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記》作者是不是公孫尼子?

中國音樂文化曆史悠久，音樂理論的研究和總結，也早在先秦就已開始。孔子、孟子、荀子等古代哲人的著作和言論中，曾有過不少關於音樂的文字，但缺乏係統性。自從《樂記》產生，便開始形成了相當完整的音樂理論體係。關於它的成書年代和作者，因年代久遠，缺乏直接的、可信賴的材料，曆代音樂學研究家的說法都難以統一。

班固《漢書·藝文誌》說：“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張守節《史記正義》說：“《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隋書·音樂誌》引沈約《奏答》亦說：“《樂記》取《公孫尼子》。”今人的說法更為複雜，令人無所適從。

戰國初，公孫尼子說。持此說者頗多，以郭沫若為代表，郭老認為《隋書·音樂誌》引沈約《奏答》的話是可信的，而張守節的說法大體根據皇侃，皇侃與沈約是同時人，兩人的說法可以互證。因而《樂記》雖經漢儒雜抄雜纂，但主要文字仍來自《公孫尼子》(見《青銅時代》)。郭老對此說沒有進行具體論證。董鍵對戰國初公孫尼子說的論證甚詳，他說，南齊大學者劉王獻說過《樂記》為公孫尼子所作，比他稍後的沈約亦同此說，他倆是當時對古籍相當熟悉的著名學者，所說必有實據，很可能他們就看到過包括《樂記》在內的《公孫尼子》一書。到了唐代，對於《樂記》作者是公孫尼子還深信不疑，除張守節外，虞世南的《北堂書鈔》、馬總《童林》、徐堅的《初學記》、李善的《文選注》等都引用過《公孫尼子》一書的話，而其中的話恰恰能在今傳《樂記》中找到。故此他認為《樂記》作者應是戰國初的公孫尼子(見《南京大學學報》1977年第4期)。杜國庠、楊公驥、楊蔭瀏、周柱銓、馮潔軒、金鍾等諸先生皆持此說。

漢武帝時代，劉德說。持此說者亦不少。宋陳振孫說：“(《史記》)禮、樂書謄《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直齋書錄解題》卷四)元脫脫《遼史·樂誌》有“河間作《記》，史遷因以為《書》”之語，其中《書》指《史記·樂書》，《記》即《樂記》。清毛奇齡亦認為劉德作《樂記》(見《竟山樂錄》)。今人蔡仲德對郭老等提出的公孫尼子說不以為然，因為戰國之前沒有私家著作，故《樂記》不可能出現於先秦，更不可能出現於春秋末、戰國初，而隻可能出現於天下大一統之後；《樂記》稱人本性為“天理”，認為“人欲”是後天表現出來的，亦即人性本善，是孟子“性善”說的繼承和發展，而據王充《論衡·本性》，公孫尼子是認為人的本性“有善有惡”的，顯然與《樂記》思想不合；公孫尼子不可能有“刑禁暴，爵舉賢”(《樂記》)的思想；《樂記》具有濃厚的“天人感應”色彩，而“天人感應”是漢儒的思想，所以說，公孫尼子是不可能作《樂記》的。蔡仲德認為，沈約《奏答》之所以既說“《樂記》取《公孫尼子》”，又采用《漢書·藝文誌》劉德作《樂記》的一段文字，是因為要用前者來補充說明後者，即認為劉德的《樂記》是“捃拾溝渠之間，得片簡造文”(見《奏答》)編纂而成的，亦即既承認劉德作《樂記》，又認為《樂記》的材料主要取自《公孫尼子》。他進而指出張守節、郭老等認為《樂記》是公孫尼子所作，乃是誤解了《奏答》原意之故。(見《中央音樂學院學報》創刊號)吳毓清亦同此說。

西漢中期(即漢武帝時代)，苟子門下毛生等諸子說。孫堯年先生倡其說，他說，《樂記》各篇體製迥異，有以篇內中心命題的，也有問答體的；組織結構鬆散，各篇內章節的相對獨立性頗強，語言風格不僅各篇不一，而且一篇內有些章節也不協調；語句大多整齊平順，與戰國後期文風較接近，故《樂記》不可能屬於一人之作，亦不可能成書於戰國初。他進而據《漢書·藝文誌》所言推斷道：“既明言‘《周官》及諸子’，則所來自非一人一書的材料；既雲‘作’，則毛生等亦必參與己見。”(見《文史》第10輯)他認為《樂記》主要是苟子門下所搜集、所作的記錄與闡述，經毛生等編纂而成的，這隻有在漢武大統一時代才有可能。

周代，子夏說。宋人胡寅認為《樂記》為子夏所作(見朱彝尊《經義考》)。持此說者，不過是因曾有子夏作《毛詩序》之說，而《毛詩序》中有一大段文字與《樂記》同，加之《樂記》中又有子夏論“樂”的記載。實際上《毛詩序》並非子夏作，亦遠出《樂記》之後，曆來信此說者甚少。

又有人說《樂記》是子夏、竇公合作，元代何異孫則認為是荀子所作。今人丘瓊蓀則說《樂記》“為漢武帝時雜家公孫尼所作”(實際上公孫尼即公孫尼子)。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可見，在史料既少又雜的情況下，要解開《樂記》成書年代與作者之謎是極不易的。這裏要指出的是，許多論者在論述以上結論時總是免不了加上“大體”、“很可能”等副詞，這樣即使結論是正確的，也會引起後世人的懷疑，因而“千古之謎”恐怕也會變成“萬古之謎”了。

(潘銀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