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齡傳
房玄齡(579～648)，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人。出生於北周武帝元年(578)，其父房彥謙，精於五經，有辭辯，在隋做過司錄刺史，清廉善良，其俸祿，常周濟親友。他曾對房玄齡說：“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隋書?房彥謙傳》)房玄齡從小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博覽經書，開皇十六年(596)，‘舉進士，授羽騎尉，校群秘書省。”因其學識淵博，受吏部侍郎高孝基賞識。不久，調任陽縣縣尉。後來，因事受連累革職，遂遷移居上郡。
一、棄暗投明輔助秦王
隋暢帝大業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淵在太原起兵反隋，率軍三萬，進兵關中。李淵軍隊橫渡黃河後，兵分二路。一路由李建成駐守送關，以防隋軍救授；一路由李世民率軍西進，占領渭北，逼近長安，李淵父子舉兵反隋，得到人民的支持，一路勢如破竹，沿途歸順者很多。
富有政治眼光的房玄齡，眼見隋朝大勢已去，下定決心投奔李淵父子。他來到渭北軍門拜見李世民，正好李世民廣求賢才，收納天下英俊，兩人一見如故，李世民當即拜房玄齡為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成為他帳下的主要謀士。當年十一月，唐軍攻占隋都長安。第二年五月，李淵滅隋，做了皇帝，改元武德，是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六月，立李建成為皇太子，封李世民為秦王，李元吉為齊王。李世民拜房玄齡為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李淵在長安建立唐政權後，以關中為基地，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
李淵任命李世民掛帥，向各個地方割據勢力和農民起義軍進攻。房玄齡隨同李世民轉戰南北，運籌帷幄，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武德六年十一月，首先消滅了隴西的割據勢力薛仁果；武德三年(620)又打敗了割據西北的劉武周。占領山西後，李世民繼續揮師東進，進攻盤據洛陽的王世充。王世充被圍，急忙向河北農民起義軍竇建德求援。竇建德親率十多萬大軍，火速開往洛陽，水陸並進，勢不可擋。李世民讓李元吉圍困洛陽，自己則親率精兵三千截擊竇建德。
汜水一戰，唐軍大獲全勝，竇建德受傷被俘。王世充眼見大勢已去，隻得投降了唐朝。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又繼續鎮壓了竇建德餘部劉黑闊。於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間，李世民東征西討，消滅了各種反唐勢力，為唐王朝的統一，立下了赫赫戰功。房玄齡隨軍出征，盡心輔助秦王，做出了卓越貢獻。
在唐王朝的統一戰爭中，唐軍每攻克一城池，諸將往往把眼光盯住庫裏的珍貴寶物。唯有房玄齡卻不是這樣做，他每到一地就首先物色人才，招人幕府，和他們結為朋友，千方百計將他們搜羅到秦王府來，這些人後來為李世民效勞，大大加強了秦王府的實力；這些人後來都能出死力幫助李世民奪得帝位。李世民說：“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我今有齡，猶禹也。”在各地征戰中，房玄齡作為秦王府的記室，撰寫了不少軍書、表奏，他的文章“文約理贍”，又快又好，深得高祖李淵的賞識。
唐王朝統一全國的戰爭結束後，其內部又出現了新的一場戰爭。
二、玄門當機贏得勝利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圍繞著儲位問題的激烈競爭，很快由暗爭發展為明鬥，勢如水火，互不相容。在唐王朝的創建過程中，李世民立下了汗馬功勞，無論太原起兵、進軍長安，還是東征西討，削平群雄，他都立下赫赫戰功。司馬光說：“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李世民才能出眾，這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房玄齡曾說他：“箭穿七劄，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競篇什，筆邁鍾、張，詞窮賈、馬。”他的父親李淵對李世民的才於也是賞識的。在太原起兵時，曾麵許李世民：“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太子李建成雖沒有像李世民那樣的赫赫戰功，但他自起兵太原，鎮守道關，南進長安，東出洛陽，也立過一定的戰功。再加上他位居東宮，聯合其弟李元吉，其得到帝位的自然條件是相當優越的。
有銳敏政治眼光的房玄齡，對李世民兄弟之間事態的發展看得一清二楚，他心裏十分著急，於是私下對長孫無忌說：“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實乃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發，正在今日！”(《資治通鑒》卷191)長孫無忌也有同樣的感受和憂慮，他把房玄齡的話告訴李世民。
李世民深感憂慮，召房玄齡共同議事。房玄齡與杜如晦勸李世民盡快動手，誅殺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李世民仍猶豫不定，李建成、李元吉為了除掉李世民，首先第一步就是清除李世民身邊的人，他先用收買、拉攏的辦法想將秦王府的勇將謀臣拉過去，沒有獲得成功。繼而又在李淵麵前中傷、挑撥，李建成最忌恨的就是房玄齡、杜如晦，結果，李淵偏聽偏信，下令把房玄齡、杜如晦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兵犯邊，按慣例，大都由李世民督軍禦敵，但此時，李建成卻提議由李元吉和李藝出征，以阻止李世民掌握兵權 同時，李元吉還征調泰府將領尉遲敬德、程知節、段誌玄、秦叔寶前往，借此把秦府精兵抓到自己手中。事成之後他們決定再來謀殺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此事後，立即召集內弟長孫無忌、舅舅高士廉、尉遲敬德、侯君集等商議。尉遲敬德慫恿說：“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李世民又秘密召回房玄齡和杜如晦，令二人穿戴道士服潛人秦府，共同議事。
房玄齡說：“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讚也，願大王勿疑，”經過周密的策劃，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暗中在玄武門設下伏兵，射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門之變”的成功。
“玄武門之變”後，李淵把軍國大半完全委托給李世民處理，並立李世民為太子。接著，李世民拜房玄齡為右庶子，不久，又提升房玄齡為中書今，當上了宰相。
三、選賢審法宰相之職
八月，李淵把帝位傳給李世民，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號為貞觀。
唐太宗即位後，對等論功行賞，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滿，說：“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裏上，臣竊不服。”唐太宗說：“叔父雖首唱舉兵，蓋自營脫禍。乃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闊再合餘燼，叔父望風敗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說得李神通理屈詞窮，羞愧無言，貞觀三年(629)二月，房玄齡改任尚書左仆射。唐初的左右仆射就是宰相。房玄齡是位卓越的實幹家，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出色的高級官員被陸續薦舉給朝廷。他擔任宰相後，首先栽減大量的冗員。
唐太宗曾對房玄齡說：“官在得人，不在員多。”“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根據唐太宗的詔令，房玄齡在貞觀初年對在職官員進行大量裁並，全國根據地理位置的劃分，設十道，三百餘冊，這是貞現初年全國性的一次重大行政改革，房玄齡不僅果斷地裁去大量冗員，而且能因才授任、選賢任能。唐太宗重視選才用人，他認為“致治之術，在於得賢。”他確定宰相的首要職責是求訪賢才，他曾對房玄齡和杜如晦說：“公為仆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唐太宗還下令把宰相擔負的具體政務交給左右丞處理。
宰相集中精力處理大事和挑選人才，這為房玄齡選賢任能創造了極好的條件。早在秦王府時，房玄齡就發現杜如晦聰明識達，有助王之才，就向秦王李世民推薦：“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說：“爾不言，幾失此人矣廠從此，”李世民開始重用社如晦。後來果然證實，杜如晦輔佐太宗，功勳卓著。
房玄齡選用人才，重才也重德，他推薦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優異。房玄齡本人則為官清廉，生活儉樸，竭心奉公，“每當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齡稱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當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兼領太子右衛軍，又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甚為器重，薛收是個卓有文才的讀書人，經房玄齡的推薦，為太宗任用，太宗召見，“問以經略”，薛收“辯對縱橫，皆會旨要”，太宗征伐時的檄文、捷報，大多出於薛收之手，可惜薛收隻活了三十三歲。唐太宗悲歎地對房玄齡說：“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今處之。”房玄齡選才，不“以備取人”，張亮是個貧寒人士，“素寒賤，以農為業”，而張亮膽氣不足，無將帥之才，房玄齡卻隻用其長，並不“以備求人”，對唐太宗任用的人，房玄齡認為不合適的，也不苟用。貞觀二十一年(647)，大宗要拜李緯為支部尚書，想聽聽房玄齡的意見，房玄齡“但雲李緯好說須，更無他語”，唐太宗明白了房玄齡的意思，便改變了原來的主意。改任李緯為洛州刺史，可見房的意見在當時何等重要！貞觀時期人才濟濟，吏治清明，去冗員，對唐朝政治、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無疑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
房玄齡精減官吏的做法，對經隋末大亂、人口銳減的唐初來說，既裁去了冗官濫職，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於提高朝廷各部門的辦事效率，同時也節省了國家的財政開支，有利於減輕人民的負擔。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這一道理唐太宗和房玄齡等是非常明白的。唐太宗和房玄齡從隋朝的滅亡吸取教訓，他們深知“史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美。”他們深知，“官得其人，民去歎愁”的道理。“民去歎愁”，則階級矛盾緩和，國家 就會長治久安，這是出現貞觀之治的重要原因。為了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王朝的統治，唐太宗即位後，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議修定法律。
鑒於隋煬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滅亡”的教訓，在太原起兵時，李淵父子即“布寬大之令”。入長安後，為了取得民心，約法十二條：“惟製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摘除之。”李淵稱帝後，曾製定“武德律”，“盡削大業所用煩峻之法”。
唐太宗主張克簡刑政，審慎法令。他在貞觀元年對侍臣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他還說，“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在文。”(《貞觀政要?赦令》)房玄齡等根據唐太宗的旨意修訂成的唐代法律，即《貞觀律》，有四個部分，即律、令、格、式。“律以正別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唐律所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從國家的政治製度到百姓的戶籍婚喪，都有極其詳密的規範。其中“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一日名例，二日衛禁，三曰職製，四日戶婚，五日廄庫，六日擅興，七曰盜賊，八日鬥訟，九日詐偽，十日雜律，十一日捕亡，十二日斷獄，有笞、杖，徒、流、死，為五刑。笞刑五條，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條，自杖六十五至一百；徒刑五條，自徒一年，遂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條，自流二千裏，遞加五百裏，至三千裏；死刑二條，絞、斬。大凡二十等。”(《帥唐書?刑法誌》)“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製度也。”令是對各種製度的規定，如《戶令》是對戶籍和婚姻製度的規定；《田今》是對土地製度的規定。令隻規定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但不包括對於違令行為後給予的刑事製裁。唐太宗時，“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為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下之。”(《帥唐書?刑法誌》)“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是皇帝赦令的匯編，百官的職責範圍，由房玄齡等在貞觀十一年規定武德以來敕格七百條為《貞觀格》，共有十八卷，頒行天下。(《資治通鑒?唐紀十》) “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是各種行政法規，國家機關辦事的章程、條例，房玄齡等製定的《貞觀律》的量刑定罪上有寬緩的方麵，僅與隋律相比《貞觀律》減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條，減流刑為徒刑者七十一條。在官犯法，隻奪官除名，仍同性伍。?房玄齡因舊律的別重，“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但唐太宗哀其斷毀肢體，令房玄齡等再議。王桂、蕭瑀等認為改死刑為斷趾，保存了生命，已放寬，而房玄齡主張再行放寬，他認為：“左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新唐書?刑法》)於是決定將斷趾改為加役流三千裏，居作二年。
房玄齡還改變了舊律中因謀反罪而兄弟連坐得俱死的法律，規定為“反叛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沒。惡言犯法者，兄弟流配而已。”(《新唐書?刑法》卷五六)死刑和古代相比，幾乎去掉一大半。至於削煩去囊，變重為輕，更是不可勝記。
後來，長孫無忌對《唐律》作了具體說明，編成《唐律疏議》一書。此書是我國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一部較為完備的法典。
法與禮是統治者維護其統治的兩個方麵，所謂“德主刑輔”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貞觀期間既重視法律的修訂，也重視以禮的道德規範來約束人們的思想行為，以禮來製約各種社會關係，而且以禮製律，律禮相輔，“失禮之禁，著在刑法。”不忠者有罪，不孝者必誅。用法律的強製力量推行禮的道德規範，反過來，又用禮的道德來輔助法的推行。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詔令房玄齡等禮官學士修改隋禮，最後完成《貞觀新禮》一百三十八篇，是唐代禮製的基礎之作。
四、力主安撫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麵臨著極為複雜的民族關係問題，房玄齡在民族政策上，顯示了他深思熟慮的外交能力，他主張結好各民族，以減少衝突。貞現十六年(624)，雄踞漠北的東突厥薛延陀部實力較強，太宗曾封其首長夷南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複無常，出爾反爾，唐太宗派兵聯合突厥的一部給以致命的打擊後，真珠可汗派人來唐求婚。唐太宗雖對薛延陀並不放心，但是在以武力消滅，還是聯煙這個問題上一時下不了決心。房玄齡權衡利弊。認為和親為上策。理由是大亂之後，國家元氣尚待恢複，用兵對國家不利。唐太宗采納了房玄齡的意見，答應許以第十五個女兒新興公主，但要求“厚納聘和”，親自到靈川迎親。真珠可汗聞知，興高采烈，“謂其國中曰：‘我本鐵勒小帥，天子立我可汗，今複嫁我公主……斯亦足矣。”’(帥唐書?北狄》卷199)從而使薛延陀部歸順了唐朝，避免了一場戰爭，改善了民族關係。後來，真珠可汗一時無法集得聘禮，延誤了迎親日期。唐太宗以其輕侮中國，“下詔絕其婚”。
唐初，朝鮮半島有三個國家。西半部的叫百濟，中部的叫新羅，北部的叫高麗。其中以高麗最為強大，它占有漢江流域和遼東平原。隋文帝開直十八年，曾發兵三十萬，大舉進攻高麗，失敗而回。隋場帝也曾三次征高麗，結果都失敗而回，並引起了農民大起義，走上了滅亡的道路。唐初，三國均遣使和唐朝來往。貞觀十六年，高麗發生內亂，大臣蓋蘇文弑其君，獨專國政。唐太宗想出兵以武力幹預，但房玄齡以為不可。他對唐太宗說：“臣觀古之列國，無不強淩弱，眾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他又以曆史為鑒，勸諫唐太宗：“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困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貞觀政要?征伐》)唐太宗接受了意見，便中止了這次行動。後來，高麗聯合百濟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求救。唐太宗派人勸說，高麗不聽，於是，唐太宗決定親征高麗。他委令房玄齡籌辦和運送軍糧、軍械，下手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舊唐書?房玄齡傳》)他屢次上言，提醒太宗，不要輕敵。房玄齡雖然沒有強烈勸阻唐太宗東征，但他始終放心不下。唐太宗這次親征高麗，雖然暫時取得了一些勝利，攻下了一些城池，但遇到頑強抵抗，隻能屯兵廣安東城下。此時正值隆冬嚴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於是，唐太宗決定班師回京。
對於此次征伐高麗的挫折、唐太宗耿耿於懷，他不甘心，還想舉兵東征。此時房玄齡已年老多病，但他出於憂國之心。宰相之責，毅然上書，勸諫唐太宗，他說：“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此謂也，”他引用老子的話：“知足不辱，知之不殆”來勸導唐太宗，他還說：“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上矣，”希望唐太宗放棄“天可汗”的迷夢，不再“驅使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房玄齡認為，高麗的內亂是他們內部的事，他們並沒有得罪中國，而唐王朝的出兵“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廣(《資治通鑒》卷199)唐大宗對房玄齡的懇切之言深為感動。
五、盡官切諫盡職盡心
房玄齡在輔佐唐太宗時多有進諫，他諫勿征高麗，諫勿用平庸之輩，以及諫減少民族衝突、改善民族關係方麵，日後都證明他意見的正確，都收到過很好效果，房玄齡的進諫反映了他善於思謀，考慮效果的特點。
唐高祖李淵去世後，唐大宗要以漢高祖長陵的規模為父親建陵，而漢長陵東西長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工程浩大。秘書監虞世南勸唐太宗實行薄葬，認為薄葬並非不孝，厚葬反而為親所累，他建議造的陵墓，陵內器物，盡量從儉。虞世南的建議利國利民，但房玄齡考慮，唐太宗不會接受虞世南的建議，於是，他提出了以漢武帝的陵墓規格建造，唐太宗欣然接受了這一建議、房玄齡為相，通達政事，善於謀劃，盡心盡責，惟恐失誤，諸遂良說：“人臣之助，玄齡為最。”王珪讚譽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房玄齡治理國政，秉公守正，他始終認為：“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加上他的作風忠謹謙恭，對人寬厚，對己嚴謹，晚年，他體弱多病，幾次上表請求解除仆射職務，太宗不答應，貞觀十六年(642)太宗又晉升房玄齡為司空。司空為三公之一，品高位尊。房玄齡又上表辭讓，太宗仍不允許，並說：“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可以看出，唐太宗是離不開他的。
六、總結曆史著書立說
房玄齡是一個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優秀的曆史學家，唐朝初年，為了修明政治，達到天下大治，非常重視曆史經驗，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在重視總結曆史經驗的前提下，唐太宗任命房玄齡為史書的總監修，開了官修史書的先河，為此還專門成立了史館。在總監修房玄齡的組織領導下，官修史書盛況空前，貞觀期間，一共修撰史書八種，即令孤德萊和岑文本合修的《周書》、李白藥修的《北齊書》，姚思康編撰的《梁書》和《陳書》、魏征編撰的《隋書》。在中國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其貢獻之大，有目共睹，根據唐太宗的提議，房玄齡還開創了編纂本朝曆史紀錄的新製度。唐朝是編纂本朝諸帝實錄的頭一個王朝。貞觀十七年(643)，高祖、太宗實錄修成，唐太宗因房玄齡修史有功，“降奎書褒關，賜物一千五百段”。貞觀二十二年(648)，房玄齡病重，唐太宗派名醫為其醫治，每日供給禦膳，還親臨探望，當握手敘別時，不勝悲痛。七月，房玄齡與世長逝，終年七十歲。唐太宗慶朝三日以示哀悼，冊贈太尉，並州都督，溢文昭，陪葬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