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古文運動

駢文原叫“今體”或“麗辭”，柳宗元在《乞巧文》裏把它稱作“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後來簡稱為駢文或四六文。駢是二馬並駕的意思，它由對稱的字句組成，典故繁多，詞彩華麗，音調和諧，便於上口，對我國文學發展起過積極作用。但至六朝、初唐，受形式主義之風影響，文人借此而堆砌典實，炫耀辭彩，阻礙了內容的表達和思想的創新。

西魏大統十年(544年)，開始出現了要求用散文化的古文代替駢文的先聲。掌握實際政權的宇文泰(後來北周的開國皇帝)和蘇綽，不滿當時的浮豔不實的文風，提倡用古奧的商、周時代的《尚書》誥命文體來代替駢文。當時有個名叫柳慶的文臣響應號召，首先用它寫了一篇賀表。第二年，蘇綽親自撰寫了一篇皇帝祭廟的《大誥》。與此同時，朝廷規定，所有文告、奏章都要如此來寫。雖然《尚書》式文體太古奧，改革不久失敗，但它成為古文運動的第一個信號。隋文帝開皇四年(584年)，新興的皇朝發現吟風弄月，講究詞句精巧浮華的駢文不利於統治和建設，也下令不許用華豔詞句寫作，並殺一儆百，懲辦了一個用華豔詞句寫表章的州刺史。接著，李諤上書建議禁止華詞麗句。隋文帝肯定了他，並明令下詔，頒行全國。李諤比隋文帝和宇文泰、蘇綽都大大跨前了一步，但他隻反對華豔詞句，甚至連駢文這種形式也並不完全反對，因為李諤本人的奏章就是用駢文寫成的。武後時，陳子昂的《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發表，又舉起“複古”的旗幟，使整整一代作家卷進了文學革命的洪流。陳子昂給予古文運動的先導作用，主要是初步奠定了古文運動的理論基礎。後來，唐玄宗時代有古文作家蕭穎士和李華把儒家的經典《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作為古文的依據和標準，大加提倡。蕭穎士說，他“經術之外，略不嬰心。”李華則說：“文章本於作者。……《六經》之誌也”。代宗時代的韓會(韓愈長兄)和德宗時代的柳冕，先後提出了文章教化作用的問題，要求文章應以儒家規定的道德教條教育人。韓會認為，文章必須合於“聖人之情”，才能“助教化”，“備勸戒”。柳冕認為“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係於國風”。從蕭穎士到柳冕，奠定了古文以儒家思想為根據的理論基礎，對古文運動的發展影響很大。接著，為古文在形式體裁上樹立標準的是獨孤及，他正麵抨擊當時駢文的弊病，說：“其風流**而不反，乃至有飾其辭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入病四聲為梏，拳拳守之如法令也”；並指出正麵師法的榜樣應當是賈誼、司馬遷和班固。他的學生粱肅更具體地要求人們“敦古風，閱傳記”。學習傳記文學，正是駢文所不能進入的領域，也是後來古文運動取得重大成就的領域。蕭穎士、李華、韓會、柳冕、獨孤及和粱肅等人，在古文創作方麵也做了一定的嚐試，擴大了古文的影響。在創作實踐上取得較高成就的是元結，他文字樸實，不尚華彩，寫政論文和雜感敢於麵對現實，提出批評，寫山水園亭遊記簡淡幽雅，不雕琢，成為後來古文運動創作上的前驅。從德宗時代起，古文運動開始獲得一個大規模的開展，即是通常所說的狹義古文運動時期。卷進運動潮流的有一大批著名作家如李觀、歐陽詹、劉禹錫、白居易、元稹等人，古文運動的勝利，和他們的共同努力分不開。促成這一輝煌勝利的決定性人物，是領導者韓愈和柳宗元。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今河南)人。德宗貞元十年(803年)曾任監察禦史，後貶為山陽縣令。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年)派行軍司馬從裴度平定淮西藩鎮有功，遷刑部侍郎，十四年因諫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貶為潮州刺史。後召回京師任國子監祭酒等職。韓愈提倡古文，首先是與他試圖恢複儒家道統的思想密切有關。在一封《答秀才書》的信中，他就明確表示：“愈之所以誌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因此，改變過去那種文章形式，就是給散文以較為自由的表現形式，以便更好表達文章的思想內容。為此又將寫作的重心放在道統修養上，提出了“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同時，要寫好文章，仍需“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僅複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與此相關，韓愈還發揮司馬遷以來“不平則鳴”的思想，對於具體作家來說，則是“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他以為曆代的屈原、司馬遷、陳子昂、李白、杜甫等，都是善唱的作家，從理論上講，便是“平和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為實踐他改革文體的思想，他自己所撰的文章往往就寫得淺顯明白而又新穎生動；他創造了一些新的、富有表現力的語辭；而又能基於真情實感，發為心聲，所以所成之文多有一種氣勢奔放、流轉自如的風格。韓愈的這些思想和實踐，不久就遭到時人的譏笑，排斥。但他不顧眾議，仍堅持己見，對開始從事寫作古文的人則盡力扶持和支持，在《舉薦張籍狀》中推舉張籍“學有師法，文多古風”；在《與袁相公書》中讚美樊宗師“善為文章，詞句深刻，獨追古作者為徒。”

與韓愈差不多同時，年歲比韓愈稍少的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人。他於順宗時以尚書禮部員外郎身分參加了王叔文、王伾為首的“永貞改革”，八個月後被貶為永州司馬，又轉柳州刺史。特別是貶官期間，閑職無事；便讀百家書，“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他特別推重西漢文，認為其“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反對魏晉以後的文章寫作，因為它們隻是追求“眩耀為文，瑣碎排偶。”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官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弱臣心，使甘老醜”。但柳宗元的功績還主要在支持和維護韓愈，寫下大量的優秀作品並培養許多青年作家，使古文在這一時代樹立起廣泛的威信。韓愈提倡古文，受到的阻礙和打擊很大。他的學生、女婿李漢在《昌黎集序》裏記敘他當時的處境是“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隻有柳宗元站出來給他以堅決的支持。當韓愈寫《毛穎傳》受人嘲笑時，柳宗元就寫《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挺身為他辯護，指責論敵不懂好壞標準，隻喜歡“摸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類的東西。當韓愈向人推薦柳宗元的文章時，柳宗元謙虛地說韓愈才學高他很多，隻有司馬遷可以相比，連楊雄也及不上的“猖狂恣睢，顧意有所作”，推尊韓愈，為古文張目。當有人請教古文作法時，柳宗元極為誠懇、耐心地講解，以培養作家，壯大隊伍，他在《報袁君陳秀才書》中說：“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仆門日或數十八，仆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教)之。”在《答貢士廖有主論文書》中說：“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知名者，亦為不少焉。”韓愈也說：“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韓愈、柳宗元之後古文運動的繼承者朝著兩個方向發展。第一個方向是從內容上把古文變成宣揚、討論儒家孔孟之道的討論書，而從形式上追求平易、通順的文風，這個方向的領導者是李翱。第二個方向是片麵地發展古文運動中提倡重視文學技巧即“創新”的主張，追求奇險怪僻，這個方向的領導者是皇甫湜(約777年至830年)。晚唐的古文運動的繼承者有孫樵、沈亞之、皮日休、陸龜蒙和羅隱。與中唐轟轟烈烈的古文複興運動相比，他們的創作及聲勢遠遠不及，但畢竟鞏固了古文運動的成果，使古文之脈延續下來。

中唐古文運動的餘波和最後完成者是十一世紀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其理論上的代表人物是廠介、柳開、孫複、穆修、尹洙等人，古文創作上的代表人物是歐陽修、蘇詢父子(蘇軾、蘇轍)、王安石和曾鞏等人。他們在三個問題上繼續並完成了古文運動。第一是重新提出並廓清古文創作中內容形式的關係；第二是重新編定和刊印韓愈、柳宗元文集，確立方向，繼承和發展中唐古文運動，第三是重新確認古文創作實踐的標準，推崇平易通順而反對生僻艱深。由於北宋古文運動是在西昆派較量的過程中進行，而且又總結了中唐古文運動的得失，因而它的現實性更強，看法更統一，成果更多。從此以後駢文再也未能在中國文學史上死灰複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