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唐朝憲宗、穆宗、敬宗之謎02
但是，獵狐對太監們來說卻是個苦差事，白天要蹲點，晚上要帶路，活得比狐狸還難受。李湛性格急躁，打獵失手或是收獲不多的時候，就會發火，把氣撒到太監們身上。輕的時候挨頓鞭子，重的時候就被抄家、關大獄。早在這之前，一些太監因為別的事就已經被李湛折騰得夠嗆了。太監們也是人，一輩子低三下四無非就為混口飯吃。如果這碗飯不好吃，他們又不能退貨，唯一能做的就是造反。憲宗在的時候，王守澄等人就是因為吃不好飯而造反的。有了前麵的榜樣，他們自然就會原樣複製一番。這種情緒經過長期的積累，在李湛的周圍逐漸形成了一種共識，隻是沒有人敢於挑著個頭。終於有一天，劉克明挑了。那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李湛又去山上打狐狸。黑暗中光線不好，李湛一箭走歪，射中了劉克明。李湛本是無心，劉克明卻覺得自己和董淑妃的奸情敗露，小皇帝這是故意放冷箭。他越想越害怕，越害怕就越想造反。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身邊的同事們一說，立即得到了一致支持。
寶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十二月初八，李湛又叫上身邊的一幹人上山打狐狸。這天他發揮得特好，端了好幾窩狐狸，心情特別地好。當夜在宮裏大擺宴席，和劉克明、許文端、蘇佐明等人舉杯暢飲。李湛當晚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跑到更衣室裏換衣服。劉克明和同夥兒趁機熄滅了大殿的燈火，在黑暗中把李湛殺死在更衣室裏。大概到死李湛都不會想到，自己身邊的一群綿羊原來都是偽裝過的狼。
劉克明畢竟是第一次作案，沒啥經驗，他們原本想擁立絳王李悟為帝。當年毒死唐憲宗的老太監王守澄哪容這些小兔崽子作威作福，很快就調集兵馬殺入宮中，逼得劉克明投井而死。不久，江王李涵改名李昂，繼位為帝，是為唐文宗。
第五節 唐文宗“甘露之變”之謎
這是中國曆史上宮廷中最為慘烈的流血事件，一日之內600多名朝臣被殺，皇帝也被宦官軟禁。尊貴的、至高無上的皇帝怎麽會被家奴們玩弄於股掌呢？從唐穆宗以後到唐亡，8個皇帝之中，有7個是由宦官擁立的。皇帝為了保住帝位，也隻得巴結、縱容宦官，如宦官楊複恭以擁立昭宗有功，自稱“定策國老”，罵昭宗為“負心門生”，昭宗也無可奈何。“甘露之變”就發生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
被皇帝稱之為家奴的宦官，是中國封建專製主義下的必然產物。早在秦漢時期，尤其是東漢後期，宦官勢力的發展曾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豪強政治的發展，士族豪門領袖與皇族共同執掌朝政，外朝擴大，內廷縮小。在豪強勢力製約下，宦官小社會也隨著內廷職責的縮小而迅速萎縮，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處於配角地位。此後的曆朝中，隻有唐、明兩朝還出現過宦官弄權的現象，並都導致了這兩朝的衰落和滅亡。但是仔細比較東漢、唐、明三朝，宦官勢力作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並能夠完全左右朝政、使皇帝成為傀儡的，首推唐朝。
“甘露之變”的時代背景
唐王朝宦官勢力的消長，大體經曆了4個階段。
勢力抬頭 從唐太宗到唐睿宗時期，是唐朝宦官勢力開始抬頭的階段。唐太宗在位時期，鑒於前代宦官幹政的曆史教訓，對宦官限製非常嚴厲，宦官隻是“門閣守禦，庭內掃除，廩食而已”，稍有不軌便遭到嚴厲的懲罰。武則天執政時，集權於內廷，以牽製外朝的功臣宰相，內官用事開始增多。不過，武則天不像東漢時期的那些女主們，要憑借宦官成為自己和男性大臣溝通的橋梁，這一階段宦官沒形成什麽勢力，品級也都很低。中宗複位後，韋後當政，為了擴大內朝權勢，發展閹人勢力，並授予宦官品爵，人數增至3000多。中宗還派宦官外出監軍，開唐代宦官監軍的先河。同時，各派宮廷政治勢力為了窺測上意，探聽消息，紛紛巴結拉攏宦官。當時李隆基為了消滅韋後勢力，就曾利用過宦官高力士等人，這說明宦官勢力已開始抬頭，力量不可忽視。
迅速發展 從唐玄宗到肅宗、代宗3朝，是宦官勢力迅速發展的階段。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內廷宦官激增至3000人，官至五品以上的即達三成。像玄宗寵侍高力士更是顯赫一時、貴盛無比。當初李隆基發動兵變，討平韋後逆亂，高力士立下首功，被提升為內給事；後來又在誅殺太平公主一事中立下功勞，被提升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成為宦官中的第一人。李隆基對高力士極為信任，“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即地方上報的書信、文件、奏章，高力士閱後揀重要的讓玄宗過目，而一般的政事可以由高力士自行決定、處理，不必報知，這就開啟了宦官處理國家政務的先例。當時，高力士可謂權傾朝野，皇太子李亨稱他為“二兄”，其他的親王、公主稱高力士為“阿翁”，李隆基經常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將軍”以示尊寵，其他人可想而知。不過高力士雖然顯貴，但是權勢還不是很大，朝政始終還是掌控在皇帝和大臣的手中。
唐玄宗李隆基為了防止宮廷內外大臣、將領、外戚交相結納，采取了進一步削弱外朝、集權內廷的政策，並開始任用身邊親信宦官預政領軍。如開元初，他就曾派宦官楊思勖領兵征討安南之亂，功成後封楊思勖為輔國大將軍。
“安史之亂”是宦官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安史之亂”發生後，唐肅宗李亨因強藩作亂、險亡其國而開始對武將妄加猜疑，宦官則大受寵信，開始內掌軍隊，外監諸將，其權力從內廷向外朝逐步延伸，從間接向皇帝進言幹預朝政到直接把持軍政要職，最終形成了專權格局。“安史之亂”中，肅宗李亨在宦官李輔國支持下即位，對李輔國特別寵信。李輔國官兼數職，權及核心，掌握了朝廷中樞機要大權，因他排行為五，貴族王公見了尊稱其為“五郎”。代宗即位後，又因李輔國擁立有功，更加寵信，稱為“尚父”。李輔國竟也大言不慚地對代宗說：“大家（指皇帝代宗）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處分。”可見朝政大權已全在他手。後來，代宗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殺了過於專橫跋扈的李輔國，又將皇室防衛力量的禁軍交由程元振典掌，結果使程元振的權勢又超過了李輔國。程元振之後是大宦官魚朝恩，他曾被代宗任命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成為當時討伐“安史之亂”的唐朝大軍實際上的統帥，代宗還讓他掌管了中央警衛部隊的“神策軍”，權勢氣焰又高出一等。後因其居功自傲，挾兵脅迫皇帝遷都，被賜死。這一時期宦官勢力發展十分迅速，但當皇帝不滿宦官跋扈時，還可利用外朝的朝官勢力予以抑製和清除。
掌握兵權 德宗與順宗二朝，是宦官監軍和專典禁軍製度化的階段。魚朝恩之後，皇帝曾收回宦官所領兵、相二權，宦官也不再掌握禁軍。但德宗年間發生“涇原兵變”，宦官竇文瑒、霍仙鳴因率領宦官及親王左右保駕有功，被起用為禁軍統領，又於貞元十二年（796）任為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直接統帥指揮禁軍。此後，設神策軍護軍中尉二人、中護軍二人，全由宦官充任，統率左右神策軍、天威軍等禁軍。宦官掌握禁軍便由此成為定例。本來皇帝是想用宦官來監軍，控製武將，避免尾大不掉的情況再生禍亂，但沒想到的是，宦官監軍卻帶來了新的災禍。由於宦官典軍製度化，使其勢力達到左右朝政、製馭百官的程度。如順宗時“二王”改革，改革派想奪取宦官兵權，宦官幹脆迫使支持改革的順宗退位，並罷免放逐了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官員。
宦官專權 從唐憲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專權的鼎盛期，這股依附於皇權的惡勢力，對它所依附的皇權構成嚴重的威脅。“二王”改革失敗後，幾乎所有宦官都參與朝政，廣泛深入到當時政治生活的許多重要領域。如大批宦官進入政府，擔任諸司使職；掌握宮中全部機要，出納王命；幹預吏選，監視外朝官員；掌握書院、國子監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領域。由於朝中文武大權基本落入宦官手中，朝中製定國策、進退將相大臣，以至皇帝的生殺廢立都操縱在宦官手中，皇帝成了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後操縱的傀儡。憲宗以後到唐亡的9個皇帝，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餘的都是由宦官廢立。唐文宗哀歎自己還不如周赧王、漢獻帝，他說：“赧、獻受製於強諸侯，今朕受製於家奴！”皇帝為了保住帝位，也隻得巴結、縱容宦官，如宦官楊複恭以擁立昭宗有功，自稱“定策國老”，罵昭宗為“負心門生”，昭宗也無可奈何。連皇帝的命運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中，還有誰敢跟他們作對呢？
“甘露之變”就發生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
有德無才的唐文宗
公元827年，唐文宗李昂即位。他是被宦官王守澄擁立即位的。在這之前，憲宗、穆宗都死於宦官之手，文宗的前任、同父異母的兄長敬宗李湛，被宦官劉克明等殺害。文宗並不是既定的繼承人選 ，他能以穆宗次子、敬宗二弟的身份即位，是錯綜複雜的宮廷矛盾鬥爭的結果。
宦官劉克明等殺害敬宗後，假冒敬宗旨意選立了憲宗的另一個兒子絳王李悟“權勾當軍國事”。這樣做本來也是多年來宦官擁立的慣用伎倆，大臣也都習慣了，但劉克明等還不滿足，又商議著剝奪其他宦官手中的權力，這樣就惹惱了內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四位實力派大宦官。他們密謀商定，動用所掌握的禁軍力量將穆宗的次子江王李涵迎入宮中。神策軍中尉派出的精銳禁軍將劉克明一夥全部誅殺，絳王李悟也死於亂兵之手。江王李涵就是文宗，即位後改名為李昂。
唐文宗稀裏糊塗地被推上皇帝寶座時，隻有17歲，但他已不是一個不更事的少年。文宗自幼敏感聰容、博學多思，還在當江王時，在藩邸就是手不釋卷，尤其喜讀本朝史官吳兢所撰的《貞觀政要》，對先祖太宗皇帝敬慕不已。如今天降大任，自然要有所作為一番。他即位後的第三天，就發布了很多具有革新內容的詔令，如釋放宮女3000人，裁減冗員1200人；放五坊鷹犬，罷地方進獻等等。退朝時，宰相裴度激動得淚流滿麵：“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朝野對文宗都有些期冀，希望能在文宗的治理了，便當時曆經禍亂、頹敗不堪的朝政重興起來。
文宗也不負眾望，勵精圖治。與前任敬宗每月上朝二三次不同，文宗每逢單日就上朝。每次上朝時間都很長，舉凡軍國大事，從朝廷用人到國庫儲藏，從各地災情到水利興修，他無所不問，從大政方針到具體措施，他都詳細地與宰相大臣討論研究。他要求把各種節假日或者輟朝的時間盡量安排在雙日，以便不影響單日的上朝。文宗不喜歡音樂、歌舞和遊樂，不近女色，自己在聽朝理政的閑暇，十分注意讀書。文宗曾對身邊的人說：“若不能甲夜（初更）親自處理政事，乙夜（二更）觀覽圖書，怎麽能夠做人間君主呢？”所以，他每當退朝處理完政事以後，就手不釋卷。
文宗還一改憲、穆、敬時期的奢華風氣，倡導節儉，而且身體力行。他自己的飲食從不鋪張，特別是遇到各地發生災荒的時候，更是主動地減膳。十月十日是他的生日，這一天被立為“慶成節”，文宗也不允許宰殺豬牛，隻許食用瓜果蔬菜。文宗嚴禁臣下衣著豪華，有位附馬戴了很貴重的頭巾，他提出批評；有位公主在參加宴會時穿的衣裙超過了規定，他就下令扣除駒馬兩個月的俸錢以示懲戒。一次，一個官員穿著桂管布做的衣服拜見皇上，桂管布是桂林地區生產的一種木棉布，布厚而粗糙，較之緩羅綢緞自然略遜一籌，文宗見他衣衫就認定此人是個忠正廉潔的臣子。他自己也做了一件桂管布的衣服，文武百官紛紛效仿，致使桂管布的價格上漲很快。文宗穿著樸素，有一次他對臣下說：“我身上的衣服已洗了三次了。”
眾人都讚譽皇上節儉的美德，隻有翰林學士兼侍書的柳公權認為，皇上君臨天下應該選賢任能，使天下太平；皇上穿洗過的衣服，隻是生活細節而已。
雖然文宗有心成為李唐一代名主，但有心未必能成事。他在性格上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優柔寡斷，不能長期信任他人，而自己也缺少果斷，不能擇善固執，往往一件事和臣下們商議已定，不久卻突然改變主意，朝令夕改，弄得大臣們也無所適從。這導致臣下無法正確了解他的意圖，做事束手束腳，問時也使文宗不但不能成為明主賢君，反而變成任權宦欺淩擺布的懦弱君主。
李昂即位第二年（827）改元大和，大臣韋處厚因為文宗性格太柔，覺得難以一抒己誌，要求退休。淮南節度使兼鹽鐵轉運使王璠被任為同平章事王璠累任鹽鐵轉運使，長慶二年（822）川任淮南節度使，他不顧南方大旱，搜刮不已。後複為鹽鐵轉運使，又加重銅、鹽稅，每月以錢物進奉皇帝，稱做“羨餘”。大和元年（827）任滿還京，獻銀碗數千隻，綾絹數萬匹，目光短淺的文宗見錢眼開。心裏十分高興，再加上一些權臣的吹風，文宗就把王璠升為宰相。自此之後，文宗身邊的奸佞之人越來越多，而正直的人自然就很難得到重用。
宮廷中最慘烈的流血事件
自德宗以來，宦官典掌禁軍成為製度，宦官勢力的膨脹有了充分的基礎，已經無法簡單根除。由於文宗是宦官擁立的，所以宦官的權勢更是不斷擴大。
除宦計劃 文宗耳聞目睹憲宗、穆宗、敬宗的悲慘下場，一刻也不忘為父兄雪恥，重振皇綱。但文宗本身是由藩王擁立登上皇位的，既沒有東宮之侍者，也很少有心腹重臣。文宗即位後一直有重樹外戚的打算，但是他的生母蕭氏是閩人，來京以後父母早亡，家中隻有一個弟弟，已失去了聯係。文宗後來令福建官員尋訪，一連有三個人自稱是文宗的舅舅，其中有人還得到了優厚的待遇，但是最終都是假冒，真的國舅竟無從找到。據說元和、長慶時，兩京百姓在大街巷裏見麵打招呼，多說“合是阿舅”，文宗找國舅的事正好與“合是阿舅”的說法相應驗。
文宗不甘心受製於家奴，總想物色一個合適的大臣，與之商議誅除宦官的大計。文宗觀察內廷人員很久，覺得宋申錫是個比較合適的人選。於是秘密地召見宋申錫。“代宗以來，宦官專橫跋扈，你認為應該對待宦官專權？”“應當逐漸放除宦官的勢力。”接著宋申錫如此這般講陳了釋宦官權力計劃。“好，這件事就交由你全權負責。”文宗欣然同意，為了讓他好辦事，答應任命他為宰相。
大和四年七月，任命宋申錫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申錫推薦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聖上決定讓我負責，聯合外廷朝官誅除宦官，你可願意與我一道為皇上效力？”“好啊！大圖在此一舉！宦官專權我痛恨已久，隻是沒有機會，能為朝廷除奸，至死不渝！”王璠滿口應允。兩人痛飲一番。宋申錫哪裏知道，王璠暗地裏偷偷將文宗的意圖泄露給鄭注，鄭注轉告王守澄。王守澄是神策軍都尉，專橫跋扈，得此密報，急忙與鄭注商議對策，二人決議先發製人。王守澄稟告文宗：宋申錫陰謀擁立漳王李湊。文宗信以為真，龍顏大怒。要殺宋申錫，後來牛僧孺說了句“宰相是人臣最高的職位，宋申錫既然當上宰相，他還有什麽野心呢？我看他不會反對陛下”，宋申錫才保住性命。後來，宋申錫貶為開州司馬，最後病死在開州。
第一次去宦雖然失敗，但文宗並沒有因此灰心，相反，他吸取教訓，又開始物色新的人選，這時，李訓與鄭注便應運而出。
鄭注本姓魚，人稱“魚鄭”，精通醫術。文宗犯風疾時，大宦官王守澄推薦鄭注給文宗醫治，效果很好，鄭注由此得到重用。李訓原名李仲言，出身名門，精通《周易》。鄭注貪財，流放被赦的李訓賄賂他後，他即把李舉薦給王守澄。王為了更好地控製文宗，將李訓薦給皇帝，說他有大才，可重用。文宗大喜，要將之用作近侍官。
鄭、李二人都善於揣度人心，思路敏捷，口才極佳，文宗把二人視為“奇才”。鄭注、李訓二人又都受王守澄寵信，如果與他們謀劃，會避免王守澄等人的懷疑，而且這兩個人還不是當時朝中二李（李德裕、李宗閔）朋黨，正可倚為心腹。從這一點來說，文宗認為這兩個人是合適的人選。當時李訓為翰林侍講，利用為文宗講解《周易》的機會隨侍文宗左右，暗中揣摩、察覺文宗本意，便在言語上逢迎皇帝，語及時弊再三憤激，借此打動文宗。
文宗見李訓縱橫言論、才辯超脫，以為是個幹才，倚之必能成事，於是便將真心圖謀托與李訓、鄭注，這兩人遂以誅宦官為己任，朝夕計議，指陳方略，規劃太平，除閹宦、複河北、收河湟，談兵紙上。自此，文宗對這二人寵信不二，所言無不從，李、鄭聲勢一時顯赫。外人隻以為這兩人是倚靠宦官才擅作威福，並不知他們同文宗還有密謀。
李訓、鄭注雖然勢力微弱，成功的希望也很渺茫，可是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宦官集團中的內部矛盾，步步得手，進展十分順利。
宦官中勢力最大的當屬王守澄，他曾三次操縱皇帝的廢立，又握有神策軍大權。神策軍是保衛皇帝的主要禁軍，全國邊鎮中也有許多勁兵悍將歸其統領。李訓、鄭注知道士守澄權焰熏天，一時也動搖他不得，就苦思了一個以毒攻毒的辦法，決定先消滅其他宦官。他們借助王守澄的力量，把反對王的韋元素、楊承和王踐言三個宦佞驅逐到外地當監軍，不久即將三人處死。此後，又勸文宗將王守澄的原神策軍中尉的職務移封給宦官仇士良，以分割王守澄的權力。史載仇士良飛揚跋扈，“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李訓、鄭注為了對付王守澄，竟將這個人提拔了上來，無異於引虎逐狼，留下後患。後又提升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軍觀軍容使，表麵上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實際上是讓他離開首都，削弱他在內廷中的權力。在王守澄離開首都前夕，朝官和宦官們給他餞行，席間在酒中投毒，毒殺王守澄，宣布為暴病身亡。以王守澄為首領的這部分宦官勢力基本上被消滅了。
在鏟除大宦官的過程中，李訓和鄭注表現出的幹練的政治才能和翻雲覆雨的果斷狠毒，在朝中引起了強烈的震動，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等大臣都十分畏懼，見了李訓，甚至叩頭迎拜。
李訓、鄭注原本小人，心胸狹隘，睚眥必報，對同自己有芥蒂者，不是誣其賄通中官，便陷以黨同二李，非貶即逐，以致朝堂上人人自危，忠貞之士屢遭貶逐，而奸邪小人卻逢時而進。
甘露之變 在王守澄死後，剩下來的掌握權勢的老宦官還有仇士良、魚弘誌等。李訓、鄭注要想徹底完成文宗密托，自己獨攬大權，就必須除掉這些宦官。
文宗因為李訓有功，升任他為同平章事，鄭注則做了鳳翔節度使。當初李訓與鄭注密謀除盡宦官，定下的計策是鄭注出鎮鳳翔後，精心挑選數百名壯士作為親兵；當年十一月要葬王守澄於滻水，鄭注以故舊情深，奏請率親兵入護喪事，不會引起懷疑；同時奏請文宗下詔令內臣齊集送葬，屆時李訓關閉城門，鄭注在城外令親兵盡誅宦官。但是在鄭注啟行前往鳳翔後，李訓覺得如此計劃，“則注（鄭注）專有其功”，讓鄭注搶了功勞，不如搶先下手。於是李訓將其集團的骨幹分派至各地任節度使和京兆尹等職，以便掌握全局，他又命令郭行餘、王潛在赴任之前，各率其兵將來京城會同金吾便韓約共同行事。指望日後起事大功告成，不但盡殺宦官，就連鄭注也一並除去。所計不可謂不毒！
在商討采用什麽方式時，李訓想到天降“甘露”的瑞兆可以利用。所謂“甘露”，據說是像雨一樣從天上降落，不過與眾不同，就像**水晶，附物即不滾落，也不會被陽光蒸發。“天降甘露”是一種千年難遇的吉兆，預示著君王的聖明，國運昌隆。曆代的封建統治者均認為“甘露”是一種延年益壽的“聖藥”，“其凝如脂，其甘如餡”，服用後能使“不壽者八百年”。因此，帝王稱之為“天酒”、“神漿”，夢寐以求之。有些帝王聽說降下甘露，馬上改變其年號，以甘露命名，如漢宣帝劉詢、前秦苻堅等，都以甘露作過年號。還有的帝王為了祈禱甘露下降而大興土木，如漢武帝曾在長安城外的建章宮內建造了一座高20丈、大10圍的承露盤。在封建帝王們看來，甘露既是吉祥的象征，又是長生不老的仙藥。據《資治通鑒》載：“月（太和九年），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嚐之，百官稱賀。”僅僅過了三個月，天又降“甘露”，這種原本可遇而不可求的所謂“神物”，對文宗這一朝來說可謂“情有獨鍾”了。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唐文宗在大明宮紫宸殿上朝。百官魚貫而人，依班序而立。金吾大將軍韓約這時匆匆人奏說：“在左金吾廳後麵的石榴樹上，出現了甘露，這是天降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聖明感動上天，不能得見甘露。”說完以後，手舞足蹈地給文宗叩頭。宰相李訓、舒元輿也率百官拜賀，並且請皇帝親自觀賞。文宗欣然同意，於是登上龍葷出紫震門，升含元殿，並先叫李訓去看看。
唐代的皇城分宮城和皇城。宮城在皇城的中央，除太監和皇帝宮嬪等，一般人沒有密詔是不能進入的。左金吾府在宮城外皇城內，駐紮著保衛宮城的軍隊。李訓等人離開含元殿後，過了很久才回來。回來後，李訓奏稱：“甘露已經看不清了，但暫時不必宣揚出去。”唐文宗說：“有這樣的事嗎？”他示意叫宦官仇士良、魚弘誌等率領宦官前去探視。仇士良等人去後，李訓立即召郭行餘、王璠兩人入殿受敕。王璠感到害怕了，兩腿戰栗不敢前行，隻有郭行餘拜受殿下，帶領招募的親兵數百人，攜帶武器等候在丹陽門外。李訓召集這些親兵，立即部署殺宦官的計劃。
仇士良等人來到金吾廳，正遇著韓約，見他神情緊張，驚訝地問：“將軍為什麽這樣緊張？”韓約忙以生病搪塞。正在此時，一陣風將帷幕吹起，露出了裏麵埋伏著的兵士，同時傳來了兵器碰撞發出的聲音。仇士良久曆仕宦，經驗豐富，見此心知情況不妙，慌忙返奔。金吾廳侍者想要關門，被仇士良怒罵，竟然沒敢關門，讓眾多宦官得以逃脫。韓約也是無用，此時竟不指揮士兵衝出圍殺，任由仇士良等逃掉。
仇士良與魚弘誌跑回含元殿，氣喘籲籲地對文宗說：“宮裏要發生暴亂了，請陛下趕緊還駕。”李訓見仇士良等人往含元殿方向跑去，知道韓約處有變，急忙招呼金吾衛士，大喊：“趕快到含元殿保護陛下，進去以後，每人賞錢100緡。”金吾衛士剛要登含元殿，仇士良眼明手快，搶先一步令宦官抬著文宗從殿後出去。
李訓見狀，急忙上前攔住轎子，對文宗說：“臣奏事未畢，請陛下暫時留步。”仇士良怒氣衝衝地說：“你們在宮中布置武裝，要謀反嗎？”文宗知情，一邊掙紮著一邊說：“這不可能！”仇士良根本不理，搶步前來要打李訓，被李訓推倒。當李訓抽出匕首要殺仇士良時，被宦官攔住。仇士良擁輿急奔，李訓緊追不舍。這時，金吾兵已經登殿，羅立言、李孝本各率士兵殺宦官十餘人。仇士良令宦官在外抵擋，自己引文宗走進宣政門，等李訓趕到時，宣政門已被關閉。至此，李訓知道消滅宦官的計劃已經失敗，急忙換上從吏的綠衫，化妝出宮。
宣政門內的仇士良這時真是紅了眼，他惡狠狠地對文宗說：“你幹的好事！”轉過來對各率五百禁兵趕到的神策軍左右副使劉泰倫、魏仲卿道：“殺！”於是，在事變不到一個時辰，由宦官統領的禁軍從北、東、西三麵，向位於大明宮南部的朝官們的衙門發動了反攻。
郭行餘、王璠兩人見勢不好早已逃掉，羅立言、李孝本等人見李訓已經逃逸，知道事情已經失敗，也隨即逃竄。宰相中舒元輿因早知內情，已悄悄改換官服，單人匹馬逃出宮外，而宰相王涯、賈觫等尚不知情，對前來詢問的朝官們說：“不知何故，你們請各自便。”眾官退下，宮內各門均已被人關閉，王涯等剛剛奮身脫出，宮門就被禁兵合上。有600多名沒有擠出者，均被禁兵所殺，屍橫血流，狼藉塗地。宮內諸衙印鑒、圖籍、帷幕、器皿等，在兵亂中一掃而盡。下午，神策軍分遣千餘騎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搜索。長安城內諸多惡少趁變亂陡起，借機滋事，殺人越貨，互相攻劫。長安城中，已是一片塵囂。
次日百官入朝，直待日出方開建福門，禁兵露刃夾道，惟準每官以從者一人相隨。行至宣政門，門尚未開，宰相禦史知班等人都不在，百官亂次站立，班列無序。文宗見沒有一名宰相上殿，便對宦官說：“宰相王涯等為什麽不上朝？”仇士良說：“王涯等謀反，已逮捕下獄！”順手就把王涯“謀反”的狀子及有關“罪證”呈上。此時文宗還能怎樣？隻好敕令起草詔令，宣布李訓等罪狀。
李訓喬裝出宮，一路上假裝瘋癲，逃列終南山的寺院中。後被地方官抓獲，他擔心押送到宦官手中會遭羞辱和酷刑，在到達京師附近時，便對押送的人說：“現在禁軍到處抓我，是因為能夠得到重賞。等他們見到我，肯定會將我從你們手裏搶去領功，不如你們把我殺了，拿著我的首級去領賞更直截了當。”結果，李訓被殺。鄭注和全家老幼被仇士良派人誅殺，與事變有關無關的朝廷官員也有上千人被殺。
這就是“甘露之變”。有人稱之為“失敗的反擊”！反擊之所以失敗，表明在這之前的宦官勢力已到了難以消除的程度。
這次事變後，宦官更加盛氣淩人，對待皇帝也很不禮貌，常常出言不遜，文宗羞懼難當，從此也不再做聲。據說，隻是在獨居無人的時候，文宗才會自言自語：“須殺此輩，令我君臣間隔。”說罷，不免又一陣傷感。宦官對待皇帝尚且如此，宰相更是不在話下。宰相李石為人正直，多次與仇士良對抗，仇士良於是派刺客暗殺李石。李石中了一劍，卻是刺斷了馬尾；還中了一箭，人傷得並不重，但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極大恐慌。李石遇刺的第二天，常參官入朝者僅有9人而已。李石考慮到人身安全問題，辭了官職。天下大事從此都由宦官的北司決策，南衙宰相機構隻是“行文書”而已（當時，宦官衙署在宮城，朝官衙署在皇城，宮北皇南，因此人們稱前者為北司，後者為南衙）。
一天，百無聊賴的文宗問侍從：“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誰？”當回答是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周墀時，文宗命人召來。賜酒三杯後，文宗徐徐道：“依你看來，我是怎樣的一個君主？”周墀一聽，立即下座，恭敬地回答道：“我是個小臣，不曉得大道理。但聽百官都說陛下有堯之聖、舜之明、商湯之仁、夏禹之儉！”文宗淡然一笑：“你這樣說是為了維護我，其實我哪裏敢跟堯舜禹湯相比！我是要問你，我比周赧王、漢獻帝如何？”周墀一聽，如五雷轟頂！周赧王、漢獻帝是兩個庸碌的亡國之君，文宗如此發問，可見內心痛苦到何種程度！於是，他倒身拜伏，聲音硬咽。文宗見他不再說什麽，隻好自己說了：“我自以為連周赧王、漢獻帝也比不上！周赧王、漢獻帝是受製於諸侯，我卻受製於家奴。我比他們差得遠了！”文宗說過此話後，再沒有視朝。一個月後的開成五年（840）正月初四，駕崩於太和殿，年僅32歲。
曆史上對文宗留下了這樣的一句評價：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就是說，文宗雖然能夠勤勤勉勉、宵衣旰食，但自身缺乏治國的才幹，最終也不能消除禍患。
“甘露之變”是唐代的皇室為反抗宦官專政所作的最後反撲，是繼“王叔文事件”之後唐代士人和宦官發生的又一次大衝突，但是王叔文和宦官僅是“文爭”，所以朝臣犧牲不大，也未過多牽連。而李訓、鄭注這次和宦官卻是發生了“武鬥”，造成朝臣犧牲慘重，牽連眾多，並且使朝臣和宦官逐漸走向徹底對立。
從這一天起，唐代已經開始衰敗，直至最後亡於朱溫之手。皇帝、朝官與宦官的鬥爭，均以失敗告終，原因是宦官有武裝，他們掌握了禁軍。“甘露之變”後，宦官勢力更加壓倒了朝官，朝官經曆了多次失敗，最後在唐昭宗天複三年（903），宰相崔胤引宣武節度使朱溫帶兵入長安，幾乎殺盡宦官，才結束了宦官專政的局麵。不久，唐朝也被朱溫的後梁所取代。
天子為何受製於家奴
有人說，唐朝並非亡於藩鎮割據，而是亡於宦官專政。唐朝宦官勢力達到一定程度之時，把將相和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中，真正是“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從唐穆宗以後到唐亡，8個皇帝之中，有7個是由宦官擁立的，而有立即有廢。憲宗時，太子李寧死，宦官吐突承璀欲立李恒為太子，因恒母身賤未立，又立李俏為太子；憲宗崩亡，宦官陳弘誌殺吐突承璀及李俏，擁立李恒即位，就是唐穆宗。唐穆宗是因受驚中風而死的。穆宗之後的敬宗，極喜遊玩，一次夜獵回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端等人飲酒作樂，喝醉之後入室更衣，忽然殿中燈滅，劉克明等即害死敬宗，蘇佐明等矯製立絳王，而王守澄、梁守謙等率禁軍討賊，誅殺絳王另迎江王即位，就是唐文宗。
文宗在位時，本已立李成美為皇太子，文宗死時，仇士良、魚弘誌矯詔廢成美，立文宗之弟李炎為皇太弟，即位後，就是武宗。武宗死，宦官馬元贄立武宗之叔李忱為皇太叔，即位後，就是宣宗。宣宗大病之時，宦官王宗實等矯詔立鄆王為太子，即位後為懿宗。懿宗有病，宦官劉行深、韓文約等又立普王為皇太子，即位為僖宗。僖宗之後，宦官楊複恭率兵擁立壽王為皇太弟，即位為昭宗。而每次廢立之際，或兵刃相見、血流盈廷，或密行詭計、眾不可測，造成一段時期的權力真空狀態，使中央政權毫無權威可言，誘發了社會的動亂。
宦官專權幹政，對功高績顯之臣往往嫉妒如仇，必欲構陷使之失寵而罷休。如肅宗、代宗時期，大將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立有大功，宦官程元振等就在皇帝麵前誣陷李光弼，使李光弼失寵自危。郭子儀是反擊“安史之亂”中的重要將領，平生小心謹慎，不敢多言，但也逃不過宦官的讒毀，甚至派人挖掘了他家的祖墳。刑部尚書顏真卿剛正不阿，曾率百官向移居西內的太上皇玄宗請安，觸犯了宦官李輔國的心病，便下一紙公文，把顏真卿貶逐到偏遠的蓬州任長史。如此這般，使得朝廷將相心寒，賢德之士難以立足，奸佞之徒趁機而入。 唐朝宦官專權和為害，為什麽會如此嚴重呢？
首先，從根本上講，這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專製製度下的一個必然現象。在高度集權的封建專製製度下，皇帝個人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但皇帝又無法統轄管理龐大的官僚機器和日益繁雜的各種具體事務。完全依靠朝廷中的文臣武將，又放心不下；依靠宗室外戚，也常常發生問題。
相比較而言，隻有宮中的宦官最易控製，也最為放心。因為自古以來，有強臣篡權為皇的，有宗室奪權的，有外戚甚至女主臨朝的，但卻沒有宦官當皇帝的！宦官的生理缺陷使他不可能凱覦這“九五”之尊。雖然宦官有種種禍患，但其本身從來不構成對皇權的威脅。這就是曆朝曆代的皇帝心中很清楚宦官專權的危害，但卻照樣寵信不衰的根本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講，隻要有封建專製製度存在，宦官專權為害就是不可避免的，隻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這是曆代封建王朝包括唐朝在內無法避免的問題。
其次，帝王的腐敗和政治的黑暗則與宦官專權為害互為因果。中唐以前，政治相對清明，對宦官的限製也較嚴格，宦官參政的機會很少。中唐以後，皇帝漸漸失去了開國之時的那種勵精圖治的蓬勃朝氣，生活上追求享受，政治上企求苟安，沉溺於聲色犬馬之中。如唐敬宗整日擊球、摔跤、打獵，無心過問政事；唐憲宗後來追求長生不死，輕信方術之士，煉丹服藥；唐僖宗整日鬥雞走馬，一擲千金。其他帝王，有的從小由宦官陪伴，長大當政後放縱親信宦人，委以重任；有的整日深居宮中，需要宦官為自己提供享樂的條件。而宦官呢？當然喜歡推波助瀾，讓皇帝沉溺於酒色犬馬之中，無暇管理政事，以便自己專權，作威作福。
曾侍奉過6個皇帝的大宦官仇士良，在告老還鄉時，曾直言不諱地向同僚傳授了伺候皇上的秘訣，最關鍵的是“不可讓皇上閑著”。他說：“皇上閑了就要看書，接見大臣，就會采納他們的意見，智深而慮遠。如果這樣，我們這些人的恩寵就會薄了，權力也小了。你們今後要想盡辦法弄錢財，蓄養獵鷹好馬，每天讓皇上沉溺於聲色犬馬，使他高高興興而不想閑著。這樣，他必然會排斥儒學之士，不想關心政事，凡事都聽我們的，這樣，我們的恩寵和權力就能長久了。”
仇士良這番話，道出了唐代宦官專權幹政的訣竅與經驗。的確，皇帝的荒**腐敗與政治黑暗，導致了宦官勢力膨脹；而在宦官的推波助瀾下，又加速了皇帝的腐敗與政治的黑暗。
第三，就唐朝而言，中唐以後外戚勢力的衰微是宦官勢力得以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皇帝常用的統治術是以內廷牽製外朝。在內廷中，除了利用宦官外，還倚重外戚勳舊勢力。作為帝王母後親屬的外戚，又大多出身於官僚士大夫之家，他們既能任外朝宰輔，又能插手中宮，形成了強大的內廷勢力。
在外戚勢力強大的情況下，宦官勢力必然被分割。唐玄宗天寶以前，中央機要大都為外戚掌握。直至“安史之亂”，誅殺楊氏族黨，外戚勢力剪除殆盡。此後，帝王在內廷隻能倚重宦官，而宦官勢力也趁機發展起來。
窺探皇位的皇子們窺伺帝意，常與宦官往來密切。宦官具有接近皇帝、往來導引、開關宮門、隨從侍衛的便利，皇子們如果要發動政變，必然要取得宦官的支持，才可裏應外合，完成大事。而在政變中立下汗馬功勞的閹人，也會因此得到新帝的寵愛。中唐的高力士、程元振、李輔國等，都是因此而受寵的。
所以說，不僅外戚勢力的衰微給了宦官勢力發展的機會，而唐朝宗室內部相互傾軋和奪權的鬥爭也給予了宦官勢力發展的良好土壤。
第四，朝中大臣的朋黨之爭，也促進了宦官勢力的發展。朝中大臣為了鞏固權勢，升官晉爵，需要依靠常在皇帝身邊的宦官來為自己美言，而宦官也想爭取這一部分人，以擴大自己的政治基礎。
玄宗時的宰相李林甫、楊國忠，將軍安祿山、高仙芝等，就是由巴結權宦而上台的。尤其是李林甫，非常善於賄賂收買宦官，通過宦官察知宮中動靜和皇帝的心思，然後按皇帝的心意行事，來取得恩寵，保全相位。尤其是朋黨之爭時，各派都在暗中勾結宦官，謀取權位，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
又如李逢吉投靠宦官而入朝為相，當上宰相後，又與大宦官王守澄勾結，排斥異己。為了阻止政敵李德裕為相，在宦官的支持下，舉薦牛僧儒入朝為相。而李德裕為了爭取相位，也勾結監軍楊欽義，在楊的保薦下達到目的。通過宦官的“後門”入朝為相者，自然要為宦官發展勢力提供方便與支持。本是對立的兩股勢力，卻又往往互相利用，各得方便。朝臣之間為了政見黨爭需要借助掌握實力的宦官的支持，宦官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朝臣的幫助，這兩派之間是既爭鬥又互相利用，關係錯綜複雜，致使朝政日趨腐敗。
唐朝宦官為害之烈是空前的。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既有與其他朝代相似的方麵，又有唐朝獨特的某些方麵。歸根結底，它是封建專製製度的一個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