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反割讓台灣鬥爭
甲午戰爭後，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消息傳出後，舉國嘩然，民眾義憤填膺，進而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割讓台灣的鬥爭浪潮。在京趕考的台灣舉人上書督察院，強烈抗議清政府割讓台灣，表示台灣人民“如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台地軍民必能舍生忘死”，為反抗日本侵占台灣奮戰到底。台灣各界人士也以罷市、發表檄文、通電、上書等形式表示強烈抗議，表示要誓死守禦，與山河共存亡。諸多民眾擁到台灣巡撫衙門，抗議示威。台灣一帶人民出發“桑梓之地，義與存亡”的誓言，每天都有數以千百計的群眾參加抗日義軍。
六月二日，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割讓台灣證書。實際上日軍卻早已於五月二十九日由近衛師團從衝繩中城灣出發，分兩路進攻台灣。台灣巡撫唐景崧及大小官吏和當地一些地主豪紳，倉皇內渡逃命，使日軍不戰而勝，於六月七日入侵台北。
唐景崧逃跑後，台灣人民紛紛組織義軍，共同推舉當時駐防台灣的劉永福為首領，領導抗戰。
六月中旬，日軍近衛師團由台北南犯，先後在新竹、台中、彰化、雲林一帶遭到台灣軍民的激烈抵抗。當日軍分兵三路進攻新竹時，劉永福派分統楊紫雲為新竹守將，吳湯興、薑紹祖率義軍協同防禦，與日軍相持一個多月，多次打退日軍進攻。在激戰中，楊紫雲苦戰陣亡，薑紹祖力戰不屈，最後壯烈犧牲，新竹淪陷。七月下旬，徐驤和劉永福聯合反攻新竹，在城外三裏的十八尖山上激戰終日，大小戰役二十餘次，但因武器不良，隻好退守大甲溪、台中、彰化一帶。八月下旬，日軍南犯大甲溪，徐驤和劉永福部將吳彭年同守大甲溪。吳彭年伏兵於大甲溪旁，突然出擊，日軍大敗，潰退北渡，徐驤的伏兵又大呼橫截，日軍紛紛落水，死亡無數。激戰數日後，因日軍收買漢奸土匪襲擊，日軍才強取大甲溪。八月底，日軍進犯彰化，抗日軍民奮勇抵抗，雙方在彭化東門外八卦山展開激戰，擊敗日軍主力師，日軍少將山根信成斃命。後日軍收買漢奸，由小路抄襲義軍。義軍拚死抵抗，吳湯興率30人衝向敵陣，中炮犧牲，吳彭年率300勇士死守八卦山，全部英勇戰死。徐驤率眾衝鋒肉搏，突出重圍，退往台南。台中、彰化失陷後，劉永福急派王德林率軍守嘉義城，派楊泗洪率軍反攻彰化，高山族人民紛紛起來抗戰，派遣700健兒參加徐驤的義軍。義軍雖多次反攻彰化，終因補充極度困難，無力克複。
十月上旬，日軍近衛師團在不斷增援的情況下，傾巢出動海、陸、步、馬、炮全力進攻，台灣軍民英勇奮戰，日軍才用很大力氣侵占了雲林、大莆村。接著大舉進犯嘉義。嘉義誌士林昆崗號召人民武裝起來和守軍王德標部合力抗擊日軍。王德林在城外設地雷誘敵，一舉殺死敵人七百餘。後來日軍用大炮轟塌城牆，竄進城中，義軍浴血巷戰，逐街逐屋地爭奪，殺傷日軍無數，日軍近衛師團團長中將北白川能久親王也受重傷而斃命。日軍死傷甚重，氣急敗壞，瘋狂進攻。而台灣軍民死命苦戰，林昆崗發誓說：“如果天命絕我台灣，今天一戰當先把我打死!”聞者奮戰。此時軍民已饑困寡不敵眾，林昆崗英勇戰死，嘉義城破，王德林奮戰陣亡。日軍用了重大代價奪取了嘉義，接著包圍台南。
劉永福黑旗軍和徐驤等路義軍在嘉義失陷後仍堅持抗戰。日軍第二師團在台灣南部枋寮和台南以北的布袋口登陸，配合近衛師團夾攻台南。布袋口登陸日軍與義軍大戰於曾文溪，徐驤率義軍和高山族勇士死守曾文溪，戰至槍彈繼絕，仍持短刀迎擊敵人。徐驤持刀督戰，大呼“此地失守，台灣就完了，我是不願偷生還大陸的。”於是與從者五十餘人皆戰死。十月中旬，日軍夾攻台南府城，劉永福率軍駐守安平炮台，城中絕食，守軍潰散。十九日劉永福兵敗返回大陸。二十一日台南淪陷。
台灣人民經過五個多月的激烈戰鬥，抗擊了日本三個近代化師團和一支海軍艦隊，打死打傷日軍32000多人。台灣軍民為保衛祖國的神聖領土，寫下了悲壯的一頁。在此後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時間裏，台灣各族人民一直堅持反抗侵略，要求返回祖國的鬥爭從未止息。
四十五 戊戌變法
甲午戰爭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逐漸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迅速發展，從而醞釀成一場變法維新的政治運動。
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鄉試，在京期間，他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朝廷批準，實行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這一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主張。由於當政大臣的阻撓，此書沒有送到皇帝手中。兩年後，康有為回到廣州，開始招收學生講學，後來正式設立“萬木草堂”學館，宣傳變法維新的道理，康有為變法維新的思想體係趨於成熟。在這裏聽講的有他的弟子梁啟超、徐勤等人。在講學的同時，康有為先後撰寫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等著作，為變法維新運動做了思想準備。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康有為和梁啟超聯絡十八省在京應試的1300多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於五月二日齊集都察院門前，請願上書，反對《馬關條約》的簽訂，提出“拒絕議和，遷都抗戰，變法圖強”的主張，史稱此舉為“公車上書”。上書雖未到達光緒皇帝之手，卻引起朝野各界巨大震驚，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成為政治運動的起點。
“公車上書”後，康有為中進士，授職工部主事。是年六月，他又第三次上書光緒皇帝，得到光緒帝的讚同；七月，康有為和梁啟超主辦《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日印1000份，一個月後，增至日印3000份，這是改良派在維新運動中創辦的第一份報紙；同年八月，康、梁又聯合帝黨官員侍讀學士文廷式，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推陳熾為提調、梁啟超為書記員。強學會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又得到帝黨官員翁同和等人的支持，發展很快。同年十月，康有為又到上海組織強學會，吸收了章炳麟等人入會，並出版《強學報》。強學會由北京發展到上海，聲勢愈大，愈加引起頑固派的憎恨。次年，強學會和《中外紀聞》被查封。光緒十二年(1896年)八月，維新派又在上海創辦《時務報》，由梁啟超任主筆。梁啟超寫的《變法通義》，在該報上連載。闡述了中國需要變法的必要性。上海的《時務報》和嚴複在天津創辦的《國聞報》居於南北輿論界的領導地位。嚴複並譯述《天演論》，介紹西方進化論學說，推動了變法運動的發展。《時務報》在幾個月之內，發行額達到一萬多份，風靡全國。第二年十月，湖南成立“時務學堂”，培養變法人才，梁啟超應聘任中學總教習，譚嗣同也經常在學堂講學，並發表《仁學》一書，批判了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和封建倫理道德，主張衝破封建主義的一切羅網。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譚嗣同等人又在長沙創同學會，湖南成為不斷推動變法運動走向**的又一個中心。從此維新派在全國許多省的活動迅速發展。
維新運動的迅猛高漲，變法思想的廣泛傳播，同統治階層發生尖銳矛盾，在清政府中掌握實權的頑固派，形成了以慈禧為首的“後黨”，對變法維新思想和活動，發動還擊。改良派與頑固派圍繞三個問題進行了論戰：一是要不要變法、要不要改變封建君主專製製度；二是要不要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的問題；三是要不要廢除八股取士的科舉製度、要不要提倡新學、提倡西學的問題。這場論戰，推動了變法維新運動向前發展。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俄國派艦隊占領旅順、大連。改良派抓住這個時機，把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推向一個新**。同年十二月，康有為從上海到北京，向光緒皇帝第五次上書，提出若不及時變法，將會麵臨外國侵略者的“瓜分豆剖”，人民也會“揭竿斬木”起來反抗，並提出了救亡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即全麵實行變法；中策是精選有才能的官員，聽到他們關於變法的意見，謀議既定，決策施行；下策是朝廷通令各省督撫，根據各省的不同情況，實行變法。康有為認為：三策中間，能行上策，可以自強；能行中策，也可以保持一個弱國的地位；僅行下策，或者不至於全部淪亡。這次上書雖未及時送到光緒皇帝麵前，卻在全國廣為流傳，產生了巨大影響。於是光緒皇帝命李鴻章、翁同和、榮祿等五人召見康有為問話，康有為陳述了變法的意見，並批駁了榮祿的“祖宗之法不能變”的頑固思想和李鴻章的維持現狀的保守思想。隨後，康有為又呈遞了上清帝的第六書，也就是《應詔統籌全局折》，提出了全麵變法的三條根本辦法。即第一條“大誓群臣惟革命舊維新”；第二條“開製度局於宮中，將一切政事重新商定”；第三條在午門設立“待治所”，派禦使為監收，許天下人上書。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康有為向皇帝呈進第七次上書《俄大彼得變政記》，並附一奏折，再次要求實行變法。光緒皇帝看到康有為的這些奏折，對康有為的變法主張，越來越加以重視，維新運動開始與光緒皇帝結合起來。
與康有為連續上書的同時，改良派和各省在京的人士紛紛組織學會，號召推行新政。同年四月，康有為等人在各學會的基礎上，擴大成立“保國會”，會章提出：“保國、保種、保教”三項宗旨，並規定在北京、上海兩地設立總會，各省各縣設立分會。“保國會”實際上是一個維新派的具有全國性的政黨的芻型。不久，保浙會、保川會、保滇會等又相繼成立。
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上諭，下詔變法。光緒皇帝在宣布變法後的第五天，召見康有為，授予他“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允其專折奏事；七月三日，光緒帝又破例召見隻有舉人身份的梁啟超，賞他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九月五日又任命譚嗣同、楊銳、劉光弟、林旭等四人為軍機處章京，賞四品銜，參與新政。改良派同光緒帝進一步接近，紛紛上奏折，遞條陳，提出許多新政建議。光緒皇帝把其中認為可以采納的作為詔書，諭令頒布。在103天變法維新時間內，共頒布詔令一百多種，其中重要的有：一，振興農工商業，設立工商局，設立路礦總局，辦郵政，改劃財政，編製國家預算；二，裁汰冗員，取消重疊的行政機構，允許官民上書言事，取消旗人由國家供養的特權，許自謀生計；三，裁汰綠營，訓練陸海軍，各省軍隊均改用洋槍、洋操，許私人辦兵工廠；四，廢八股取士製度，改試策論，廣設新學堂，提倡西學，在北京設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許民間創辦報館等。然而頑固派卻用各種方式阻撓新政的推行。後黨和帝黨的鬥爭日益激化。在《明定國是》詔書頒布後不久，以慈禧為首的後黨，連續采取措施，恐嚇和防範光緒和維新派。先是突然免去翁同和一切職務，勒令回藉；然後令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到慈禧麵前謝恩；繼而又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統率北洋三軍。帝黨和後黨維新和守舊的鬥爭越來越激烈。光緒帝感到事態嚴重，又亟謀對策。九月二十一日，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宣布自己重新“親政”，軟禁光緒，除京師大學堂外，百日維新期間的所有新政全部廢除，並下令速撲、殺害維新派人士。康有為、梁啟超先後逃往香港和日本。九月二十八日，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弟、康廣仁、楊深秀等六人被殺害，時人稱之為“戊戌六君子”。戊戌變法運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