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罵名
一、雍正為何被潑汙水：犯的不是“民怨”是“官怒”
為什麽雍正一心為天下卻不能得到當時人們的認同和理解？為什麽最為勤懇的皇帝在民眾的眼中是個不仁不孝的人？為什麽雍正做了那麽多實事、好事不被民眾所銘，而那些“花花新聞”卻總是讓人津津樂道？原來，為了國家，雍正得罪了當時那個國家的大腦和口舌——官員和文人，正是他們能夠決定雍正將以什麽樣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麵前。雍正的好心沒有好形象，為我們昭示了一條生存法則：你的形象取決於評價者如何評價！
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禎，清聖祖康熙皇帝第四個兒子，大清王朝入關後的第三任統治者。雍正夾在功業顯赫的康熙和乾隆之間，一般都認為他隻是承先啟後的過渡皇帝，但我個人認為其在康乾盛世中處於不可或缺的位置。曆史選擇了他，他也交給了曆史一份滿意的答卷。日本史學研究者佐伯治曾評價雍正皇帝說：“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若無雍正整飭，滿清恐早衰亡。”
雍正在位十三年，對清廷機構和吏治做了一係列改革。如為加強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統治實行改土歸流，耗羨銀歸公、建立養廉銀製度等，出兵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設立軍機處，創立秘密建儲製等。正是他對康熙晚年的積弊進行改革整頓，一掃頹風，使吏治澄清、統治穩定、國庫充盈、人民負擔減輕。這樣一位勵精圖治、致力於富國強民的皇帝，應該擔得上“好人”的評語。
可就是這樣一個“好人”，卻隻得到一世惡名，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民間傳說，最集中的是他“改詔奪位”、“骨肉相殘”、“不得善終”三大惡名。從登上皇位，就傳聞不斷，說他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民間流傳關於雍正的死因有很多，有說是被呂四娘（呂留良遺孤）謀刺死的；有說被宮女縊死的；有說服丹藥中毒而死或中風而亡；更有甚者說其是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謀毒死。眾說紛紜的死因，其實正反映出雍正登基後麵臨的現狀。
可一個公認的事實卻是：雍正是封建王朝中最為勤政的皇帝之一，在位13年國庫從接手時的所剩無幾到卸任時的國富民強，老百姓的安居樂業（雍正在位期間沒有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極力整治吏治建立了健全的領導和監督體製。以後人的眼光來看，愚以為雍正的“惡名”正是來於自己的功績。
雍正即位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欠，也因此得了貪財的惡名。
在康熙統治期間，解決了長達八年的吳三桂等三藩的分裂戰爭，收複了被鄭經割據多年的台灣，驅逐了占據我國黑龍江地區的沙俄勢力，又出征蒙藏平定準噶爾部蒙古貴族分裂勢力的動亂，這一通仗打下來得需要多少銀子？清朝經濟麵臨著崩潰的危險：一方麵叛亂此起彼伏，剿而不滅，用去大部分財政收入；另一方麵朝廷內貪汙成風，大小官員多以“借款”為由，私自動用國庫銀兩竟高達上千萬之巨！借了錢，又不還回來，這就造成了國庫的“虧空”。國庫裏沒有銀子，就得增加賦稅向老百姓要，要到後來康熙都覺得老百姓太苦了，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旨“永不加賦”。國庫隻存銀七八百萬兩，而又不能“加賦”，這就是雍正接手時的財政現狀。
如果說，打江山要靠槍杆子，那麽，治江山就得抓錢袋子，所以虧空不能不補。雍正為了維持大清帝國的運轉，把眼睛盯在了“虧空”上，要把官員們欠國家的錢收回來。雍正決定從整頓吏製開始，錢糧虧空主要出在官吏貪汙上。雍正說：“曆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說，“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複不少”，“藩庫錢糧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於是雍正下第一個法令，就是下達全麵清查積空錢糧，要求各地嚴格執行，並責令所有虧空三年內全部補齊，不許派於民間。康熙皇帝去世剛好一個月時，雍正便下令全麵清查虧空錢糧。雍正不顧其父“屍骨未寒”，就要對康熙留下的積弊大動幹戈，可見事情之緊迫。
在清欠執行上，雍正的做法很值得稱道。
雍正從中央直屬機關內選派欽差大臣，同時又從各地抽調一大批候補州縣隨行。這個人選搭配很有意思。首先欽差大臣與地方的聯係不是特別密切，而且就在皇帝身邊，肯定對雍正清欠的決心和信心十分了解，即便是有些孝敬及往來，在這事關自己腦袋的問題上，他不會冒那麽大的風險給別人擔事。而同時又有一批候選官員隨行，對欽差大臣本身就是一種監督。要知道雍正給出的政策是：查出一個貪官汙吏，立即就地免職，從調查團裏選一個同級官員接任。這些候補們，眼睛都望穿了，好不容易盼到這麽一個出頭的機會，因此眼睛現在都泛著藍光，死盯著欽差大臣和受查官員，誰“和稀泥”誰就是動了他的“頂戴”，這樣就避免了官官相護。同時，在古代官場有一個循環：上一任虧空，繼任者填補，離任的時候再虧空給下一任，所以虧空總是補不上。可這回繼任者就是來查賬的，還不趁機把前任的虧空賬抹平？再者，如果他查不出虧空也就沒有自己的繼任。因此，從哪方麵講，去查賬的人都會“光膀子賣力氣”地徹查到底。
雍正這一出手，動靜可真不小，雍正用兩計“殺威棒”徹底粉碎了下麵官員“走過場”的希望。首先查處主管財政的戶部有虧空，而且虧空達二百五十萬兩，雍正責令戶部曆任尚書、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賠償。另外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做過內務府主管，結果內務府也有虧空。當時全國上下都看著這件事情，如果這筆錢追不回來，那清欠將就此不了了之。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雍正向這位十二弟下了手，最後為了還錢履郡王隻好將家中器物當街變賣。雖然履郡王此舉有給雍正難堪的意思，但不管怎麽說你還是要把錢還了，皇上至親尚且如此，還有哪個官員能夠賴賬。但雍正也因此落了個刻薄的惡名。
從履郡王的事件中，雍正看到了一個問題：官員虧空國庫不是一時虧空的，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債一時還清有困難。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采納了通政司官員錢以塏的建議：抄家。虧空官員一經查出，將其家產查封，家人監控，追索已變賣的財物，杜絕其轉移藏匿贓銀的可能。贓官們的罪一經核實，就把他的家底抄個幹淨，連他們的親戚、子弟的家也不放過。雍正下令：“絲毫看不得往日情麵、眾從請托，務必嚴加議處。追到水盡山窮處，畢竟叫他子孫做個窮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國一片抄家聲，雍正也得了個“抄家皇帝”的封號，甚至連牌桌上都有了一種新打法：抄家和。
雍正四年，廣東道員李濱、福建道員陶範，均因虧空案而畏罪自殺。想一死了之？沒那麽容易！雍正指出：“官職家財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賴，留貲財產子孫之計。”跑了和尚跑不了廟，雍正下令，找他們的子弟、家人算賬！與此相同，廣東巡撫楊文幹、閩浙總督高其倬、福建巡撫毛文銓等，雍正都對犯官“嫡親子弟並家人等”嚴加審訊，最終“所有贓款著落追賠”。個中詳情，《紅樓夢》背景中的江寧織造曹家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這才有後來雍正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謀毒死之說。在一場暴風驟雨般的專項整治中，虧空沒了，國庫也殷實了，但雍正也因此落了個好殺的惡名。
在解決了“眼前這點事”的同時，雍正於1723年成立了獨立的核查審計機關“會考府”，這為後來的整治吏治、反腐懲奸做好了準備。同時暗中安插密探，四處巡訪，即使是巷尾街頭的民間瑣事，他都能馬上知道。滿朝文武官員都擔心禍及自身，為人處事都格外小心謹慎。另外雍正還建立密折專奏製度，奏折由一種專用的特製皮匣傳遞。皮匣的鑰匙備有兩份，一把交給奏折人，一把由皇帝親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開啟，也不敢開啟，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稱“密折”。這一下官員之間互相監督，並可直達聖聽，官員們更是如履薄冰。吏治由此得以清明，但雍正因此落下個懷疑誅忠的惡名，甚至民間流傳出雍正親自設計的殺人工具--血滴子的傳說。
在這之後雍正又實行了攤丁入畝、耗羨歸公等政策。所謂攤丁入畝，就是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這項措施有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官紳地主。耗羨歸公，更是把以前各級官員的以銀兩在兌換、熔鑄、保存、運解中有一定損耗為由，故征稅時有一定附加費的“小金庫”收歸中央財政。動了這些官員的錢袋。
清欠一事可以講“事關根本”，成功與否決定了清朝能否安定、安全，也正是因為如此雍正才大動幹戈。但是由於他近乎“不近人情”的高壓政策，深深得罪了各級官員。應該講這件事情是影響到雍正整體評價的關鍵因素，他犯的非“民怨”而是“官怒”。
雍正不僅僅得罪了當官的，更得罪了天下的讀書人。文字獄在雍正朝尤其嚴重，他因此落了個好諛任佞的惡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靜案。雍正六年，儒生曾靜因受到明朝遺臣呂留良詩文的影響，銳意反清。讓他的徒弟張熙去找時任川陝總督的嶽鍾琪，勸嶽反清，結果被嶽鍾琪給舉報了，曾靜因此入獄。
這種謀反的罪名，在當時淩遲或者滅九族都是有可能的。但雍正隻是下令將審訊曾靜的記錄整理成冊，在其中對民間不利於自己的謠言進行駁斥，起名為《大義覺迷錄》。殺一個曾靜對雍正來講是沒有意義的，雍正要借這個機會重塑自己的形象。而曾靜也很配合，不僅自願到各地宣講雍正皇帝的“聖德”，而且還寫了一篇《歸仁說》，表達自己誠心懺悔之意。
曾靜案實際上仍然是在給雍正潑髒水，在查抄出來的物品中，大部分都是宣傳雍正爭奪皇位的內容，說他如何謀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貪財、好殺、**色等。可見，此次不是真的要謀反，而是針對雍正個人。而且從曾靜選擇的策反對象來看，他根本就沒期望會策反成功，嶽鍾琪擊敗準噶爾兵、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當時聖眷正隆，試想，這樣一個人怎麽會跟著曾靜造反？曾靜為什麽偏偏就閉著眼找上了他？愚下認為，曾靜就希望此事敗露，造成轟動效應，以使得他的那些資料能夠更廣泛地宣傳。雖然曾靜策反沒能成功，但他已經成功了，他在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筆，而且更讓雍正著實加了一條罪狀，也使雍正得罪了天下讀書人。這是一個倒槍刺，紮進去見紅，出來時還得多加個血槽子。
雍正得罪的這兩批人，官員和文人，實際上是老百姓的眼睛和舌頭，他們“看到的”和“所說的”，很快就被老百姓複製、傳播。因此，當有“政治目的”的人散播謠言的時候，這些做官的不會加以製止，甚至希望這些謠言傳得越廣越好，把雍正趕下台最好，甚至有些人還會主動地去編造謠言。很多事情，不是壞在最上麵，也不是壞在最下麵，而是壞在中間。雍正的醜惡形象在這些官員的“口誅筆伐”中，進入了老百姓的意識中。
老百姓最津津樂道的就是：雍正即位的合法性。民間流傳著雍正將康熙遺詔由原來的“傳位十四子”改為“傳位於四子”。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且不說遺詔至少有滿漢兩種文字，改了漢文改不了滿文，無論傳給誰總要寫個人的名字，例如，傳位於四子愛新覺羅·胤禎，“十字”能改，那名字怎麽改？還有的說雍正是其母親和年羹堯私生的，改“康熙遺詔”之事是年羹堯幹的。這事情就更搞笑了，年羹堯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中的進士進而走上仕途，而這年胤禎已經二十一歲了。與合法性相關的還有很多傳說，例如，雍正逼康熙傳位給自己，說雍正逼死了自己的母親，殘害自己的親兄弟撫遠大將軍老十四愛新覺羅·胤禵。可以看出，雍正就是一個靶子，所有的髒水都在往他身上潑。
說實話，我並不關心雍正是否具有合法性，作為曆史來看，我隻關心他對曆史有什麽貢獻。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封建社會，老百姓居然如此關心政治嗎？封建中國江山易主不是什麽新鮮事，老百姓管他誰當皇帝，誰當皇帝都是一樣過日子。那麽，為什麽當時傳聞這麽多呢？
很顯然，當時雖然雍正已經做了皇帝，但自己的位置並不穩當，尤其爭奪皇位的人都還沒有死心。仔細分析這些傳聞都是有政治目的的。修改遺詔，隻是為了宣傳雍正不具有“合法性”；“謀父、逼母、弑兄、屠弟”隻是為了宣傳雍正“非君子”，這樣的人不配當皇帝。而且這些宮廷秘聞，老百姓就是想編都不可能說得跟真事似的，這隻能說明這些事情不是始於民間。如果老百姓是聽來的，而且是聽雍正的政敵說來的，這事情可信嗎？
雍正在位期間，自詡“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遊獵，日理政事，終年不息。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現存漢文奏折35000餘件、滿文奏折6600餘件，共有41600餘件，平均每天批閱奏折約10件。而且批複都以紅砂朱批，這說明不是找人代筆，有的奏折上的批語竟有1000多字。著名作家二月河曾如此評價雍正：“康熙、唐太宗，還有秦始皇這些勤政君主，沒一個比得上他的。”可這樣一個“一心為公以天下計”的皇帝，無論是在位的時候，還是身後都留下了惡名。
雍正曾在年羹堯的奏折上批了一段流傳後世的君臣說：“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實際上這對雍正又何嚐不是呢？他一心想造福於民，卻層層受阻，雖然取得了不少功績，卻免不了為當世和後世所惡。套用他自己的話講，正所謂“做事易、成事難；成事易、守事難；得名易、保名難；保名易、全名難”。
雍正在位僅十三年，個人認為卻是對整個大清王朝作出貢獻最大的一位皇帝。但這樣一個兢兢業業，一個一心為公的好皇帝，在位時以及身後若幹年之內卻備受爭議，實在令人惋惜。但曆史是公正的，近年隨著關於其相關史料的逐步公開，大眾逐漸開始接受了這位好皇帝，甚至開始為其“平反”，這很值得欣慰。
雍正的成功，首先在於他摒棄了人情的束縛。在封建官場，所謂的處世哲學，其實就是一部人情學。這類學問雖然讓一部分人在複雜的鬥爭之中得以明哲保身，卻讓很多人失去了在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機會。以結果看行為，雍正做的每件事情都是為了整個國家社稷，為了黎民百姓。雖然在世時已經背負罵名，雖然他知道自己無力將自己的形象在百姓的口中和文人的筆下更改，但他依然努力地工作著，依然奮力地為了天下而不斷得罪那些不得不得罪的人。可喜的是，近些年對雍正的評價正在發生改變，人們正逐步開始轉變對他的認識，甚至有很多人已經喜歡上他，例如我自己。雍正在後世所得到的認同向我們昭示了一條生存法則：你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喜歡你！
為什麽雍正一心為天下卻不能得到當時人們的認同和理解？為什麽最為勤懇的皇帝在民眾的眼中是個不仁不孝的人？為什麽雍正做了那麽多實事、好事不被民眾所銘，而那些“花花新聞”卻總是讓人津津樂道？原來，為了國家，雍正得罪了當時那個國家的大腦和口舌——官員和文人，正是他們能夠決定雍正將以什麽樣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麵前。雍正的好心沒有好形象，為我們昭示了一條生存法則：你的形象取決於評價者如何評價！
二、聽不懂官話不許考科舉：雍正的“普通話”推廣
1728年，清世宗雍正設立“正音書館”，在全國推行北京官話。他諭令福建、廣東兩省推行漢民族共同語（舊稱“官話”）。並規定“舉人生員鞏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意思是，讀書人若聽不懂官話，不會說官話，就不能參加科舉考試。
1728年，清世宗雍正設立“正音書館”，在全國推行北京官話。他諭令福建、廣東兩省推行漢民族共同語（舊稱“官話”）。並規定“舉人生員鞏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意思是，讀書人若聽不懂官話，不會說官話，就不能參加科舉考試。
一個把滿語視為國語和民族標誌的滿族皇帝，此時卻破天荒地下了一道推行漢語普通話的上諭，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上諭頒布後，閩粵二省的各個郡縣普遍建立了正音書院，教授官話，凡是走讀書、考試、當官之路的讀書人都要懂得官話。甚至一度規定，不會講說官話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
雍正帝的“推普”上諭不可謂沒有遠見，“推普”措施似乎不可謂不力，然而收效甚微。據記載：“初時甚為認真，無如地方官悉視為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頹廢，至嘉慶、道光時，福建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製，廣東則更無聞矣。”
“推普”上諭盡管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但還是有一些積極作用和影響。作為“推普”的首倡者，雍正帝為後來的張之洞等提出“官音統一天下語言”的思想和舉措奠定了基礎。
1902年，張之洞、張百熙等為清廷製定《學務綱要》指出：“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扞格，茲擬官音統一天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中國文一科內附於官話一門。其練習官話，各學堂皆以用《聖諭廣訓直解》一書為準。”
顯然，張之洞等人的“推普”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雍正帝“推普”上諭的精髓，並加以發展。1909年，清政府資政院開會，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正名為“國語”。
其中，雍正的篳路藍縷之功是必須得到肯定的。
三、雍正統治寡恩刻薄清欠錢糧得罪地主與貴族
雍正是清朝入關後第三位皇帝，他於1722年繼承皇位，到1735年去世，在位僅12年8個月，但他所做出的改革，比他父親康熙擔任61年皇帝所做出的改革還要多。他勤於政事，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睡眠時間不足4個小時。一年之中隻有生日那天他才會休息。僅僅在數萬件奏折中他所寫下的批語，就多達1000多萬字。雍正皇帝的勤政精神、理財成效、治國業績，在中國古代帝王中堪稱楷模。
由於康熙在位太久，雍正即皇帝位時已是45歲的中年人了。憑藉自身的豐富經曆，雍正一登上皇位就具備了駕輕就熟，大展鴻圖的能力。在不到13年的時間裏，他以財政經濟為中心進行了一係列大刀闊斧的改革：一是實行“耗羨歸公”，建立“養廉銀”製度；二是“攤丁入畝，地丁合一”，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三是清理國家財政錢糧虧空，以鐵的手腕把侵吞的庫銀收回來；四是建立“會考府”，審核錢糧奏銷；五是開放洋禁，發展海外貿易；六是“改土歸流”，進行民族區域的地方行政改革；七是廢除賤籍、酷刑，實行社會改革；八是創立軍機處，加快改革步伐。
雍正元年（1723年），他接受山西巡撫諾岷的建議，施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的措施，以此限製、減少官員的貪贓舞弊和橫征暴斂。因為銀兩在兌換、熔鑄、保存、運解中有一定損耗，故征稅時要增加損耗，這種附加稱為“火耗”或“耗羨”。由於“火耗”無法統一確定征收額，州縣地方官便通過超額征收，以補充地方政府辦公經費的不足及官吏們的工資外收入。最多的州縣在一兩正稅上附加五六錢火耗，百姓負擔十分沉重。
明清時代正一品大員的年俸不過180兩銀子，七品知縣僅僅45兩。這點俸銀，在當時的物價水平下養家糊口都成問題，更不要說打點上司，迎來送往和禮聘幕僚了。盡管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對貪汙額度超過60兩銀子的官員一律剝皮實草，仍然遏製不住當年如潮般的貪贓枉法。
雍正實行收支兩條線的“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既減輕了老百姓負擔，又改變了明代以來中國官員名義收入低，灰色收入高的不正常狀態，保證了朝廷廉政建設的有效推行。
雍正皇帝勤於政務，勇於改革，大力清除康熙統治後期的各種積弊，取得了卓著成效，但由於他統治嚴酷，刻薄寡恩，清欠錢糧，地丁合一等經濟政策又得罪了貴族和地主，也難免帶來了曆史上的一些爭議。
四、揭秘曆史上唯一一本皇帝編撰的大爆“家醜”的書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靜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義覺迷錄》一書。全書共四卷，由雍正皇帝欽定編纂，內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諭、審訊詞和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等口供兩篇，後附曾靜《歸仁說》一篇，目的是為了“教育”有反清複明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這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與平民囚犯進行大辯論的書，也是史上泄漏宮廷內幕、隱秘最多的一部禦製國書。
《大義覺迷錄》的刊行，緣於湖南的曾靜投書案
曾靜其人，性迂闊，喜談道學，有反清思想，是清代很有名的書生“革命家”。他生於1679年，卒於1741年，湖南永興鯉魚塘鎮人。幼年喪父，母親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貧寒，他曾醉心於功名但屢試不第，於是斷了科舉入仕之念，在鄉村閉門授徒，經常向學生們散布反清言論。
雍正五年，曾靜在省城讀到了清初傑出思想家、詩人和時政評論家呂留良的文章，對“其中雖有數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間”的詩句，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呂留良有皇帝之才，無皇帝之命。
出於仰慕之情，曾靜派得意門生張熙去浙江拜謁呂留良，但當時呂留良已去世四十餘年了。呂留良的兒子呂毅中交給張熙其父的一批著作，有日記纂一本，詩集一本，日記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詩稿一束等。不虛此行的張熙把這些著作帶回後，曾靜如獲至寶大喜過望。靜下心來仔細研究了“革命導師”呂留良的這些文集後，曾靜更加堅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張，他先後寫了《知新錄》《知幾錄》兩本書。在《知新錄》裏，他大膽放言：“如今八十餘年沒有君，不得不遍曆城中，尋出個聰明睿智人出來做主……”“中原陸沉，夷狄乘虛，竊據神器，乾坤翻複”“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又稱：“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子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所壽。”他還集中列舉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色、誅忠和任控等，說雍正皇帝是曆史上少見的暴君。
曾靜以“華夷之分”理論入手排滿，並四處宣傳，鼓勵群眾團結起來反抗滿族統治，光複漢業，儼然一位“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啟蒙思想家。
雍正六年，曾靜聽說川陝總督嶽鍾琪兩次要求進京覲見，卻被皇帝拒絕，認為嶽鍾琪是嶽飛的後代，而嶽飛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殺的，所以嶽家與滿族有世仇。曾靜便派學生張熙帶著他的書信到西安去找嶽鍾琪，策動起兵反清。曾靜的書信中對雍正帝極盡責罵之詞；又以嶽飛抗金的事跡激勵為作為嶽飛後裔的嶽鍾琪，勸他掉轉槍頭指向金人的後裔滿洲人，為宋、明二朝複仇。
嶽鍾琪是嶽飛的二十一世孫，出生於武將世家，祖父嶽鎮邦曾任左都督、紹興總兵，嶽鍾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亂時立下戰功而升為四川提督，隨後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軍隨同年羹堯大將軍入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的叛亂，由於戰功卓著，加之年大將軍因為飛揚跋扈被雍正整肅，結果嶽鍾琪接任了年羹堯的川陝總督位置，一時間可謂是聖眷正濃，春風得意。
但是，川陝總督這個位置一向為滿族權貴子弟所壟斷，嶽鍾琪雖說是漢軍八旗出身，但依舊被人嫉妒中傷，一些人躲在暗處給雍正偷打小報告，說嶽鍾琪存有反心。據雍正後來說的，足足有一籮筐之多。這些猜疑和誹謗，並非都是空穴來風。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個叫盧漢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嶽公爺帶川陝兵造反了，西城門外開有黑店，要殺人！”弄得當時謠言四起，人心惶惶。當然，這個盧漢民後來很快被抓住，經嚴格鑒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關部門最後將之從速處死了事。
“盧漢民事件”發生後，嶽鍾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辭職，但雍正對此頗不以為然，他不但沒有責怪嶽鍾琪，反讓嶽鍾琪繼續“鼓勵精神，協讚朕躬，造無窮之福，以遺子孫！”
聖上如此寬厚待己，嶽鍾琪自然是感激涕零，對清廷忠心不二，根本無意造反，反而一直想尋找機會報答皇上。這次張熙來勸嶽鍾琪謀反，給嶽鍾琪一個向皇帝效忠盡力的好機會，由於事情重大，嶽鍾琪派人將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報雍正，請求如何處理。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諭旨中不無惱怒地說，“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嚴加審訊。雍正還主動建議說，不要采用原先那種簡單粗暴的刑訊逼供，而要想個引蛇出洞的法子進行誘供，定要把這事查個水落石出。
於是，嶽鍾琪按照雍正的密旨，開始秘密審問張熙。張熙倒還有點骨氣，打死我也不說。嶽鍾琪使了個詭計，假稱前麵是試探他，還和他歃血為盟，嶽鍾琪見張熙已經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順勢說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於自己身邊沒有諸葛亮、劉伯溫這樣的謀士，一時也無從動手。張熙聽後，就上當了，便說自己的老師曾靜英明睿智，必定能擔此重任。不僅如此，張熙還得意地告訴嶽鍾琪，他們在湖廣、江西、兩廣、雲貴六省都已發動了群眾，“一呼可定”，反清事業定然成功。
此時，嶽鍾琪方知曾靜是幕後指使人。嶽鍾琪獲得真實情況，馬上向雍正作了奏報。由於張熙已說出內部情節，曾靜也無法隱瞞實情，交代了他們與浙江呂毅中、呂留良弟子嚴鴻逵等人的聯係。之後，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欒祿、副都統黨羅海會同湖南巡撫王國棟，聯合拘訊曾靜.
雍正得知曾靜的荒唐之舉是受呂留良的影響後，便對早已去世多年的呂留良恨之入骨。呂留良向以操守自重，不仕清，而是招徒講學，很有名氣。順治時，他參加過考試，後來歸隱山林。地方官幾次以“山林隱逸”要他出來做官，他都辭謝。呂留良招徒講學，號召人們要堅持漢民族立場，不要為夷狄政權服務。在他的語言和文字中，從未承認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權。康熙時期，有人推薦呂留良做“博學宏詞”的考選，他也不參加。最後，他終於削發當了和尚，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盡管呂留良隱居山林之中，從事著書立論，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和骨氣，以及學識淵博，存留在大江南北，影響了大批後人，雍正帝將曾靜與死去的呂留良嚴格劃分：“曾靜隻譏及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聖祖皇考之盛德；曾靜之謗訕由於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尤較曾靜為倍甚者也。”
於是，龍顏大怒的雍正帝下了嚴旨：“將大逆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刊刻刷印及鈔錄者，於文到日出示遍諭，勒限一年，盡行焚毀。”
清朝官員一邊在湖南逮捕曾靜、張熙，一邊在浙江迫害呂留良的家人。呂毅中和沈在寬（嚴鴻逵學生）被誅殺，連去世多年的呂葆中（呂留良之子）也遭到掘墓戮屍的處分。還將呂、嚴兩家直係家族凡16歲以上的男丁全部處斬，15歲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奸殺，就是發配功臣家為奴，真是慘絕人寰。連刊刻呂留良之“逆書”的車鼎豐、車鼎賁，都是秋後執行斬首，孔用克、周敬輿私藏禁書，也被“斬監候”。
雍正為讓曾靜、張熙作為活口人證，對之耐心“開導”、軟化，使軟骨頭的曾靜從反清轉而竭力譴責呂留良，吹捧清王朝，並寫出《歸仁說》，從理論上陳述清朝統治的合法性，要世民“歸仁”於清。曾靜同時為自己誤信了呂留良的邪說表示痛心懺悔，說什麽“該死該剮的罪，盡是呂留良之說所陷”，誤解了英明君主。同時，又對雍正大肆歌功頌德，什麽“皇上淵衷至仁，天性至孝，發慮至誠，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純熟，學問之深淵，曆練之縝密，處事之精詳，則又一理之渾然”，讚美曰：“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備，超越千古”，是“數千年而始生一大聖人”也。
後來，雍正給曾靜以特別優待，不僅沒有責罰，而且還玉食錦衣地將其供養起來。他命令地方官員安排曾靜到湖南觀風整俗使任職，又命奕祿帶他到江寧、杭州、蘇州等各省學府去現身說法，當眾認錯，並為雍正辟謠，宣揚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愛民的各種功德，以消弭全國文人的反清情緒。
通過審訊曾靜，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實隨從，在各地宣揚他用非法手段篡奪皇位的內幕，針對曾靜、呂留良及弟子嚴鴻逵的反清觀點，寫出關於清朝統治中國的合法性的辯論，並與曾靜的供詞及《歸仁說》，匯編成《大義覺迷錄》四卷頒發天下。這本書的書首為雍正的一篇萬言長諭，其後是訊問曾靜等人在獄中受審的供詞，最後附上曾靜的《歸仁說》一文。
四卷本《大義覺迷錄》是曾靜的文字獄的曆史記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雍正在曾靜投書案結束後，親自編纂，刊刻成書。
《大義覺迷錄》刊印後，雍正下令頒發全國所有學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不學習者治罪。1730年4月4日，《大義覺迷錄》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冊，分發給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後發送給各省高級官員，各省督撫還收到一套作為其所在省的印書館的範本，以便刻製新的木刻印板，分發給本省的大量的低級官員，後者繼續傳遞給縣鎮內的讀書人。
疆域遼闊的大清國中，大多數人並不識字。雍正皇帝選取了才學與道德都值得他信賴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講《大義覺迷錄》的宗旨。這些長期埋首於儒學經典與權力鬥爭中的京城官員，穿越還算繁華的市鎮，走到人煙稀少的鄉村。在所到之處，他們建立起一座座臨時“龍亭”，焚燒香料，在努力營造的莊嚴氣氛中，大聲宣講《大義覺迷錄》。據記載，當時在蘭州的一場講授中，宣講者是鄭禪寶，大約有一萬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誠地聽講，在理應人煙稀少的酒泉，則有兩萬人加入了聽眾的隊伍。全國的其他各地，也是書聲琅琅，對《大義覺迷錄》的宣講不絕於耳。
雍正十年，轟動一時的曾靜投書案以嚴懲允祀的追隨者及呂留良後人，寬釋曾靜、張熙而告終。雍正說：“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賞一人，不以私怒而罰一人。”並下令說：“曾靜係朕特赦之人。”釋放曾靜時，雍正皇帝還說：“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然而，雍正的繼承者乾隆卻和雍正對此事的看法不一樣，甚至是背道而馳。雍正死後，新君乾隆登基僅僅43天，就將曾靜、張熙處以磔刑，並嚴令收繳和銷毀《大義覺迷錄》，列為禁品。若是民間有人私藏或閱讀此書者，一律處死。從此《大義覺迷錄》成為絕世罕見的一部皇帝撰寫的禦製國書，湮沒二百多年不見天日，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義覺迷錄》今存雍正年間內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緒末年香港仁社書局鉛印本，新中國成立後中華書局有排印本。
五、賜死守靈入獄幽禁雍正繼位後如何清除弟兄
雍正帝的皇位，是正取還是逆取？從胤禛登極至今280餘年以來，既是學術界激烈爭議的問題，也是演藝界火爆炒作的題目。曆史是勝利者的記錄，正史不會、也不可能對雍正帝逆取皇位作出記載。康熙帝生前未立皇位繼承的遺詔，也不會留下一鱗半爪暗示皇位繼承的文獻。但是，自康熙帝賓天，雍正帝繼統起，便有皇位出自篡奪的傳聞異說。
雍正帝為此親撰上諭駁斥，編纂《大義覺迷錄》一書，就“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色”、“好諛”、“任佞”等十項大罪，進行自辯，頒行天下。然而，事與願違，弄巧成拙，欲蓋彌彰，愈描愈黑，留下生動而曲折的曆史故事。
雍正帝繼承皇位之日，就麵臨著兄弟們的不滿和挑戰。當時有條件同胤禛競爭儲位年滿20歲的兄弟共有13人：即雍正帝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佑、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和十七弟允禮。此外，六弟允祚、十一弟允禌已死，十六弟允祿出繼。雍正帝對這些兄弟常懷有一種恐懼和仇恨，他不惜以非常的手段來堵住他們的嘴。
大阿哥允禔在太子廢立中得罪皇父，被奪爵，幽於第。康熙帝派貝勒延壽等輪番監守，並嚴諭：疏忽者，當族誅。允禔已成為一隻不再見天日的死老虎。雍正十二年(1734年)死，以貝子禮殯葬。
廢太子允礽被禁錮在鹹安宮，但雍正帝仍不放心。他一方麵封其為理郡王；另一方麵又命在山西祁縣鄭家莊蓋房駐兵，將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年)，允礽死去。
三阿哥允祉本不太熱心皇儲，一門心思編書，但也受到牽連。雍正帝即位後，以“允祉與太子素親睦”，命“允祉守護景陵”，發配到遵化為康熙帝守陵。允祉心裏不高興，免不了私下發些牢騷。雍正帝知道後，幹脆將允祉奪爵，幽禁於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年)死，以郡王禮殯葬。
五弟允祺康熙帝親征噶爾丹時，曾領正黃旗大營，後被封為恒親王，其子恒升為世子。允祺沒有結黨，也沒有爭儲，隻想做個平安皇子。但是，雍正帝即位後，借故削恒升世子爵。雍正十年(1732年)，允祺死亡。
七弟允佑雍正八年(1730年)死。
八弟允禩是雍正帝兄弟中最為優秀、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廢也，允禩謀繼立，世宗深憾之”。允禩為謀繼位，同大阿哥允禔、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十四阿哥允等結黨。所以，雍正帝繼位後，視允禩及其黨羽為眼中釘、肉中刺。允禩心裏也明白，常怏怏不樂。雍正帝繼位，耍了個兩麵派手法：先封允禩為親王——其福晉對來祝賀者說：“何賀為？慮不免首領耳！”這話傳到雍正帝那裏，後命將福晉趕回娘家。不久，借故命允禩在太廟前跪一晝夜。後命削允禩王爵，圈禁於高牆，改其名為“阿其那”。“阿其那”一詞，學者解釋有所不同，過去多認為是“豬”的意思，近來有學者解釋為“不要臉”。允禩被幽禁，受盡折磨，終被害死。後來乾隆帝給他的這位叔父平反：“未有顯然悖逆之跡”，恢複原名，收入《玉牒》。
九弟允禟因同允禩結黨，也為雍正帝所不容。允禟心裏明白，私下表示：“我行將出家離世！”雍正帝哪能容許允禟出家！他借故命將允禟革去黃帶子、削宗籍，逮捕囚禁。改允禟名為“塞思黑”。“塞思黑”一詞，過去多認為是“狗”的意思，近來有學者亦解釋為“不要臉”。不久給允禟定28條罪狀，送往保定，加以械鎖，命直隸總督李紱幽禁。允禟在保定獄所備受折磨，以“腹疾卒於幽所”，傳說是被毒死的。後乾隆帝給其九叔允禟“複原名，還宗籍”。
十弟允因黨附允禩，為雍正帝所恨。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來京病故，送靈龕還喀爾喀(今蒙古共和國)，命允齎印冊賜奠。允稱有病不能前行，命居住在張家口。同年借故將其奪爵，逮回京師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才開釋，後死。
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鑲黃旗滿洲都統，很受重用，也很有權，但沒有結黨謀位。雍正帝剛即位，封允祹為履郡王。不久，借故將其降為“在固山貝子上行走”，就是從郡王降為比貝勒爵位還低的貝子，且不給實爵，僅享受貝子待遇。不久，又將其降為鎮國公。乾隆即位後被進封為履親王。這位允祹較其他兄弟氣量大，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享年79歲。
十四弟允禵雖與雍正帝一母同胞，但因他黨同允禩，又傳聞康熙帝臨終前命傳位“允禎”而雍親王黨篡改為“允禛”，所以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帝即位，先是不許撫遠大將軍進城吊喪，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將其父子禁錮於景山壽皇殿左右。乾隆帝繼位後，將其十四叔開釋。
十五弟允禑康熙帝死後，雍正帝命其守景陵。
此外，尚有兩人受到雍正帝的優待——就是其十三弟允祥和十七弟允禮。允祥，曾被康熙帝幽禁，原因不詳。雍正帝繼位，即封允祥為怡親王，格外信用。允禮，雍正帝繼位封為果郡王，再晉為親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繼任宗人府宗令、管戶部。允祥和允禮顯然早加入“胤禛黨”，隻是康熙帝在世時，十分隱秘，未曾暴露。
應當說，雍正帝兄弟之間、君臣之間，彼此猜忌，相互殘殺，既是家族鬥爭，也說明雍正帝的繼位是一次激烈的宮廷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