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新文化運動

辛亥革命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在政治上實行獨裁統治，瘋狂反對共和，複辟帝製。在文化思想領域，大肆鼓吹尊孔複古，向資產階級文化大舉進攻。在五四前後，一大批其有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掀起了一場徹底的反封建主義的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是以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1916年以後改稱《新青年》)為開端的。陳獨秀參加過“二次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與主將。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聘請陳為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雜誌社也隨著遷到北京。當時在北大執教的李大釗、魯迅等人成為主要撰稿人。這樣，新文化運動便以北大為中心，以《新青年》為火炬在全國點燃起來。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封建專製和迷信觀念，民主是指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與民主政治。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猛烈地抨擊了中國腐朽的封建文化的社會製度。他說：“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放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製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要建立這樣的民主政治，就要有民主的思想，提倡人權、平等與個性解放，反對奴性。他說：人“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役他人之權利，也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

提倡科學，就是提倡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宣傳唯物論、無神論、進化論，反對封建迷信、愚味和盲從。陳獨秀認為科學和民主是密不可分的，同為“近代歐洲是時代精神”。他說：“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青年之有兩輪焉”，“國人而欲脫離蒙昧時代。羞為為線代之民也，則急起直質。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他號召人們排除虛妄、迷信和盲從，用民主和科學的態度，去對待一切傳統觀念和社會問題，以求實的進取精神，自覺奮鬥。

當時把民主稱為德先生(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科學稱為賽先生(賽因斯，sctente)。陳獨秀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黑暗。”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認為，中國之所以危亡，民主與科學所以不能實現，都是由於封建倫理主張沒有掃除的緣故。因此，他們把鬥爭的鋒芒集中指向孔子學說的核心——綱常守級製度。“打倒孔家店”的呼聲振搏著中國。他們認為孔子是帝王專製的護符，君主政製之偶像，因此號召青年拋棄儒家的“三綱五常”與“忠孝節義”等“吃人的禮教”。李大釗對於孔教的攻擊更加猛烈。他相繼發表文章，尖銳地指出孔子是“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保護君主政治之偶像。他在《青春》一文中號召青年”中央過去的網羅，破壞陳腐學說的囹圄”，以“青春之我”去創造“青春之中華”。

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提倡白話文和文學革命運動。文學革命的發起者，首推胡適。1916年11月他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文學改革的八項主張，極力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主張寫文章，“不做無病之呻吟”，“須講求文法之結構”，“不尊仿古人”，“須言之有物”，主張文學反映時代精神，“實寫今日社會之情況”。他認為“白話文是中國文學正宗和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把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作為文學改革的宗旨。

1917年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把文學改革明確地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聯係起來。他說：“今領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看精神界之文學”，並提出了三大主張：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推倒古典文學，建設寫實文學；推倒山林文學，建設社會文學。

魯迅是把文學革命從內容到形式結合起來的最好典範。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揭露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呼籲社會“救救孩子”。後來又發表了《孔乙己》、《藥》等小說，成為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先驅。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則扛起了教育革命的大旗。1917年他上任後，提出“教育救國”的口號。他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推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方針。又推行“人才主義”，他極力聘請各家名師，不問政治，隻要有一說之長，就予以聘用。

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就其性質來說，仍然屬於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的範疇。盡管這場運動局限於知識分子的小圈子內，沒有與廣大工農群眾相結合；對中西文化采取了形而上學的絕對肯定與絕對否定的態度，也沒能給中國人民真正指明謀求解放的道路，但這場運動有重大的曆史功績。它以民主主義的革命精神，批判了封建主義的政治製度與倫理道德，衝破了孔子學說的思想禁錮，喚起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形成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為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準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拓了道路，為中國迎來了新民主主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