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養生息，文景之治

漢朝於公元前２０２年統一全國，分封異姓功臣為王者七國，同姓子弟為王者九國。又有侯國一百餘。封侯隻食邑，不理民政。王國則儼然獨立，“宮室百官同製京師”。這隻算是中央權力還沒有穩定之前，“不為假王填之，其勢不定”的臨時辦法。所以帝業一確定，劉邦和呂後，就用種種方法，去消滅異姓功臣。內中隻有長沙王吳芮被封四月之後病故，可算善終，又四傳之後無嗣才除國。其它或遭擒殺，或被逼而亡命於匈奴，統統沒有好結果。

而呂後以女主專政，以呂產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呂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內大臣和朝外諸王嫉妒，釀成“諸呂之亂”。直到呂家勢力被撲滅，文帝劉恒被擁戴登極，漢朝帝業，才算穩定。文帝在位２３年，傳位於兒子劉啟，是為景帝，在位１６年。這３９年，從公元前１７９年到１４１年，漢朝的政局，開始正規化。根據傳統諡法，“道德博聞曰文”，“由義而濟曰景”。文與景都是上好稱呼。而劉恒與劉啟間輕刑法，減賦稅，親儒臣，求賢良，年歲收成不好就下詔責己，又不大更張，一意與民休息。其恭儉無為，在中國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國統一以來第一次經曆史家稱羨的時期。

文、景二帝先後統治了近四十年。據史書記載，由於經濟的複蘇，百姓人給家足，國家倉庫中堆滿錢糧，串錢的繩子日久而腐爛，糧食年年相積而陳舊變質。因此，國家財富盈溢，社會人口激增，出現一派升平景象。這種景象被後世史學家稱譽為「文景之治」，它為後來漢武帝時的富強盛世，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清靜無為」

西漢之初，黃老學派的「清靜無為」思想成了治政之主導思想。黃老學派亦即道家學派，該派把黃帝、老子尊奉為創始人，主張「無為而治」的統治術，認為治政者隻要政治措施簡單，不多生事端，老百姓就能安靜下來而不會起來造反。高祖時就已推行「無為而治」，惠帝繼之。到了文帝及其子景帝執政期間，進一步大力執行「與民休息」、「無為而治」之政策。

“黃帝之學”與“老莊”學說總體上都是強調“虛”、“因”、“靜”，即要求統治者在政治上“清靜無為”，“無為而治”。當然二者也有不同之處，“黃帝之學”在強調無為的同時，也十分強調“刑”、“德”並用，是將原始道教學說中的“無為而無不為”思想加以延伸的結果。所以“黃老”政治的實行並不是消極的“無為”，而是一種統治策略的選擇。在漢初的思想界和統治集團內部，一批鼓吹道家思想的人最終獲得了皇權的認同，並使這個思想付諸實際政治過程，這無疑是有益於社會發展的。

對政治統治方式的幹預在漢初並不僅僅是道家一個學派，提出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陸賈，其思想基本上屬於儒家範疇，他同樣也主張“無為”而治，說明儒家也在“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積極改變原始儒學中迂腐的部分，並與現實政治相結合。從這個意義上說，“清靜無為”政治路線的選擇，不能完全歸結為道家思想的影響，而是漢初統治者根據當時社會現實所做出的曆史抉擇，代表了社會大眾的普遍要求。秦的暴政及戰國以來的社會動**不安是這種要求產生的直接社會基礎，但普遍的社會要求並不能自動演化為現實統治者的正確思想。秦統一後的社會也是希望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但統治者沒有順應民意。暴政導致中國第一個統一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封建王朝迅速滅亡。秦暴政的曆史慣性在漢初依然存在，整個官僚隊伍的素質與秦代沒有大的差異，漢高祖對各級官吏“背公立私”提出過嚴厲批評。漢文帝策問晁錯的題目即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著名政治家賈誼指出：“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所以漢初統治者選擇順應社會的治國方針，是整個統治集團政策的重大調整，決不是消極的無為。

輕徭薄賦，發展生產。僅僅依靠“清靜無為”的安寧政策並不能帶來社會的真正進步。加快物質資料的生產並切實減輕人民的負擔，才能給人民以實惠。劉邦即位後，秦代竭澤而漁的剝削方式在漢初得到重大改善。景帝時最終將田賦的比例定在“三十稅一”，並成為定製。此外，口賦、算賦、更賦等賦稅在文景時期也都獲得不同程度的減輕。徭役曾是秦代暴政的象征，漢初統治者都十分節製使用民力。為了使百姓免受轉送賦稅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準居住京城，各自歸國。文帝首開“籍田製”，表示對農業生產的重視。文景二帝還多次下詔救助災荒，令郡國官吏務必重農桑，發展生產，並設“孝弟力田”獎勵努力生產的農民。這些政策或法令對於社會秩序與生產的迅速恢複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國家的重要經濟支柱——小農經濟在漢初幾十年中有了長足的進步。漢初還逐步調整盲目抑商的政策，使商人和商業流通發揮出服務社會的作用。文帝時又接受晁錯“入粟拜爵”的方法，使商人提高社會地位的願望得到滿足，農民多餘的糧食也有了出路。

蠲削煩苛，刑罰用稀。秦律的煩苛與殘暴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政治統治離不開法律，但嚴刑峻法隻能導致社會人人自危，眾叛親離。文景時代的刑罰盡管不像史書所記載的那樣“寬容”，但較之秦代肯定是大為減輕並且有章可循。特別是文帝本人對法律十分尊重，他所任用的廷尉張釋之不以君權的意誌行事，敢於維護法律的尊嚴，提出“天子所與天下公共”的法律觀，留下了許多動人的佳話。例如，一次文帝要對驚其禦馬的人處以極刑，而釋之認為隻能處以罰金，最後說動了文帝。還有一次文帝要對盜高祖廟前玉環的人判族刑，廷尉認為隻能判罪犯本人死刑，文帝也不得不尊重廷尉的意見。漢初幾十年輕刑慎罰，維護法律尊嚴的風氣，給人民帶來一個安寧的社會環境。

敬天畏民，節儉安邦。應該說，漢初的統治者對所擁有的權力能夠清醒地自我反省，因而做到自我約束。這個風氣起於漢初，文景尤盛。漢初劉邦責蕭何修建未央宮過於“壯麗”，說明他已有節省民力、限製過分奢侈欲望的思想。惠帝、呂後時也都注意節儉，沒有大肆鋪張之舉。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麵自我克製，為創建廉潔、勤儉的社會風尚不懈努力。文帝想造一座“露台”，算下來需要“百金”，覺得花費太高，結果作罷。他所寵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與秦始皇大修墳墓不同，文帝對生死有著樸素的理解，他說：“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因此他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器。因其山，不起墳”。這在曆代封建帝王中也是少見的。景帝也一再下詔，反對雕文刻鏤，要求各級官吏重農桑而輕黃金珠玉，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統治者個人的品質雖然不是社會進步與倒退的決定性因素，但從自身做起，提倡勤儉的生活作風，對於整個社會風氣的改善，節省民力和控製社會的奢侈浪費還是極為有益的。

強調統一，反對分裂。漢初分封了大批異姓諸侯王，這些諸侯王很快就成為割據勢力的代表。劉邦用其統一後的餘生與之作鬥爭，終於剪滅異姓諸侯王。但他錯誤地總結了曆史教訓，又分封大批同姓諸侯王，他們占據了全國大部分富庶的土地與人口，也很快成為與中央抗爭的地方分裂勢力，嚴重威脅著剛剛建立不久的統一政權。景帝時以吳王劉濞為代表的分裂勢力終於聯合七國反叛，景帝采取果斷措施，僅用三個月就平息了這場叛亂，使分裂勢力受到重創。七國之亂之所以沒有形成氣候，與漢初以來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厭惡戰亂的心理密切相關，是休養生息政策產生了積極的政治效果。景帝抓住有利時機，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第一，繼續實行“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在原諸侯國的土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王，削弱其力量。第二，改革製度。王國官吏由諸侯自行任命改為由中央直接任命，並從名稱上將中央官職與王國官職區別開，從而降低王國官吏的地位。第三，“令諸侯王不得複治國”，剝奪王國的統治權。通過這些措施，王國問題得到徹底解決，統一的中央集權局麵才真正形成。

打擊社會異動勢力。所謂社會異動勢力在漢初主要是豪強勢力。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應當說，在漢代曆史上，文景之治還不是強盛時期。但沒有這個時期的曆史積澱，就不可能有武帝時代的全麵繁盛。文景之治局麵的形成給予後世許多啟發。第一：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需要幾代人持續不斷的努力；需要統一的政治指導思想。第二，社會穩定是社會發展的最基本要求。第三，統治者要善於總結曆史教訓，不斷根據社會現實調整方針政策，順應客觀曆史發展的要求。正因為此，“文景之治”被曆代有為的封建統治者奉為楷模，並從中汲取寶貴的曆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