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曆代度量衡量值越變越大之謎

在我國度量衡的發展史上，有個問題十分突出，就是尺度越變越長，容量越變越大，權衡越變越重。根據國家計量總局1980年的統計資料表明，從秦到清代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裏，尺度由每尺合今長23厘米增大到32厘米以上，增大了40％；量器的容量由每升200毫升增大到1000多毫升，增長了4倍多；衡重由每斤250克增加到600克左右，增大了一倍以上。這些變化，既使曆代人民負擔加重，激起了社會公眾的強烈不滿情緒，也反映了我國古代度量衡曲折的發展道路。長期以來，不少專家學者對這些變化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並提出一些重要的看法。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說清，反而變得更趨複雜。

以下是對量值不斷增大原因的幾點看法。第一，認為量值不斷增大與剝削製度有關。古今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地租形態，長期以實物地租為主。地主階級為了更多地剝削農民，可以利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特權，不斷增大度量衡的單位量值。唐皮日休《橡媼歎》中說：“持之納於官，私室無倉箱。如何一石餘，隻作五鬥量!”“農時借私債，農畢歸官倉，自冬及於春，橡實誑饑腸!”這些詩句，將封建剝削者用大鬥大秤榨取農民血汗的情景生動地再現了出來。自魏晉至隋實現統一的300年間，尺長增加30厘米左右，升容增至秦漢時的3倍，每斤幾乎相當以前的3斤。究其原因，“實由魏晉以後，以絹布為調，官吏懼其短耗，又欲多取於民，故代有增益”(清王國維《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金元以後，取消布帛實物稅，課以米粟麻棉產品，這樣已沒有必要加大尺寸，當然，封建剝削者就把眼睛盯在容量和權衡上。正如王國維所說：“金元以後，不調絹布，故八百年來，尺度猶仍唐宋之舊。”範文瀾也持有相似的觀點。

第二，認為量值不斷增大與社會生產力提高有關。如《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前言中說：“在兩千多年漫長的時期內，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計量農產品的度量衡單位量值，必然有個適應生產力發展而增大的過程，而到了一定階段就相對穩定下來。”

第三，認為量值不斷增大與標準物不精有關。不少研究者認為，“音律管”和“累黍法”作為度量衡的標準物，有不少弊端。它們導致了尺鬥秤量值的不斷增大。尺度長短全憑“音律管”長度確定，“音律管”的容積又是確定容量和權衡的依據，而“音律管”的容積則由其長和周徑的大小來確定。由於古時對圓周率推算不精確，因而對音律管周徑之數，看法也很不一致。至於對音律管周徑的理解，說法就更不相同了。這樣，用音律管作標準，就有不少麻煩產生。如《隋書·律曆誌》中有這樣的記載：“開皇九年平陳後，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參考古律度，各依時代，製其黃鍾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圓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這說明用音律管作標準物，度量衡的量值很容易出現變化。“累黍法”作為標準，問題似乎更多。根據《漢書·律曆誌》說，“累黍法”必須以“子穀櫃黍中者”為準。然而，什麽是“子穀櫃黍”，什麽又是“中”，大家理解不一。孟康說“子”即北方，顏師古說“子穀”即“穀子”，和方位沒有關係。許慎說“口黍”為河東黑米，吳大澄說“口黍”就是現在的高粱。就拿高粱來說，“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隋書·律曆誌》語)。至於“中”，顏師古、韓苑洛和吳大澄認為“中”指“不大不小”，朱載口則認為“中”指“頭等大號者為佳”。正由於“音律管”、“累黍法”實行起來有這麽多麻煩，才有“累黍一法，名為最密，實為最疏，苛無格式，大小幾何?惟雲中式，猶作定論”(朱載口語)的說法。

第四，認為量值不斷增大與是否易於識別有關。吳承洛在《中國度量衡史》書中說：“尺度之增率，在三量中為最小。其原因，蓋以尺之長短，易於識別。”還說：“量之增率在三量中為最大”，原因是“量則難以判定”。談到權衡增大問題時，吳先生說：“因權衡之重，亦如量器不易視其大小，故其增率大於度。”

第五，認為量值不斷增大與改朝換代和管理不善有關。有的人認為由於曆史上戰亂頻繁，經常改朝換代，致使度量衡標準器遭毀壞，量值越變越大。有的人認為魏晉前後三量猛增，統治階級貪汙是一個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清人張照曾說：“今日度量衡猶有未同，並非法度之不立，實在舉行之未能。”他還說：“立法固與縝密，而用法自在得人。”吳承洛先生也曾談及我國古代度量衡紊亂的五條原因，其中大都與監督管理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