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四大家”是哪四人?

“元曲四大家”，是對於在元雜劇劇本創作中成就較高的4位劇作家的尊稱。元代是我國戲劇創作的第一個高峰，出現了一批文人出身或藝人出身的作者，今知有姓名可考的劇作家就有200餘人，姓名未見於記載者，更不知有多少。“四大家”應該是哪4位呢?

“四家”之說，在元代就已出現。最早見於文字記載的是“關、鄭、白、馬”，即關漢卿、鄭光祖(字德輝)、白樸(字仁甫)、馬致遠(號東籬)。周德清《中原音韻》以存世劇本和已知作家為基礎。“序”曰：“自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觀其所述，日忠日孝，有補於世。”關漢卿作劇60餘部，對社會有深廣的概括，又能粉墨登場，當時就被譽為“撚雜劇班頭”。鄭光祖“錦繡文章滿肺腑”，“聲振閨閣，伶倫輩稱鄭老先生”，威望也很高。白樸的《牆頭馬上》、《梧桐雨》，馬致遠的《漢宮秋》，今日視之仍有較高的思想和藝術價值。周德清是音韻學家，他雖然主要著眼於音韻；但“關、鄭、白、馬”或“關、白、馬、鄭”之說，則為後世曲家如王國維等所推崇。

明初，朱元璋之子朱權站出來排斥關漢卿。他所著的《太和正音譜》曰：“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取者，初為雜劇之始。”沒有功勞有點苦勞，但不能列於四家之首。朱權認為“宜冠於首”的應該是白樸。而馬致遠“若神鳳飛鳴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冠之於首也不夠，應“列於群英之上”，是特等作家。這位皇子戲劇家的世界觀不可能認識到關劇的思想意義，他的美學思想也無法欣賞關氏的本色風格。朱權又是個道教徒，使他對於在劇作中闡揚神仙道化，被稱為“馬神仙”的馬致遠表現出特別的感情。結果，“四大家”的排名被他攪得一片混亂。

嘉靖時人何良俊從詞章之品評立論，又倡一說：“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為四大家。馬之詞老健而乏姿媚，關之詞激厲而少蘊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為第一。”(《曲論》)

今人譚正璧則認為自周德清以來，對“四大家”都有誤解：元代所謂的“四大家”應該是關漢卿、白樸、庾吉甫、馬致遠。元末賈仲明《錄鬼簿‘吊詞》“關漢卿”名下有“姓名香，四大神物。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等句；譚氏認為“四大神物”就是“四大家”的譽稱，這幾句話“乃是說，關是四個偉大作家之首”。而“馬致遠”名下的吊詞中有“共庾、自、關老齊肩”一句，“正說他是和庾吉甫、白仁甫、關漢卿並駕齊驅的”，因此“關、白、庾、馬，毫無可疑”(《曲海蠡測》)。周德清的“關、鄭、白、馬”說曆來有個使人疑惑不解的缺陷：關、白、馬都是金末元初人，突然將一個晚於他們一輩的鄭光祖與之同列，總覺不倫不類。如將鄭光祖換成庾吉甫就不存在這個疑問了。譚氏認為很可能在周德清的時代庾吉甫的作品已很少流傳，就抓來一個當時名聲較大的鄭光祖來頂替他。但由於庾吉甫的十幾個劇本全部失傳，我們今天也無法給他“恢複名譽”，需待搜得更多資料才能定論。

嘉靖以前，論曲諸家雖然對“四大家”各有所據，但奇怪的是以《西廂記》而顯示出極高藝術成就的早期劇作家王實甫，卻被排斥於“四大家”之外。雖然賈仲明曾給他很高評價：“作詞章，風韻美，士林中等輩伏低。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他之不受重視很可能和封建衛道者認為《西廂》“誨**”有關。至王世貞等一些戲曲評論家，開始為王實甫鳴不平，或日“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他傳奇不能及”(王世貞《曲藻》)，或日“麗曲之最勝者，以王實甫《西廂》”(張琦《衡曲麈談》)。王驥德更直接否定“四大家”的傳統排名，曰：“世稱曲手，必日鄭、關、白、馬，顧不及王，要非定論。”他認為“古詞惟王實甫《西廂記》經帙不出入一字”，所以“四大家”應該以王實甫居首，不及鄭光祖，“王、關、馬、白，皆大都人也”(《曲律》)。

當代一般的戲曲史論著，都是以關漢卿居元曲家之首，王實甫次之，幾成定格。然而以《西廂記》的研究而獲譽國內外的蔣星煜最近著文，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研究中有對王實甫估價不足的問題。看來，在弄清曆史上的“元曲四大家”的同時，又必然帶出了今天怎樣恰當評價這些“勝國諸賢”的課題。

(繆依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