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

中國宮廷舞是伴隨著古代宮廷的出現而形成、確立和發展的，在中華璀璨的文化史上留下了絢麗多彩的篇章。

公元前21世紀，啟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王朝：夏朝。那時的人們是相信鬼神的，因此國家無論大事小情，都要占卜問卦，進行祭祀活動，是故當時的舞蹈多在祭祀和慶功時表演。傳說啟喜好歌舞，根據《竹書紀年》記載，他曾下令舞《九韶》。雖然舞蹈的內容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知曉了，但或可猜測是與祭祀有關。《山海經·大荒西經》中還有一則記載，說啟去到天帝處，從天上得到《九辯》和《九歌》兩部樂舞作品，帶回人間，於是他又製成《九韶》。

到了夏朝末帝夏桀時，其宮殿中竟有女樂三萬人，**樂之聲震響全城（《管子·輕重甲》）。其樂舞崇尚奢華，而其本人耽於**樂，終至國亡。

取代夏朝的殷商與夏一樣，尊侍鬼神。凡祭祀等“禮”舉行時要伴以歌舞。商人用音樂與神鬼對話，將歌唱給神鬼聽。樂舞成為人們進獻、侍奉、娛樂神鬼，使人神溝通的重要手段。 有時商王還親自舞蹈，比如殷墟甲骨文中就記載了商王為祭神而表演的舞蹈《羽舞》。

商朝滅亡後，隨之建立的西周王室製定了一整套詳細的禮樂製度，標誌著中國宮廷舞的正式確立。“禮”指祭祀、朝饗等儀式，“樂”指伴隨“禮”進行的樂舞。周代的禮樂製度有兩條基本內容，一是規定等級，二是規定伴隨禮的樂舞基本是雅樂。

根據周代禮樂製，不同場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禮儀有別，所用的音樂也不一樣，所用樂器也不同，等級十分森嚴。據《周禮·春官》記載：如祭祀天神，“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祭地時，“乃奏太簇，歌應鍾，舞《鹹池》”。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祀四望時，要“奏姑洗、歌南呂”，舞《九韶》。享先妣時，要“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享先祖時，要“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兩君相見，用大雅《文王》；諸侯設宴招待來訪使臣用小雅《鹿鳴》、《四度》、《皇皇者華》。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頌》，士大夫則不能用。在周雅樂中，器樂、舞蹈、歌唱往往分別進行，並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與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彈奏樂器瑟或簧管樂器笙伴奏，器樂即所謂“金奏”，是鍾、鼓、磬的合奏。“金奏”規格很高，隻有天子、諸侯可用。大夫和士隻能單用鼓。當時可以看到“六代樂舞”，即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鹹池》、舜時的《九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濩》、周時的《大武》。

周代的宮廷舞主要在以下場合表演：

一是用於祭祀。《周禮?地官》記載：“舞師的任務包括：教習兵舞，在祭祀山川時帶領人們舞蹈；教習帗舞，在祭祀社稷時帶領人們舞蹈；教習羽舞，在祭祀四方之時帶領人們舞蹈；教習皇舞，在大旱祈雨時帶領人們舞蹈。”“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

二是用於巫禮。《周禮?地官》記載：“司巫掌管群巫，如果國內發生大旱，則帶領群巫跳舞求雨。此外，在祭祀百物之神時，跳兵舞、帗舞。

三是用於驅疫。

四是用於教育。《周禮?地官》記載：“樂師掌管國學之政，來教育貴族子弟學習小舞（指年幼時學習的舞蹈）。小舞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幹舞》和《人舞》。通過學習樂舞，使這些貴族子弟可以舞《雲門》、《鹹池》、《大韶》、《大夏》、《大濩》和《大武》。音律和諧，舞蹈應節，就可以用來祭祀天神、人鬼、地祗，這樣邦國和睦，萬民和諧，賓客安撫，遠人臣服，萬物興盛。

五是用於宴享。當時表演的舞蹈有弓矢舞等。

西周時的宮廷舞在殷商樂舞的基礎上，在“以德配天”的觀念下，將宮廷舞向禮儀性上發展，而弱化了它的娛樂功能。舞蹈主體是雅樂舞，其特征就是肅穆、崇高。比如，周天子在冬至日和夏至日祭祀時，當天子登壇禱告時，舞隊獻上《雲門》和《鹹池》，舞者疾徐適度、進退有序、雍容有加，凸顯莊重神聖、中庸寧靜的特點。

《左傳》記敘了吳國公子季劄在魯國看雅舞時的感慨。當他看見跳《象簫》、《南龠》舞，說：“美哉，猶有憾！”看見跳《大武》舞，說：“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當他看見跳《韶濩》舞時，說：“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看見跳《大夏》舞，說：“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看見跳《韶箾》舞，他說：“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從中可見，季劄評價甚高的《韶箾》舞，是因為“德”到達了極點，其寬厚仁大，沒有什麽樂舞可以超過它。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周王室權力的衰落，曾經建立起來的禮樂製度也開始崩潰。一些諸侯開始越禮使用樂舞。比如《論語》中記載：“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僭於上也。”與此同時，被指斥為“鄭衛之音”的“新樂”（倡優女樂）也進入了宮廷，使原先的雅樂受到民間俗樂的影響。為此，孔子發出了“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的感慨。從此，民間俗樂舞開始進入宮廷，並逐漸與之融合。

此外，這時的宮廷舞的娛樂功能加強，舞蹈更加輕盈、飄逸、柔媚，使其更具美感，為後世宮廷舞蹈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當時比較流行的是細腰長袖之舞。我們從以下的記述中可以一窺端倪。

《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袵若交竿撫案下。”又曰：“翾飛兮翠曾，（曾，舞也。言舞工巧似翠鳥之舉。）展詩兮會舞。”

《拾遺記》雲：“燕昭王即位，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體輕氣馥，或行無蹤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丹綃華幄，飲以瓀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台，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宛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

中國舞蹈曆史發展的幾個特征

中國 舞蹈在 曆史 發展 的進程中，隨著 社會 製度的交替進步和人們審美需求的提高，經曆了不同時期的各種曆史轉型，從這些曆史轉型中，我們可以窺探中國舞蹈發展曆史上的幾個明顯的特征。從原始娛神與娛人的宗教性、雅俗共賞的歌舞性、戲曲表演的程式性和當代舞蹈的專業性等幾個漸次的變化，我們可以獲知中國舞蹈發展的一些 規律 。

關 鍵 詞：中國舞蹈 曆史發展 娛人 娛神。

作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國家，中國舞蹈的發展有著悠久的曆史，中國舞蹈的起源以人類社會之初的原始社會為濫觴，其生成和發展經曆了從圖騰舞蹈文化到巫術舞蹈文化、百戲舞蹈文化，再到獨立的舞蹈 藝術 文化幾個不同的曆史階段。舞蹈作為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其曆史發展和社會發展有著深厚的淵源關係，曆史發展的社會形態意識從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我國舞蹈文化的發展狀況和舞蹈藝術的形態。本文在梳理中國舞蹈各個不同的曆史發展階段過程中，對中國舞蹈曆史發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闡釋。

一、中國舞蹈早期的“娛神”特征

任何藝術的起源和發展都具有不同的曆史軌跡和規律，中國戲曲作為中國藝術領域最為輝煌的藝術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態就具備“娛人”與“娛神”的雙重功能，與中國戲曲不同的是，中國舞蹈最初的形態隻具備了“娛神”的單項功能，其原形結構則為原始的“宗教禮俗”。這些特征從我國 目前 發現的古代崖畫舞蹈圖中可以略見一斑。

原始社會時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並不是出於審美的目的，而是出於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時的舞蹈主要表現在“圖騰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獵儀式”等領域。圖騰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標記，每個氏族都有自己的圖騰崇拜和圖騰信仰，圖騰崇拜滲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個領域，生活在圖騰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來表現圖騰儀式中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如彝族“十二獸神”的舞蹈記載：“舞蹈伊始，男女巫列為一行，各執一柄扇形羊皮鼓，為首女巫擊鼓起舞時，笙樂吹奏虎嘯聲，群巫按笙樂節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節是由為首的女巫帶頭表演仿效十二獸的聲音和動作，以象征祭日十二獸的降臨……”我國各民族之所以有眾多的模擬鳥獸的舞蹈，與原始圖騰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聯係的。中國民族民間舞蹈也是從這裏開始起步的，從這裏可以尋求到其文化原形結構。

二、詩、樂、舞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形態

遠古時期， 音樂 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輔相成、並肩發展的，樂和舞密不可分，“樂”時必有“舞”，“舞”時必奏“樂”。在《詩經》 時代 ，隨著民間詩歌的興起，樂、舞又和詩歌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了詩、樂、舞三位一體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傳統。對於這類中國舞蹈題材來講，發展到唐代以至頂峰，主要有《陰康氏之樂》《葛天氏之樂》《雲門大卷》《大鹹》《大韶》《大夏》《大鑊》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樂》等古代大型的綜合性藝術。

據《呂氏春秋》記載，《葛天氏之樂》就是遠古時期一個部落的樂舞，該樂舞共分為《載民》《玄鳥》《遂草木》《奮五穀》《敬天常》《達帝功》《依地德》《總禽獸之極》八個樂段，每段都表現鮮活的主題，表現了先民們對豐收的祈求、對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對人類的讚美。

西周的樂禮與樂器(圖)

四虎獸麵紋鐃，商代，湖南寧鄉縣出土，湖南省博物館藏。

西周的禮製有細致而完整的規範，樂作為當時最重要的祭祀工具和禮儀工具，也在規範之列，故又稱禮樂製度。

西周對天子在不同的祭祀和禮儀活動中使用的歌、舞、樂器的配套和規格作出了嚴格的規範。如祭祀天神，“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祭祀山川，則“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又如，天子接見牧伯（諸侯之長），用《肆夏》；周王宴享諸侯，用《湛露》、《彤弓》；諸侯相見，用《文王》等。

西周還對以前的樂舞加以改造，將黃帝《雲門》、堯之《大鹹》、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 》、周武王之《大武》歸總稱之為六樂，前四個樂舞為文舞，展示文德，後二者屬武舞，展示武力，舞蹈時要手執幹和戚（盾和大斧）。六樂為最高規格的樂舞，為天子專用。周代專門管理樂舞的機構叫大司樂。

西周樂器僅《詩經》中出現的就有29種，包括打擊樂器、吹奏樂器和撥弦樂器，以新出現的青銅編鍾最為引人注目。在河南三門峽上嶺村虢國公墓地出土有編鍾8隻，北趙晉侯墓地、陝西扶風等都出土有編鍾或編磬。

作為敲擊禮器的銅鐃是商代最重要的青銅樂器，1989年出土於新幹縣大洋洲的商墓的一件銅鐃，屬懸持式扁鍾，底部為半月弧形，鐃麵兩側各有三排，每排三個突出分明的尖形鉚釘，並細刻有雲紋。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懸掛式鼓鍾，底部橢園形，兩側邊沿自上而下為回紋鋸齒形，頂部兩側為鳳鳥裝飾，麵全部以凸凹回字紋、雲卷紋和牛角紋雕刻而成，十分精美。另外還有1975年出土於鷹潭地區的西周墓的甬鍾，橢園形，口朝上，遍體鋥亮。因銅壁很薄，奏樂時，其音清脆悅耳。青銅商鐃和西周甬鍾，不僅出土於新幹縣和鷹潭地區，同時在萍鄉、靖安、萬載、新餘、吉水等地，都有所發現。

商亡周繼之後，最高統治者天子為觀察各諸侯國政教得失，在宮廷開始設製專門收集、整理各地民間歌謠的采詩之官“行人”。周代漸興采風製度的結果之一，就是孕育出一部匯集各地歌謠經典的《詩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