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腦奧秘多

哲學家、詩人和科學家一直在探索人類大腦的奧秘。我們兩隻耳朵之間的軟組織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可我們對它卻知之甚少。有人認為它跟身體其他部分的功能不相幹；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是一塊用來刻寫我們經驗的白板；還有人說它隻是我們遺傳基因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有一點是肯定的：每個人都有與眾不同的大腦。但這種與眾不同是如何形成的，仍然是激烈爭論的話題。從神經學和遺傳基因學領域來看，有關先天一後天之爭的答案正在逐漸明朗。為了弄清這些問題，讓我們看一看麻省理工學院心理學教授史蒂芬·平克就大腦問題發表的見解吧。

這位48歲的教授是蒙特利爾人，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79年25歲時畢業。1982年在麻省理工學院就任心理學副教授並在該學院工作了20年，被認為是美國最好的心理學教授。但他卻是由於出版科普書籍而成名的。《語言本能》、《大腦如何工作》以及《白板》均是學術界和普通人都喜歡的書。

他的著作最吸引人的是，他能把來自完全不同的領域（心理學、神經學、生物學、社會學甚至政治學）的發現整合在一起。科學家很少涉足他們專業以外的領域，他們的看法未免有點狹窄。跟他們的看法相比，平克對大腦的理解，視野比較廣闊，而且包容各家之說，他願跟廣大讀者一起探討這個問題。

研究成果常常是有爭議的。在他的《白板：對先天論的否定》一書中，平克綜述來自發展心理學和進化生物學的最新研究成果，用這些最新研究成果來質疑現代社會在先天一後天爭論中偏向後天的趨向。他說，他還願意強調，對孩子的發展，父母的影響比基因遺傳更重要。在我們對待犯罪、性別區分甚至藝術的態度方麵，也能發現同樣的偏見。他談到了在接受進化對形成我們的大腦所起的作用方麵所存在的戒律，並且把這種怪現象歸咎於我們近代史上一些可怕的事件，尤其是納粹主義。他把社會曆史和科學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希望科學能影響我們討論未來社會政策的方法。但他的這些觀點受到了各方麵人士的抨擊。

他對人類大腦的理解受到一些不同思想流派的影響。他說：“喬姆斯基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第一個打破不能討論先天問題的戒律。在50年代末，當他首次開始寫這方麵的文章時，人們認為萬物都是特定條件下的產物，大腦是一塊白板。但他說大腦天生組織得擅長於某些東西，其中包括語言。”

他還受到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那場“認知革命”的很大影響。他說：“這種理論認為，大腦加工信息，所以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計算係統。”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它為在實驗室研究智力表述鋪平了道路。在實驗室研究智力表述是一個重大突破，因為控製思想的心理學行為模式以前一直認為，大腦中的東西是無法研究的。

後來，他又受到第三方麵的影響，那就是20世紀70年代的那場進化生物學領域的革命。他解釋說：“該理論認為，如果大腦中的任何部分是先天就有的，那就需要對它是怎樣獲得的作出某種解釋，而這種解釋最終還得來自進化生物學。這種現代生物學是威廉·漢密爾頓和理查德·道金斯等人創立的。”

平克把這些影響和思想綜合在一起後得出結論，認為我們在大腦是怎樣工作的這個問題上有嚴重的錯誤觀念。他說：“有一種錯誤觀念認為，大腦是一塊白板，其所有的組織機能來自父母、社會和文化。另一種錯誤觀念認為，生物學給了我們諸如性、饑餓、口渴等原動力，並且認為在大腦中還有另外的某種東西，使我們能理智和控製衝動。我認為，盡管我們確實有原始驅動力，但我們大腦中還有複雜的理智機能，這是進化的產物。”

那麽，他在這場先天一後天之爭中采取什麽立場呢?他說：“有一些極端分子說，一切都是學習的結果，例如，暴力是後天學會的行為；但也有一些人說，一切都是基因遺傳的結果。後天論極端分子采用的辯論策略是把持中間立場的人都變成惡魔，這樣就更容易駁倒他們。作出誤導的第二個原因是，有些事情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後天的，例如腦神經回路就是隨機性的偶然事件，我認為這對形成不同的個性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個原因是，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肯定是互相影響的。隻有存在能以某些方式學習的先天的機製，後天的因素才能起作用。假如我是一隻黑猩猩，我即使在日本，也不可能會講日語。我們之所以能對周圍環境的信息進行加工，是因為我們擁有天生用來以某種方式做這件事的大腦。”

在主張後天因素的極端分子和像平克這樣主張更多基因遺傳和進化因素的人之間發生這樣激烈的爭論，從表麵上看是令人驚訝的。人們會想，他們都是要達到同一個目標，那就是更好地理解我們大腦的發展。隻有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這場爭論，才能明白這些科學上的對手為什麽要如此堅持他們的立場。討論心髒和肺如何工作完全是科學領域的討論，但討論大腦如何工作涉及我們在社會上的行為準則，因此要考慮到從宗教領袖到政治家每個人的利益。

承認基因遺傳在形成我們思維方麵所起的作用，就會涉及一種深遠得多的擔憂。希特勒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可怕的優生學理論，他不可否認地受到進化科學的影響，並且還使用了諸如“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這樣的字句。盡管反對先天說的觀點在比較早的時候就開始了，但曆史學家認為，是希特勒大屠殺造成的恐怖關上了進行這種討論的大門，使它成為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禁忌討論的話題。

最新研究引起的最有意思的想法之一是，有人認為在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之外，還有第三種因素。平克認為這第三種因素就是“大腦神經回路的隨機性偶然事件”。他解釋說：“當大腦在子宮裏和出生後的頭幾年形成自己的神經回路時，遺傳基因並沒有提供每一個神經細胞的具體藍圖。因此，神經軸突是長在左邊還是長在右邊就像是扔硬幣那樣有隨機性，並沒有什麽東西可以決定它的方向。如果有幾十億這樣的隨機偶然事件，加起來就可以成為完全不同的人，既不是基因遺傳的直接結果，也不是取決於在你的大腦形成的時候你學到的東西，而是隨機的偶然性。”

在這方麵還沒有做很多深入的研究。證據主要來自對單卵雙胞胎的研究，因為他們有相同的遺傳基因和相同的生活環境。平克說：“他們隻有大約50％的相互關聯，即他們之間有50%的差異既跟他們的遺傳基因無關，也跟他們的生活環境無關。我們知道，具有相同遺傳基因並在同一實驗室環境中培育出來的像蛔蟲和果蠅等簡單動物，其結果也是不一樣的，有的蛔蟲可能活20天，而有的可能活60天。這就是隨機的偶然性。我認為這是很好的例子，說明人類的許多差異也是隨機的偶然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