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張騫出使西域

漢代所指西域，有廣狹義之分。狹義的西域，主要指今天玉門關以西的新疆地區，包括蔥嶺以東的塔裏木盆地和天山北路的準噶爾盆地。廣義的西域則包括了蔥嶺以西直至地中海的中亞和兩河流域。漢朝發生直接關係的，主要是當時中亞的烏孫、大宛(今哈薩克、塔吉克、阿富汗地區)和安息帝國(今伊朗地區)。西域地區和中原的來往，可以追溯到西周中期的周穆王時代。之後，史書雖少有記載，但這種來往並沒有中斷。由於匈奴人的隔絕，漢朝和西域之間的來往被迫中斷。到武帝時，這種局麵才被打破。建立這個功績的，是漢代偉大的探險家張騫。

張騫，漢中成固(今陝西成固)人。武帝建元年間為郎官。武帝即位之後，著手準備反擊匈奴，多方了解匈奴的情況。不久，武帝從匈奴降者的口中得知，匈奴曾擊敗原來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帶的月氏人。匈奴冒頓單於擊殺月氏王，以其頭骨為飲酒之器。月氏人被迫向西逃遁，常仇怨匈奴，欲報仇雪恨，卻找不到同盟。武帝出於戰略上的考慮，聽了這個消息之後，便想派人出使西域。西域路途遙遠，又必須穿過匈奴人控製的地區，出使十分危險，使者必須是大智大勇之人。因此，武帝下令向全國招募自願出使西域的人。張騫以郎官身份應募出使。漢建元三年(前138年)，漢武帝任張騫為漢朝使者，持節出使西域。隨行的有堂邑氏的胡奴甘父(即堂邑父)等100多人。

張騫一行從長安出發，出了隴西郡的邊塞之後，便進入匈奴地界。走出沒多遠，他們便被匈奴人俘獲。匈奴單於探明了張騫等人的意圖，把他們全部扣留起來，說：“月氏在我們的北麵，漢朝使者怎麽能去?我想派使者出使南越，漢朝能夠聽任我們去嗎?”於是，張騫一行人被扣在匈奴十幾年。匈奴人並沒有過分為難他，把一個女子嫁給張騫，還生了孩子。忠心耿耿的張騫卻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持著武帝給他的符節而不失。

過了十幾年，匈奴人對張騫的監視逐漸鬆懈起來。張騫瞅準時機，帶著下屬逃出匈奴，向西行走數十天，費盡周折，終於到了大宛(今中亞塔什幹地區)。大宛王早就聽說東方有個漢帝國，十分富饒，想通使節卻被匈奴人阻絕，沒有機會。見張騫一行到來，十分高興，問張騫想到什麽地方去。張騫說：“我們為漢朝出使月氏，而被匈奴人隔絕。如今逃了出來，請大王派向導送我們去。如果能到達大月氏，返回漢朝後，漢朝定會贈送大王無數的財物。”大宛王認為張騫的想法對自己並沒有壞處，反而有利，於是，他便派向導帶領張騫他們到了康居(在大宛西)，康居又派人把他們送到了大月氏。大月氏王被冒頓攻殺後，其太子繼位，率部眾遷至中亞，降服了大夏人而定居下來(在今阿富汗北部地區)。這裏土地肥沃，外部威脅少，居民生活安樂，又覺得離漢朝太遠，遷回故鄉很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變化心理早已沒有了。張騫見到月氏王之後，反複陳說，卻終未能達到目的。月氏王不願和漢朝合擊匈奴。過了一年多，張騫見達不到目的，多留也是無益，便返回漢朝。這次他們走的是南道。翻越蔥嶺以後，順著南山(今昆侖山脈)北麓向東，試圖穿過羌中(今青海地區)回國。不料途中再次被匈奴人截獲，並被帶至匈奴單於庭扣留起來。又過了一年多，匈奴單於死，左穀蠡王攻其太子而自立為單於，國內大亂。張騫乘亂帶著匈奴妻子和孩子及堂邑父從匈奴逃回漢朝。張騫出使歸來的消息轟動了漢朝。漢武帝拜張騫為太中大夫，拜堂邑父為奉使君。

張騫身材高大，強壯有力，又豁達大度，很有豪氣，連匈奴人也很喜歡他。堂邑父本來就是匈奴人，善於射箭。在出使西域的途中，每當他們一行人窮急之時，全靠他射獵禽獸為食。張騫從建元三年出使，至漢朝元朔三年(前126年)終於返回，整整經曆十三年。出發時的一百多人，回來時隻剩下了張騫和堂邑父兩人。

張騫回朝之後，向武帝匯報了他們所經曆和聽說的西域各國的情況，使漢朝人第一次對西域各國有了比較全麵的認識。張騫所經曆的國家，主要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國。這些國家，有的是土著農業國，耕田種地，有城郭室屋，如大宛便多稻麥，有葡萄酒，多善馬。烏孫(在今新疆北部準噶爾盆地)之俗與匈奴同，放牧牛羊，逐水草而遷徙，有騎兵數萬。康居也為遊牧國，有騎兵八九萬人，大月氏為行國，他們逐水草而遷移，有騎兵十餘萬。安息為西方最大國，耕作稻麥，釀葡萄酒，城邑有大小數百個，地方數千裏，商業發達。安息之西有條支國(在今兩河流域)，那裏氣候炎熱，種稻田。大宛之南有大夏，其兵弱，畏戰，人口有一百多萬。大夏東南有身毒(即今天的印度)。張騫對武帝說，他在大夏的時候，曾見到邛(今四川邛崍)地生產的竹杖和蜀(今四川成都)郡生產的布匹。武帝聽說大宛、大夏、安息等國皆為大國，多奇物，土著，而兵弱，貴漢朝之財物。漢武帝心想，如果漢朝能夠以義屬之，使來朝拜，則可以廣地萬裏，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因此，武帝非常高興，派張騫到蜀地去，從犍為(今四川宜賓)郡發使者四道並出，以求身毒，但皆被當地少數民族所閉塞，未能成功。

不久，張騫隨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因他在漠北生活多年，了解當地的自然地理環境，知道什麽地方有水草，使大軍得以不乏，故因功而被封為博望侯。元狩元年(前122年)，張騫和李廣率軍從右北平出擊匈奴，李廣被包圍，傷亡慘重，張騫所率主力未能按期到達，當斬，後贖為庶人。

漢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渾邪王降漢，漢元狩四年(前119年)漢軍和匈奴漠北大決戰後，通往西域的道路被打通。漢武帝再次對通西域發生了興趣。張騫乘機向武帝建議聯絡烏孫，以威脅匈奴後方。武帝同意，拜張騫為中郎將，率領三百人、上萬隻牛羊，帶著價值數千萬的財物，其中有許多持節副使跟隨，以便屆時出使他國。張騫到了烏孫後，烏孫國內正麵臨危機。烏孫昆莫(相當於匈奴單於)年老，國一分為三，既不願東遷，也不願和匈奴為敵。張騫見難以達到目的，便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於闐等國。烏孫派使數人、良馬數十匹隨張騫回漢朝報謝，同時探看漢朝的情況。張騫回國後，拜為大行，官列九卿。一年多後，張騫在長安去世。

烏孫使者探知漢朝土地廣大，人民眾多，國家富裕強大，歸報其國，從此烏孫更加重視與漢朝的交往。又過了一年多，張騫派出去的副使有的帶了出使國的使者一同回到長安。從此，漢朝和西北地區各國開始建立友好往來。以後，漢朝派往西方的使者常常打著博望侯的旗幟以取信於外國，外國人由此而信之。從此以後，揭開了中西交通的新篇章。

十一、司馬遷撰修《史記》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縣)人，生於漢建元六年(前135年)，大約在漢武帝晚年去世，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位頗有學識的史學家和思想家，漢建元、元封年間(前140年至前110年)任太史令，著《前家要旨》，同時，他還抱定了記載漢興之後“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宏偉理想，據現在研究，證明他不僅已編撰出了一些漢史的篇章，而且有本紀、有列傳、有“太史公曰”，已備一定的著作體例和規模。司馬遷幼年在家鄉生活，“耕牧於河山之陰”，大約十歲時隨父到長安，開始誦“古文”(經)，曾跟孔安國學習過古文《尚書》，大約還聽董仲舒講過《公羊春秋》。他博通“六藝”，涉獵各種典籍及先秦諸子、“百家雜語”；精天文、律曆、地理，並知醫藥、樂、占卜；喜文學，尤其推崇屈原、賈誼、司馬相如的辭賦。20歲的時候，他第一次遠遊，足跡遍及長江中下遊地區和今山東、河南等地。返長安後，他作了郎中。此後，他還侍從漢武帝到過今山西、河南、甘肅、內蒙等地。漢元鼎六年(前111年)，他受命出使“西南夷”。次年，從“西南夷”返回，見父於河洛之間，這時，司馬談因病滯留洛陽，不能隨武帝封禪泰山，“發憤且卒”，乃對兒子傾吐了自己“欲論著”的宿願，諄諄囑咐司馬遷踵其事業。司馬遷俯首流涕，莊重地表示一定繼承父親的遺誌。元封三年(前108年)，他繼任太史令，遂能讀到“靡不畢集於太史公”的“天下遺文古事”。於是開始積累材料，準備寫作。漢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倡議改曆並積極參加了這一工作，把漢朝沿用的已不準確的《顓頊曆》，改為比較精密的《太初曆》。此後，他才全力以赴正式開始了著述工作。漢天漢二年(前99年)，他為敗降於匈奴的李陵辯護，觸怒了武帝，被定了“誣罔主上”的死罪，於是“深幽囹圄”之中。司馬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又“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他認為，自己的著作“草創未就”，如果伏法受誅，猶如螻蟻般死去，實在“輕於鴻毛”。他抱著堅持完成自己著作的崇高理想，毫無慍色地接受了腐刑，以免一死。這一奇恥大辱，使司馬遷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受刑後不久，他被任命為中書令。他堅持著述，把自己全部的才學、見識和心血，都貫注於著作之中，終於完成了開創我國史學新時代的不朽著作——《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包括二十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大部分，共計130篇(卷)，526500字，是一部組織嚴密、內容宏富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

《史記》著成之後，未即流行。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才公布於世。自此至唐中葉，“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唐初也隻有少數人對它發生興趣。但這段時間卻是《史記》傳播的重要時期。一是產生了對它的原則性的評價意見。劉向、楊雄稱讚《史記》“其文直，事其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讚》)。同時，楊雄又指出司馬遷“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漢書·楊雄傳》)。稍後，班彪、班固發揮楊雄的論點，認為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漢書·司馬遷傳讚》)。這些看法，幾乎成為此後二千年來《史記》研究爭論的焦點。另一方麵，產生了不少補續注釋《史記》的作品。東漢衛宏首先提出了《史記》有缺，後來班彪、班固亦謂“十篇缺，有錄無書”。三國時張晏指出了所缺十篇的篇目，並說《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目者列傳》為褚少孫所補。一般認為，所謂十篇，並非全佚，褚少孫確為第一個補續《史記》的人，但所補文字，均冠以“褚先生曰”，而且不止是張晏所列四篇。褚少孫之後，續《史記》者很多，有劉向、劉歆、馮商、衛衡等十餘人，現在很難分清原作和補續之間的界限，但大體說來今本還未失原著的精神風貌。注釋《史記》的人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是宋裴駰的《集解》，唐司馬貞的《索隱》、張守義的《正義》，後人稱為“三家注”。唐中葉以後，《史記》的流傳就比較廣泛了。韓愈、柳宗元把《史記》當作古文的典範加以提倡。其後迄於近代，基本上從史學和文學兩個方麵進行研究。其中，雖然不乏支持司馬遷思想的人，但基本上則是一方麵指責他離經叛道，一方麵在史學和文學方麵給予極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