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第二次國共合作

麵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大肆進攻，中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國共兩黨再度合作，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基礎。

瓦窖堡會議後，中共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采取了各項措施。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紅軍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作戰力量，擴大紅軍。”為了貫徹執行決議精神，中共中央把紅一方麵軍和陝北紅軍變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鋒軍”，並於1936年2月17日發表《東北宣言》。當蔣介石調遣中央軍7個師10萬人阻止紅軍東征，為了顧全抗日大局，中共中央決定紅軍回師陝北，於5月5日發布《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揭露蔣介石、閻錫山阻攔紅軍抗日的錯誤行為，鼓促南京政府幡然改悔，通電正式放棄了反蔣抗日的口號，第一次公開把蔣介石看作為聯合對象。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致中國國民黨書》，對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宣言和蔣介石報告中的若幹轉變表示了誠懇的歡迎。同時要求國民黨把敵對的目標由國內移向日本侵略者，恢複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以結成全民族的堅固的統一戰線。在信中，中共用“民主共和國”口號代替“人民共和國”的口與，以便動員和團結一切讚成民主，擁護抗日的階級、階層和個人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應改為“逼蔣抗日”。1935年12月6日，又發出《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變過去反對富農為中共富農的政策。1936年7月，又作出《關於土地政策指示》，除對漢奸、賣國賊的土地予與沒收外，其他小商人、手工業等不在沒收之列。這些政策的調整，有利於團結一切可能抗日的階級、階層，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國民黨方麵為商討西安事變後的國共關係和對日政策，於1937年2月15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會上接受了宋慶齡、馮玉祥等人提出的“恢複孫中山手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並通過了《根絕赤禍之決議》、《促進救國大計案》等決議案，在原則上接受了中共關於團結抗日的主張，成為國民黨最高當局由內戰、“剿共”和對日妥協向和平統一、團結抗日轉變的重要標誌，也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的曆史標誌。

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後，盡快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中華民族的當務之急。從1937年2月至9月下旬，國共兩黨就紅軍改編、蘇維埃改製、合作形綱領等問題進行了六次談判。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遞送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了抗日三項主張。“八一三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加快了國共合作的步伐。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公布了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等第八路軍的命令，成立總指揮部，委任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