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新聞辦公室裏的學者
查爾斯·G·羅斯曾經說：“我對所有曆屆總統的建議是不要讓一個新聞人來擔任新聞秘書，而應該選擇一位政治家。”
羅斯福是在1931年寫下這些話的，當時他還是《聖路易郵報》駐華盛頓地區的總編輯，當時是威爾遜執政的末期。1945年4月18日，他收到了他的老同學，現在突然成為美國總統的哈裏·杜魯門的邀請，杜魯門希望羅斯能擔任他的新聞秘書。
羅斯將因此而食言。
杜魯門原本應該找個更像厄爾利那樣的新聞秘書。
與厄爾利一樣，羅斯也是隨同哈定總統一起參加那次決定性的西海岸之行的新聞記者團的成員之一。但是當厄爾利從防火梯爬到賓館的地下室裏在第一時間向美聯社發布哈定的死訊時，羅斯正在總統樓下的房間裏睡覺。而在那天的早些時候，他還根據哈定的醫生提供的情況發表了一篇十分樂觀的報道。
當他得知了哈定的死訊以後，便使出了他最拿手的本領，寫了一篇評價哈定的文章。在回顧了哈定在職時的成就以及醜聞之後，他在文章中寫道：“他是‘主街’文化的信徒，並且因此而感到自豪，因為他認為主街文化可以使美國變得更加偉大。
一名華盛頓記者說：“厄爾利注重的是文章的精彩程度，羅斯則強調文章的深度。”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發表了許多很有思想，很有見地的文章，他還在1931年以一篇18，000字的文章獲得了普利策獎，這篇文章是分析當時的經濟危機問題的。他的文章經常被放到社論版的顯著位置，還被同行們稱為這個行業的“閃亮之星。”他很少與白宮的記者們糾纏，而且不明白厄爾利提前6分鍾發出的報道為什麽會那麽重要。然而，他的消息很靈通，而且很少有記者對他表示不滿。
羅斯還擁有作為新聞秘書的另一個優勢，那就是他與杜魯門的關係十分密切。
在密蘇裏上高中時，杜魯門就把羅斯視為英雄一樣的人物。這兩個人都很喜歡讀書，他們還一同發現羅馬皇帝在萊茵河上修建的一座橋上刻有愷撒的解說詞。他們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製作了這座橋的模型。他們還一起合作翻譯過西塞羅的一篇拉丁文的演說稿。盡管他們最終並未完成這篇演說稿的翻譯，但是卻讓他們銘記了一句話，那就是：“人民的利益至高無上。”
查理的父親，J.B.羅斯是一名采礦工程師，由於在自由城沒有采礦的工作，他就暫時擔任副鎮長。於是，羅斯一家便在鎮長的寓所裏住了一陣子。為羅斯寫傳記的記者羅納爾德·法拉說：“羅斯的媽媽是一名鋼琴老師，她把自己做事一絲不苟的風格完全地遺傳給了她的兒子。”
與杜魯門不同的是，羅斯在自由城高中畢業以後又去上了大學，他還獲得了密蘇裏大學的獎學金。但是獎學金隻能幫他支付學費。為了支付食宿費用，他成為《哥倫比亞先驅報》的一名校園通訊員。在大學期間，他被同學們稱為“校園詩人”。畢業以後，他就成為《哥倫比亞先驅報》的全職通訊員。但是沒過多久，他又在更加著名的《快郵報》工作。在那裏城市編輯包瓦德教給了他終身難忘的一課。當這個年輕的通訊員交給包瓦德一篇關於一個油漆匠從煙窗上掉下來的報道時，包瓦德問他：“煙窗有多高？”羅斯回答說：“很高。”因為他不知道煙窗到底有多高。於是包瓦德讓他重新回到事故現場進行勘察。在坐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有軌電車以及徒步走了很長一段路以後，他才來到事故現場。當他再次回來時，他得到了煙穿的具體高度，並且精確到了尺寸的地步。
1907年，羅斯離開獨立城，在聖路易的《共和報》作謄寫員，不久後又成為謄寫部的主管。一年以後，他回到了他的母校密蘇裏大學，並且在新成立的新聞學院裏擔任教員。後來他晉升為副教授，還寫了一本教科書《新聞寫作》，這本書的內容反映了羅斯沒有忘記包瓦德的教誨。他在書中寫道：“如果你的文章真的很感人，那麽你就沒有必要告訴讀者這一點，你應該讓他們自己在那些平實的敘述中找到這種感覺；如果你想描述一個女孩子很漂亮，與其不停地隻是說她如何的漂亮，還不如告訴讀者她的頭發和眼睛是什麽顏色。一定要力求獨特。”羅斯在新聞學院一幹就是10年。間，他還利用在澳大利亞休假的一年時間擔任《墨爾本先驅報》的副主編。後來，他厭倦了教書的生活。一天，他因一名女生在他的課堂上吃糖而十分惱火，然後他就來到了西部聯盟辦公室，接受了《快郵報》的長期邀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那個在課堂上吃糖的女生是學習成績比較好的學生之一。她後來成為時尚雜誌的作者，而且還是小說家海明威的第二任妻子。
《快郵報》在華盛頓設立分部，並且讓羅斯擔任總編輯。開始時，分部就隻有他一個工作人員，寫的都是一些關於總部的新聞，但是後來分部的規模不斷地擴大。1919年2月24日對羅斯來說是個“大日子”，因為當威爾遜總統從巴黎和會歸來抵達波士頓時，是他報道了這件事情，並且乘坐了總統專列回到華盛頓，他還在途中采訪了威爾遜的助理D·弗朗西斯。
就個人而言，他很欽佩哈定總統，但是對於他的執政水平卻不敢苟同，因為羅斯認為“這個國家的衰退就是由他開始的。”此外，他還對柯立芝的內閣人選感到失望，並且在《快郵報》上寫道：“總統認為沒有必要再做任何努力了，因為這個國家已經很繁榮了。”他還抱怨說：“這個國家已經被醜聞和腐敗玷汙了，而我不知道要怎樣做才能挽救它。”
1923年，他在《快郵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釋放52名美國人的戰鬥檄文，這52個人因左傾思想及主張反戰而在1918年被捕入獄至今。當時的政府是根據戰時緊急法令逮捕他們的，羅斯認為這些法令應該作廢了。他在文章中倡導成立一個市民委員會以敦促政府赦免這些人。最後，哈定赦免了他們之中的28個人，剩下的人在柯立芝時期全部被釋放了。羅斯還參與到了關於要求重審尼克拉·薩克和巴特羅蒙·萬茲特的案件的的運動中，這兩個無政府主義者因謀殺罪名而遭到控訴的案件在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轟動的影響。盡管這個案件還有很多的疑點，但是他們兩個人最後還是被處死了。羅斯後來寫到：“這場戰鬥雖然失敗了，但是卻雖敗猶榮。”揭發這個醜聞的兩名記者羅伯特·艾倫和珠·皮爾森稱羅斯為：“熱情，無畏的分析家和作家。”
盡管他報道的對象是白宮，但是他似乎對參議院有更大的興趣。1926年，他回到了母校。他對新聞學院的學生說：“總統召開的那種不可引用的新聞發布會或許會對報紙有很大的益處，但是以我們的觀點來看，它存在著一個很嚴重的缺陷。總統可以在宣布他的觀點時不需要負任何的責任。”相反地，如果讓他去報道參議院的那種更加公開的新聞發布會的話，他將十分樂意接受這個吸引力十足並且充滿刺激的工作。
他似乎並不想放棄。他在1931年時寫道：“新聞人隻能是新聞人，而不應該幹其他的事情；同樣地，政府官員也隻能是政府官員。如果一個人從新聞人變成政府官員，並想同時做好兩種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總有一天，這樣的人會因為透漏了太多的消息而被他們的上司指責，或是因為透漏了太少的消息而遭到記者們的批評。”
1931年11月29日，羅斯在報紙上發表了他的那篇獲得普利策獎的文章，題目是“國家的困境——我們應該怎麽做”。他認為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就是強調並利用政府的積極作用；僅僅削減政府預算是不夠的。他曾跟隨胡佛參加1932年的總統競選活動，但是他認為羅斯福擁有可以取代他的能力。他在他的文章中寫到：“羅斯福將要麵臨的是如何使美國從經濟蕭條的危機中走出來, 而他在競選演說中所發表的政策讓我覺得他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1933年，羅斯因對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的傑出貢獻而獲得了一枚金製獎章。由於他曾經獲得過普利策獎，而且還是一家知名報紙的總編輯，所以他經常被邀請出席華盛頓的一些聚會，而且他經常隨身帶著鉛筆和紙，這樣就可以隨時記錄下新聞素材了。然而，他的這種職業生涯將要結束了，至少他要離開一段時間。喬瑟夫·普利策認為他的報紙代表的觀點有些過於激進。普利策想要找個人來扭轉這個局勢，他選擇的人就是查理· 羅斯。
這份工作使杜魯門又重新回到了羅斯的生活當中，而他們重逢的方式卻都出乎兩人的預料之外。1934年，當時的杜魯門正代表他的家鄉傑克遜縣參加參議院的競選。羅斯覺得他不應該這樣做。這位新上任的社論版主編在給普利策的電報中說：“杜魯門的後台是堪薩斯城的那個臭名招著的彭德格斯特，”盡管《快郵報》一般不會首先發表意見，但是羅斯認為這次競選將會揭露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彭德格斯特是否會通過他所控製的堪薩斯城政府對參議員的選舉施加影響。
普利策擔心如果支持杜魯門的競爭對手考克蘭的話可能會“使《快郵報》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他認為報紙的觀點應該是“作為一名被人控製的候選人，杜魯門不具備競選參議員的資格。”而且表示不再支持任何人，因為沒有任何一位候選人具備那種公認的傑出能力。在與其他一些人討論後，他給普利策的回複是：“我現在可以不支持任何人，但是如果您認為可以的話，我希望保留對杜魯門的譴責。”
當杜魯門在初選中獲勝以後。普利策和羅斯決定確實應該對杜魯門加以譴責了。報紙上的整篇評論中都寫道：“鄉村法官杜魯門之所以會成為民主黨的參議員候選人是因為彭德格斯特的意願，這樣的初選結果顯示了政治機器的強大。”11月，杜魯門以絕對優勢擊敗了他的共和黨對手。《快郵報》此時仍然對此表示反對。
杜魯門在回憶錄裏關於這次競選的敘述中沒有提到《快郵報》或是羅斯。在說到1940年的換屆選舉時，他也隻是說：“那家報紙因為我在西密蘇裏的民主黨背景而反對我。”
在羅斯擔任社論版主編一年以後，羅斯並沒有使他的老板滿意，因為報紙的觀點還是帶有激進的色彩。1935年7月，普利策抱怨說：“我們對於羅斯福‘新政’的反應似乎過於低調，充其量就是一些無關痛癢的批評。”他要求：“我們應該加強批判的語氣和頻率。”羅斯反對這樣的做法，他說：“我們可以一個月左右發表一次對它的公開批評。”但是後來他又寫了一篇社論，並且把它空運給普利策，他在社論中批評羅斯福的政策過於草率，濫用憲法賦予他的責任。
在那年的6月份，羅斯在普利策的建議下采訪了許多傑出的人物，包括：共和黨參議員威廉·E·伯拉，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蘭迪斯和凡利克斯·弗蘭克，以及哈佛大學法律教授兼總統顧問。他對普利策說：“我們應該對現在普遍流行的關於加強政府對工人的薪金以及工作時間的控製的提議有所保留。”
1936年，羅斯接受了普利策支持羅斯福的對手，共和黨人阿爾弗·蘭登的觀點。他親自發表了一篇社論，指責“華盛頓政府並不是以法律為準繩建立起來的，而是靠人為的操作。美國憲法不能因陰謀詭計而遭到玷汙。”
1940年，《快郵報》再一次攻擊杜魯門，說他的再度提名將使“密蘇裏州的所有魔鬼都興奮的大聲尖叫。”然而，報紙在發表這番評論時，羅斯已經不再是社論版主編了。1939年1月，他又重新回到了華盛頓，主要負責他所擅長的翻譯工作。與原來的編輯工作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在修改別人的稿子。現在的情況是，其他的編輯可以拿著他的稿子來征求他的意見，但是不能隨便地更改它們。他很喜歡這個非常不錯的工作。在1940年的一期專欄上，他寫道：“現在看似不起眼的溫戴爾·威利以後一定會成為一個風雲人物。”他還與一些對此持懷疑態度的同事打賭。隨後，事實證明了他的預測，那個默默無聞的威爾克作為共和黨的候選人成為了羅斯福的競爭對手。他的那篇專欄文章“華盛頓信件”也因此而名躁一時。
羅斯的忠實讀者之一還包括杜魯門。盡管羅斯在《快郵報》是反對他的中堅代表，但是當羅斯回到華盛頓以後，他們之間仍然保持著真誠的友誼。第一夫人貝斯·杜魯門也是他們在自由城高中的同學。羅斯與杜魯門的女兒馬格麗特的關係很好，並且對她想成為一名音樂會歌手的願望很感興趣。馬格麗特親切地稱羅斯為“查理。”
羅斯福去世後的第二天，羅斯寫了一篇將在星期天發表的文章，內容是有關將要入主白宮的副總統的。他在文章中寫道：“共和黨不必因杜魯門的繼任而感到岌岌可危……他不是哈定。他或許並不能成為一名偉大的總統，但是他還是具有成為一名稱職的總統的能力。”
在這篇文章發表後的第三天，杜魯門讓羅斯到總統的會客室來見他。在厄爾利和喬納森·丹尼爾斯離開的情況下，杜魯門在他召開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暫時由雷納德·雷斯克來協助他處理新聞事務，但是並沒有說是否讓雷斯克來擔任總統秘書。這種摸棱兩可的聲明使新聞媒體感到有些詫異。36歲的雷斯克是一家廣播站的管理部主任，這家廣播站是屬於前俄亥俄州州長詹姆斯·考克斯的，他曾經是1920年大選的總統候選人，他還讓羅斯福在當年的競選中擔任他的競選夥伴。雷斯克還在杜魯門競選副總統時幫助過他。
《編者與出版者》認為：“他隻喑熟於廣播事務，卻從來沒有作過新聞人——這是他不能勝任新聞秘書的原因之一。白宮的新聞記者團對於一個廣播人的加入仍然感到有些懷疑。這些人從來都沒有想過會由一名廣播管理員來擔任新聞秘書。
雷斯克說：“我早就知道新聞媒體對於從事廣播業的人向來都沒有好感，但是我不知道的是他們到底對這點厭惡到什麽程度。”據雷斯克說，在他召開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以後，三大新聞通訊社的記者都想讓總統把他撤換掉。而且在別人眼裏看來，這次新聞發布會簡直就是一場災難。雷斯克事後抱怨道：“他們認為理想的新聞秘書應該是總統的摯友，他應該知道總統的任何想法——而且應該是提前知道。”《廣播》雜誌認為華盛頓的新聞界正在向白宮和民主黨國家委員會施壓，要求撤換雷斯克。後來，雷斯克和杜魯門都認為他不會在這個職位上幹多久了。
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厄爾利建議杜魯門啟用羅斯。“你認為他會接受這個工作嗎？”杜魯門有些拿不定主意。第二天上午，在杜魯門的書房裏，他看出了羅斯對這個工作很有興趣，但是他說需要時間考慮一下，並且同他現在的老板，也就是普利策商量一下。新聞秘書的年薪是一萬圓，隻是他現在所掙的三分之一，而且他非常喜歡在《快郵報》的這份工作，普利策也不想讓他走。那天晚上，羅斯與他的妻子商量了一番，並最終做了決定。
第二天晚上，他就告訴杜魯門他準備接受這個工作，但是在此之前，他希望先為《快郵報》完成對在舊金山即將舉行的聯合國組織會議的報道。杜魯門答應他的要求。任命儀式將推遲到5月15日進行，也就是在聯合國組織會議結束後。當一切都塵埃落定時，杜魯門打電話給他的那位仍然在世的高中老師布朗小姐，告訴了她這個消息。杜魯門剛掛上電話，厄爾利就對他說這個消息一定會走漏的。果不其然，杜魯門的這位高中老師在掛了杜魯門的電話以後，又馬上給她的一位朋友打電話，後來這個消息就傳到了獨立城的檢查官，再後來新聞通訊社也知道了這件事情，於是就有記者打電話到白宮詢問消息是否屬實。於是，第二天，杜魯門就不得不正式發布了這個消息。在緊急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宣讀了考克斯要求召回雷斯克的電報，而且還宣布普利策同意羅斯離開《快郵報》兩年。這一次，杜魯門肯定地對新聞媒體說：“羅斯將成為他的新聞秘書。”
5月15日，羅斯宣誓就職，此時距杜魯門就任總統僅一個月多一點的時間。於是，他搬進了那間鋪著厚實的紅地毯的新聞秘書辦公室。這間辦公室的牆麵是豌豆綠色的，裏麵還放著一張“59歲高齡”的黑色書桌。他看起來比實際的年齡要老一些，雖然個子很高，但卻有些駝背，他有很明顯的眼袋，而且患有關節炎和心髒病。一位記者曾經說他像一名在歌劇裏飾演古老城市裏的一名市民的本色演員。他的那張看起來十分陰鬱的臉讓人覺得他並不喜歡這份工作。然而，羅斯卻說：“有時，這份工作就像是我在與以前的同時做遊戲一樣。”
他並沒有讓他的辦公室像後來的新聞秘書一樣充斥著許多助理。在他宣誓就職前的一個星期，他隻讓伊本·艾爾斯留了下來，伊本·艾爾斯以前是一名通訊社及報紙的記者，後來來到了白宮做助理新聞秘書。羅斯的其他下屬是四名女辦事員。雷斯克在回到亞特蘭大的考克斯廣播站以後仍然在廣播事務上給總統充當顧問的角色，但是這些都屬於非官方行為。
杜魯門在上任初期就博得了新聞界的好感。他的第一次國會演講的發言稿在一個演講開始前的一個小時就已經準備好了，而羅斯福的這個發言稿卻是在開始前的幾分鍾才準備好。他還把羅斯福的那張裝飾華麗的書桌換成一張隻放了幾張紙和幾本書的書桌。他宣布他將每周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而不是像羅斯福那樣，每周召開兩次，而且召開的時間也不是固定的。隻有在有新聞的情況下，他才會提前通知新聞媒體召開記者招待會。這種變化當然會使記者們感到不滿，但是他們發現這位說話有些遲鈍的總統比起狡猾的羅斯福，有一個很大的優點，那就是：從不重複他所說過的話。
然而，新聞辦公室的工作量好像也因此而減少了。在一次延遲的新聞發布會上，一名記者對另一名記者說：“我們這是在幹什麽，我們為什麽要在這裏等他們。”1946年年初，羅斯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建議杜魯門對那些狡猾的問題不要給予任何評價，但是他卻對此不以為然。
羅斯曾經遭到了記者的批評，他們說他沒有像厄爾利那樣在總統說錯話時及時地打斷或是糾正他。其中一名記者說：“當總統出現錯誤時，這個有些駝背，瘦削的，疲倦的新聞發言人隻是睜著他那雙流露出討好眼神的眼睛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
然而，事情並不是記者們想象的那樣，事實上，羅斯經常在私下裏毫不猶豫地更正他的老同學所犯的錯誤。1946年5月24日，麵對鐵路工人罷工的威脅，杜魯門草擬了一篇針對鐵路工會領導人的文章，並以對二戰時期軍人的申訴結束了這篇文章。他寫道：“讓我們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吧，我們應該處死那幾個夾雜在你們當中妖言禍種的叛徒，讓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加民主。親愛的兄弟們！讓我們一起來共同完成這項偉大的事業吧！”然後，杜魯門就把這篇草稿交給了羅斯，並且讓他把它發表出去。但是羅斯卻對他說這篇文章不能發表。在羅斯和克拉克·克裏福德的重新修改以後，這篇文章的語氣變得嚴肅多了：“這次危機是由少數幾個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的反動分子製造的，如果有必要的話，政府將會接管鐵路。”其中並沒有提到“處死”的字眼。
作為新聞秘書，羅斯接受的第一個重大考驗發生在杜魯門去參加英、蘇，美三巨頭會議的途中。這次會議於1945年夏天，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召開。杜魯門是由海軍巡洋艦奧格斯他號送往開會地點。歐洲戰場的戰爭雖然已經結束，但是來自日本的威脅卻仍然沒有消除。奧格斯他號由護航艦費城號護送，為了不讓會議的有關消息泄露出去，他隻允許四名記者和三名攝影師跟隨參加這次會議，而且還規定在船沒有到達安特衛普以前，誰也不許向外界透漏任何消息。在奧格斯他號從弗吉尼亞州出發幾個小時以後，珠·皮爾森便播發了一條消息，消息稱：杜魯門將要與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以及蘇聯領導人約色夫·斯大林召開一次秘密會議。雖然他沒有說出具體的開會地點，但是英國工黨領袖克萊門特·阿特裏向媒體透露了丘吉爾邀請他參加“在柏林”召開的會議。由於消息外泄，羅斯便允許船上的記者報道此事，但是這一舉動卻激怒了留在華盛頓的那些被蒙在鼓裏的記者們。羅斯讓留守白宮的艾爾斯告訴那些記者：“這些船上的記者代表了整個美國新聞界。”艾爾斯告訴羅斯：“我與這些記者們已經打了25年或是30年的交道了，我深知他們的脾氣，我現在所能說就是他們看起來有些憤怒。”在12個要求參加波茨坦會議的記者中，他選擇了其中的三個，排除了那個“最能發牢騷的人。”
1945年8月6日，艾爾斯召開了一次美國曆史上最簡短的，最奇怪的新聞發布會。他對記者們說：“我今天帶來了一個非常不錯的消息。”然後他就向記者們宣讀了總統的聲明，他隻讀了開頭的前三句話。之後，就有一名記者說：“這是一個多麽可怕的消息啊!”這個消息就是在三巨頭會麵時，美國向廣島投射了第一顆原子彈。
杜魯門縮短了他在歐洲的行程，回到了華盛頓。8月11日，當日本即將投降之際，他批準了拜倫·普萊斯要求撤消戰時新聞審查製度的建議，前提是要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以後。然而，8月12日，羅斯對記者說當天早晨被中立國瑞士的公使截獲的電碼信息中並沒有“全世界人民想要的結果。”這次新聞發布會的記錄在結尾處寫道：“（有人衝向了門口，隨即便是——砰！砰！砰！砰！）聲音：哎呦！”
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於是杜魯門便正式撤消了新聞審查製度。那天的新聞發布會的記錄在開頭處是這樣寫的：記者們都很安靜的進入新聞發布廳。
用艾爾斯的話來說，“原子彈事件仍然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新聞素材”。作為同盟國的英國和加拿大曾經要求美國透露一些有關這種新型武器的信息。1946年，當杜魯門在田納西州渡假時，一名記者問起了此事，杜魯門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不，我們不會把有關信息告訴他們的，你們認為通用公司會把他的生產秘方透漏給別人嗎？”後來，羅斯還是提醒記者們總統的這番話應該不會被記錄在案的，但是這是徒勞的。杜魯門的這番話太經典了，以至於它不可能不被發表出去。
1947年，原子彈事件成為米高梅的電影《開始還是結束》的主題，在這部電影中，羅斯成為第一個被搬上銀幕的新聞秘書。愛德華·厄爾虛構了一段杜魯門與羅斯之間的對話，對話的內容是：杜魯門告訴羅斯，我們已經成功地研製了原子彈，並且準備用它來對付日本。於是，新聞秘書變成了一個越來越公眾化的形象。
羅斯福經常在他的辦公室裏舉行記者招待會，這給記者們帶來了很大的不便。站在後麵的記者往往什麽都聽不到。有些人還把他們鋼筆的墨水滴到了地毯上。在雷納德·雷斯克的建議下，杜魯門要求白宮的建築師溫斯洛溫斯洛製定一個擴建白宮西翼的計劃，包括修建一個帶有廣播和電視設備的禮堂。這個禮堂能容納375個席位。
白宮擴建工程還包括增加15，000公尺的辦公空間，這樣總統的助理及辦事員就可以搬進白宮辦公。一項統計顯示，白宮的工作人員已經達到了503人，比去年胡佛執政時期多了72人。
1945年11月30日，國家藝術委員會批準了這個擴建計劃，但是保留了修改細節的權利。四天以後，國會批準了165萬的專項撥款。但是當建築師溫斯洛在1月20日的一次廣播采訪中公布了他製定的計劃以後，便引起了爭論。溫斯洛告訴采訪者這次擴建工程並不是在白宮外另外修建什麽，杜魯門堅持不想讓賓夕法尼亞大街的過路人看到白宮在外表上有什麽變化。然而，杜魯門卻不斷地收到反對擴建工程的電報。內政部長伊克斯也不滿於這個擴建工程。迫於各方的壓力，眾議院修改了撥款的總額，一共減少了883，660$。雖然杜魯門仍然堅持，但是這個擴建計劃最終還是破產了。1950年，杜魯門不得不讓他的一些官員搬到行政大街對麵的舊國務院辦公大樓裏，他的記者招待會也是在那裏舉行的。
新聞界對新聞秘書總會有各種各樣的抱怨，他們從來是不會感到滿意的。羅斯的消息並不靈通。他不了解新聞媒體到底需要些什麽消息，對新聞不敏感。他也沒有管理好他的辦公室。他在協調政府各個部門機關的新聞事務方麵欠缺能力。一些通訊員說“他們總是被他弄得團團轉，並且對他的那些另人無法忍受的拖延回答問題的態度忍無可忍。” 基於以上的評論他幾乎一無是處。
羅斯對這些抱怨的反應都體現在了波茨坦會議結束後他寫給艾爾斯的備忘錄中：“我不是一個洞察能力極強的人。我不可能十分精確地告訴他們總統都在幹些什麽。然而我已經盡力了。或許我們——你們和我——之間切斷一些聯係的話，可能會更容易一些，但是我們必須互相幫助。然而我們如果越努力，情況似乎卻越來越糟。
羅斯最大的能力之一就是可以提供給記者們極其權威的背景信息，這樣記者們就可以在不提到他的名字的前提下利用這些信息。《華盛頓郵報》的艾德華·弗利爾德就深有體會。他與同事在國家新聞俱樂部吃午餐時說他不相信杜魯門會參加1952年的改選。《生活》雜誌在得知他的想法之後，便要以1，000$的報酬讓他寫一篇與此有關的文章。由於弗利爾德擔心自己的判斷是錯誤，所以他就拜訪了羅斯。這位總統的新聞秘書對他說杜魯門私下裏很反感羅斯福參加第三次連任的競選，所以他應該是不會繼續參加競選的。他還對弗利爾德說：“你應該寫這篇文章，為什麽不呢？”於是弗利爾德便照羅斯的話做了，他既賺到了那1，000美圓，又得到了先知的美名。
羅斯在1948時對自己說：“新聞秘書是一個多麽奇妙的工作啊！我想在這個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找出第二個這樣的工作了。”
商務部部長華萊士在私下裏反對杜魯門的遏製蘇聯政策，但是卻從來沒有公開發表過。9月10日，他遞交給杜魯門一份兩天以後將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發表的關於支持美蘇友好的演講稿。杜魯門漫不經心地翻了翻這份篇演講稿，沒有發表什麽反對意見。在12月12日下午4點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大多數記者都提前拿到了這份演講稿。演講稿中的一部分寫道：“我既不反英也不親英；同樣地，我既不反蘇也不親蘇。就在兩天以前，當杜魯門總統讀到這些話時，他說這就是他的政府所持的態度。”當有人問杜魯門關於這個演講的意見時，他回答說他不會對一個尚未發表的演講做任何評論。羅斯後來說：“杜魯門應該就此打住。”但是杜魯門並沒有停止。當《快郵報》的雷蒙德·布蘭德問杜魯門整個演講的內容是否是華萊士的觀點的延續，他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這篇演講的內容與杜魯門以及國務卿詹姆斯·拜倫斯的行為完全相反，事實上，他們已經對東歐的事務撒手不管，並且放棄了對那個地方的軍事重建計劃。
記者招待會上，羅斯就站在杜魯門的旁邊，雖然他知道杜魯門的想法，但是卻仍然保持沉默，就好像他沒有聽見這個演講一樣。當他回到辦公室以後，便接到了兩位內閣副部長打來的電話，他們分別是國務院的威爾·克雷頓以及海軍部的約翰·蘇利萬。此時距發表那篇演講還有55分鍾，羅斯認為應該阻止華萊士發表那篇演講，於是便打電話給杜魯門，杜魯門認為這篇演講可能會為紐約創造良好的政治氣氛，盡管它可能會激怒拜倫斯，但是這種情況並不會持續太久的。但是當有關社論在各大新聞媒體上發表以後，羅斯便意識到克雷頓和蘇利萬是正確的，杜魯門的想法則是錯誤的。
在第二天上午的工作會議上，杜魯門承認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於是羅斯便建議他立即發表一個有關聲明，可是其他人對這個做法表示反對。但是到了星期六，他最終還是說服了眾人。於是他就與弗利爾德，克雷頓一起起草了一份聲明，指出杜魯門並不是讚同演講的內容，而是認為華萊士有權利發表這篇演講。當天下午杜魯門就召開緊急記者招待會發表了這個聲明。《時代》雜誌認為：“這是一個十分笨拙，粗劣的謊言。”當時在巴黎的拜倫斯給杜魯門發去了一封電傳，他說如果華萊士發表那篇演講的話，他就立即辭職。羅斯對杜魯門說：“你不可能同時駕禦兩匹朝不同方向奔跑的馬。”9月20日，杜魯門解雇了華萊士。杜魯門一手造成的這次尷尬局麵使他的受歡迎程度進一步下降。
當羅斯在接受為期四周的關節炎治療時，就有傳言說他將會辭職。但是當他回到白宮以後，他就打電話給《快郵報》的舊同事說他的身體很健康，而且還說他不會在這種情況下離開的。11月10號，又有一位廣播評論員重複了羅斯將會辭職的傳言。在第二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杜魯門澄清了這個傳言，他說：“羅斯是不會辭職的。”
在後來的幾年裏，羅斯在改善杜魯門日漸下降的人氣方麵做的並不是很好，甚至還犯了幾次錯誤。他自己說：“我隻是想讓人們欣賞我所認識的杜魯門。”但是研究杜魯門的學者指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羅斯從不認為負責改善總統的形象也是他的工作之一。傳記記者法拉寫道；“羅斯根本就不了解現代新聞事業的作用，而且他無法讓總統處於對他有利的位置，並且沒有能力作出那種十分必要的判斷。”他的立場是總統的言行由他自己負責。法拉在采訪過杜魯門以後說，羅斯這樣做是遵照了杜魯門的意願。
羅斯在1948年的競選中確實給了杜魯門一些很重要的建議。但是他也曾在競選活動中出過醜。羅斯喜歡偶爾地喝上兩杯，但是他的妻子卻不允許他喝。所以當競選活動在南愛達荷州進行時，他便與幾名記者到一家酒吧喝了點酒。第二天早晨，當他得知在杜魯門的日程表裏多了一項去凱雷的一個小城鎮的機場參加一個紀念儀式時，他便意識到是他醉酒誤事。於是他便讓特工處調查此事。特工處把此事告訴了哈裏·萬格翰，他又向杜魯門匯報了此事。在機場，杜魯門開始便說：“我很榮幸能夠來到這個機場為這個勇敢的為國而戰的男孩獻上花環。”此時，台下已經有些小小的**。顯然總統得到的消息是錯誤的。因為這次活動是為了紀念一個在空難中遇難的16歲女孩而舉辦的。杜魯門在得知真相以後，立即向這個女孩的父母表示道歉。
然而更尷尬的一件事情發生在1950年11月30日，當時杜魯門正在舊國務院辦公大樓裏的一間裝飾華麗的房間裏召開記者招待會。這幾個月以來，美國一直陷入朝鮮戰爭的泥潭之中，人們對此大都表示不滿。而且中國方麵已經決定參加這場戰爭，幫助朝鮮對抗美國。杜魯門在這次招待會之前細心地準備了這個旨在說明這次危機的嚴重性以及政府的應對措施的聲明。與往常一樣，在記者招待會開始前的一個小時，羅斯與其他一些工作人員一起與總統演練一些招待會上可能被問到的問題。期間當然提到了朝鮮問題。在這個即將與國會領導人共同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杜魯門就像是一隻跛了腳的鴨子。當時沒有人提及任何關於原子彈的問題。
在記者招待會上，記者們問了許多麵對中國參戰，美國應采取什麽措施應對的問題。杜魯門回答說：“在聯合國的批準下，我們會對其采取任何必要的軍事行動。”《紐約每日新聞》的傑克·多赫梯問：“那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彈？”杜魯門回答說：“我們會動用美國武器庫中所有的武器。” 《芝加哥每日新聞》的保羅·裏克緊接著問到：“那是否就意味著原子彈的使用已經提上日程了？”杜魯門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他又補充說如果可能的話，他並不願意使用這種武器。幾分鍾以後，合眾社的馬裏曼·史密斯的問題幫助杜魯門脫離了這個他自己製造的泥潭：“您的意思是軍方會考慮使用原子彈，我們這樣理解可以嗎？”杜魯門再一次肯定地答複了他。國家廣播公司的弗蘭克問道：“總統先生，您說這個行動取決於聯合國，這是否就意味著如果沒有聯合國的授權我們就不能使用原子彈。”杜魯門回答說：“不，如果戰爭情況需要的話，戰場上的軍事指揮官會決定是否使用原子彈，他一項都具有這個權力。”這個聲明是極具煽動性的，因為朝鮮戰爭指揮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曾經毫不掩飾地表示過他的進一步入侵計劃。
美聯社針對這次記者招待會發表文章說：“杜魯門總統說原子彈的使用問題一直都在軍方的考慮之中，但是最後的決定將取決於朝鮮戰場上的軍事指揮官。”
當羅斯在他辦公室裏的電傳機上看到了有關報道以後，便立即意識到杜魯門製造了一個十分可怕的錯誤。他打電話告訴白宮的通訊員說杜魯門並不是那個意思，事實上並沒有什麽關於使用原子彈的最新議程。艾爾斯在他的日記中寫到：“如果說麥克阿瑟有權決定是否使用原子彈的話，那麽很顯然，他們都完全忽略了一項法案，那就是隻有總統有權決定是否使用原子彈。”但是如果通訊社的記者們對這個法案熟悉的話，杜魯門以及麥克阿瑟當然也會知道這個法案。但是，記者們卻將杜魯門的聲明公開發表了，盡管有規定不能直接引用他的發言。畢竟，這是杜魯門自己犯下的錯誤。
不管是誰的責任，人們對此的反應卻是極其迅速、猛烈的。國務卿迪恩·艾克森在中午12點30分時，帶著一份澄清此事的聲明來到了總統辦公室。羅斯後來也來了，在看了這份草擬的聲明以後，他認為這不產生多大的作用。後來，艾克森和一名來自海軍部的年輕白宮助理喬治·艾爾斯一起來到了羅斯的辦公室，共同修改了這篇聲明。聲明指出杜魯門並沒有授權麥克阿瑟使用原子彈，而且關於原子彈的使用問題也沒有什麽最新的進展。
在其他國家，這個錯誤的聲明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印度的《時代》雜誌針對這個聲明發表了一篇題為“不，不，不。”的社論。在羅馬，有報道稱美國在日本東京的轟炸機已經攜帶著原子彈準備出發了。在倫敦，當地時間下午5點鍾，消息傳來以後，大約100多名眾議院成員簽名表示抗議美國的行為。英國首相克萊門特·阿特裏召開了內閣會議，並且在會上說：“我應該到華盛頓去見見美國總統。”
在華盛頓，杜魯門與阿特萊克首先在白宮會麵，12月5日，他們又在總統的快艇威廉姆斯伯格號上商議有關事宜。羅斯這次也在隨行之列，因為他需要向新聞媒體發布有關這次會議的內容。當杜魯門與這位英國領導人對話時，他就在旁邊做記錄。杜魯門說：“我們不能自願地撤除朝鮮戰爭，如果我們那樣做的話南朝鮮會便會被消滅的。我不能讓自己麵臨那樣的形勢。”阿特萊克回答說：“我們支持你們，我們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這次長達兩個小時的會議在下午4點45分時結束。羅斯在回到了辦公室以後對記者們說：“請大家在聽到我帶來的消息以後不要感到驚訝，因為沒有什麽令人驚奇的事發生，所以請大家保持放鬆的心態。”於是他便發表了後來被雷蒙德·布蘭德描述為“十分詳細的”的聲明。
羅斯否認了倫敦的一篇報道，內容是如果聯合國同意出兵，那麽杜魯門和阿特萊克就決定重新入侵朝鮮。他還說這兩個國家領導人將在明天上午11點再次會麵。最後他談到了馬格麗特·杜魯門作為職業歌手在她初次巡回演出的最後一站華盛頓舉行的演唱會。羅斯還帶來了無尾禮服，以便出席這場演唱會。
國家廣播公司的一個工作小組希望羅斯可以在電台上重複一遍他的某些評論，他們在他的辦公桌上架起了麥克風，還有一個錄音機。當羅斯點燃了一隻香煙之後，他的秘書馬爾圖·伯格海姆對他說：“不要咕噥。”他說：“你是知道的，我說話一直都是很清楚的。”然後，他就突然倒向椅子的另一端。國家廣播公司的伯格霍爾澤還以為羅斯的這個誇張的舉動是在跟他們開玩笑，以顯示他有多麽的疲累。然而馬爾圖·伯格海姆此時卻急忙抓起電話。不到一會，白宮醫生華萊士·格萊漢姆就從樓下的辦公室裏趕了上來。他為羅斯注射了強心劑，還為他輸了氧。但是一切都太晚了。羅斯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記者們終於可以報道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了，但是《紐約時報》的報道稱：“這是他們認為最難發布的公告了。”杜魯門親手為這個他“從小就認識”的朋友寫了一篇悼詞。他來到了新聞發布廳，但是卻一個字都念不出來。他說：“哦！上帝啊！隻有你們能知道我現在的感受啊！”
馬格麗特杜魯門的那場演唱會之所以會名聲大噪並不是因為她唱得有多麽好，而是因為她父親寫給《華盛頓郵報》的一封怒氣衝衝的信，因為這家報紙的一名批評家說她的女兒表現得並不出色。當杜魯門和妻子貝斯杜魯門一起參加演唱會時，他們一直在猶豫到底要不要把羅斯去世的消息告訴她。最後他們還是決定不告訴她。馬格麗特後來寫道：“當時的氣氛不隻是悲傷的，還有些神秘，他們應該把那件事情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