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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和山西，到底哪個更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遺址?相信隨著考占事業的迅速發展和考古資料的不斷積累，破譯夏墟之謎，一定為期不遠。
半坡遺址之謎
陝西省渭河兩岸氣候溫和，土地肥沃，密布的河網水係為古代人類的交流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半坡遺址就位於渭河支流產河下遊的二級黃土台地上，背靠白鹿塬，麵向河，與現代的河床相距八百米。
在半坡遺址，考古人員發掘了麵積近一萬平方米，發現房基三十六座，墓葬一百七十四座，出土可複原陶器近一千件，生產工具六百多件，這些寶貴的文物背後隱含著那個時代的什麽秘密呢?
據出土文物及其遺跡研究，半坡遺址在考古學文化上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仰韶文化，距今約六千多年，處於母係氏族公社階段。這時，伴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由農業和狩獵得來的食物日漸豐富，人口也日益增多起來。半坡人在原始農業的基礎上，手工業也開始從農業中分離出來，能建造地麵建築，過著定居的牛活。
從遺址的複原圖上，我們看到一幅由家庭、家族到氏族的完整生活場景：人們過著定居的農耕生活，居住區位於聚落的中心，四周有保護壕，村北是公共墓地，村東是燒製陶器的窯場。村內的房屋大小基本相等，圍繞村中部的大房子而建，貯藏東西的窖穴成排分布，墓地的隨葬品沒有差別，人們過著集體、平等而有組織的氏族生活，消費品歸集體而非個人所有，還沒有產生貧富分化，處在人人平等的母係氏族社會階段。
為了防止雨季造成的河流暴漲暴落給生活帶來的不便和洪水的威脅，半坡人精心地選擇了臨近河流而又較為幹爽的二級黃土台地作為營建自己家園的地點。為了保衛整個村子的安全，避免毒蛇、猛獸之類的侵襲，有效地控製出人村莊的道路，防止敵對村莊的進攻，半坡人在村莊不臨河的三麵挖築了一條巨大的壕溝。壕溝全長三百餘米，深五六米，寬約六至八米，上寬下窄。壕溝的工程量相當巨大，根據初步計算，大約共需移動土方一點一七萬立方米。如果以每人每天挖二點五立方米計，需要一百人挖一年零三個月。
半坡村寨的精心設計還表現在村子中有了明顯的功能區分：壕溝以內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居住區，生產陶器的陶窯則在壕溝東邊的外側，公共墓地在壕溝的北側。
走進半坡村寨，首先看到的是村子中部一個巨大的中心廣場，這是半坡人日常生活和聚會的地方。一條橫貫東西的大路，把整個村子一分為二。半坡村的規劃采用的是一種較為典型的向心式布局，即村莊中間是村寨居民公共活動的廣場，房屋分布在廣場四周，屋門都朝向廣場，這種布局是為了保障整個村莊的凝聚力和總體布置的需要。房屋的周圍並不十分空曠，圍繞著這些大大小小房子的是眾多的窖穴和垃圾坑。窖穴一般用來貯藏糧食、器物，形狀多為口底等寬的直筒形和口小底大的袋形。為了防潮，這些窖穴的內壁經過抹泥加工，口部原來可能也有用植物莖幹編成的蓋子。
半坡人的房屋，從平麵分，有圓形和方形兩種；從立麵分，有半地穴式和地麵式兩種。地麵房屋的建築有較為固定的方法，首先是在地麵上挖出方形或圓形的牆基槽，使建築的房屋更加堅固；然後是在基槽中栽埋木柱，這些柱子是房屋牆體的骨架，柱子洞裏早期隻是把挖出的土回填，並沒有其他的特殊處理。房屋牆體用草木、植物纖維和細泥土混合貼在木柱兩側成形。房頂由室內栽埋的較粗大的明柱支撐，並且根據房屋平麵形狀，分別做成方形或圓形的頂棚。頂棚用樹木枝幹為骨架，其上用植物莖葉覆蓋，表麵塗抹了一層細泥土作為保護層，以增加房屋的重量，減輕大風和暴雨對房頂的破壞。房屋建成後，平整地麵，然後用調製好的泥漿粉刷牆體，用火燒烤地麵，以增加地麵的幹爽、堅固程度。
距今六千多年前，生活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的祖先們已經普遍地發明了原始農業，黃河流域的旱地農業在世界上最早培養出了粟，長江則是稻作農業的搖籃。半坡人發展了多種經濟生產方式，他們年複一年地用自己勤勞的雙手種出粟，成為維持生活的主要糧食來源。
半坡人的文化藝術以彩陶為代表，線條單調，圖形質樸，以紅地黑花為主，也有黃地紅花或加白衣飾黑紅兩色花的。圖案紋樣種類豐富，造型奇特，具有很強的象征意味。彩紋的構圖有四種形式：一是對稱組合，二是不對稱組合，三是同一母題的花紋連續組合，四是不同母題的花紋連續組成一組花紋，其中有主飾也有附飾。花紋及所飾部位與器物造型配合相宜，構成較完美的藝術整體。例如，寬幅的紋飾多在直口圜底缽的口沿和卷唇折腹盆的肩部，橫長形的花紋飾於低矮的器物上，人麵紋在卷唇圜底盆的器內近底部，網紋和斜方格紋飾於近口沿的內外壁，均達到了最佳的裝飾效果。這些圖案大體上可分成幾何形和肖形兩類。幾何形紋樣以三角形和折線紋作為基本的創作母體，利用虛實、正反和粗細的線條變化進行組圖，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個變化萬千的抽象世界。
古人類學家猜測，在半坡人的眼中，這些動物的紋樣或許並不僅僅是對客觀世界的描述，他們用彩筆反複地再現魚、蛙一類繁殖能力極強的動物，也許正是祈求冥冥中的神靈給予佑福，渴望多子多孫，萬世永續。魚兒所具有的多產能力使這種動物在半坡人的心目中成了通靈的神物，於是魚和人結合在一起，美麗的人麵魚紋盆向人們訴說的正是與氏族中巫師共同出現的這種人格化的魚。晚期的魚紋走向抽象化，極其誇張而且變形，用寥寥數筆勾畫出的幾何圖形說明，此時的魚已經不再是具體的生物了，它變成了一種概念化的標誌物。
半坡遺址的發掘與研究，確立了仰韶文化的一個新類型——半坡類型，為關中地區的史前考古工作確立了時代標尺。半坡遺址是一處典型的原始社會氏族公社聚落遺址，它的發現與發掘，為正確探討原始社會氏族製度與社會生產生活提供了寶貴資料。
河姆渡遺址之謎
在姚江之畔現今浙江省餘姚市文亭區羅江鄉，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小小村落叫河姆渡，它的西、南兩麵緊臨姚江，過江不遠處就是綿延起伏的四明山脈，東麵、北麵則是風光明媚的平原，村落在丘陵向平原緩慢傾斜的過渡地帶。河姆渡遺址以其悠久的曆史、複雜的內涵、鮮明的特征、豐富的實物、罕見的珍品聞名於世，它被人們譽為“七千年前的魚米之鄉”。
這個古老的魚米之鄉是這樣被發現的。1973年，餘姚縣羅江公社為使境內地勢低窪的稻田旱澇保收、穩產高產，決定在河姆渡村北隅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六月，建造翻水站的工程正式動工，當挖到地下三米多深的地方時，發現了一批夾炭黑陶片、建築木構件，並伴隨有大量的古動物骨骼。麵對這些世所罕見的陶片和獸骨。聽到當地人們的匯報，文物主管部門即刻派出專人前往察看調查，確認是一處古文化遺址，並迅速組織力量對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試掘。
首次試掘開挖五乘五米的探方兩個，五乘二米的探溝一條，發現文化堆積十分深厚、文化內涵非常豐富，獲得了一批石器、骨器、陶器、木構件和動物骨骼等。這一批烏黑古樸的陶片、斧痕累累的木構件、斑駁破碎的獸骨，向人們透露出令人振奮的信息：這是浙江境內已知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同時為弄清遺址的分布範圍，考古工作者不辭辛苦，連續作戰，對遺址做了全麵探查。結果發現在河姆渡村及其周圍地麵上和水稻田下，都有文化堆積層或零星陶片出土。特別是在姚江岸邊靠小山包一帶，有被姚江水衝塌而暴露出的文化堆積。可見遺址麵積比現在還大。經測算分布範圍達到四萬平方米，這在浙江曆史上還是首例。河姆渡的先民們是怎樣生活的呢?要解開這個謎，就要深入研究出土的遺物。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次發現的大量稻穀、稻稈葉和許多植物莖葉、果實，很多出土時顏色鮮明，保存良好。這是因為遺址地下水位常年較高、文化層深埋地下、文化遺物長期浸泡水中，處於一種相對穩定飽和的隔離狀態，而文化層土壤中所夾雜著的腐殖質，使地下水含有弱酸性成分，對它們起到了良好的防腐效果。這樣，才使大量的文化遺物和動植物得以保存良好，為我們研究史前人類的生產生活狀況、社會組織結構、觀念意識形態以及農業史、科技史、建築史、藝術史和環境變遷等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更讓人激動萬分的是通過遺址第四文化層采集的九個標本的科學測定，最古老的是約七千年，最年輕的為六千六百年，總平均值為距今六幹七百七十年左右。因此可以認定第四文化層的上限已達七千年之久，這是當時發現的東南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最早的文化。
舊石器時代原始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極端低下，往往依賴大自然的恩賜從事采集、狩獵等采食經濟活動。在長期的生產勞動和生活實踐中，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界某些動植物的生長規律，並加以改造和利用，從而發明了農業和畜牧業，社會由此跨人了產食經濟為主的新石器時代。河姆渡遺址大體處於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稻作農業相當發達，表明原始農業在本地區的發展已經曆了相當長的一段曆程。
在河姆渡遺址兩期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中，第四文化層都有大量的水稻遺存出土，尤以上部堆積最為豐富。在首次發掘的四百多平方米範圍內，普遍發現一層乃至多層以蘆葦類莖葉、稻草、秕穀、穀殼、木屑碎渣及禾本科植物與少量動物遺骸交互混雜的棕褐色堆積層，厚度從十至四十厘米不等，最厚處達八十厘米。出土時稻稈、稻葉、稻穀與秕穀色澤如新，外形完整，有的連稻穀穎殼上的隆脈、稃毛都清晰可辨。有學者曾推斷稻穀總量當在t一百二十噸以上，這是多麽驚人的數字，堪稱全國第一，世界罕見。
遺址出土的稻穀遺存都已炭化，然大多還保留有完整的穀粒外形，顆粒大小已接近於現代栽培稻，粒重更遠遠超過了野生稻。經過農學家鑒定，認為屬於栽培稻的秈亞種中晚稻型的水稻，這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被認為是亞洲最古老的稻作遺存。
河姆渡遺址發達的稻作農業是和先進的耜耕形態相適應的。出土的農具主要有骨耜、木耜、木鋤、長方形雙孔石刀等。骨耜是最為典型且數量最多的一種農業工具，兩次發掘共出土二百件左右。它多取材於大型偶蹄類哺乳動物的肩胛骨，少數為胯骨，長二十厘米左右。平麵略呈梯形，上端(肩臼部)為柄，厚且窄；下端作刃，薄而寬。肩臼寬厚處多橫鑿長方形扁孔，輕薄處多修磨成半月形，正麵中部多鑿有兩個長方孔。這種骨耜往往裝有直向木柄，其末端緊貼骨板淺槽，正麵方孔和橫方孔可穿纏藤條綁緊柄末，頂端做成提手，操作既方便靈活又節省體力，非常適合於河姆渡附近平原沼澤地帶使用。河姆渡稻作農業的耕作形態，堪稱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耜耕農業。
農業水平的普遍提高必然導致相關的家畜飼養業達到一定的規模。豬狗兩種家畜遺骨在遺址中到處發現。據統計，豬骨標本百分之五十四是一兩歲的幼小個體，百分之三十六是兩三歲的成年個體，老年個體僅占百分之十，由此可知豬在幼年和成年時便被宰殺，與自然死亡有別，應該屬於家豬之列。另還出土有一件陶塑小豬和兩件豬紋陶器。陶豬四肢粗短，腹部明顯下垂，身體肥胖作挪動狀，與現代家豬相近。狗是人類馴化最早的動物，是人類捕獵活動的得力助手，遺址中狗標本與狼明顯不同，居住區內還發現了十幾塊可能是狗的糞便塊。水牛的骨骼數量也較多，河姆渡遺址的水牛可初步認為是我國目前所知馴養最早的水牛。
盡管河姆渡人已有了栽培農業和家畜飼養業，但遺址中發現的大量植物果實和野生動物骨骼說明，采集、漁獵、捕撈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經濟部門。河姆渡人采集的果實有橡子、菱角、酸棗、桃子、芡實、薏仁米、戎蘆、菌類、藻類等。野生動物中的哺乳類、鳥類、爬行類、魚類、軟體類的四十多個種屬也成了他們漁獵的對象。其中，鹿科動物數量占絕大多數，足見溫順的鹿類是人們偏好也是容易獵獲的目標。湖沼地帶生活的鳥、魚、龜、鱉及濱海河口的鯔魚又經常成為他們口中的美味，現已不見於浙江境內和毗鄰地區的亞洲象、犀牛、四不像、紅麵猴更成了河姆渡人難得的佳肴。
河姆渡先民的農業為主、多種經營的經濟生活，是與他們所在的優越自然環境緊密相聯的。距今六七千年前，河姆渡的氣候濕熱溫潤，雨量充沛，氣溫比現在要高，與我國現在華南一帶接近。河姆渡村落離大海不遠，有一條源於四明山脈芫嶺山下的溪流由南向北繞村而去。河姆渡人正好在丘陵山地和平原湖沼的交接地段，附近的平坦地帶有他們辛勤墾殖的良田阡陌，遠方四明山麓的密林深處，高大凶猛的犀牛、老虎、亞洲象、黑熊出沒無常，成群結隊的梅花鹿、水鹿、麂在山地林間灌木叢中隨處遊**，水牛和青羊在房屋周圍悠閑地啃著青草，蘆葦茂密的湖沼旁的水鳥、遊魚、龜、鱉更構成了一幅動人的水上樂園圖。這一切都給河姆渡人提供了優越的生存條件。
河姆渡遺址兩次大規模發掘中，第二、三、四層都發現有木構建築遺跡，尤以第四文化層保存最為完好，最為豐富多彩。建築構件諸如柱礎、圓柱、方柱、排樁、板樁、地龍骨、橫梁、木板之類，星羅棋布，縱橫交錯，數不勝數。許多木構件上都留下了形式多樣、結構複雜、精巧靈活、科學受力的榫頭和卯孔。雙層榫頭、燕尾榫、企口板、垂直雙卯孔轉角柱的發明、梢釘的出現，都說明河姆渡人的木作工藝技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特別是首次發掘第四文化層發現的排列有序的十三排樁木構成的一組建築，代表了他們的傑出成就。
這組建築遺跡正好有意識地選擇在陵阜與沼澤的過渡地帶。十三排木樁基本走向是西北一東南，縱軸沿等高線排列，分析估計原來至少有三棟以上的長屋，長度在二十三米以上，其中一棟長屋的進深約七米左右，臨水一側有寬一點三米的外廊。由於建築坐落於湖沼邊緣，必然需要抬高居住麵，而建築遺址內未見居住麵，卻在室內部位發現了大量植物、動物遺骨、殘破陶器組成的生活垃圾，堆積厚度也不同。所發現的建築遺跡，主要為排列成行、打人泥土中的樁木和樁頭上同榫卯銜接的地梁及散亂的梁、柱、厚板，而沒有地麵建築所見的草盤泥和紅燒土之類。由此說明，這是一種以樁木架空居住麵基座、上麵立柱安梁構屋架的幹欄式建築。它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最早的木結構幹欄式建築。由於它既可防蛇蟲猛獸，又可避潮濕水害，下麵還可豢養家禽家畜，因此曆數千年而不衰，時至今日，在我國西南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區，仍可見到這種古老的居住形式。
木構水井的發明是河姆渡人高超的木構建築技術的又一體現。遺址第二層發現的這口水井，是我國迄今所見最早的木構水井遺跡。它由二百餘根樁木、長圓木等組成，分內外兩部分。裏麵井口方形，邊長約兩米，每邊豎靠坑壁打下幾十根排樁。排樁內支頂一個由榫卯套接而成的方木框，以防排樁傾倒。排樁上平臥十六根長圓木，構成井口的框架。外圍有一圈呈圓形分布的二十八根柵欄樁，井內見有輻射狀的小長圓木構件和葦席殘片。據此說明水井上當蓋有簡單的井亭。水井的開鑿和利用，擴大了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空間，改善了水質，方便了定居生活，為社會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伴隨著發達的稻作農業和長期的定居生活，河姆渡人的手工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分工細致，門類眾多。在遺址包含的多種器物群中，特征鮮明的陶質器皿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河姆渡文化的麵貌。四個文化層中除分別有數量不等的泥質陶外，均有一種夾炭黑陶，胎含大量炭晶粒，係用植物莖葉碎末、穀殼等有機質為羼和料，在火候低和缺氧的還原焰中燒成，胎質疏鬆、硬度較低。從第四層到第一層夾炭黑陶逐漸減少，夾砂陶則逐漸增加，並占據了絕對優勢。陶器類早期比較簡單，主要有釜、罐、缽、盤、支座，晚期器類多樣，新出現了釜形鼎、垂囊式蠶，等。釜始終是河姆渡文化最主要的炊器，不但數量多，而且造型富於變化，是文化分期的標準器。
利用動物的各種骨骼和角為原料，加工製成生產工具、生活用具、裝飾藝術品是河姆渡文化的又一顯著特征。第一期考古發掘出土的八百二十九件生產工具中，骨角製的達六百二十一件，占百分之七十五。第二期發掘出土文物總數四千七百多件，僅骨器就占二千二百七十件，達百分之四十八點三。可見骨角器占有多麽重要的位置，而河姆渡村落周圍生活的各類動物，則為骨角器的加工製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無論動物的四肢骨、肩胛骨、肋骨、脊椎骨、還是鹿角、獸牙，都可作為他們的原料。當時農耕用的骨耜和漁獵用的骨鏃數量最多，此外有骨(角)質的錐和鑿、骨匕、骨哨、骨梭、骨鏟、骨魚鏢、骨笄、骨珠、角柄和鹿角靴形器，真是用途廣泛，琳琅滿目，應有盡有。
此外，在河姆渡遺址第三四文化層中普遍發現有葦席殘片，總數達上百件之多，還見幾段粗細不等的繩索，可見編織業已出現並具一定的熟練程度。紡織品雖未發現，但出土文物中屢有編織紋裝飾圖案和珍貴的紡織工具，說明紡織業已經存在。而漆碗的確認，把我國使用生漆的曆史提早到了七千年前，從而證明我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塗料“漆”的國家。
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河姆渡人逐漸形成相當水準的審美意識和藝術追求，創造了豐富多彩、高雅古樸的精神文化。遺址出土的原始藝術品中，絕大多數屬於裝飾藝術，即在日常應用的生活用具表麵裝飾花紋或雕刻圖像，既實用又美觀，它的數量龐大、門類齊全、題材廣泛、造型獨特、內容多樣。製作技法有刻畫、壓印、拍印、戳印、浮雕、鑽刻、堆塑、捏塑、彩繪等。所用材料比較廣泛，絕大多數施於陶器之上，也用於珍貴講究的象牙、骨角、木料等。
紋飾最普遍的是繩紋和幾何紋，其餘有鳥紋、太陽紋、魚紋、禾葉紋、蠶紋、稻穗紋、豬紋等，設計精巧、繁簡得當，形象逼真，寓意深奧。考古工作者發現的雙鳥朝陽象牙雕刻、鳥形象牙圓雕、木雕魚形器柄、圓雕木魚、雙頭連體鳥紋骨匕、編織紋骨匕、短線刻畫骨笄、陶塑魚豬、陶塑人頭像、狗形器鈕、刻畫豬紋的陶器等都是罕見的藝術珍品。同時遺址中還出土了一些玉和螢石質的璜、塊、管、珠、環、餅、丸等人體佩帶的裝飾品。有些質地呈半透明狀，玲瓏剔透，晶瑩潤澤。另有一些以獸類的獠牙或犬牙、鹿類的尖角和魚類的脊椎骨製成的裝飾品，多鑽有小孔，可貫穿起來組成串飾，佩戴在響前或掛在脖子上。
河姆渡文化玉器的出現，表明我國長江流域用玉曆史的竺久。這一傳統在後來的良渚文化中得到繼續發展，並創造了我國新石器時代輝煌燦爛的玉文化。識到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文字。他立即命人到藥店收購下所有帶字骨片。此後，他不惜重金，以每字二兩銀子的高價收購。
遼河紅山文化之謎
以往我們隻是傳統地認為，中國文明的起源主要是在黃河流域，或者說是黃河、長江流域，對其他地區的文化發展的水平估計不足。以壇、廟、塚為代表的紅山文化，其內涵之豐富，發展水平之高，均出於我們的預料之外。而這些巨型建築的發現，使我們的認識有了一個新的飛躍。它說明，中華文明的起源並不是一兀的，相反，它是多元化一體的，遼河流域同樣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河梁位於遼寧西部淩源、建平兩縣交界處，因牡牛河出山梁東麓而得名。發現於1983年的女神廟就位於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頂，處於這一帶紅山文化地點分布的中心位置。女神廟由一個多室和一個單室兩組建築構成，多室在北，為主體建築，單室在南，為附屬建築。主體建築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軸線左右對稱，另配有附屬建築，形成一個有中心、多單元對稱的古代殿堂。另外，出土的建築構件中有彩繪的牆壁麵殘塊，繪有赭紅問黃白色交錯三角紋幾何圖案，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壁畫。
在女神廟西側發現的泥塑造像殘塊中，人物像最多，有頭、肩、臂、**、手等殘塊。這些人像殘塊，分屬六個個體，她們的形體有大有小，年齡有老有少，或張臂伸手，或曲肘握拳，均係盤膝坐式，組成形神兼備、栩栩如生的女神像群。這些形象有的可能象征當時社會上的權勢者，有的或許就是受到崇敬的祖先。根據群像之間大小和體態的差別判斷，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層次的“神統”。尤其是出土了一尊有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肢體雖已殘碎，但頭部完好，雙眼中均嵌淡青色圓餅形玉片為睛，炯炯有神，極富生命力和神聖化。這尊女神像，使億萬炎黃子孫第一次看到用黃土塑造成的五千年前祖先的形象。而且，這並不單單是一尊孤立的女神頭像，而是矗立於蒼翠群山之上，女神成群排列於其內的雕塑寶庫中的一件珍品。如果說，秦始皇兵馬俑是封建社會的第一個藝術高峰．那麽，牛河梁女神群像可以看作我國文明黎明時期的藝術高峰。
這尊漢代雁魚燈造型奇特，設計精美，可杜絕煙霧汙染。難道漢代古人也有環保意識嗎?
在發現的動物塑像中，有豬龍和禽爪殘塊。雖然說豬龍的頭頂及身體大部殘碎缺失，僅遺留頭、耳、吻及前身、下吱部分，但仍能顯現其昔日的風采。出土的禽的塑像，僅存趾爪，作奮力抓攫狀，關節突出，趾尖銳利，表現力極強。豬龍神的出現，意味著原始崇拜超越了自然崇拜階段，而禽類神與之伴出，尚帶有圖騰崇拜的遺痕。
1983—1985年在牛河梁遺址的調查和發掘中，發現了四座積石塚，其規模之大也是罕見的。它們的特點都是以石壘牆，以石築墓，以石封頂。墓內排列的石墓，既是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石棺墓群，也是探討東北亞地區石棺墓形製起源的重要資料。1986—1988年，牛河梁遺址的發掘，不斷有重要的發現。其中的架子山頂一號塚中心大墓，墓中發現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頭的兩側有兩個大耳環，胸部有勾雲形玉佩，雙手握一對雌雄各一的玉龜，身上及手腕處還有玉鐲。這樣的墓主人生前不僅是一位富有者，更應當是當時的部族領袖。
尤為讓人振奮的，便是轉山“金字塔”式大型紅山文化建築遺址的發現。這座金字塔建築的範圍大約有近萬平方米，結構為夯土石砌圓形台階式，規模宏大，基部直徑一百餘米，殘存高度二十餘米，頂部堆積大量坩鍋片，中央夯土內埋有骨架。這座龐大的遺址與“女神廟”相距有四公裏之遙，可南望“豬山”。龐大的巨型建築，僅夯土就達十萬平方米，還有難以計算的巨石，很難想象當時人是怎樣從遠山搬運來的。以至於美國、法國、日本、印度的一些學者，在實地考察後，驚歎紅山文化是可與埃及金字塔、印度河莫亨佐達羅古文化相比的世界性發現。牛河梁發現的這座金字塔，堪稱為中國目前發現最古老、最龐大的金字塔。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不僅以女神廟和積石塚而聞名遐邇，這裏出土的精美的玉雕和龍的發現，同樣贏得了世人不斷的喝彩聲。其中，有豬龍形玉飾、玉箍形飾、勾雲形玉飾、玉璧、玉環等。特別是豬龍形玉飾，作獸首形，大耳，吻部前凸，口略張開，體卷曲如環，環孔和背上小孔均為對穿。整體扁圓、厚重、光潔，體現了紅山人獨特的玉器製作水平。從考古資料來看，玉豬龍形飾並非僅在牛河梁遺址中發現。早在1971年，在內蒙古自治區三星他拉村紅山文化遺址中就出土過一件大型的碧玉龍。龍體呈c字形，高二十六厘米。吻部前伸，向上彎曲，嘴緊閉。鼻端截平，上端邊起銳利的棱線，端麵近橢圓形，有對稱的雙圓洞為鼻孑L，具有豬首’的特征。過去對龍的形成，學術界根據文獻記載說法不一，有蜥蜴說、鱷魚說、以蛇為主體的多種動物組合說等。紅山文化的玉器，從發現的實物看，似乎是豬首蛇身的結合體。紅山文化玉豬龍的發現，才使人們把豬和龍的形成聯係在一起。有專家認為，紅山文化中的玉豬龍、獸形玉和勾雲形玉佩等，是當時社會某種等級、權力觀念的象征，已具有“禮”的雛形。
以玉豬龍、勾雲形玉飾、玉箍形飾、雙龍首玉璜等為代表的紅山文化玉器，過去曾作為傳世品著錄或在博物館中收藏，根據其特點和工藝水平，人們將其定為商周時器。而通過東山嘴、牛河梁等重要遺址的發掘來看，這些玉器要比商代玉器早兩千年。這些玉器，有相當一部分與原始宗教禮儀有關。至少有一部分我們可以確定其已經具備了禮器的性質。這對探討玉禮器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可以說，紅山文化玉器是燕山地區古代文明中最為輝煌的一部分。
除了牛河梁女神廟和積石塚的發現，考古工作者還對位於遼寧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遺址連續進行大規模的發掘，發現了距今五千年前的祭壇遺址。這也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一處宗教遺存。遺址坐落在一山梁正中緩平突起的台地上，長約六十米．寬約四十米。四周為開闊的平川地，一望無際。
遺址的中心部分為一座大型方形台基，東西長十一點八米，南北寬九點五米。基址內上部堆積有黑灰土夾碎石片層，下部為黃土堆積，底部為平整的黃硬土麵，間有大片的紅燒土麵。前端部分的圓形基址，直徑二點五米，是在黃土堆積的上部用石塊鋪砌而成，周圍以石片鑲邊，石圈內鋪一層大小相近的河卵石，是特意從山下河川中揀選的。從總體上看，這組石建築基址在石料加工、砌築技術上相當講究，布局上按南北軸線分布，注意對稱，有中心和兩翼之分，南北方圓對應，具有我國建築的傳統特色。
東山嘴祭壇遺址不僅以其獨具特色的石砌建築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基址內及其周圍，還出土了大量的器物。其中，陶器占絕大多數。但這些陶器不是出土在人們居住遺址中，也不是在墓葬中發現，而是在祭祀活動的遺址中發現的，說明這些陶器都與祭祀活動有關。
當然，除了陶器之外，還發現有雙首橫形玉飾和鴉形綠鬆石飾等。最突出的則是發現了陶塑女像。在發現的二十餘件女像殘塊中，多為人的肢體部分，未見頭部，皆為泥質紅陶。能辨認出形體的有兩類。一類是小型孕婦塑像，有兩件為**立像，頭及右臂殘缺，腹部突出，臀部肥大。另一類是大型人物坐像，塑造得逼真自然，富有動感，而且符合人體結構比例，其大小約相當於真人的二分之一。同時還發現有人體塑像腰部的衣帶裝飾。從大大小小的塑像殘塊可以看出，這裏為一個形態各異的陶塑人像群。雖然說在新石器時代考古中，也曾發現過單個的陶塑人像頭或刻畫的人像，但是像東山嘴的陶塑人像群則是前所未見的。
關於祭祀遺址的性質，有的人認為是祭地母神、農神和生育神的場所，也有人認為是祭祀山川的祭壇。不管怎樣，東山嘴祭祀遺址的發現，為我國史前時期的宗教研究擴大了視野，開創了新的領域。專用於祭祀的東山嘴建築群址的存在，標誌著它所屬的紅山文化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從祭壇建築的規模來看，其規模之大是罕見的，所用石材之多也是驚人的，這絕不是一個氏族或個別部落所能為之，而應該是若幹個部落聯合營建的。
從牛河梁女神廟和積石塚的發現和東山嘴紅山文化祭壇遺址的發現來看，我們能夠感覺到燕山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水平很不同兒響，它的發展水平，即便是與黃河、長江流域相比，也毫不遜色。
在紅山文化壇、廟、塚發現以後，壇廟塚大型禮儀性建築的發現，以及以玉龍、陶塑女像、特異形陶器等為代表的大量器物的出土，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以遼河為中心的地區，同樣是我國文明起源地之一。
絲綢之路之謎
現在如果我們去西方，乘飛機最多不過一天就可順利抵達。然而，在遙遠的古代，我們的先民們在西行時，不論是走陸路，還是走海路，不知要克服多少艱難險阻，要花費多少倍的時間。我們的祖先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就不斷探索著外麵的世界，經過不斷的努力，終於走出了一條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陸上通道，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這條路由中原出發經過新疆一帶，而後又通向更遠的印度、西亞。最早開通這條道路是在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後，大規模的商貿活動就興起了。出於研究的需要，人們給她取名，如“西域之路”、“中西古商路”等等，但都沒能通行。1877年，德國著名的地理學者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裏，首次將古代中國與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做“絲綢之路”。而後1910年，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在其著作“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由此路西傳，故此稱做“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在古代世界，隻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古羅馬帝國的顯赫軍事統帥和政治家愷撒大帝，有一次身穿一件絲綢製作的長袍，出現在羅馬劇場，那輕柔光亮的質地、輕盈飄逸的效果讓愷撒顯得分外耀眼。劇場的人頓時對愷撒的這件長袍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認為這件衣服簡直是“天堂上才有的東西”，因此稱愷撒穿的衣服為“天衣”。沒過多久，在古羅馬貴族就以能擁有一件絲綢衣服而引以為榮。中國的絲織品流傳廣遠，是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所以把這條中西交通的商路稱以“絲綢’’為代稱就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絲綢之路通向哪裏?有許多說法，首先其起點就有兩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絲綢之路的起點是西安。史書記載張騫出使西域是從西安開始，後來西漢與西域的交往都與當時的都城“長安，，相關，因此說起點為西安有充分的證據。第二種觀點認為，從商貿角度說，真正值得稱為起點的應是洛陽。洛陽曆史悠久，自古就是能與西安相媲美的繁華城市，在西漢雖然不是都城，但有繁榮的經濟，是全國商品流轉站，在這裏交易而後路經西安再向西域進發。在東漢，洛陽成為都城，更是一個國際大都會。隋唐時期是絲綢之路最興盛之時，當時洛陽已經是一個規範的經貿中心，其興建有3個市場：北市、南市、西市。3個市場各有分工，其中以南市規模最大。南市以商品交易為主，最繁榮時有商戶三四千家，除了小商品零售外，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絲綢、瓷器、皮毛、珠寶、金銀等商品由此批發到全國各地乃至國外，因此南市不僅在國內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當時重要的國際商業貿易中心。河南省洛陽市考古工作者新近在發掘一批唐朝墓葬中，首次出土3個胡俑，這3個留大胡子、高鼻梁、著大開領胡服、腰挎皮水囊的胡俑，一個為牽駱俑，兩個為立俑，個個顏色鮮豔，栩栩如生。這說明當時洛陽已有西來的商客絡繹不絕，這為洛陽絲綢之路“起點說”提供了有力的佐證。