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國人的親和能力

中國在很早以前舊被稱為禮儀之邦。中國人的禮節，通常代表著大部分東方人的禮節，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麵值得我們關注——一方麵是稱讚，另一方麵是批評。我們喜歡這樣提醒自己，毫無疑問具備的美德，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內剛和很小比例的外柔。我們發現在廣袤的亞洲大陸的眾多人口中，潤滑人際交往中不可避免的磨擦的藝術要遠勝過我們，我們心中便充滿羨慕之情。這是一種一事不能的人對特別能幹的人油然而生的敬意，在這方麵中國的禮儀簡直上升到 一個我們不可攀升的地步。就連在中國問題方麵最為挑剔的批評家也不得不承認，中國人已經把禮節的實踐帶到了一個完美境界。此種境界，在西方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在親眼目睹之前簡直是不可思議、無法想象的，但是他們卻把這一切變成了現實。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本領

中國的經典文獻中保存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即三百條禮儀準則和三千條行為準則。在我們看來，這樣的重壓之下，一個民族能繁衍生息，似乎是一種奢望。不過，我們很快發現，中國人對待禮儀就像對待教育，使之成為一種本能而非刻意去學的東西。這個民族的天才，把西方隻在宮廷和外交上才使用的繁文縟節，變成了人們日常交際的一部分。這並不是說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被這些繁文縟節束縛住了，而是說，這些禮節是因時因地的，就像節日的盛裝每逢節日就得穿上，中國人靠自己的本能，可以準確地知曉何時該用禮節，他們總是能夠很有分寸地把握，運用自如。到了這樣的場合，如果一個中國人不知該怎麽做，那就像一個受過教育的西方人不知道九乘以九是多少一樣荒謬。

西方人難以欣賞中國人的禮節，是因為我們在心底裏總是存在這樣的定義：禮節是用友好的方式表達的友好。因此，在一種文明的觀點看來也是如此，認為個人的幸福就是全體的幸福，但中國的禮節卻不是這樣。它是一種演示專門技術的儀式，像所有的技術一樣，雖然意義重大，卻並非發自內心，而隻是一個複雜整體的單個部分，一種形式上的虛化。各種尊稱的全部理論和實踐，對西方人來說，即使不發瘋，也會疑惑不解。這隻是因為這些表達方式時常讓人想到尊卑關係，中國人認為這是社會秩序的基礎。人們把社會上的關係分為各種等級，就連人也分三六九等，其形式的複雜程度及多樣化，都遠非西方人的禮節所能比擬。

中國人甚至把這些表達方式當做一種潤滑劑，用來調節人際交往關係。上有其下，下有其上，上下有序，萬事大吉。好比下棋，先走的稱：“敝王賤卒走兩步。”他的對手回答：“敝王賤兵也同樣走兩步。”對手又說：“敝王賤士吃掉尊王高貴的兵，進到九宮中卑賤的第三格。”整盤棋就是這樣下。棋局並不因為用了這些形容詞而受到影響，但是正如一個人不懂裝懂不能說出下一步棋而硬走，就會使自己顯得荒謬可笑一樣，如果中國人對任何一個規定步驟不知道給予禮節性答複，也會成為笑柄，因為對中國人而言，每一句話的形容詞就是棋局本身，不知道形容詞就是什麽都不知道，隻會滿盤皆輸。

同時，中國人的恪守禮節，也會因為與中心城市距離的不同而產生直接或間接的變化。在中心城市，禮節是必不可少的。而當一個人在農村，雖然農村也同樣需要遵守禮節，卻並沒有他作為城裏人所熟悉的禮節周全。而且許多行為方式也截然不同。

但是，我們必須同時承認，也有很少一部分中國人並不知曉在恰當的時候做合適的事情，但即使是最有教養的外國人也不能與之同日而語，相比之下，外國人幼稚得像懷抱中的嬰兒，一般而言，除非這個外國人以前有長期的經驗，心中又害怕自己做錯什麽，暴露自己的淺薄無知，才不會在中國人的麵前顯得那麽無知可笑。正是由於外國人遵從中國禮節時不打自招的無能，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才如此不加掩飾（不是不自然）地蔑視這些“蠻夷”——不知“方圓“，甚至明白了禮貌用語之美，還傲慢地輕視禮節，頑固地無知下去。

禮節好比氣墊，裏麵隻有稀薄的空氣，但它奇妙地減輕了震**。同時，我們補充這樣一點是公正的：中國人對外國人的禮貌（如同中國人對中國人的禮貌一樣）經常是想要表示自己的確懂禮節，而不是希望客人舒服。他堅持要生火，你卻並不想生火；他堅持要用這火燒開水來給你泡茶，而實際上你卻不想喝這杯茶。他這樣做的時候，你的眼睛被煙熏得直流淚，你的喉嚨嗆得像剛吞下一味煎好的藥用蜀癸。但是，主人至少做出了樣子，他想讓你知道如何待客，他是一個懂禮數的主人。客人不高興，那是客人的事，他做了自己分內的事。鄉村也一樣，主人認為他有責任把你要住的那間糟糕的房間打掃打掃（象征性地），布置布置，而這套程序一直推遲到你已經進了門才開始著手進行。你懇求他不要打掃了，但他不聽，全然不顧那些陳年灰塵迷了你的眼睛。或許《禮記》教導說客人房間要打掃，不管客人是什麽身分地位。同樣的方式也適合於各種宴會，在這些熱鬧的場合（常常是在剛開始的時候），熱情的主人會特別在你的碟子裏堆滿他認為你會喜歡的食物，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喜歡，是不是吃得下去。他仿佛在說，你有很多地方不對，而他肯定沒有失禮。沒有人會責備他沒有在適當的時間做恰當的事情。如果外國人不懂這個遊戲，那是他的事，不是主人的事。

正是按照這個原則，一個中國新娘去訪問一位外國婦女時，有意背朝著她，朝著相反方向致禮，引起這位外國婦女的困惑和惱怒。事後詢問一下，才知道新娘向北行禮，因為皇帝在北方，卻不管當時情況下這位外國婦女是在房間的南麵。如果這位外國婦女不知道自己應該去哪邊，新娘可不管，她至少可以表現出她是知道朝哪個方向行禮的！

中國的禮節還經常體現在禮品的樣子上。如上所述，這是給收禮人麵子。接受贈品都有固定的形式。一個與中國人有不少來往的人總會收到一些點心盒，用紅紙整潔地包著，盛有不少他絕不可能吃的油膩糕點，但送禮的人不會拿回去，哪怕極不情願的收禮人（被逼無奈地）表示隻好去轉送給別的中國人。因為已經出手的禮物被退回，對雙方來說都是極沒麵子的事，他們永遠都不會想著去做這一點的。

有位外國人應邀參加一個中國人舉辦的婚禮，其中糕點很多。宴席過程中，他發現有人端上來一個盤子，上麵放著兩三塊糕點，有人還不停地誇讚它們熱氣騰騰（好像都願意吃熱的東西）。他們把這位外國人當做貴賓，首先把盤子遞了給他，但他因為自己不愛吃而謝絕了。在這位外國人看來這件事情一定是很平常，但在中國人的眼裏，由於某些無法解釋的理由，這似乎給這次婚禮投下了陰影，這個碟子也沒有再傳給別人。其實，這是一種風俗習慣，每位參加婚禮的客人都要湊個份子。客人坐在酒席宴上就要收錢，但這有悻於中國人的觀念，因為不能直接要錢，所以就以送糕點為形式。除了這位不知內情的外國人之外，誰都懂這個規矩。他的拒絕使得其他人不便再當場拿錢出來。後來，他又一次參加這家的婚禮，卻有趣地聽到主人在領教了上次的經曆之後，用比西方人還坦率的方式對在場客人說：“這是放禮錢的地方，請把錢放在這裏！”

在貶低了中國人注重的繁文縟節之後，我們還是應該在社會交往方麵學習不少東西，學習他們的一整套規則。我們很有必要保持真誠，而不要堅持我們的莽撞，把西方人的頑強獨立與東方人的彬彬有禮結合起來，將會更好。

然而，許多西方人並不這樣看。我的一個熟人在巴黎住了很多年之後回到倫敦，他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巴黎的風俗習慣，回倫敦後還向遇見的每位朋友脫帽鞠躬。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無情地回敬他說：“看看這裏，老家夥，沒有法國猴子在雜耍！”一個人如能集東西方的優點於一身，那他一定幸福，可以安全地行走在狹窄而布滿荊棘的中庸之道上。但千萬不能濫用，要分時間，分場合，並不是每次都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外國的月亮沒中國圓

許多第一次到廣州旅行的歐洲人總是會大吃一驚，中國的這個商業中心已經與歐洲有了三百六十多年貿易往來。在此期間的大部分時間，歐洲人與中國人打交道時，並沒有多少值得自己引以為豪的表現。無論其他民族出於何種目的來到中國，貿易也好，外交也好，中國人對待他們的態度，就像當初希臘人對其他民族一樣，把他們看作野蠻人，並且用對待野蠻人的方式對待他們。中國人總是習慣排擠異族的人，這一點使他們看上去顯得很有民族精神，而這種鄙視，也隻是到了1860年才有所改觀，有一個條約中專門寫有一款，原先中國人在正式文件中把“蠻夷”視為“外國人”的同義詞，現在不再允許了。

關於中國人對待西方外族的行為，我們還是可以究其根源餓：中國人的周邊民族明顯不如他們，多年以來中華民族一直受這些民族的奉承。這些奉承雖說是危險的，但因為情有可原，也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中國人發現同自己有來往的外國人都可以在威脅哄騙之下滿足自己的要求之時，他們就更深信自己民族有著不言自明的優越，依舊我行我素，直到外國人占領北京。從那時起，盡管隻有一代人的時間，中國卻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人們的臉上不再寫滿對外國人的不滿和輕視。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認為：中國人最終認識到了外來文明和外國人的價值。

然而，用不著與中國人進行多少廣泛而親密的交往，任何一位誠實的觀察者就會相信，無論官方還是非官方，目前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都不能算得上是尊敬的。即使中國人實際上並不輕蔑我們，他們也會在交往中經常無意地表現出屈尊與恩賜。我們目前麵對的，就是這樣的現象。

服裝是中國人首先感到外國人奇怪的地方。其實，我們並沒有認為自己的服裝有什麽驕人之處，我們的服裝簡單輕便，這主要是因為我們要求動作靈敏，不同於東方的任何一個民族。而在我們看來，各種東方服裝都是臃腫而複雜，擺來擺去地限製“個性自由”，雖然我們過考慮東方人的服裝式樣是否適合他們自己，但最後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服裝式樣對他們無疑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但是，當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審視我們的服裝時，他們覺得一無是處，可供挑剔的地方卻也不少，更不用說嘲笑了。東方服裝有個特點，就是寬鬆，寬鬆得可以遮住身體的線條。中國紳士絕對不會貿然穿件緊身短上裝就出去拋頭露麵，但在中國的外國租界，許多外國人出來時就穿著緊身短上衣。這種短上衣，還有雙排扣禮服（實際上一粒紐扣都用不著扣），尤其是那些可怕的、不成樣子的、偷工減料的“燕尾服”，真讓中國人弄不明白。特別是這些低級的服裝沒有遮住胸部，這塊地方便成了全身最暴露的部分，若是胸前又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塊，露出一縷內衣，這就更使胸前一覽無遺了。中國人看到外國人的衣服尾巴上都牢牢地釘著兩個扣子，覺得那裏又沒什麽東西可扣，真是既不實用，又不美觀。

如果外國男子的服裝對普通中國人而言是荒謬而不可理喻的，那麽，女子服裝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在許多方麵違反了中國的關於恰當得體的觀念，更談不上合乎禮儀了。中國婦女的服裝絕對不如西方人的那般花哨，花色也是極其統一的。把西方文明給予兩**往自由與中國人的封建保守這一點聯係起來看，就會毫不奇怪，隻按傳統標準評判合適與否的中國人，可能會完全誤解或嚴重曲解他們所看到的一切。

外國人聽不懂中國話，這種多不勝多的場合，也讓中國人倍感優越，這是一個很值得他們炫耀的地方。一個外國人，哪怕會用現代歐洲每一種語言流利地進行交談，也幫不了他什麽忙。隻要他聽不懂一個目不識丁的中國苦力講的話，這個苦力也會因此而鄙視他。的確，這樣做隻會更加證明苦力自己的無知，但他那不恰當的優越感卻是實實在在的。如果這個外國人正在與這個環境相抗爭，試圖掌握漢語，那麽這個過程對於他來說便是極為痛苦的，因此他會不斷地受到蔑視，甚至他的傭人也會大聲用“悄悄話”說：“噢，他聽不懂！”而造成聽不懂的障礙，卻恰恰是中國人沒有講清楚。但是，中國人意識不到這個事實，即使能夠意識到，他那天生的優越感也不會消除。所有學習漢語的人，都會一直碰到這種尷尬的情況，因為一個人不管知道的東西有多麽的多，他不懂的東西總還是要多得多。有一種情況雖然談不上普遍，卻也並非不常見，即在中國的外國人，在經曆了最初的階段之後，就發現自己明白的事情，沒有人誇獎，而他不知道的事情卻讓他深感丟臉。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漢語和中國文學知識的評價，通常合適用約翰遜博士的話來說明。他把婦女嘮嘮叨叨的勸誡比作狗用兩條後腿走路——雖說不完美，但能這樣也就令人嘖嘖稱奇了！

外國人對中國風俗的無知，是造就中國人優越感的又一個原因。如果有人不知道中國人一直知道的事情，中國人就會認為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們也把這個當作是評判別人的一個標準，來中國的外國人都要經曆這一步的考驗。

外國人受到中國人的間接怠慢，自己經常還不知情，這個事實又使得中國人更加有意地輕視他們渾然不知的受害者。我們不把“當地人”對我們的態度當回事，是會帶來恰當而足夠的懲罰的。

許多中國人會無意識地半開玩笑半蔑視地拿外國人逗樂，他們經常像看從未見過的珍稀動物一樣圍著外國人看，還不時地指指點點，就像利蒂默先生看著大衛·科波菲爾，似乎在心裏說：“太年輕了，先生，太年輕了。”並非所有外國人都經曆了這些階段，隻有那些敏感的觀察者或多或少地積累了一些。同樣，不管一個人有多少經曆，肯定會有不明白的繁文縟節。原因肯定是以前從未聽說過。

要弄明白每件事情，總會有第一次。

普通中國人都能輕輕鬆鬆地做的事，外國人卻做不到，這就使得中國人看低我們。我們無法吃他們吃的東西，我們無法忍受太陽暴曬，我們無法在擁擠的澡堂洗澡，我們無法在喧鬧、嘈雜和氣悶的地方睡覺，我們不會用櫓去搖船，不會“籲、籲”地使喚騾子幹活，這一切，也都使得我們成為他們的笑柄。眾所周知，英軍炮隊在1860年去北京的路上，被當地馬車夫扔在路上，弄得叫天不靈、求地不應，因為英軍中沒有一個士兵有能力叫中國的牲口挪一步。

外國人不能適應和遵守中國的觀念和禮儀，也不能適應在我們看來是更為重要的事情，這使得中國人幾乎不加掩飾地蔑視我們這個民族，因為我們不會也不可能明白什麽是規矩。外國人不是不會鞠躬，而是總的來說覺得難以用中國方式鞠一個中國的躬，身體上的困難與倫理上的困難同樣多。外國人無視禮儀，舉止輕浮，即使有精力，也不會有耐心花上二十分鍾，不緊不慢地踱方步，這樣的結果無論正反兩方麵都可以預見。外國人不願意用“老半天”時間去空談。對他來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是，對中國人來說，事情遠非如此，因為在中國，人人都有大量的時間，卻很少人有錢。中國人應該學會明白，當他消磨時間的時候，這時間是屬於他的，還是屬於別人的。

外國人傾向於取消令人厭惡的繁瑣禮節，省下時間去幹其他事情。這一點毫不奇怪，因為在他們自己看來，同彬彬有禮的中國人相比，自己時時刻刻在出洋相。比較一下中國官員與外國來訪者的服裝、風度、舉止：前者是長袍飄逸、行為優雅，後者則是舉止笨拙、跪拜生硬。“風度翩翩”這個詞一向是很難用在外國人的身上的。出於禮貌，中國人隻能拚命克製，不去嘲笑他們。必須注意的是：若要中國人輕蔑外國人，沒有什麽比忽視禮儀更奏效的了，因為他們是如此看重禮儀。如果中國人得知將看到“偉大的美國皇帝”，並且他們真的看到格蘭特①總司令身穿百姓服裝，嘴叼一支香煙，行走在大街之上，他們心裏會想些什麽呢？想象一下這樣的情景：一位外國領事，職位相當於中國的道台，到一個省會城市去見巡撫大人，以便解決一項國際糾紛。成千上萬的人會擁上城牆，想看一看這位外國大人的隨行隊列，卻隻看到兩輛馬車、幾匹馬、一個翻譯、一個專門送信的中國人和一個中國廚師。看到這樣的情形，中國人的看法難道不會由好奇轉為冷漠，由冷漠變成輕蔑嗎？

我們認為自己在許多方麵無疑比中國人優越，卻無法如願以償地讓他們看到這一點，在他們麵前，我們的優越感也變得頹廢起來。他們承認，我們在機械設計方麵占有優勢，但他們看待我們的設計，就好比我們看待變戲法的人——妙不可言，卻又無甚用。在他們看來，我們的成就來自某種超自然的力量，而不是我們偉大的科學家長期專研的結果。我們的奮鬥，最終都歸結為是神力的幫助。同時我們又想起，孔子曾經拒絕談論魔力。許許多多來中國的失望的承包商發現，中國人對蒸汽機與電氣化所創造的奇跡，是何等漠然。中國人不想采用外國人的樣本，很少例外，但卻可能被迫采用。他們不關心衛生設備，不關心空氣流通，也不關心生理衛生學。他們也會喜歡西方一些進步的產物，盡管不是全部產物，又不願意采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讓他們采用西方的方法，他們寧可愉快地放棄這些產物。無論何種進步都有可能讓中國進步，能讓中國成為他們期盼已久的’、令人敬畏的“強國”，這種趨勢是直接而又明確無誤的。可是他們選擇了拒絕，他們拒絕了我們，也拒絕了自己的進步。

如果沒有一種時代精神來勝過中國人，其他的進步則還要等很久。中國的一些學者和政治家，顯然是意識到了中國所處的不利地位，聲稱西方民族隻不過是利用了古代中國人積累的數據，而古代中國人把數學和自然科學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但現代中國人不幸地讓西方人偷走了這些秘密。

外國人在實際事務中表現出來的毋庸置疑的能力，中國人看來絲毫不為所動。撒克遜人欣賞“能”人，用卡萊爾①喜歡的話來說，人們視這些人為“王”，並這樣稱呼他們。對中國人來說，外國人的技藝是有趣的，或許還是令人吃驚的，但不是有效的。如果下一次有機會做什麽事，他們絕不會忘記外國人會的這項技能。但是，他們遠遠不是把外國人作為模仿的榜樣，他們壓根兒不會那樣去想，一萬個中國人裏大概隻有一個會動這種念頭。在他們看來，理想的學人應該是咬文嚼字的老學究，博聞強識，得過好幾個學銜，刻苦工作，以保不饑。他的手指有幾英寸長，卻不會做任何事情（除非教書），靠教書保持身心一體，因為“君子不器”

我們已經深切地認識到，中國的知識界是外國人的主要敵人。盡管外國人心中藏著各式各樣機械方麵的秘密，卻完全沒有能力欣賞中國道德的偉大。這種既嫉妒又輕蔑的感情，體現在典型的中國學者身上，“頭腦還在宋代，雙腳踏在今天”。正是這個階層的人，寫作並傳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的洪流，近年來淹沒了中原地區。

曾經有人認為，西方的發明可能會攻占中國。刀、叉、長統襪和鋼琴，各式的新鮮玩意，從英國運到中國，人們感到這個國家快要“歐化”了。如果確實曾有一段時間中華國家這樣受到風暴的襲擊，那也是十分久遠的事情了，並且這樣的時候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如今的中國和中國人都不是什麽風暴都可以吞沒的了，他們不會簡單到讓自己固守幾千年的文化受到這樣的衝擊。

要讓中華民族對西方民族這個整體保持穩固持久尊敬，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用實例來說明問題，證明基督教文明帶來的大大小小的成就，是中國現有的文明所無以企及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實例，那麽，中國人在與外國人的交往中，仍然想要展現他們的恩賜和輕蔑。他們會始終帶著至高無上的目光，去看待我們的文明，而目前我們要做的，就是用我們的成就，來說明一個民族的進步並不僅僅是曆史文化的沉澱，而更是一種態度，一種與他們截然不同的態度和精神。

日積一善與日博一名

中國人把仁列為五德之首。仁這個字是由“人”與“二”這兩個字構成的，據此推測，暗含著這樣的看法：仁，是發展於兩個人之間的交往。這種理論盡管與字的結構相吻合，而在中國人的生活實踐中卻根本沒有得到證實，我們對此不必多作評論，因為聰明的觀察者自會留心。然而，一些應該了解真相的人卻常作膚淺的考察，認為中國人當中不存在仁。這種看法根本談不上正確。“惻隱之心”，孟子提醒我們，“人皆有之”，①但表達方式有很大不同。佛教教人溫和、仁慈、博愛，這對中國人不是沒有影響的。再者，中國人在各方麵都有一種注重實際的強烈天性，他們“行善”之時，一定會有多種多樣的行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仁慈之心，當然，在這些方式中肯定也會有許多變通的餘地。

在他們諸多的行善方式中，給中國人留下良好印象的是設立育嬰堂、麻風病院、老年人收容所和免費學校。由於中國實際上沒有戶口調查，因此不可能確切地知道這些善行的開展程度。李修善教士曾經調查過中國中部的慈善機構，他在報告中指出，漢口有三十個慈善機構，每年的開支約八千英鎊。然而，我們稍微冒昧地說，這些機構相對來說肯定是少的。這就是說，因為中國的人口眾多，尤其是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這些機構是大量需要的。

每逢洪水和饑荒，經常可以看到處處設立巨大的施粥棚，並常有富人捐贈冬衣給沒衣服穿的貧窮人。不僅是政府忙於此事，平民百姓也積極配合，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他們的行為值得高度讚賞，而這種有仁有義地花費巨資之舉，實在並不罕見。年景不好是，城裏總是擠滿了一批批的難民，拖兒帶女，他們被允許住進車棚和空房等處，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得以而為之。因為當大隊難民湧來，卻又處處無法安身時，他們就肯定會有所報複。這樣的情況下，明智的辦法是對他們作些安撫，對雙方都沒什麽壞處。

我們沒有把各省的會館當做中國的慈善機構，因為這些社團是照顧遠離家鄉的人的。離開這種幫助的話，他們就回不了家鄉，或者在客死他鄉之後無法運回家鄉安葬了。這是一種保險性質的日常機構，對於中國人來說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人自己大概也這樣看。

在某些勸人行“善”的書中，有人引咎於自己能記起的惡行，同時又自傲於自己的善舉。善惡相抵，顯示出他在中國的拉達曼斯的生死簿上的壽數。這種把一切記錄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人的實用和精明的特征，以及他們總是忘不了考慮來世報應。如果有來世，也隻是現世的延伸和擴展。這種為求來世有好報的明顯動機，在中國人的善舉中占了不小的比例，他們的行善積德，已經在社會上廣為發揚。而公開承認自己的自私動機，有時則會帶來始料未及的結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試圖從這個大城市的茶館的每一杯茶水中征稅，籌款以幫助遭受黃河水災的災民。對這個古都的人們來說，這種做法有點像1773年波士頓人征茶葉稅，官員竭力誘導人們，發布公告，告訴他們：“倘若樂善好施，當有好報。”然而，人們聯合起來不去茶館，最後完全取得了勝利。全城的人聯合抵製這種強製性的“好報”，這種奇觀我們真是難得一見。

為窮困的人買棺材；收埋野外暴屍；焚燒撿到的字紙，以免它們被褻讀；把活鳥和活魚買來放生；有的地方還為病人貼上有神奇功效的膏藥，免費接種疫苗，提供廉價乃至免費的勸人行善的書籍。這些都是積德的善舉，它們在中國人的行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相反的說，據我們觀察，對人的行善則處於次要地位。這些善行都是千篇一律，行善者不會有什麽麻煩，也用不到費什麽心思。行善之人站在河岸上看打魚人撒網打魚，然後把打魚人打上來的魚全都買下來，再把這些魚放回去。這的確比上門探訪，急人所急地幫助別人要容易多了。

在講求實際的中國人心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魚一旦入水，鳥一旦展翅，就完全自立，行善也就大功告成了。魚和鳥不會再指望放生的人去供養它們及其眾多的“家庭成員”。由於行善的人隻想讓自己的善行記錄下來，他們就可以去於自己的事情去了，不用擔心會出現煩心的結果。然而，在中國，“善門難開”，而且更難關上。沒有人能預見自己的好心好意在日後會有什麽樣的結果，而大家又都知道承擔責任的風險，所以，最為明智的做法就是小心謹慎，避免可能發生的不良後果，因此我們說中國人總是善於在危險發生前把它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一位居住在中國內地的傳教士，被一名當地的紳士請去行善，為一個全瞎的可憐乞丐治眼病。由於那乞丐患的是白內障，這位傳教士最為擅長的也就是幫別人治療白內障，所以乞丐的視力恢複得很好。治好之後，這位紳士又把傳教士請去，告訴他，這個瞎子靠的就是他的瞎眼乞討，現在失去了乞討的理由，因此這位傳教士要彌補這一過錯，把他帶回去雇作看門人。有時，一位行動不便的好心的老婦會招待一下她認為值得款待的其他老年婦女，而這些老年婦女其實是殘酷命運的犧牲品。我們的確聽說過這個事例，但僅此一次，不過要比我們設想的多一些。說了這麽多貶低的話，我們必須承認，“誠心誠意行善”在中國人生活中是很少碰到的。

一旦有大災難降臨，比如大饑荒或者洪澇災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有關官員，總是先後迅速趕到災區，試圖幫助災民，心急如焚地進行現場的指揮和調動。但是，這些賑濟措施不是大規模地統一實施，正如這些不斷發生的災禍本身所暗示的那樣，而隻是采取一些權宜之計，似乎災難以前從未發生過，今後也不會再發生。並且，對難民的救助偏偏在他們最需要救助時就停了下來，也就是在早春時節，長期的困苦和人口擁擠已使他們極度虛弱，最容易得病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打發他們一點現錢，讓他們盡快回家去盡可能地恢複原來的生活，剩下的事情他們自己解決。當然，這樣做的理由也是很充足的：政府已經是力所能及的範圍了，救災基金也已經發完了，田裏有活要幹，如果他們回去幹農活，麥收時就能有飯吃。官員們知道，如果難民在天氣轉暖時還留在外麵不返回家園，他們就可能會死於瘟疫。瘟疫是比洪水猛獸更可怕的災難，對政府而言，小範圍的災難總沒有成群結隊地死去觸目驚心。

類似的精神，也體現在“臘八施粥”這個熱鬧非凡的慈善活動之中。我們可以認為，這個活動是一種典型事例，表明中國人的行善浮於形式，隻講表麵工作。按照習俗，中國的農曆十二月初八，那些積累了大量行善願望而平素沒機會滿足的人，便在這一天白天都來者不拒地慷慨施舍最為質次價低的粥湯，路邊的乞丐或是窮人們——這些平素他們最看不起的人——在這個時候，也得到了我們的“善人”的恩惠。這種持續大約十二個小時的行為就稱為行善，是積德的一種途徑，可以為人們所謂的生死簿上重重地記上一筆。

如果碰到好年景，就沒有鄉下人來喝粥，因為即使最窮的人家裏也可以吃到這樣的粥，甚至還要好一些的粥。然而，這並不能使施粥的人怠慢此舉，他們也不會把粥換得質量好一些。相反，施粥的人一如既往地宣傳自己的善意，絲毫不敢怠慢，即使他們不比往年更誇大。這天過去了，終究沒有一個人來要一碗粥湯（雖然他事先早就知道），隻好把粥湯倒進一個個破壇子裏去喂豬。行善的有錢人極其神氣地回去休息了，他可以認為，盡管沒有一個窮人來出席他的“宴席”，他仍然是擺出了一個樣子來，人們也是見著了的，他也盡到了一年的責任，良心上有了滿足，也沒什麽遺憾的了。但是，如果遇到壞年景，糧價漲得驚人，窮苦的人們端著飯碗在他家的門口排隊時，還是這個有財有德的人卻不發出任何“行善”的告示，理由是“施舍不起了”！此刻的“善人”，為何不再關注自己的輝煌形象呢？

我們曾經提及，在中國的大街小巷裏，成群結隊的乞丐處處可見。正如人們熟知的那樣，乞丐在城市裏組織起強大的丐幫，遠遠強大於與之爭鬥的其他幫會，原因在於乞丐既無所失又無所懼，他們獨立於世。現今他們成立了自己的團體，還有領導人，頗不失為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幫會。設想一個頑強的乞丐，以日內瓦仲裁所特有的“恰如其分的勤勉”，長時間地向一個店主乞討，卻遭拒絕，這個店主就會因此受到大批饑民的侵擾，他們賴在那裏不走，氣勢洶洶，讓這個愚頑不化的店主招架不住，若不滿足乞丐們不斷加碼的要求，自己的生意就沒法做。店主與乞丐雙方都知道這一點，因此，這種變了質的施舍總是像涓涓細流那樣永不間斷。

同樣的原則，經過明顯的變通之後，也適用於小規模地賑濟那些隨處可見的川流不息的難民。我們從以上這些事例中發現，賑濟的目的不是讓受惠人獲益，而是使行善之人獲取回報。中國有句古話，叫作“知恩圖報”，做什麽事情都必是要講一個付出與回報的，行善也是一樣。中國人行善的目的，好比在擲雙骰的賭博中擲出四點一樣，凡與行善者有關的人，都要有理由肯定自己會“往前走”。

說到中國慈善事業的缺陷，一定要加上這樣一條：任何救災救民的錢糧，幾乎都不可能逃避中國的層層壓榨係統，從中央到地方，它與中國政府的其他部分一樣有著良好嚴密的組織。要把常備的救濟錢糧全部占為己有，那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