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西安事變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和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下，國民黨營壘進一步分化。蔣介石調駐在陝西的張學良東北軍和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又稱西北軍)為進攻紅軍的主要力量，受到紅軍的沉重打擊，蔣介石不僅不予補充，反而取消其被殲部隊番號。張、楊十分不滿，感到對紅軍作戰沒有出路，下級軍官和廣大士兵更是厭倦內戰，要求抗日的情緒日趨高漲。

而中國共產黨鑒於東北軍、西北軍所處的特殊政治地位及廣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情緒，在爭取國民黨最高當局聯合抗日的同時，加強了對這兩支部隊的統戰工作。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以紅軍將領的名義致書東北軍全體將士，闡明中共的抗日主張，明確表示紅軍願意同東北軍首先停戰，共同抗日。並且釋放了被俘的東北軍軍官，與張學良等在延安會談，商討了逼蔣抗日的可能性。

10月，蔣介石調集嫡係部隊約30個師從河南開入西北“剿共”前線。12月4日，蔣介石再次飛抵西安，逼迫張、楊執行“剿共”命令，否則即將東北軍、西北軍分別調駐福建和安徽，由中央軍進駐陝甘兩省“剿共”。張、楊既不想參加內戰，也不想離開西北。張多次勸說蔣介石放棄內戰政策，楊拒不服從“剿共”命令。而蔣介石毫無悔悟之意，表示“剿共”政策至死不變。張、楊“苦諫”失敗後，便開始籌劃“兵諫”，逼蔣抗日。

12月12日淩晨，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衛隊包圍了臨潼華清地，扣留了蔣介石；楊虎城部控製了西安全城，扣押了陳戰、衛立煌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隨即向全國發出通電，陳述事變動機完全出於抗日救國，對蔣介石“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並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中山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等抗日救國的八項主張。同時，張、楊還電告中共中央，邀請代表團來西安參與決策，共商大計。

西安事變引起了國內外各派政治勢力的強烈反響。英、美兩國政府從維護其切身利益出發，避免南京政府為親日派所控製，因而極力主張支持營救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蘇聯則從外交政策上考慮，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關係，力主事變和平解決，竟公然斥責張、楊這一愛國義舉。日本政府竭力破壞中國的團結抗日，挑動內戰，公開威脅南京當局，暗中支持武力“討伐”，以便實現滅亡中國的野心。

在國內，西安事變的爆發，完全出乎南京政府的意料，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極力主張明令“討伐”張、楊，炸平西安，欲置蔣介石於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齡為代表的親英美派則力主用和平方式營救蔣介石。國民黨左派人士馮玉祥等也主張和平解決，以避免內戰。東北軍和西北軍將士及西安大多數民眾要求公平、槍斃蔣介石。張學良主張和平解決事變，楊虎城傾向於懲辦蔣介石。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至陝北，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深入討論之後，於19日發出《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指出，西安事變的發動，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並指出事變的發展可能有兩個前途：一是爆發內戰，削弱全國抗日力量，推遲全國抗戰的發動，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親日派所歡迎的；二是結束“剿共”，使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得到早日實現。中共中央從民族利益的全局出發，提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12月15日和19日，中共中央先後兩次發出通電，堅決支持張、楊的愛國立場，重申國共合作，團結救國的一貫主張，闡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根本立場。

12月23日，宋美齡、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麵，張學良、楊虎城代表西安方麵；周恩來作為中共全權代表，正式開始三方麵會談。經過兩天的談判，達成了六項協議，即：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解放上海愛國領袖，解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其他的具體救國辦法。蔣介石當麵向周恩來表示：“停止剿共，聯合抗日。”但對六項協議，不願書麵簽字，而以“領袖人格”擔保，回南京後分條逐段實行。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麵基本結束，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曆史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