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書院的興盛

北宋承五代喪亂，統治者為謀求長治久安，注意以科舉籠絡士子，而忽視興辦學校之事，自開國以來，八十多年沒有興辦學校，出現“士病無所於學”，而多依山林，辟舍傳習講學的狀況，於是書院作為講學授徒育人的機構便應運而生。兩宋書院發達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鄉裏興學，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學校考》中提到，州縣之學都是奉詔所建，而鄉黨之學則是賢幹大夫留意斯文所建，其田產和教養之規都優於學校。這種私人興辦的自給自足的書院，雖然也難免受到來自各方的侵奪，但在富庶地區，民間財力雄厚，其書院仍辦得轟轟烈烈。另外，南宋書院之盛，也和其理學發展有一定關係。程頤、程顥、朱熹都是南宋的理學大師，他們的學說已被當時儒者士人所仰慕，其弟子門人為宣傳師學，興辦書院，因而，南宋書院頗興，受到理學傳習的影響。由於書院是在學校衰頹時發展起來的，所以每當學校興盛時，它就不免受到一定影響。北宋時有三次興學之舉，一次是宋仁宗慶曆興學；一次是神宗熙寧、元豐興學；一次是徽宗崇寧興學。不論太學還是州縣學，均設備齊全，而且又是通向仕途的捷徑，所以官府興辦學校，對由私人經辦而補學校不足的書院是個不小的衝擊。

朝廷對於辦學成績斐然的書院，要給以獎賞。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帶)知府周述說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人，乞賜九經。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賜額西京(河南洛陽)嵩陽書院。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的曹誠造舍一百五十餘間，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又賜潭州(今湖南長沙)嶽麓書院額，並於便殿詔見其山長周式，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仁宗年間分別賜額石鼓書院和茅山書院。這次受到賜額、賜書、賜田待遇的書院，就有了官助的因素。但總觀宋代書院，主要還是民間力量興辦，書院奉一人為師，掌書院之教，稱為“山長”或“洞主”，他們或是傳一學派學術的大師，或是地方禮聘的有聲望的學者，他們授業均不受官府的節製，很像漢代私學，甚至還沿其“精舍”的名稱，如紀念朱熹的“教亭書院”，原名即稱“滄州精舍”。

書院院址多選在依山傍水之名勝處，如白鹿洞書院在廬山五老峰下，有林泉之勝；石鼓書院在回雁峰下，山青水秀。有人認為書院選址與寺院選址旨趣頗近，是受到禪林的影響。還有，在講學方式上也與寺院有相同處，如寺院講經由禪師主持，有一定儀式，而陸九淵講學，來時鳴鼓為號，講時升高座，弟子環繞其座聽講，講畢返回住所，弟子再往住所問難。

理學是宋代興起的新的儒學學派，開始多次遭到官方黜禁，其傳習主要靠書院。南宋時，理學分成朱、陸二大派，各有書院傳朱、陸之學。由於理宗的褒獎。朱學一躍成為官學，門徒頗眾，多立書院，傳朱學，也有的書院則傳習其它學派的學說。每個書院，多以傳習一派學說為主，學生多是仰慕這一學派前來，故多能刻苦求學，認真對待學問。書院雖有名師講授，但並不搞一味的灌輸，而是提倡生徒自學，並注重啟發學生有所創見。書院也有必要的課程設置，而且注重考核，要求學生學好本學派的學說同時要兼取各家所長。

書院非常重視藏書，建院之初，征集圖書是一大事，如應天府書院即聚書數千卷，還有一些大書院多得朝廷賜書，如太宗時賜白鹿洞書院書。南宋朱熹重建白鹿洞書院，除清賜監本九經注疏外，還向各處征書，這些書都入藏於書院。書院藏書，不僅有益於其教學、學術水平的提高，而且對保存、流傳圖書典籍也有促進作用。有的書院利用本身具備的良好物質條件和技術條件刻書，多以校勘精審，為世人稱道，今傳宋刻《漢書集注》即刻於白鷺洲書院。

書院從白鹿洞學館(白鹿洞書院前身)建立到清光緒二十七年(1902年)，存在近千年，其間出現過不少著名的書院，北宋有四大書院，但具體所指，眾說不一。王應麟《玉海》言，白鹿洞、嶽麓、嵩陽、睢陽；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考》則去嵩陽取石鼓；《衡陽圖誌》去睢陽取石鼓。清全祖望以為《玉海》言是，其理由是石鼓至宋仁宗時才賜額，而不久又改為州學，為書院時間較短。金人南下，嵩陽、睢陽二書院被毀，僅存白鹿洞、嶽麓。南宋呂祖謙新麗澤書院，陸九淵新開象山書院，與之齊名，故稱之為南宋四大書院。書院盛於宋，宋亡後它繼續存在了六百餘年，對我國古代教育、學術的發展都產生過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