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充著《論衡》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屬浙江)人，生於東漢建武三年(27年)。出身於細族孤門，六歲即在家開始讀書識字，因成績優異，從書館保送到京師太學。此間，因家貧而買不起書。常遊逛洛陽市肆，邊翻看所賣之書，邊就能記憶下來，就這樣而博通了百家經史，約在光武帝末年或明帝初年，還在就學期間，寫了一篇《大儒論》，大概評議當時儒家，鄙薄俗儒而褒揚鴻儒，並自以當代大儒自命。不久回到故鄉，以教書來維持生活。

回縣後，王充當過諸如櫞、功曹這樣的小官，屬普通的政府屬員。不久又入州任從事，由於當道不合而自免回鄉。但王充對失位並不怨恨，處疏空而不放縱自己，居貧苦而不忘卻意向，在鄉居其間，認真讀書，思索當時種種思想領域中存在的問題。東漢建初四年(79年)，楊終認為當時的經學解釋歧義紛出，建議效宣帝時石渠會議判定《五經》的同異。於是，章帝召集群儒在白虎觀辨議《五經》，章帝自己則親製臨決，並由班固將討論結果編成《白虎通議》。這是一部吸收讖緯揉合而成的漢儒典籍，類似董仲舒《春秋繁露》，充滿宗教色彩，以此作為官方思想的依據。王充有感於當時統治者政治有失，殫精苦思，先是著成《政務》一書，接著又以為俗儒任意歪曲儒典，不致實誠，而閉門潛思，杜絕種種慶吊之禮，在窗戶、牆壁上放滿了刀筆，一有思想就記下，著成《論衡》八十五篇。

針對漢儒們提出的天地感應說，王充提出“氣”的一元論思想，以為氣是客觀世界的最基本的元素，“天地，含氣之自然也。”氣凝而為天地，天地是有形體的東西，星辰之在天上，猶如地上的宅舍一樣，沒有什麽神秘的。氣是無限的，因而天地也是無限的，即不生不滅的，並不借助於外力的作用。天地之於自然，乃是“自然無為”，氣和而物自生，因此萬物中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都是自然之化。進而，天地便不是有意為人類所創造，人類雖應當利用自然之化找到並種植五穀桑麻，但不用感謝上天的恩賜。當時漢儒的天人感應說以為帝王生而有瑞，得天命之符，王充堅決反對這種“天生聖人”的奇談怪論，以為這不過是出於“世好奇怪”、“世人淺論”、“儒生是古”等，事實上“精微為聖，皆因之氣，不更稟取”。“聖人”也是父母所生，並非天生的，是人而不是神。那些存在於自然界的物候感應，如“天且雨，螻蟻徒，丘蚓出，琴弦緩，因疾發”，不過是一種物理現象，而非天人感應。以此，王充在書中廣泛討論了日月食、寒暑變化、水旱災害、雲雨雷電等自然現象，盡可能對之做出科學的解釋。

在批判漢儒天人感應說的同時，王充也對與之關聯的秦漢方士們宣揚的鬼神、迷信等觀念進行了辯正。首先，揭穿方士們所稱的人吸食丹仙藥可長壽升仙，以為人的壽命長短與出生時稟氣多少、厚薄有關，是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差不多“強弱夭壽，以百為數”。生死皆由稟氣所定，即“陰陽之氣，凝而為人，年終壽盡，死還為氣。”不僅不可能活著成仙，而且也不可能死後為鬼。就人的身體本身狀況看，人死後，他的形體特征、內髒器官和精神狀態均已喪失，既然它們不可死灰複燃，那麽也就無法變鬼。在此基礎上，王充提出了“精神依倚形體”這個重要的哲學命題。他認為，人之形體是由氣充積而成，氣依賴形體則產生精神，故形體在先，精神載寓其中，如同燭與燭光的關係，“天下無獨燃之火，世界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接下，王充便具體批判了當時甚為流行的種種迷信行為，如厚葬、求福、禁忌等。

與以上思想相一致，王充反對漢儒神化了的“聖人”。以為聖賢不過是有道德、有學問的人，而神是“氣”的虛象，兩者是不等同的。因此，聖人們也跟常人一樣，他們的知識源於自己感官同外界事物的接觸，人隻要肯勤奮學習，持之以恒，也可成為聖人。進而，王充揭穿了當時種種誇大前輩聖賢的說法，如說黃帝、帝嚳生而能言，項托七歲為孔子師，尹方21歲不學而通曉詩書經藝百家之言等。而後又正麵提出了自己“任耳目”、“以心意議”的觀點，主張“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征”，強調形成的理論要有證據和效驗。

王充針對當時漢儒美化古代及其禮樂教化的觀念，提出漢代是可以趕上唐、虞、夏、商、周之盛世，並且超過前代的。這不僅可從時間上論，就物質生活的發展論也一樣，即如“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糧；後世穿地為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之雲調。又見上古岩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樸，下世文薄矣。王充又針對漢儒依五行思想宣揚三統的作法，提出社會治亂、朝亂興亡是一種客觀規律的思想，以為其是自然注定，不能人為修改的。又針對董仲舒性三品說，提出性、命二元論。以為主善惡才智之性與主貧富貴賤之命都是稟受一元之氣而來的。凡此種種，都對主導漢代思想的儒學及當時的種種方術迷信以沉重的打擊，體現了獨立思考的可貴品質，並對後代思想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充一生不顯，晚年生活慘淡，其著作多散失。東漢末蔡邕至關中，王朗為會稽太守，才相繼將《論衡》一書帶到中原，使其傳播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