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第14節 我在尋找什麽？(2)
采訪者：山西方麵在接受采訪時沒有壓力嗎？
胡舒立：我覺得山西在這方麵比較開放。當然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采訪會比較順利，後來發現當地並不像咱們想像中那樣表現得很神秘。
采訪者：你怎麽能夠在這麽短的時間調動足夠多人馬去做這個報道，你是不是早就已經做了這些準備了？
胡舒立：首先我們在香港的那個記者堅持做SARS報道。在北京，4月1號以後我們開始有專門的一個團隊做SARS報道。
采訪者：當時你身邊的一些朋友是不是也不希望你做SARS報道？
胡舒立：我們曾經在4月20日前後想報道北京對SARS的確診方法和真實的數據，但采訪難度特別大，結果報道做得不透。另外，我認為如果拿不到有說服力的事實——疫情報告等，就幹脆以采訪日記的形式刊出，不主張沒有依據的分析。總的來講，以我多年的新聞實踐，我認為盡管新聞報道需要策劃、也可以有許多表達的技巧，但最根本的一點還是用稿件還原新聞事實本身，就是認認真真地寫事實，把重要的新聞事實寫清楚。
采訪者：我同意，這也跟《南方周末》早年的風格相一致。你們的SARS報道給人的感覺是采訪特別紮實。
胡舒立：《財經》一直主張紮實的風格。比如說，我們當時做的每周調查中對醫院情況的采寫，就是一家醫院一家醫院地跑，一個護士長一個護士長地問。我們要求每個醫院最少采訪四個人。比如人民醫院，一定要找到院長、院方負責人，一定要找到最早接觸首發病例的人，一定要接觸護士長，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至於稿件中采用第二手資料，或者用什麽技巧、角度表達，這些方法我們也會，但這種方式對讀者了解現實的貢獻相對較小。《財經》一直培訓記者堅定不移地去報道新聞，用事實說話。
采訪者：不少媒體在做負麵報道時把握不好分寸。你是否可以介紹一些把握報道分寸的經驗？
胡舒立：經驗談不上，隻是做法。我覺得一是要發現事實，二是要審時度勢。應報道新聞性比較強、已經開始引起各方重視的問題。所以這還是一個對新聞價值判斷的問題。比如說“基金黑幕”，我們是2000年10月刊登的，當時我們覺得中國證券市場必須正視這個問題的時候到了。當然，媒體的報道可能會有所推動，就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從做財經報道來說，我覺得證券市場是中國最先進（公開、透明）的領域，盡管它充滿了問題，但是它對許多問題都是承認的。
采訪者：你對於未來媒體的競爭怎麽看？從前麵的交談中，我們看出你已經意識到了其他財經類媒體發展對《財經》造成的壓力。
胡舒立：未來的媒體競爭肯定會越來越激烈。但我們並不怕競爭，而且非常希望競爭。我覺得隻有競爭才能使中國新聞事業有大的發展。從廣東傳媒的經驗可以看出，即使製度約束比較嚴格，競爭仍能促進媒體更好地盡責工作。這是目前廣東媒體不時有出色表現的重要原因，因為當地市場競爭比較激烈。因此我覺得競爭是一件好事情。
第二，就我個人來講並沒有很強的“小單位”進取心，一定要比別人強多少。也許這麽說會讓人失望。我不是特別容易受外界影響的人，反正我隻是幹我該幹的事情。我很希望競爭，希望我們的行動能夠引起競爭，但如果別人比《財經》做得好或者比我做得好，隻能使我感覺很愉快。
其實做事情就要堅定不移地按照自己既定的想法去做，如果特別投入太多的精力去關心市場的反應，別人如何想，是做不好報道的。
所以，我們更傾向於把所有的競爭對手看成是一種同盟的關係。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感覺真正做新聞的人有時候會很孤獨，傳媒人是需要互相溫暖的。真正讓我比較難過和擔憂的並不是競爭，而是孤獨。我關心中國媒體在競爭中，有沒有可能在重大事件上能夠形成所謂的主流媒體共識。這種共識的形成在美國也是經過了好幾十年，我想在中國肯定也會有一個過程。當然這個也跟知識分子獨立思考、公民社會的成長有關係。
假如媒體對新聞的功能看不清楚，隻是去取悅讀者，而反映公眾的聲音、反映公眾獨立思考的意識不強，就不容易形成一種嚴肅的新聞價值觀。我更關心的是怎麽在這種競爭的格局當中、在更多的媒體成長中形成一種大家的價值共識。傳媒必須通過充分的競爭，尋找到一種有價值共識的報道形式，它既不是單純的官方說法也不是簡單的、低水平的商業化。它還應該促進一些所謂嚴肅性的新聞價值共識的形成。
采訪者：你希望有這種共識，但是你的價值是什麽？
胡舒立：我個人的價值就是在這種共識中實現。
采訪者：你的意思是隻想成為精神領袖或者是精神的先導，你不希望在物質世界取得一些成功嗎？
胡舒立：我不可能算什麽精神領袖，我就是喜歡當記者，寫稿子，當主編都嫌麻煩。
采訪者：你用二十年的時間取得了很多成果。
胡舒立：我特別不愛當主編，我覺得麻煩死了。因為我特別喜歡寫稿子，我就是記者出身，後來我不幸也當了所謂的“官”，在工人日報、工商時報都擔任部門負責人。但我特別喜歡當記者，到處采訪長見識挺好玩，也可以有時間獨立思考。
采訪者：你是否覺得你一直在尋找一個夢？
胡舒立：我在尋找一個新聞平台，讓我可以比較幸福地當記者。起初我學新聞的時候，並不一定喜歡做新聞，但是畢業以後發現自己沒有什麽其他專長，隻能幹新聞，幹別的還得重新學習，挺麻煩的。但我很快就發現了一個實際的問題，很多時候有一些選題自己特別想報道卻又不能見報，而且沒有好編輯來指導。
另一方麵我通過對西方新聞的研究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收獲，就是認為新聞應該是一個沒有立場的客觀事實。如果記者有立場也隻能通過評論去表現。
我記得一位著名的記者朋友跟我講過一句話：“你先寫一個東西影響了十三億人再說，沒有一個市場比這個市場更好了，有十三億的人可以先讀你的東西。隻有中國的這個地方確實是屬於我們。”我後來就開始堅定地做記者，職責也很明確，就是給十三億人看。我這個人確實沒有什麽直接功利的想法，比方說想擁有一個報紙之類的。大家是不同年代的人可能想的不一樣，我這個人是一個思想比較自由、隨意的人，我就是希望在中國按照我理解的新聞觀念幹新聞——把事實說清楚，同時表達一種獨立的思考和判斷。也就是說，我的判斷是自己的而不是受利益牽扯的。
有一段時間，我自己寫稿子投給各家報紙發表，這樣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寫新聞，但這種新聞不夠集中。在中國新聞界摸爬滾打若幹年以後，我意識到中國這個地方是值得幹新聞的，而且讀者們非常需要它。我所說的新聞是指嚴肅新聞。後來我希望通過自己的新聞實踐證明，幹新聞在中國是可行的、是有意義的。我的目標定得比較實際，覺得（對社會的）進步有所推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