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第1節 小報做出大新聞(1)
小報做出大新聞
--訪原《北京青年報》要聞版主編王林文/滿秋肅嚴誌娟李紅霞
采訪者：我們知道，你曾經到過很多危險的地方采訪國際新聞，比如前南斯拉夫、阿富汗等。而《北京青年報》是一份都市報，為什麽會花費這麽大力量去做國際新聞？
王林：這要從報紙的市場化談起。報紙走向商業化，最早是以文化為突破口，也就是關注娛樂，一些影視明星、花邊新聞，我可以毫不諱言地說：“北青報”就是靠八卦新聞起來的，而像《人民日報》這樣的大報是不會登這些消息的，新華社也不會發這樣的稿件，但對都市報來說，這是市場的需求。這種文化突破的結果有兩個：一個是我們得到了第一桶金，再一個就是把一些計劃經濟的報紙擠出了市場。
第二個突破口就是體育，體育中最重要的是足球，最早是一些大報的記者，如《人民日報》的畢熙東，他們給沈祥福（編者注：著名足球教練）打個電話，讓他出來聊聊，沈祥福就得坐著公交車去找他們，但後來不一樣了，比如李響（編者注：著名足球記者）的成功，或其他一些小報，他們用市場化的手段獲取新聞，比如，用錢買采訪權，這使大報的記者感到失落，這個領域也沒有他們了。
當體育和娛樂都被市場侵占後，再被侵占的就是財經。比如胡舒立的《財經》，還有《經濟觀察報》等，這些市場化的媒體，成了這個領域的主宰和權威，而財經報道在《人民日報》，可能就隻是經濟成就的報道。
財經之後，對我們來說，就是國際新聞，這是目前市場的動力，國際新聞有人看，好看。國際新聞有一個缺口，傳統的國際新聞供給量不足，有結構性缺損，比如，傳統的國際新聞中，政治新聞、外交新聞是強項，但這些不是國際新聞最有賣點的，有賣點的是社會新聞、文化新聞、體育新聞、娛樂新聞。國際新聞有市場的背景一是國家的改革開放，老百姓對世界的關注也越來越大。二是中國正在從一個大國走向強國，大國是什麽概念，比如烏魯木齊、北京，是地理範圍；強國是什麽，就是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新聞都有可能跟我（指中國）發生關係，因為那個地方有我的利益，有我的國民。
比如巴以問題，那多遠呐，但在以色列，中國勞工大批存在，一炸就炸到中國勞工。莫斯科一場大火，裏麵就有中國留學生。這說明，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強國，以前國家窮，民間出訪的機會少。國家有錢了，全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中國人，這意味著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可能與中國有關。因此，我們首先要關注國民利益。比如莫斯科大火，遇難的有誰？李思睿。住哪兒？雙井。所以北京人都會關注他的命運，這就是國際新聞的一種魅力，就是要把國際拉到北京來。
比如薩達姆被抓，這條新聞的魅力在哪裏？伊拉克駐華使館在三裏屯，它的使館燈火通明，一直到夜裏兩點，我們拍張照片；使館的車瘋狂地駛入駛出，我們看牌照，居然是美國使館的，所以我們就在這兒（指使館）做新聞。另外，新華社的特約通訊員賈邁樂，給新華社贏來了巨大的榮譽，而他當時就在北京，所以我們的記者給他發了一個專訪，談他對此事的看法。第二天的報紙，別人有的我們也有，而我們有的，別人沒有。
采訪者：你第一次策劃國際新聞是什麽時候？
王林：第一次就是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當時我給總編的建議是：我們到了該占領國際新聞市場的時候了。
采訪者：那時有其他報紙跟你們一樣的嗎？
王林：沒有。那時除了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人民日報》外，很少有都市報會花很多的錢自己去采寫。當時我們也隻是認為，從領域的角度，該進入國際了，但最初設計的是想做奧斯卡，從娛樂、體育切入。沒想到會碰到這個事件，所以抱著嚐試的心態，並沒有明確想發稿。
炸使館的第二天，我們辦了簽證，第三天，我們就飛過去了。當時，使館給予了我們最大的方便。我們發回的報道，並不是傳統的報道，我們關注的是那種狀態下，人的生活是什麽樣？對被炸後使館那些人的生活，我們事無巨細，一一報道，他們早餐吃什麽，中餐的菜譜是什麽，家屬吃什麽；此外，我們還報道了在那裏的溫州人，平時倒騰鞋的人，怎麽拿著自己掙的五千美元捐給使館。那些河南人，在那裏烙餅的，一天也就掙二十美元，他愣拿出一千美元捐給使館的那三個遇難者。我覺得我們的國民在外麵，仍然是偉大的國民，他們在國家有難的時候，表現出愛國精神。當時使館的人不能進那個炸毀的樓，就算有保險箱也沒辦法拿，他們住旅館，在國家撥款還沒到的時候，他們用的就是這些被某些人瞧不起的人給他們捐的錢。
當時，新華社關注的是北約、南聯盟，都是政治性的。我們兩個人四處狂奔，幫使館拉東西，使館人員為此也很感動，由於開始人們懷疑是貧鈾彈，沒人敢進使館，而我們是第一個進使館拍圖片的，一套給外交部，一套我們自己留用。我們當時沒有危險的概念，我想我們是職業的。
采訪者：這也印證了“北青報”的那句廣告詞“有新聞的地方就有我們”。
王林：對，這話反過來說也對。有我們的地方就有新聞。
采訪者：那就是新聞策劃和策劃新聞的問題了，你認為這是一樣的嗎？
王林：有不一樣的地方。比如說有一種新聞叫“無中生有”，這種新聞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天天能幹的事，更多能做的是“錦上添花”。確切地說不叫新聞策劃和策劃新聞，而是叫前置性策劃和後置性策劃。如果事先預知這個事一定要發生，我就會提前做，或者說如果覺得這一段沒有大新聞，我就自己設計一個大新聞，就是“無中生有”。
采訪者：你能舉個你認為比較成功的“無中生有”的例子嗎？
王林：比如新千年的報道。大家都知道1999年到2000年是新千年，我們提了一個口號，叫“新千年送你二十四個新年”，我們派記者到二十四個時區，根據地球轉動，送讀者二十四個新年。這就是“無中生有”。又比如，2000年到2001年，新世紀的開始，我們提出了“尋找世紀的足跡”，采訪霍金、克隆羊、廣島、奧斯維辛，等等，把人類這個世紀曆史中的重要的東西，都讓記者去采訪，這也是純策劃。另外還有“服飾一百年”，就是把這一百年的中國服飾展示一遍，但模特是我們的編輯記者。
采訪者：你是怎麽想出來的呢？
王林：這倒還沒覺得難。隻要你追求一個原則，就是要與眾不同，或叫語不驚人死不休。關鍵在於你的積累，以及你是不是對新聞有興趣，這很重要。例如，因為報道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我們發行量上升了百分之十五（零售量），我們兩個人花了四萬，廣告量也得到了提升，這是直接的效益，間接的是讓廣告商有一種震驚，都市報第一次走出國門，他會覺得你這張報紙真的了不起，無形中體現了報紙的權威感，你花四萬、一百萬都不一定能得到，這是一個想法帶來的。
采訪者：怎麽培養這種想法？
王林：這是市場帶來的。你要與眾不同，就要做別人做不到的事。別人做不到的事有三種，一種是比膽量，一種是比資金，一種是比智慧。最容易的是膽量，比如在貝爾格萊德，進那個樓就比膽量。再就是比錢，新千年，我們投資四百多萬，這在當時，做一個采訪花這麽多錢，別的報紙想都不敢想；最大的投資是世界杯，我們派了記者采訪三十二強，而且在韓國印刷，共投資九百六十七萬，而那兩個月的收益是一億六千萬。最後就是智慧的較量了，就是申奧，那時北京所有的都市報都去了，還有廣州的，我看到有多達十家的都市報都進入國際新聞的領域。但我敢說，我們取得的是絕對的優勢。
膽量不用比了，從錢的角度說，我們的規模最大，去了十二個記者，配置了最好的通訊設備，兩台海事衛星電話，雇了兩輛麵包車做流動發稿車，全莫斯科除新聞中心，有主會場、明星團、唐人街、使館、華人商會五個點，很少有媒體能同時覆蓋五個點，晚報能勉強覆蓋，但莫斯科很大，我們的優勢在於有兩台流動發稿車，比別人提前了十五分鍾，我的號外是第一張有現場感的、有動感的號外。
采訪者：智慧體現在哪兒？
王林：這個智慧體現在你不僅有錢，而且你要會用你的錢，你要學會配置。我們隨時讓采訪記者與發稿車最近，我們的速度就會最快。未來的比拚在於如何配置資源，比如《廣州日報》的報道團，設備非常先進，但是僅僅把人武裝到牙齒沒有用，而在於你怎麽讓他把資訊最快地傳出去。也就是未來終端與連線的配置要占到你投資的百分之四十五，通道很重要。要知道如何調配采訪，對地理環境熟悉十分重要，我們早到了七天，把所有采訪點都跑了幾遍。最終我們比新華社提前了三十五分鍾，這意味著，我們的號外比其他所有報紙的號外快了四十分鍾，老百姓狂歡時拿著的報紙都是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