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節 我在尋找什麽？(1)

我在尋找什麽？

--訪《財經》雜誌主編胡舒立文/龐義成

采訪者：《財經》的“非典係列報道”在新聞界、在廣大讀者中間產生了很大的震動。有些新聞同仁說，胡舒立的做法令人“痛恨”——言人所未言，或未敢言——照這麽下去，天下都是她的了。你怎麽看？

胡舒立：我覺得有新聞就做，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了，你就幹不好，或者不敢幹。

其實我們早在2003年2月份就開始了相關的報道。廣州的SARS是2月11號開始鬧出來的，2月12號報紙就紛紛報道。我覺得這個新聞非常有價值，基本可以說相當難得——新聞裏頭最難得的就是這麽一種——首先新聞價值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情味，但是人情味並不等於硬新聞，既有人情味又是硬新聞的，我覺得就是非典型肺炎這個事。

廣州的非典型性肺炎從一發生就變成了一個有硬新聞色彩的新聞。如果最早（非典型性肺炎）在廣東河源發生的時候，它還是屬於一般的新聞動態，我們也沒有看到這個報道；那麽當它2月份在廣州發生的時候，（新聞價值）就已經上升到關係到政府是否願意信息公開等一係列問題。雖然在11日和12日，廣州市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先後公布了疫情和患者人數，但這個事一看就知道它不單純，首先即使它是疫情，它也是影響相當廣泛，與大多數人相關的瘟疫；第二，這個疫情比較直接地和某些的製度問題聯係在一起。

當時僅僅是一個廣州的事。我們有兩支隊伍：一個是在廣州那邊寫，寫早期的廣州非典型肺炎發生的整個過程，還有一個人在北京采訪世界衛生組織、衛生部等等，兩邊都在做。盡管我們不是太熟悉這個體係，但我們對醫療衛生問題是有興趣的，像我們的學術顧問汪丁丁也比較重視這些。2002年我們做得比較多的就是醫藥衛生體製改革和農村醫療改革。所以，在這個領域進行製度性探討，還是有基礎有資源的。

采訪者：“非典”期間國內哪些媒體的報道給你留下的印象比較深刻？或者說，你覺得有哪些媒體給你們提供了啟發和線索？

胡舒立：原來我們比較重視當地那些全國發行的媒體，像《南方周末》、《21世紀經濟報道》，我們覺得它們跟我們的競爭比較多。但當廣州出了這個事情以後，我們把廣東當地的報紙都看了一遍。看了以後，我覺得都市報在中國新聞的變革當中是非常不可以小瞧的一支隊伍，是新聞變革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地方媒體一方麵競爭激烈，一方麵跟讀者更為貼近，責任感很強。我覺得他們做得很不錯。這次新聞報道讓我認識到地方媒體其實是挺值得注意的。我非常強烈地感覺到，一旦地方的媒體行動起來，他們報道相當深入，講得很尖銳。當地報紙對非典型性肺炎的報道是很細，可以從中了解整個事件的各個方麵，尤其當時廣東很多搞公眾行政的專家和政協的專家也出來講批評政府，言辭非常尖銳。當然廣東在這方麵報道的黃金時期很短，但他們這種很輝煌的表現，令我們很佩服，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采訪者：財經類媒體的報道取向和報道範圍一直是大家不斷探討的問題，也許有人會覺得，“非典”這個事跟財經話題搭不上邊。你怎麽看？

胡舒立：我覺得財經媒體應該做新聞判斷。如果是硬新聞就可以做，就是財經界關心的重大新聞。我們責無旁貸。

這又涉及到什麽算硬新聞。新聞業喜歡講可讀性，但我覺得更應當關注什麽樣的事情更為重大、具有關鍵性意義。至於《財經》為什麽報得比其他媒體早一些，可能與在香港的認知相關。大約3月二十四五號，我們派了個記者曹海麗去香港駐站。到了香港以後，她發現所有的人都戴口罩，就她一個人不戴，反倒顯得奇怪了。當時“淘大花園”爆發疫情，她立即去采訪了，寫了稿子回來。我們同時上世界衛生組織網站上去看了一下，發現廣東報告的疫情人數是七百九十二個（截至3月26號），已經翻了一倍。我們采訪了衛生部，北京市、廣東省衛生部門，還有世衛組織。做了一組特別報道。

當時就有朋友建議說，你們還是不要做，新華社也沒有對內發稿，像《北京青年報》隻登了一個特小的“豆腐塊”，大家都還不知道。我說，雜誌周期比較慢，但我估計這事是不會推的，很快會公之於眾。這畢竟是傳染病。果然，那天晚上，我們雜誌都到印廠了，張文康（當時的衛生部部長）突然出現在電視上，我們馬上從印廠（盡管那時我們這雜誌已經成型了）把雜誌付印樣取回來又增加了一個最新的疫情報告，就是張文康公布的截至3月底的報告數字。另外，我們在這一期雜誌上刊出了世界衛生組織網站網址。

我覺得在這個報道上，好像新聞界有一點過於謹慎。其實也沒有規定不能報道，大家也都不登。

采訪者：是不是有一點麻木，或者存在某種謹慎的慣性？

胡舒立：我覺得這個慣性不太好，所謂報喜不報憂的問題，我覺得做災難報道的時候記者的意識還是很重要的。那天中央電視台一個節目找我采訪，提了一個他們自以為設計得比較精致的問題，意思是說“做這種新聞是不是考慮到比較有賣點”。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庸俗的問題。記者應該去報道災難新聞，首先想到的應該不是它是不是有賣點，首先應該判斷它是否有新聞價值，是否體現了那種“喉舌”的精神。我回答他們說我又不是賣報紙的，我又不是做銷售的，我是做新聞產品的。

采訪者：為了更新這個雜誌，把最新的消息登上去，像前麵提到的張文康上電視的那種情況，從印廠拿回大樣修改肯定需要增加一些成本。這種投入有無必要？

胡舒立：的確有的媒體對成本算得比較精，但我們一直不太計較這個。我們賺錢是這樣，我們不賺錢也是這樣。我們這一次出版號外估計也要賠好幾萬元（因為沒有廣告收入），昨天他們負責經營的人還在跟我提這個事。但我覺得，這是必要的付出。我覺得對做內容的人，成本約束當然是一種痛苦，但自己主動地、過分地考慮成本，沒有必要吧？為什麽大家好像都成了經營行家，一上來就問我這方麵的想法呢？

采訪者：既要做好報道又要保證采訪人員的生命安全，你們當時怎麽處理這個問題？

胡舒立：我們在3月下旬就買了口罩發給大家。當時我們司機去買口罩，他谘詢自己在積水潭醫院工作的朋友買幾層的好，連他的朋友都笑他過於緊張，結果過幾天他們醫院就出現感染者，再不笑話我們了。我們3月底就規定：出差必須戴口罩，上飛機、坐地鐵必須戴口罩。後來我們還專門請了治療SARS的專家，給員工做了一個預防培訓。此外，我們還采購了工作服等必備采訪用品，在辦公室設了專門的消毒室。在雜誌社前台，我們給每個外出采訪回來的記者發放酒精棉球擦手。

采訪者：花了多少錢？

胡舒立：到4月上旬大概花了八千多塊錢。

采訪者：我有一個朋友不是做新聞的，但他很敬佩你們在號外中很早就已經把“非典”傳播的基本脈絡給理出來了，你當時是怎麽做的？是不是有人幫你？

胡舒立：SARS出來後，你隻要認真地采訪，幾乎到處都是新聞。當然，總要稍微前瞻一點想問題。這個前瞻性不是盲目的，是要順勢的。比如對SARS的公開性，其實是可以想到的。這種事，怎麽可能瞞著？一旦公開，就要考慮，如何總結教訓？4月20號以後，我們主要在想，盡可能把報道做得深刻一些。我們當時設想，報道SARS在中西部和貧困地區的情況，可能能夠更尖銳地反映出這些年來中國發展的代價問題。因為SARS看上去很偶然，是病毒傳染一批人接著往下傳播，但從本質上來看是提出了一個可持續發展和發展的代價問題。我國這些年來恰恰在衛生的預測和預防上投入非常低。SARS也反映出我國公共衛生事業改革的滯後、醫療體製改革的滯後、中西部發展不平衡等問題。

我們當時就認為問題在中西部會比較突出，要做一個對中西部疫情比較全麵的報道。最早是想去寧夏，但是發現去不了，而且寧夏並不是疫區，後來就轉而報道山西，主要是出於三點考慮：一是那裏疫情比較嚴重，僅次於廣東；二是那裏是北京疫情的發源地，至少北京的首批病例和山西有關係。另外，山西地理位置位於中部，也比較近，而且山西我們北京人是可以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