直接見到總統，而是將問題寫在卡片上，再由工作人員送到總統手中；隻有偶爾總統才會在他的辦公室或者接待室接見記者。
1863年6月的一天晚上，葛布萊特打電話給軍隊總司令詢問維克斯堡圍攻戰的進展情況。林肯也很急於了解那邊的戰事，因為密西西比河西岸的這個據點對同盟軍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所以總統就讓葛布萊特同他一起去一趟對麵的戰爭部。戰爭部的樓梯都是大理石砌成的，當他們剛走到第二層時，一名通訊員就從電報室追了出來，遞給他們一份從西南部送來的急件，上麵說葛蘭特將軍的部隊已從維克斯堡撤退。林肯非常震驚，當即指示封鎖消息。在陰暗的戰爭部大樓裏，林肯正在微弱的煤油燈下看著電報，他對記者說：“你們什麽都不能說，……千萬不要向外界透露此事。”葛布萊特是位經驗豐富的記者，他表現得十分鎮靜，並提醒總統大多數來自戰區的消息都是錯誤的。這使得林肯有些振奮，但他仍然“不願這種令人沮喪的消息傳出去。”正像這名記者所預料的，這個消息是錯誤的，其實早在7月4日，維克斯堡城的敵軍就已經向葛蘭特將軍投降了。
但這件事情並不能說明什麽，林肯還是並非總是相信新聞界的。葛布萊特說，在他執政期間，“他特別擔心新聞媒體提前得到消息。”因此，每次直到尼克雷把原稿送到參議院時，記者們才會得到原稿的複印件。就連葛布萊特自己也沒能得到林肯在伊利諾州共和黨員代表大會上公開發表的信件複印件。林肯曾說：“我不能那樣做，因為我發現一旦提前把文件交給新聞媒體，報紙就會先我一步把所有文件的內容發表出來。”次日，這封信才能被刊登在紐約下午版的報紙上。而葛布萊特則早在費城通過電報獲得了一份複件。第二天早上一大早，林肯在看過華盛頓的報紙以後，就怒氣衝衝的走進尼克雷的辦公室，質問他葛布來特是怎樣提前得到信件的複件的，尼克雷說美聯社的記者確實沒有從他那兒拿到信件。自那以後，這種情況在政府中便層出不窮。其實泄密的人的就是林肯本人，因為正是他把信件的複件寄給了一位與他關係不錯的編輯，他還自以為在信件還沒有到達這位編輯手裏以前，是不會在報紙上發表的。
同時，第一夫人瑪麗托德· 林肯似乎成為泄露此事最重要的嫌疑人。《紐約先驅報》的記者亨利·維考夫向一名國會委員承認說，他是在電報辦公室裏發現了一封林肯準備郵寄的信件，他意識到這是一封機密信件，所以才偷偷地複製了其中的部分內容。於是，維考夫便被鎖在國會大廈的房間裏，直到林肯向國會中的共和黨委員宣布以後，才被放了出來。《波士頓報》的記者本傑明· 波利·波爾說：“人們普遍認為是林肯夫人授權維考夫複製了部分泄露的信息。”
更糟糕的是，戰事新聞的審查製度引發了華盛頓記者對林肯政府的抵觸。當記者就審查製度向林肯提出抗議時，林肯卻說他並不知道此事，然後就轉移了話題。但負責審查的官員們卻嚴格地執行這項製度。在戰爭期間，一名審查官曾堅決禁止葛布萊特報道任何戰爭方麵的消息，以及從前線撤回華盛頓的傷員名單。不過他僅僅允許記者報道“有大量的傷員已經抵達華盛頓”的消息，但絕對不能說出他們是從哪裏被送來的。葛布萊特抱怨說：“他們的原則就是決不能讓敵人知道戰場的地點，就好象人們對已經發生的戰爭還一無所知一樣”。
在 1862 年3月 20 日的報道中，國會司法委員會得出結論 ：“檢查製度為國務卿所控製”， 而且 “幾乎所有政治的，個人的，和一般的人的急件 ，都已經被檢查官扣留。”在委員會的提議下，眾議院通過了一個決議，指示 “政府不準通過電報幹擾新聞的自由傳播，就像同樣不能在陸、海軍軍事行動上援助敵人，或給他們有關政府方麵行動的信息一樣。”唯一例外是，在特殊的情況下，政府不得不掌握電報的控製權，並得到國會的讚同，才可以采取強製措施。盡管許多的報紙刊載了從華盛頓以外的地方所得到的行軍的新聞， 但這個決議並沒有什麽實際的效果，檢查製度仍在繼續實施。
在林肯被暗殺以後，安德魯· 詹森便繼任總統之位，他是第一個授權記者可以正式采訪總統的執政者。1839年，《先驅報》的詹姆士·戈登·班尼特曾刊登了一則記者與總統馬丁·範布倫閑談的報道，這是一次十分詼諧、幽默的會麵，當時總統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好嗎？班尼特先生。”但這是一次非正式的會麵。詹森與一個賓夕法尼亞州的編輯 考·亞曆山大·IC·麥克魯爾的會麵，才是總統與記者的第一次正式麵談，就像以後一樣，這次他是把記者當作政客的。1865年10月31日，他出席了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次會議。那次會議時，詹森總統也接受了一個辛辛那提的商人的采訪，後者不久便成為聖路易斯州《環球民主報》的主編。但此時的政府並不與那些沒有特殊授權的記者積極合作。二十年後，波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這種‘采訪’十分不利於公眾人物與公眾之間的交流。”回顧他的漫長經曆，他寫到：“這些天裏華盛頓的通訊記者既不偷聽亦不當麵采訪，而是成為一個有社會地位受尊敬的紳士。”
內戰之後，在華盛頓，國會則成為政府新聞的主要來源渠道。一個學者寫到，記者對那個“既無個人魅力又無卓越領導才能”，隻是居住在白宮裏的人已很少關注。新聞記者在眾議院和參議院新聞記者團中工作。 如果一個國會議員去賓夕法尼亞大街拜訪總統,記者們便會在他返回的途中采訪他，而不直接去找總統。
然而，在1885年克裏夫蘭成為總統之後，美國新聞界的麵貌就急劇地發生了變化。1776年，美國擁有十三個殖民地的大約二百五十萬人口，共發行37種報紙；而在1886年，國土麵積已超出原來的四倍，達到3，612，299平方公裏；人口增加為過去的22倍，達到約五千六百萬；日報則達到1,216份，是《獨立宣言》簽署之時的33倍之多，僅去年一年，就比前年多出了33份。在紐約，就有23種月刊創刊，這些雜誌甚至涉及了像絲綢、石器、蜜蜂等不為人所知的領域。報紙作為政黨附屬物的時代業已成為過去，以至《波士頓郵報》一位曾經十分激進的遊擊隊員，在1865年民主黨大會上竟成為一家商業報紙的經理之一，他在商業上與同行的競爭愈加激烈。
對新聞工作者的教育也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早在幾年前 尼克雷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他說道：“難道記者不需要高等教育嗎？事實的複雜性不會成為他們的障礙？當局的矛盾不會使他不知所措？……新聞記者既不是思想者的壁櫥也不是化學家的實驗室，他可是大眾的老師，他的真正使命是傳播先進的思想，清晰的觀點，明確的事實。要成功的做到這一點，理性的分析要勝過投機取巧。”於是，1886 年的春天，《羅砌斯特民主報》的編輯就提議美國大學給那些完成新聞職業課程的研究生授予新聞學碩士學位。然而，《批評家》的一位作者卻諷刺獲新聞學學位的研究生，說他們“在兩個星期內就會因嘲笑而放棄此職業。”這個爭論一直持續到一個世紀以後，《批評家》堅持道：“毫無疑問，一個年輕人在大學中會熟悉新聞事業，但通過一個寬廣的基礎教育，照樣能勝任新聞職業，而不必通過特殊的研究課程。”
新聞業前景的變化，使許多政治家感到不安。克裏夫蘭對此特別關注是在1886年的春天，當時他剛與其法律事務所搭檔的女兒佛朗西絲·福爾薩姆在白宮完婚。夫婦二人決定去馬裏蘭西部的麋鹿公園度假，克裏夫蘭在那裏租了一所山間的小屋，記者們聞風而動，追隨總統夫婦來到這裏，並在黎明時分到達，住在離總統的小屋幾百英裏的帳篷裏。 次日早晨，當克裏夫蘭和他的新太太在蜜月小屋的門廊旁散步時，記者便將這一幕偷拍了下來。不僅如此，有關他們下午開車兜風，晚上閑逛的情景，都被記者偷拍了；記者們還查看了送往總統房間的七道菜；一個記者還在國外的船上采訪了第一夫人在歐洲小住後回國所乘的船。
於是，克裏夫蘭便將奧爾巴尼一家報紙的編輯丹尼爾·S·拉蒙特邀請到華盛頓，作為自己的私人秘書，當克裏夫蘭還是紐約州長時，他就曾是克裏夫蘭的秘書。波爾在他的傳記中精確的描述了拉蒙特的相貌: “瘦長的身軀、智慧的頭腦和唇邊暗紅的胡須，和閃耀著智慧的臉龐, 拉蒙特上校是典型的男人的氣質：沉默。但他的眼睛迅速的一瞥就會抓住對方心思。” 很明顯，克裏夫蘭很依仗這個值得信賴的助手來控製記者。一位記者寫道：“當克裏夫蘭總統早上 10 點起床，愜意地站在的窗前向外看時， 他腦中閃現的第一個念頭便是:‘希望拉蒙特能像我所想象的那樣強悍’”。他在給拉蒙特的信中抱怨道：“ 記者這些討厭的東西……,總是站在橋頭，等著給突發的事件添油加醋。”
甚至一些新聞界的人士都公然抨擊某些記者的這種行為。托勒多·布萊德退一步道：“由於克裏夫蘭先生的社會地位，才使得公眾對他的婚姻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報道他與年輕女孩的每次交往，並使其成為新聞評論與批評的主題，卻真的並不是非常合適、體麵。” 有些記者進一步說道：“無關的新聞就像不相幹的人一樣，應該被踢出去，”一個作家提出了“全新的新聞界”這個觀念，這在此後的越戰和水門事件時期成為現實。
而另一方麵，《紐約世界報》堅持認為: “關於觸怒克裏夫蘭這個神經過敏的家夥與其敏感的新娘的新聞，並不是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我們隻是堅定的認為總統是公眾的財產；派遣記者跟隨他旅行，或監視他及其家庭都是完全合法的。”
克裏夫蘭在給《紐約晚郵報》的一封信中對此反駁道，記者已經“利用現代報紙的強大影響，使一個天大的無機之談得以流傳與永存。……而且他們針對的不是個別公民，而是我們美國的總統。”
總統的一個報界老友喬治·F·帕克，他不在政府中任職，曾在白宮與記者的關係問題上給克裏夫蘭提出建議，並概括了他對待新聞界的態度：“特別討厭新聞人員，且厭惡至極。”
而前印地安那州州長兼參議員本傑明·哈裏森，卻對此持比較樂觀的態度，他曾在1888年的選舉中擊敗克裏夫蘭。哈裏森是第一個參加年度燒烤晚餐的執政者，在那裏記者和官員彼此以誠相待。早在一個專利權會議上，他就曾向記者宣布：“這是本周第二次我號召有記者參加的美國發明家大會。”而哈裏森有一次確實被記者激怒了，因為那幫頭戴絲帽、身者皮外套的記者在星期天早晨就跟隨他來到華盛頓的盟約教堂，在他剛一出現就開始采訪他，並一直跟他沿康涅狄格大街返回白宮。由於害怕報紙發表即興的消息，總統就邀請一個印地安那州的記者來到教堂，隨他一起返回白宮。於是，其他的記者都在外麵等待這個記者，想要知道總統是否告訴他有關新聞，可他總是說總統什麽都沒有告訴他。
截止到1892年克裏夫蘭將哈裏森拉下馬，贏得兩次當選的機會，拉蒙特 已經因為投機生意而變的富有，對成為總統的私人秘書也不再感興趣了。於是克裏夫蘭就改任他為戰爭部長，而任命亨利·T·瑟伯律師作為他理想的私人秘書。1897年《世紀雜誌》的編者報道：“瑟伯先生給兩個新聞協會的是經妥善處理過的新聞，而可能機密的消息可能早已被封鎖。”克裏夫蘭的傳記作者說,“ 瑟伯像以前的拉蒙特 一樣既不勤勉又不聰明。”
在他第二次就任之初，克裏夫蘭和他的支持者就麵臨一個抉擇：當總統病時對公眾說些什麽，這也成為其繼任者將要麵對的。由於國家此時正值蕭條時期，克裏夫蘭怕對手利用他的疾病來攻擊他的經濟複興計劃。於是，他回答說什麽也不能告訴他們。因為他並非真的信任 瑟伯, 所以隻好委托他信賴的拉蒙特對他的隱私要保密——醫生告訴他需要手術以切除嘴巴中的癌。1893年7月1日，在長島海峽的一艘遊艇上，克裏夫蘭進行了手術。
然而，美國新聞界在第二天就發表了一則新聞，說總統已接受了“糟糕的手術”。當記者問起進行手術的事情時，拉蒙特就在一個距白宮大約200碼的舊倉庫的簡報上發布消息，告訴記者這件事純屬子虛烏有，總統隻是有點痛風和“牙痛”，他說“就是這些”，然後就結束了新聞發布會。截止8月29日費城新聞界公布7月1日的手術消息時，克裏夫蘭已經進行了第二次手術。他的助手仍然否認有什麽異常情況。總統的健康是每一個美國人民的事情，這種觀點沒有得到認同。1908 年克裏夫蘭在七十歲時逝世，醫生懷疑他得的是癌症。
在 1896 年，當克裏夫蘭的最後一次任期就要結束時，白宮開始了一項新的新聞審查製度。約300磅重的“胖子”威廉·普賴斯從南部來到首都，在《華盛頓星晚報》找到工作。城市部的編輯為考驗普賴斯，就派他去白宮看是否能在那兒找到新聞素材。作為《南卡羅萊那周報》的編輯，普賴斯這個35歲、野心勃勃的家夥，曾經每天去采訪那些從小鎮路過的旅客，他認為在白宮工作與此無異。因此當總統的訪客來到並留下的時候，他就在外麵北邊的門廊上采訪他們。不久他就有了足夠的素材，並為晚報寫了一則新聞，標題是“在白宮”。於是，普賴斯就順利的得到了這份工作，他的專欄在二十年中都是大名鼎鼎的。同行的競爭者紛紛效仿，於是白宮就成了挖掘新聞的寶地。
既然白宮新聞記者團已經出現，那麽白宮新聞發言人或類似人員的出現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